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之前，各省区市召开人代会和政协会。“两会”不仅是表态的论坛，更是“亮剑”的场地。中国由诸多行政区组成，“十一五”首年，地方拿出什么样的新方案，是为中国整体发展夯实基石。据报道，各地的发展指标，都有所增减，以适应中国正在进行的一次大转折。这些，媒体多有详述。而本刊还关注到了以下现象：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民众不太关心媒体“两会”报道。但今年，几乎每天都有“两会”话题成为热点新闻。例如，仅1月19日这天，新浪新闻热门排行榜里，“海南省人大接受江泽林辞去副省长职务请求”列在第四，“区人大代表建议外地人在京未满两年购房应缴税”列在第七；而在搜狐排行里，“四川六位高官辞职”排在第六。这都是地方“两会”上爆出的新闻。民众要看他们选出的人，说什么话，做什么决定。特别是近来全国各地的人事变动，成为了牵涉民众利益的新闻。中央开出了使者百姓受惠的政策，但是，地方上由什么人去执行?《瞭望》去年有文章说，一些地方政商勾结，掏空中央政府有关政策。一些举动已经损害了中央权威。无疑，这种局面需要在“十一五”期间得到扭转，特别随着一批新官员的亮相，人们想看到结果。在此境况下，从交通部部长位置上调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春贤在当地“两会”上称：“现在压力很大。”有媒体预计，今年将看到一种现象更加普遍起来：治庸。干部不仅要不犯错误，不做贪官，还要不做庸官，这是更难的事情。报章报道，一些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往往是该国最优秀的精英。所以，未来竞争，恐怕首先是官员间的竞争，却是不同于“内耗”的旧义。“十一五”的第一大压力，是再做“平安官”，是不可以的了。
　　每年“两会”，都有媒体批评个别地区形式化、花架子的。今年的媒体说，“掌声少了，议论多了”，“省长做报告两小时缩短为80分钟”，“省委书记演讲只用14分钟”。但掌声少了、时间短了，这本身也是形式之变，同时，还有方方面面的形式，亦值得更加重视。比如到一些发达国家，首先看到是有序的城市外观，但中国有的地方，至少从形式上讲，还有待改进，比如，北京火车站的黑票黑车。因此北京市长王岐山在“两会”上说：“城市管理要能像‘超女’一样让市民激动就好了。”这话说得也颇有形有式。王岐山亦表示，北京的很多副市长、委办局主管领导都在“城市管理”广播里现场接过热线，介绍政府的工作。市民听这个电台节目可以解决信息对称问题。这也可以理解为形式的创新。类似的新鲜事还有一些，比如重庆“两会”期间，刘放等三名市人大代表不约而同地公布了自己的博客，把每天的工作都发布在博客上，与市民、学生一起探讨政治；辽宁省人大代表乔素娴特意设计了一段手机彩铃：“听百姓声音，护人民权利。您好!我叫乔素娴，是省人大代表，为了更好地履行代表的职务，我公开了自己的电话，您想反映什么事情，请讲。”但更让人回味的还是另一种对形式的理解。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在上海“两会”上说，他不认为什么都简短了就好，“没有一定的程序和形式，民主就无法体现。比如针对某项重要决策，上午给你一大叠资料，要求你下午就必须表态，这样的程序如何能保证决策的科学与民主?”在政治的程序和形式层面考虑问题，是一种有意义的思维变迁，在以前的“两会”上，此种声音不多。
　　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沿海发达省份上海和江苏今年共同新增的发展指标，上海还专门增设了“高技能人才占技术性岗位从业人员比重”指标。但仅从媒体报道上看，代表委员谈论科学的偏少。有时候，政协谈得多一些，人大谈得少一些；科技界别谈得多一些，其他界别谈得少一些。这也可以理解。人民代表来自人民，但中国民众的基本科学素养还不高，不仅地方“两会”，就是全国“两会”，这也是一个有待提升的方面。上世纪末，曾有一位新华社记者堵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追问代表对克隆问题的看法，但许多人都“谦虚”地推说自己不懂。我们越来越处在一个科技即生活、科技即政治的时代，人民代表应该有对科学的深刻感知力。媒体报道，不少代表带着便携式电脑来开“两会”，但是，有多少人对网络的看法还停留在表面?是否还在用传统交流的眼光来看待这一迥然有异的创新媒介?这都关系到一些影响千万人的重大法规的制定。提高代表委员的“科学议政”能力，是当前的一件大事。
　　暂且把眼光从“两会”上移开，来看会堂外面的大千世界。国际上，金正日来访，盛赞中国，他走访了一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而媒体适时推出了一些新时代英雄人物，如因劳累而殉职的女护士长、为救游客失去腿的花季导游。有网民说，这都为生活增添了向上的力量。而客观地看，这些事情，与这20多年来的“两会”的议程设置，不能说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