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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慧远（334年—416年），东晋高僧，道安法师座下高足。在庐山东林寺建立莲社，专修净土之法，被后世净土宗尊为初祖。三十余载迹不入俗，影不出山，被鸠摩罗什大师誉为“东方护法菩萨”。
经常有人问到这样的问题 ：如何处理宗教生活与世俗政权的关系？耶稣说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类
似的问题，在东晋时期，庐山东林寺的慧远法师也遇到过。
当时，有朝廷官员提出“僧人应礼拜帝王”。针对这一说法，作为南方的佛教领袖，慧远法师写下《沙门不敬王者论》表明立场。他说，出家为僧者“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
主政者桓玄出于对慧远法师的尊重，下诏书确立僧人不礼敬帝王的条制。这一条制，历代沿袭，成为汉传佛教地区处理政教关系的一条规约。
慧远的回应，彰显了出家修行者的胸襟，维護了僧格的独立性。慧远不愧为“东方圣人”道安法师座下的高足。
南下：从襄阳到庐山
慧远法师（334年—416年），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自幼资质聪颖，勤思敏学。13岁时，他随舅父游学许昌、洛阳等地，精通儒道之学。
21岁时，他前往太行山聆听道安法师讲《般若经》，倾心佛学，慨叹“儒道九流，皆糠秕耳”，舍俗出家，师从道安法师。道安法师鼓励慧远说 ：“让佛法流布东土的重任，以后就靠你了！”师徒二人经常一起细研经义，探究玄旨。
慧远24岁那年，道安法师安排他上座说法。有一次，回答僧众的问题时，慧远横说竖说，问者依然不能理解。于是，他引用《庄子》上的故事，连类比附，令问者豁然开朗。
援引儒道之说解释佛经，容易让人把世间著述与佛经混为一谈。这本是道安法师一直反对的，但看到慧远善巧讲经令人贯通之后，道安法师特别开许他“不废俗书”。
这一时期，北方政权频频更迭，兵荒马乱，难以安心弘法，道安法师率众南下避祸。途经河南新野时，道安法师感慨道：“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
在湖北襄阳，僧众们安顿下来，慧远随道安法师深入般若之学。不知不觉，15年光阴过去。然而世事无常，平静的学修生活，再次被战乱打破。
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年），前秦王苻坚为迎请道安法师到长安弘扬佛法，兵围襄阳。道安法师再次分遣僧众前往各地布教，远离战祸。
慧远率数十人继续向南走。他们辗转各地，本打算到广东罗浮山去，路过庐山时，见此地清净足以息心修行，慧远决定先在这里住下，俟观时局。
这一年，是东晋太元六年（381年），慧远47岁。据《高僧传》记载，自此，慧远以庐山东林寺为道场，修身弘道，著书立说，“三十余载，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客也以山中的虎溪为界，走到桥头便止步。
由于慧远的德望，东林寺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从天竺来到中土的僧侣，无不心驰神往，“东向稽首，献心庐岳”。
弘法：从释疑到融合
东晋士族“好尚风流”，追求精神的自由，他们热衷于“清谈、喝酒、吃药”，所获得的只不过是暂时的满足，并未能真正地安妥身心。
眼前的现实，让慧远回味起道安法师在新野说的那段话。佛教要发展，不能单纯地依傍“国主”，只有做“教化之体，宜令广布”之事，才可让佛教深入人心。慧远决定，弘法之门向士大夫阶层敞开。
当时，画家戴逵针对“积善而殃集”“凶邪而致庆”的现象，对佛教的三世因果、善恶报应之说，提出了质疑。这一质疑，在当时乃至今世都颇有代表性。如果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佛法难以在人们心中立稳脚跟。
慧远援引佛典，指出造业不同，得到的报应也会不同 ；报应有三种 ：“现报”（今生作业，今生受报应）、“生报”（今生作业，下一世受报应）、“后报”（今生作业，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而受報应）。由于人心对事物的感受有快有慢，报应的兑现也会有先有后。为善者遭遇灾祸，做恶者获得好运，是他们前世的业行在今生得以兑现，而今世业行所受的报应还没有兑现而已。
