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生于徐州，后长于北京，诗人、散文和随笔作家，翻译家。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出版诗集《大意如此》、文集《大河拐大湾》等，译著有《博尔赫斯谈话录》《米沃什词典》等，编有《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近日选编诗集《世界抒情诗选：灰烬的光芒》。
　　西川喜欢逛旧书店。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初到一地，他都会去寻觅旧书摊，“打开一本旧书，总会找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有一种精神探索的感觉。”西川说。有一次，他到加拿大旅行，在旧书摊上看到一本《华兹华斯诗集》，书封是旧旧的红色小牛皮，标价两个加币，他迅速买下，后来在网上查，这本古董书起拍价1000英镑。
　　诗人华兹华斯是英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西川在北京大学英文系读书时，教授讲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一学期下来只讲四五个人的作品，其中就有华兹华斯。
　　“一行一行地讲，我至今还能背出那些句子。”西川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当时对外国诗歌的学习和阅读，直接影响着他后来的诗歌创作。如今30多年过去，凭着多年的阅读经验和理解，他选了44位外国诗人，包括华兹华斯、叶芝、泰戈尔、阿赫玛托娃等人，跨越古今2500年，共113首作品，编成诗集《世界抒情诗选：灰烬的光芒》，于近日出版，“将读者带入一个较为纯正的、除中国诗歌之外的诗歌世界”。

抒情中加入“思”更精彩

　　从体裁上说，诗歌分好多种：史诗、叙事诗、抒情诗、戏剧独白诗、诗剧类诗等。“多数人一说到诗，想到的就是抒情诗。大家喜欢抒情，这是咱们的文化，‘相信明天更美好’‘感情深一口闷’，全是抒情。”西川说。
　　他早期在校园创作的现代诗歌也带有抒情性。“那是一个学习写现代诗的阶段，学外国的，学中国的，迫切想要变成一个现代人。”讀大学之前，西川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偶尔写写古体诗。
　　1981年，西川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刚入学不久，他就被校园里热火朝天的诗歌氛围吸引，再加上英美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他开始写现代诗。起初，他和同学张凤华等人组成一个小文学团体，油印了一份小诗刊《五色石》。后来，他加入五四文学社。在那一时期，他和同样写诗的法律系的海子、中文系的骆一禾相识，并称“北大三剑客”。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搞朗诵会、讨论会。因为离圆明园较近，他们有时会溜达到那里，找一片树林坐下来，互相朗诵诗。
　　1984年4月，在北大第二届未名湖诗歌朗诵会上，西川在3000人面前读了自己的《秋声》：让我咀嚼这秋声吧/像一匹老马/咀嚼散发着土香的草料/像蔚蓝的天空/咀嚼消逝的雷鸣……台下掌声雷动，他得了创作第一名和朗诵第二名。更重要的是，他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是可以写诗的，而且写了之后是能够赢得掌声的。”
　　一年后，西川从北大毕业，到新华社工作。工作之余，他有了一次漫长的旅行，跨越山西、陕西、甘肃、青海，行程超过3万公里。他每天穿着球鞋，胡子拉碴，在各个小县城里游走。一天，他抵达青海湖，住在哈尔盖火车站旁一家小旅店。夜里出来方便，抬头一看，傻了眼，“满天的星斗啊！”于是写了一首诗《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我抬起头仰望星空/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马群忘记了飞翔/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风吹着未来也吹向过去”。这首诗成了他早期代表作，很多人由此知道了西川的名字。

　　“这会儿没有那么高大上了，如果现在写一定把撒尿和仰望星空写到一块。”谈及早期的创作，西川有些不好意思，“怎么能写出那样的诗呢？”
　　这次选编的《世界抒情诗选：灰烬的光芒》，西川说，“有点像世界诗歌地图，让中国读者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哪些诗人，他们在不同的文化里扮演什么角色。”诗集以希腊女诗人萨福开篇。她是古希腊第一位女诗人，常描写女性爱情，诗歌界流传着“男有荷马，女有萨福”的说法。“她的诗质朴、坦诚、真挚。”西川说，他选的那首《痛苦穿透我》——痛苦穿透我/一滴/又一滴，仅仅10个字，却意味深长。到了自己喜爱的华兹华斯，他则选了诗人的代表作《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
　　西川还选了鲜为人知的越南女诗人胡春香的作品，“希望能够对我们潜意识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诗歌趣味有所修补”。整部诗集的选编，共花去他一年的时间。编选过程中，他依然是那个问题意识极强的诗人，一直在思考当下诗歌阅读的一些问题：比如当下人们的阅读趣味肯定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比如诗歌翻译的问题除了是语言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文学思潮与写作观念的问题、读者接受习惯的问题，等等。
　　至于对抒情诗的看法，他则直言：“就我个人来说，我们的抒情中要是能掺入些‘思’的品质，在当代意义上会更精彩。”

“我可以做一个坏诗人”

