去交大校史馆参观前，恰好公司媒体部在招聘。其中有个女生很优秀，面试后说考虑下给我们消息。她这后半句，原是我准备说的。但过去了两天还没有她的“通知”，就让办公室问询了。回复说：你们的办公室门口有一堆垃圾，看上去堆了很久了，我觉得你们可能没啥发展前途，就不去了。
　　这个细节让我思考了很久。
　　之前她给我的第一堂课，是她考虑下给我们消息。这个我理解，选择是双向的。但第二堂课，因为办公室门口的一堆垃圾而被遗弃，则加深了我对双向选择的理解。显然，我以往对此词的了解甚为肤浅。
　　在我故有的“双向”之中，有一种“权利”的傲慢，虽然不是政府的公权力，是一种基于给别人提供一种职业存在的“金融权利”，而这可笑的权利又是极其微不足道的。由于这种潜在思维铺成了底色，说是“双向”，实质仍然是将对方置于被选择的境地。但对方的回复彻底粉碎了这种逻辑的成立基础。
　　因为她于此时使用的权利，源自一颗自由之心。而不是我等所固有的所有源自自私之心的权利。人人均有权利之心，但来源决定了个体的尊严质地。与此相比，我所具有的尊严实在渺小且荒唐。
　　这与以往的年轻人对职业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我把这种可贵的变化，归结于今日中国大学精神的民国延续和新继承。民国大学精神的形成与当时的国势休戚相关。但当时的学者和年轻人并不因此而无原则为国体辩护。恰恰相反，他们更遵从于客观“真理”之心。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所谓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教育，与崇尚个性与自然的儿童教育主张，均立基于他对民主政体的向往。而胡适虽然幼承程朱理学，然而其对自由主义的体悟、实践与推崇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丁、卯虽颗粒之微，却乃拓展良田殿宇之伟功。”他们的学问之中，冀望之深，不在国家一时之得安，而是谋划一权利可获制约的良好政体。后世教育学界，发声虽然不一，谁人心内又不是如此深知？
　　在交大校史纪念馆的照片墙上，那些百年来依然璀璨如群星般的名字，和自信坦荡的容色，令观者动容、深思。而在学校会议室的走廊上，近二十年来的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信息则令人欣喜。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一个诗人，我为自己的知识结构深感惭愧，那些影响人类思想进程的杰出人物原来曾经到达过我所生活工作的城市，而我却一无所知。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大师道格拉斯·奥谢罗夫（Douglas D. Osheroff）、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马丁·约翰·埃文斯爵士（Sir Martin John Evans）、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村修二、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乔治·斯穆特（George Fitzgerald Smoot III）、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戴维·格罗斯（David Gross） 、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厄温·内尔（ Erwin Neher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达尼埃尔·谢赫特曼（Daniel Shechtman）等等。
　　在为西安交大之教育理念与世界同步的实践，由衷赞叹、感慨的同时，通过进一步的询问，发现他们并非在此偶然经过，都有在学校进行专科讲座或通识演讲。也就是说，这些世界范围内的杰出的人物在这座伟大的城市留下了珍贵的痕迹。但在学校提供的资料上，我又无法获得他们的讲座或演讲的印刷资料。
　　知识的空缺区域令人不安。但我想到前几日被今日中国年轻人无情拒绝的情景，还是想冒险问下交大的学生，他们是否读过相关的整理资料。
　　很庆幸，在校区内问了三个学生，只有一个学生的回答是给我上课。
　　“需要整理吗？”
　　他的回答不是“是”与“否”，而是绕开了我的问题，“你有没有读过我们学校编辑出版的《诺尔奖获得者交大演讲集》一书？”
　　在我看来，这部书当然需要整理。而且非常迫切。我们需要了解星辰为什么持续闪耀在夜空。让这些洞见、卓识深入血液，方不辜中国近代以来那些教育学家们的至真期望。
　　虽然他回答问题的方式也许是略有冒犯的，不礼貌的，但他言语的态度是缘于自我，一种知识的自信、自尊。自由的个体之心在今日中国校园是如此普遍。真是令人欣喜。令人期待。
　　我毫不介意他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