慧远之解答，不仅令戴逵折服，也从理论上解决了长期以来的质疑与争论，在当时乃至对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据说，善于雕塑的戴逵为示感恩，专门敬造了一尊高达丈六的无量寿佛木像。
对佛教提出质疑的还有镇南将军何无忌。他依据道家《老子》、儒家《礼记》等经典的表述，认为“右”为“凶、贱”，而僧人以右袒表达“至顺、吉诚”，有悖于中国文化的习俗，于是写下《难袒服论》，对僧人偏袒右肩的着装方式进行批评。慧远以《沙门袒服论》予以回应。他说，佛家与道家、儒家从外表上看虽有差别，但三者教化人心、创造和谐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僧人右袒着装，只是为了区别于世间人的着装，使僧人强化出家意识，以便安心修道。慧远的解答，维护了佛陀提出的僧侣袒服之制，中国僧人的着装礼制，也由此确定下来。
慧远立足于佛家的济世思想，融合儒家的政治理论、道家的出世学说，首开三教融通风气之先。不仅赢得了士大夫阶层的敬重，也有利于佛教的保护与弘扬。
隆安三年（399年），大将军桓玄行军经过庐山，要慧远出虎溪一见。慧远称疾不堪以行。桓玄虽傲气十足，也只得自己入山。一见到慧远，桓玄便开始问难。
桓玄问 ：“不敢毁伤，何以剪削？”
——儒家《孝经》讲，人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僧人出家要剃除须发，这种“剪削”，难道不是“不孝”吗？
慧远答 ：“立身行道。”
——“立身行道”是《孝经》的核心思想。慧远以此四字作答，言简意深，令桓玄十分佩服。
下山路上，桓玄对左右随从说 ：“远公的确是高僧大德！”
桓玄掌握朝权时，看到有些僧侣附炎趋势，迎合时流，外言弘道，内图私利，竞相奔走于权贵之门，决定像沙中拣金一样淘汰不法的僧人，“沙门有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或禁行修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当罢黜。”在执行这一政策时，桓玄对僚属说 ：“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 佛典：从研修到翻譯
在东晋时代，佛法虽渐至东土，但根基未稳，典籍缺乏。面对此情此景，慧远在研修佛典的同时，也将一部分精力放在取经、译经以及教理探讨上。
后秦弘始三年（401年），著名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入居长安。慧远不仅向他致书通好，请教经义，还派遣庐山僧人道生、慧观等前往长安，亲近鸠摩罗什，听讲问道。
慧远勤于著述。他曾著《法性论》，可惜此文已佚，《高僧传》中只记录下短短一句 ：“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相传，鸠摩罗什读过《法性论》后，极为推崇。
为规范僧团建设，慧远同样重视佛教的戒律之学。当时，高僧弗若多罗在长安翻译《十诵律》，译事未竟便不幸去世。慧远闻讯非常痛心。不久，以弘扬律藏闻名的昙摩留支来到长安，慧远派弟子昙邕前往亲近。在写给昙摩留支的信中，慧远请他将《十诵律》未译完的部分翻译出来。昙摩留支有感于慧远的至诚，补译出全本《十诵律》。这是汉传佛教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比丘律藏。
觉贤尊者，又称佛陀跋陀罗，以精通禅修驰名。东晋义熙四年（408年），他来到长安，经常一入定十余天。有僧人以尊者显示神通、违背戒律为名，将他逐出长安。
覺贤尊者率弟子南下庐山。慧远对觉贤尊者热情照顾。东林寺至今尚存的译经台，就是尊者当年译经之地。在庐山，觉贤尊者不仅译出《修行方便禅经》等多部佛典，还指导僧众进行禅修。
据《庐山志》记载，慧远曾派弟子远赴印度求法，但这一记录一直缺少物证。2007年1月，东林寺发掘出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一件八方礅上的刻文，记录了慧远弟子法领、法净西行取经的始末 ：他们历时14年到达古印度，请回经书200余卷 ；其中100余卷留在长安，由鸠摩罗什翻译；另外100余卷带回东林寺，由佛陀跋陀罗翻译。
