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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自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来，您发表了几篇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文章，深入研究了其理论与实践价值，请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黄宗良：我觉得，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之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较好地解决了遵循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同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相统一的历史性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寻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艰辛探索
记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说到底就是为了国家富强和广大民众的幸福安康。因此，探索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寻求正确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就成了贯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一条主线。请您谈谈这个探索过程。
黄宗良：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苏联，可称之为苏联模式发展观。这个发展观，可以概括为“八重八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用轻民用，重计划轻市场，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
记者：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发展观念和战略？
黄宗良：苏联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并且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因此，斯大林认为，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国防建设，通过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用行政的力量，在短期内赶上资本主义强国。这样一来，重速度、重积累、重国家利益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从而导致忽视农业、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轻视市场作用，轻视经济效益，不重视个人利益、不重视人民的消费也就顺理成章了。
记者：我们知道，从整体上说，新中国成立后搞社会主义受到苏联模式影响很大，这是毛泽东、邓小平都说过的。那么，苏联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对中国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黄宗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发展观念和战略在不少方面是学习苏联的。尤其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主导下，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政治和经济关系，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上，从理论到实际执行的方针、政策都同苏联十分相似。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以苏为鉴，处理好重、轻、农三者关系，加大对农、轻投资比例，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一系列关系问题，提出“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的指导思想。次年，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和“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这是对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的一次调整。后来由于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偏离了社会发展常规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
记者：黄教授，我们知道您发表过《一种主义，两种模式》的文章，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搞的都是社会主义，但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发展观和发展战略问题上又是什么情况呢？
黄宗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这主要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里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发展的基础、发展的动力作了不同以往发展观的回答；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兴办乡镇企业等办法，初步触动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实行承认差别，允许“先富”，尊重人权等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记者：这么说来，我们是否完成了发展观的转变？
黄宗良：还没有。此时我国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因为首先要解决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不能不首先强调总量的增长，强调多和快，“效率优先”,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集中到GDP的增长速度上。而GDP的增长并不能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社会公正程度。这样，在世纪之交，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以及国外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记者：您能否就科学发展观同苏联发展观作一比较？
黄宗良：我认为，这两种发展观都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中，为了强国富民而形成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但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实践经验不同，以及经济文化基础的差别，两种发展观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并起保证作用的。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也重视经济建设，但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决定性力量”，“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经过“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使国家消亡等理论影响下，实际上把搞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统帅一切工作的纲领，把唯物主义变成“唯权主义”。
第二，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国计和民生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中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并不错，但它忽视了个人的利益；优先发展重工、军工而牺牲农民的利益，忽视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过高的积累率限制了人民消费水平的应有提高。
第三，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苏联模式发展观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他们尽管承认存在商品经济，但认为劳动力、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承认存在价值规律，但认为价值规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苏联把指令性计划作为整个经济机制运转的轴心，用行政的力量通过计划来运转整个国民经济。科学发展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也重视用“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第四，在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苏联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实行赶超战略，而赶超主要是指产品数量和生产发展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实行粗放经营的方针，走的是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率的增长道路。科学发展观把“又快又好”改变为“又好又快”，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提高效益，注重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努力实现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五，在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上，苏联模式发展观常常只顾重点这一头，而忽视兼顾其他。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要求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一系列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等。这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十个指头抓跳蚤，而是有重点论，不唯重点论，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求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集中全国人财物力干大事。比如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建设中，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第六，在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方面，苏联模式发展观也讲应用客观规律，但常常过高估计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致犯唯意志论的错误，急躁冒进。我国“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典型，结果造成社会经济的重大损失。科学发展观的最突出意义就在于把遵循客观规律同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结合起来。这里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主要指以人为本，坚持社会的公平正义。以人为本，在政治上主要是要发展人民民主，领导人民起来当家作主；在经济上就是要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建设的着重点。