　　西川说自己现在写不了抒情诗。他脱胎换骨的改变发生在1992年，好友海子和骆一禾去世后的第三年。
　　在西川的眼中，海子是一个“天才”。他至今记得和海子初见时的情景，那是1983年春，在校团委一间兼作宿舍的办公室里，海子来了，“小个子，圆脸，大眼睛，完全是个孩子”。当时海子19岁。两人开始聊天，“具体内容记不太清，依稀记得他有提到黑格尔，使我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他之后给朋友写信，说新认识了一个诗友，“这个人将来会变成非常重要的人物”。 　　大学毕业后，“北大三剑客”各自工作，西川到新华社做记者，骆一禾任《十月》杂志编辑，海子到中国政法大学教书。青春散场，但诗歌不散场，三人仍然常常聚在一起讨论诗歌，举办朗诵会，没完没了地聊天。
　　1987年，《诗刊》第七届“青春诗会”在北戴河举行。西川、欧阳江河、杨克等人参会。西川记得，海边不远处有一片玉米地，有人冲着田地高喊：“把玉米地一直种向大海边。”暴雨突如其来，他冲向大海，欧阳江河站在雨中，高举双手大喊“满天都是墨水啊！”正是在这次诗会上，西川等人提出“知识分子写作”，对当时过于泛滥的平民化诗歌倾向提出反对。

　　两年后，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消息传来，骆一禾和西川都很震惊，两人很快做了分工：骆一禾去山海关料理后事，西川留在北京为海子家人募捐，并整理遗物。最后一次走进海子的住所时，西川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他记得门厅迎面贴着一幅梵高油画《阿尔疗养院庭院》的印刷品，左边房间一张地铺摆在窗下，右边房间里沿西墙一排三个大书架，“很显然，在主人离去前，这两间屋子被打扫过：干干净净，像一座坟墓”。
　　骆一禾从山海关回到北京，未回自己家，先到西川那里。两人相对无言。不曾料到的是，海子离世49天后，骆一禾突发脑溢血去世，“北大三剑客”只剩西川一人。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西川的创作停滞，只能用疯狂读书来填满时间。直到1992年，他突然醒悟，“觉得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开启另一种创作——依然是知识分子的姿态，但方式焕然一新。他整理过去的写作笔记，写长诗《致敬》：“封閉的肉体。无法饮用的水。似大船般漂移的冰块。作为乘客的鸟。”之后又写《厄运》《芳名》等一系列长诗，渐渐确立了一种独特的“西川体”。有人说“这根本不是诗”，也有人感受到其中巨大的力量。欧阳江河评价他的诗是“博物馆性质的”，“有地方志、器物志、地理志、博物志、历史志……所有东西的综合”。学者张清华则说：“西川在当代诗歌主题上打开了另一个复杂的精神空间。”
　　西川将1992年当作自己写作的分水岭——之前，他努力做一个好诗人，语言严谨、受约束、形式优美，文字合辙押韵;此后，他破除诗歌的形式感，不分行，用一些零落的碎片组合成诗歌。“不一定非要做叶芝那样的好诗人，无所谓，我可以做一个坏诗人。80年代你理解的诗歌是优美的，到90年代也许诗歌可以是非常残酷的。写作当中必须容纳垃圾，必须容纳废话，必须容纳那些反诗歌的东西。” 西川说。

“每个时代都不应该被浪费”

　　1997年，西川第一次到印度旅行。在3个月的旅途中，他感受到了一种“文化震惊”。
　　新德里连续发生四起爆炸案，西川每次饭前要先摸一下凳子底下有没有炸弹。他还屡次被当地人欺骗。有一次，他进一个庙，看台子上坐着两个人，招手让他过去，其中一个人在他眉心点了一下，然后从兜里掏出来10个卢比，“我就给了他10卢比，回到旅馆往镜子里一看，我这儿怎么没那个红点？他连那个红点都舍不得给你”。
　　“这个世界不一定非得是你原来的那套生活，也可以有别的。在旅行中，你突然觉得思维方式进到另外一个轨道。”西川回忆说，在这些思维的转换和撞击下，他开始写长诗《鹰的话语》，回京后写完。
　　完成《鹰的话语》后，西川在写作中慢慢发现了一种叫做“矛盾修辞”的东西。所谓矛盾修辞，是用两种不相调和，甚至截然相反的词语来形容一件事物，以显得出人意料。“以前，我的诗歌语言来自书本，来自别人，现在来自生活，来自矛盾修辞。”西川说，这种极具现实感的矛盾修辞，是他创作灵感的来源，逐渐成为他的语言方式和思想起点，直到现今。
　　西川已经写了30多年，同时代的诗友有的离世，有的教书，有的做了企业家，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还在诗歌的道路上行进。之所以走得更远，原因之一是他能不断地发掘自身的创造力。