净土：从东方到西方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句流传千古的名句，出自田园诗人陶渊明，而诗中的“南山”正是慧远修行弘法的庐山。
陶渊明与玄学家刘遗民、周续之号称“浔阳三隐”。近水楼台先得月。因邻近庐山，他们与慧远交往甚密。
从汉到晋，政治失轨，无论王族贵绅还是庶民百姓，均朝不保夕。加之天灾旱蝗频仍，饥疫横行，苦难的境遇激发着人们对幸福之地的向往。面对如此社会情状，慧远依据《无量寿经》与《般舟三昧经》等佛典，提出了以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的修行法门。
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刘遗民、宗炳（画家、美术史论《画山水序》作者）等123位名士来到东林寺。他们在阿弥陀佛像前，建斋发誓结社，“齐心潜修净土法门，以期共生西方极乐世界”，并约定“因众人根器不同，福德有别，先得往生极乐净土者，需帮助提携后进者，以达到同生无量寿佛极乐国土之目的”。
因慧远曾率众在东林寺前凿池种植白莲，这一结社在佛教史上称为“莲社”，随之形成的净土宗也被称为“莲宗”，慧远则被尊为净土宗初祖。
因佛教徒不能饮酒，嗜酒的陶渊明一直徘徊在莲社之外。慧远破例允许他可以不持酒戒，陶渊明欣然上山一同念佛。后来，因对“业识、生死轮回”等观点见解不一，陶渊明又下山而去。
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83岁的慧远病重，到第六日，他已无法进食。徒众请他饮豉酒，他以守戒为由拒绝 ；请他饮米汁，他再次拒绝；又请他喝蜜水，他让人查阅律经看看是乎合律。然而，查阅者还没把律经翻完，他便安详而逝了。
在之前的遗嘱中，他说要将遗体暴露在松林中，供养虫兽。徒众们不忍心这样做，还是按佛门规矩将他安葬山间。
从此，这位“影不出山”的高僧，永远地与庐山融为一体。此时，他提倡的“净土法门”，已经深入民众，在南方广泛传播开来。
慧远（334年—416年），东晋高僧，道安法师座下高足。在庐山东林寺建立莲社，专修净土之法，被后世净土宗尊为初祖。三十余载迹不入俗，影不出山，被鸠摩罗什大师誉为“东方护法菩萨”。
经常有人问到这样的问题 ：如何处理宗教生活与世俗政权的关系？耶稣说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类
似的问题，在东晋时期，庐山东林寺的慧远法师也遇到过。
当时，有朝廷官员提出“僧人应礼拜帝王”。针对这一说法，作为南方的佛教领袖，慧远法师写下《沙门不敬王者论》表明立场。他说，出家为僧者“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
主政者桓玄出于对慧远法师的尊重，下诏书确立僧人不礼敬帝王的条制。这一条制，历代沿袭，成为汉传佛教地区处理政教关系的一条规约。
慧远的回应，彰显了出家修行者的胸襟，维護了僧格的独立性。慧远不愧为“东方圣人”道安法师座下的高足。
南下：从襄阳到庐山
慧远法师（334年—416年），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自幼资质聪颖，勤思敏学。13岁时，他随舅父游学许昌、洛阳等地，精通儒道之学。
21岁时，他前往太行山聆听道安法师讲《般若经》，倾心佛学，慨叹“儒道九流，皆糠秕耳”，舍俗出家，师从道安法师。道安法师鼓励慧远说 ：“让佛法流布东土的重任，以后就靠你了！”师徒二人经常一起细研经义，探究玄旨。
慧远24岁那年，道安法师安排他上座说法。有一次，回答僧众的问题时，慧远横说竖说，问者依然不能理解。于是，他引用《庄子》上的故事，连类比附，令问者豁然开朗。
援引儒道之说解释佛经，容易让人把世间著述与佛经混为一谈。这本是道安法师一直反对的，但看到慧远善巧讲经令人贯通之后，道安法师特别开许他“不废俗书”。
这一时期，北方政权频频更迭，兵荒马乱，难以安心弘法，道安法师率众南下避祸。途经河南新野时，道安法师感慨道：“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
在湖北襄阳，僧众们安顿下来，慧远随道安法师深入般若之学。不知不觉，15年光阴过去。然而世事无常，平静的学修生活，再次被战乱打破。
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年），前秦王苻坚为迎请道安法师到长安弘扬佛法，兵围襄阳。道安法师再次分遣僧众前往各地布教，远离战祸。
慧远率数十人继续向南走。他们辗转各地，本打算到广东罗浮山去，路过庐山时，见此地清净足以息心修行，慧远决定先在这里住下，俟观时局。
这一年，是东晋太元六年（381年），慧远47岁。据《高僧传》记载，自此，慧远以庐山东林寺为道场，修身弘道，著书立说，“三十余载，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客也以山中的虎溪为界，走到桥头便止步。
由于慧远的德望，东林寺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从天竺来到中土的僧侣，无不心驰神往，“东向稽首，献心庐岳”。
弘法：从释疑到融合
东晋士族“好尚风流”，追求精神的自由，他们热衷于“清谈、喝酒、吃药”，所获得的只不过是暂时的满足，并未能真正地安妥身心。
眼前的现实，让慧远回味起道安法师在新野说的那段话。佛教要发展，不能单纯地依傍“国主”，只有做“教化之体，宜令广布”之事，才可让佛教深入人心。慧远决定，弘法之门向士大夫阶层敞开。
当时，画家戴逵针对“积善而殃集”“凶邪而致庆”的现象，对佛教的三世因果、善恶报应之说，提出了质疑。这一质疑，在当时乃至今世都颇有代表性。如果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佛法难以在人们心中立稳脚跟。
慧远援引佛典，指出造业不同，得到的报应也会不同 ；报应有三种 ：“现报”（今生作业，今生受报应）、“生报”（今生作业，下一世受报应）、“后报”（今生作业，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而受報应）。由于人心对事物的感受有快有慢，报应的兑现也会有先有后。为善者遭遇灾祸，做恶者获得好运，是他们前世的业行在今生得以兑现，而今世业行所受的报应还没有兑现而已。
慧远之解答，不仅令戴逵折服，也从理论上解决了长期以来的质疑与争论，在当时乃至对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据说，善于雕塑的戴逵为示感恩，专门敬造了一尊高达丈六的无量寿佛木像。
对佛教提出质疑的还有镇南将军何无忌。他依据道家《老子》、儒家《礼记》等经典的表述，认为“右”为“凶、贱”，而僧人以右袒表达“至顺、吉诚”，有悖于中国文化的习俗，于是写下《难袒服论》，对僧人偏袒右肩的着装方式进行批评。慧远以《沙门袒服论》予以回应。他说，佛家与道家、儒家从外表上看虽有差别，但三者教化人心、创造和谐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僧人右袒着装，只是为了区别于世间人的着装，使僧人强化出家意识，以便安心修道。慧远的解答，维护了佛陀提出的僧侣袒服之制，中国僧人的着装礼制，也由此确定下来。
慧远立足于佛家的济世思想，融合儒家的政治理论、道家的出世学说，首开三教融通风气之先。不仅赢得了士大夫阶层的敬重，也有利于佛教的保护与弘扬。
隆安三年（399年），大将军桓玄行军经过庐山，要慧远出虎溪一见。慧远称疾不堪以行。桓玄虽傲气十足，也只得自己入山。一见到慧远，桓玄便开始问难。
桓玄问 ：“不敢毁伤，何以剪削？”
——儒家《孝经》讲，人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僧人出家要剃除须发，这种“剪削”，难道不是“不孝”吗？
慧远答 ：“立身行道。”
——“立身行道”是《孝经》的核心思想。慧远以此四字作答，言简意深，令桓玄十分佩服。
下山路上，桓玄对左右随从说 ：“远公的确是高僧大德！”
桓玄掌握朝权时，看到有些僧侣附炎趋势，迎合时流，外言弘道，内图私利，竞相奔走于权贵之门，决定像沙中拣金一样淘汰不法的僧人，“沙门有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或禁行修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当罢黜。”在执行这一政策时，桓玄对僚属说 ：“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 佛典：从研修到翻譯