　　“和大多数诗人不同，我跨着不同的行当，我还在美术、学术界做了很多事情。”他从小习画，自1992年开始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常常和当代艺术家们“混”在一起。他也经常出现在艺术现场：他和孟京辉合作，将自己的诗做成实验话剧《镜花水月》;和作曲家郭文景合作，将《远游》谱成交响乐;2016年，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季之夜”，53岁的他站在三层高的集装箱上，领着万人打鼓，朗诵屈原的《少司命》……
　　“当代艺术中的问题意识与灵感，无疑也刺激、滋养着我。”西川说，这些都构成他创作的材料，“我的材料全是生的。处理这些生材料，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完蛋，有可能会有意外的效果”。至于结果抵达哪里，他并不在意。
　　去年6月，在一次对谈中，他提起自己读“杨子哭歧途”（战国初有个哲学家杨子，听说有一只羊在道路分叉的地方走失了，不知道走哪条路去寻找，难过地哭了），忽然对战国的那些思想，有了一种深深的认同感。诸子面对时代，追索真理，虽怀大才，也会因歧路彷徨而恸哭。这种命运的共鸣给西川深深的震动，他开始了小心翼翼的尝试——像诸子百家一样，去面对时代。 　　“每个时代都不应该被浪费。”西川说。

“我愿意保持我的盲目性”

　　记者眼前的西川，顶着一头灰白头发，稍有些凌乱。生活中，西川有很多个“不”，不喝酒、不点外卖、不网购、不读畅销书、不谈人生。如今的他已告别中央美院，在北京师范大学做驻校作家，教授《中国当代诗歌研读》。刨去那些被安排的时间，他大部分时间都窝在书房里看书，书房很大，有七八千册书。读书之外，他看电影、听音乐，听古典乐但最爱的是摇滚。
　　“我总能找到自嗨的方式。”他笑着说，完全不同于谈论诗歌问题、文化问题时的那种愤慨和激昂。采访结束，他把车里的书搜罗一遍，每人送一本。犹豫了一下，他又拿出去年参加贾樟柯的“吕梁文化节”时专为作家做的文化衫，有阿来、格非、苏童等人的，一人送一件。当我们问起为何不送自己的时，他笑道：“I ’m a shy Boy！”
　　这样一个害羞的、年近60岁的男孩，他生活低调，关注当下，每天和生活摩擦，并将这些“摩擦”写成诗。
　　《环球人物》：在创作上，您一直遵循“诗歌就是处理时代”，这个原则是什么时候确定的？
　　西川：从我写作开始转向之后，也就是1992年开始。处理时代背后有一个隐含的意义，我开始脱离那种“永恒之梦”的写作，比如说要写一本书藏诸名山。这个坎儿我已经过去，永不永恒，老天爷说了算。我跟自己说现在就关心你的当下， 关心你的时代生活，关心时代生活中你的反应。骆一禾曾对我说过：生命是大于“我”的存在。我一直对大于“我”的东西感兴趣，比如历史问题、文化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等。
　　《环球人物》：说到当下，您曾说过“恐怕更艰难的工作是，一个人既要顺从主流文化——为了加入历史，又要逆着主流文化——为了更好地加入历史”。
　　西川：因为我得活着，我活着又得挣点钱。如果天天出门跟人哭丧着脸，我在这世界没法儿活。
　　《环球人物》：所以其实您一直很纠结？
　　西川：我不纠结。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今天，肯定会有一些不满意。如果你只停留在看不惯和不舒服中，你就会成为一个杠精;但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变成文学、变成艺术，那你就是一个艺术家。
　　《环球人物》：也有不少人说，身处当下难免不能清晰地认知这个时代和這个时代的自己。
　　西川：首先，你在当下不是为了看清楚什么东西，而是真实地感受和面对。至于说到清醒，不完全是我的目标。每个人都会有清醒的时刻，这个清醒是建立在你对历史、对世界整个的判断上。比如说我对一本书的清醒认知，可能要建立在读100本书的基础之上。我不是一个标榜自己清醒的人，我愿意保持我的盲目性。
　　《环球人物》：这种盲目性会给创作带来什么？
　　西川：野蛮的生长力，想走到哪儿走到哪儿。我常说自己是一个使用文字的艺术家。就文学、艺术而言，最大要求是究竟有没有创造力。在我眼里有两类艺术家，一类是工匠类艺术家，前人已经做好的活，他要做得更好;一类是创造型艺术家，他要不断地开拓和探索。后者往往会走到一个盲区，我体会过这种感觉：如入无人之境。嗨，也许有人又该说我自大了。
　　《环球人物》：疫情期间您有创作吗？
　　西川：我写了几首诗，比如《好好》《口罩颂》。疫情发生时，我刚在德国参加完活动，之后回到北京，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能看到公共汽车在路上跑，但里面一个乘客也没有，所以我写“无论驶向哪个天堂的公共汽车都开得没心没肺，因为没有人”;看到一个人在锻炼身体，我写“戴口罩奔跑锻炼的人虽郁闷但仍不肯放弃长生之思”……我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都写进去。
　　《环球人物》：您在这段时间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西川：没想太多，觉得全都是废话。我真实的状态就是茫然，不知道世界会走向哪里，不知道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会给整个世界、整个世界的文明带来什么。
　　西川 1963年生于徐州，后长于北京，诗人、散文和随笔作家，翻译家。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出版诗集《大意如此》、文集《大河拐大湾》等，译著有《博尔赫斯谈话录》《米沃什词典》等，编有《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近日选编诗集《世界抒情诗选：灰烬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