在东晋时代，佛法虽渐至东土，但根基未稳，典籍缺乏。面对此情此景，慧远在研修佛典的同时，也将一部分精力放在取经、译经以及教理探讨上。
后秦弘始三年（401年），著名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入居长安。慧远不仅向他致书通好，请教经义，还派遣庐山僧人道生、慧观等前往长安，亲近鸠摩罗什，听讲问道。
慧远勤于著述。他曾著《法性论》，可惜此文已佚，《高僧传》中只记录下短短一句 ：“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相传，鸠摩罗什读过《法性论》后，极为推崇。
为规范僧团建设，慧远同样重视佛教的戒律之学。当时，高僧弗若多罗在长安翻译《十诵律》，译事未竟便不幸去世。慧远闻讯非常痛心。不久，以弘扬律藏闻名的昙摩留支来到长安，慧远派弟子昙邕前往亲近。在写给昙摩留支的信中，慧远请他将《十诵律》未译完的部分翻译出来。昙摩留支有感于慧远的至诚，补译出全本《十诵律》。这是汉传佛教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比丘律藏。
觉贤尊者，又称佛陀跋陀罗，以精通禅修驰名。东晋义熙四年（408年），他来到长安，经常一入定十余天。有僧人以尊者显示神通、违背戒律为名，将他逐出长安。
覺贤尊者率弟子南下庐山。慧远对觉贤尊者热情照顾。东林寺至今尚存的译经台，就是尊者当年译经之地。在庐山，觉贤尊者不仅译出《修行方便禅经》等多部佛典，还指导僧众进行禅修。
据《庐山志》记载，慧远曾派弟子远赴印度求法，但这一记录一直缺少物证。2007年1月，东林寺发掘出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一件八方礅上的刻文，记录了慧远弟子法领、法净西行取经的始末 ：他们历时14年到达古印度，请回经书200余卷 ；其中100余卷留在长安，由鸠摩罗什翻译；另外100余卷带回东林寺，由佛陀跋陀罗翻译。
净土：从东方到西方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句流传千古的名句，出自田园诗人陶渊明，而诗中的“南山”正是慧远修行弘法的庐山。
陶渊明与玄学家刘遗民、周续之号称“浔阳三隐”。近水楼台先得月。因邻近庐山，他们与慧远交往甚密。
从汉到晋，政治失轨，无论王族贵绅还是庶民百姓，均朝不保夕。加之天灾旱蝗频仍，饥疫横行，苦难的境遇激发着人们对幸福之地的向往。面对如此社会情状，慧远依据《无量寿经》与《般舟三昧经》等佛典，提出了以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的修行法门。
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刘遗民、宗炳（画家、美术史论《画山水序》作者）等123位名士来到东林寺。他们在阿弥陀佛像前，建斋发誓结社，“齐心潜修净土法门，以期共生西方极乐世界”，并约定“因众人根器不同，福德有别，先得往生极乐净土者，需帮助提携后进者，以达到同生无量寿佛极乐国土之目的”。
因慧远曾率众在东林寺前凿池种植白莲，这一结社在佛教史上称为“莲社”，随之形成的净土宗也被称为“莲宗”，慧远则被尊为净土宗初祖。
因佛教徒不能饮酒，嗜酒的陶渊明一直徘徊在莲社之外。慧远破例允许他可以不持酒戒，陶渊明欣然上山一同念佛。后来，因对“业识、生死轮回”等观点见解不一，陶渊明又下山而去。
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83岁的慧远病重，到第六日，他已无法进食。徒众请他饮豉酒，他以守戒为由拒绝 ；请他饮米汁，他再次拒绝；又请他喝蜜水，他让人查阅律经看看是乎合律。然而，查阅者还没把律经翻完，他便安详而逝了。
在之前的遗嘱中，他说要将遗体暴露在松林中，供养虫兽。徒众们不忍心这样做，还是按佛门规矩将他安葬山间。
从此，这位“影不出山”的高僧，永远地与庐山融为一体。此时，他提倡的“净土法门”，已经深入民众，在南方广泛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