记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还借鉴了其他类型的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请您简要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黄宗良：拉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还是有很大成绩的。到21世纪初，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多美元。但由于受主张国家尽可能不干预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影响很大，这些国家在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过程中，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等各领域产生了许多严重问题，最突出的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在本世纪之初，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有35%，有的国家超过一半。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少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5，大城市到处是无地和就业无保证的贫民聚居的贫民窟。所以，近年来拉美出现了左翼上台执政的局面，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对新自由主义持强烈的批评态度。
记者：看来，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实践，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会制约和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黄宗良：是的，国际社会对这个全局性的问题给予了普遍关注。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先后提出强调人的价值，发展应是整体的、综合的、可持续的新的发展观念。到1992年，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为标志，可持续发展观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起来并从理论走向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确立也是这样。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
及其贯彻落实的现实意义
记者：为什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展观定义为“科学的”，它的科学性是怎么体现的？
黄宗良：什么叫“科学发展”？就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怎么表现的？
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等方面。每一个方面在整个系统中都有其客观的、特定的地位，某一方面越位、错位、不到位，都要造成不良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离开经济工作的中心，把“政治”、“意识形态”置于压倒、决定一切的地位，社会发展和进步从根本上就无从谈起，甚至会倒退；反之，把政治和思想文化工作看成可有可无的，社会的发展就会失去政治保证和精神支持而不协调、不健康和紊乱，其后果也不堪设想。科学发展观正确地规定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工作是发展的中心，其他各方面也要全面协调地发展。
在整个社会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关系，如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都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科学发展观要求总揽全局，统一筹划，分清轻重缓急，全面安排，寻求最佳结合点，兼顾各方利益。
社会发展规律是通过有自觉意识和意图的人们的实践来实现的，人在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讲社会发展规律自然不能把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置于不顾。人的作用主要和首先是认识规律和应用规律。人不能为所欲为，也不能无所作为。这里的人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把实现、维护、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把遵循客观规律同坚持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很好地统一起来，使科学性和“革命性”一致起来。
记者：最后一点很重要，能不能从这一点概括苏联模式和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观念的区别？
黄宗良：把问题集中起来，区别在于：一个是把人的因素（组织、理论、意志）视为万能，一个则把市场作用视为万能；一个倾向于“苦行僧主义”，一个则宣扬消费主义。
记者：从实践上说，中国只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和社会发展才能顺利推进。请谈谈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存在的主要问题。
黄宗良：我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世纪之交，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
贫富差距悬殊。城乡实际收入相差五六倍（现在差距还在扩大）；工矿企业内部高收入者与普通职工收入相差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且地区差距过大。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警戒线，居亚洲前列。
资源问题突出。按人均计算，中国可耕地面积、水资源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25%；能源尤缺，石油、天然气、煤储量分别为世界的7.7%、7.1%、58.6%。我国的资源不仅紧缺，而且利用率也低。万元GDP的耗水量、总能耗量比国际水平高出几倍。中国科学院2006年2月的一个战略报告称，在世界59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资源绩效水平排在第54位。2006年中国GDP约为世界的5%，却耗用了世界1/4的钢材、1/3的煤、1/2的水泥。
环境破坏严重。一些人不计后果地向大自然索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甚至不惜饮鸩止渴。如果说有的资源不可再生，那么环境的损害有的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约一半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很严重，世界上20个污染严重的大城市一半以上在中国。3亿农民缺乏合格饮用水，1/3的国土面积有酸雨，1/10的耕地受到严重污染。
少数干部的腐败问题加剧了社会矛盾，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受到损害。
以上情况说明，如果我们不及时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不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增长方式，不下大决心、下大力气节能减排、保护环境、节约用地，发展就将难以为继，而受害者将是广大民众，是子孙后代，何谈“以人为本”！如果我们不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改革，使其相协调、相适应，特别是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到突出地位，不着力解决广大困难群体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的问题，就谈不上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从而也不可能有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如果我们不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仍然把社会公平放在被“兼顾”的地位，放任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拉大，就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进而必然影响效率的提高。如果我们不把反腐倡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就不能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没有社会的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
记者：的确如此。这几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您能不能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谈谈这个决定的意义。
黄宗良：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始终要协调两对最基本的关系：对外关系和国内的城乡、工农关系。今天，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正好这两对关系极其尖锐地提到我们面前。解决“三农”问题成了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中之重。因为这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关键环节。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最重要方针就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中心一环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在中国，只有努力解决“三农”问题，才能谈得上“以人为本”，才能谈得上扩大内需。这是不难理解的。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农民是自卑的，在经济生活上是自卑的，在社会政治地位上也是自卑的，这是中国最大的不平等。几十年来，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和国家现代化的贡献只能用数以万亿来计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触动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农民的状况有所改善，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也好，房地产商的暴富也好，都是从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农民身上得到的。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用了很大的力量来解决“三农”问题，取消农业税，今年将建立覆盖全国的农村低保制度，86%的县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免除1.5亿学生学杂费等，都是大动作。但至今，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因此，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关系全局的关键环节。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任务，也是严重的现实任务，要靠改革来推动。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
政治、思想、组织保证
记者：科学发展观是统领社会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其贯彻落实有赖于通过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政治、思想、组织各个方面予以保证。
黄宗良：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认为各级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要正确理解和掌握下列理论和观念：
一是系统论。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经济领域中各业各部门的发展视为一个大系统和一系列的子系统；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不能顾此失彼。科学发展观讲统筹安排，“统筹”就得胸有全局，而“全局”就是一个系统。
二是平衡论。平衡—不平衡—平衡是事物发展的过程，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但必须看到平衡、事物的相对静止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平衡就是相对稳定；稳定就要各方比例合理，利益协调；平衡就是寻找结合点，特别要在公平与效率、义与利之间寻求结合点。
三是合力论。事物发展的动力不是单一的，不是只靠“斗争”，还要合作、统一、协调。由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是我们党重大的观念转变，也是对怎么样搞社会主义的途经、手段认识上的根本改变。“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观念之一，同马克思主义的合力论是相通的。“和”是价值观念，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社会状态，“不同”是客观实际，是“多元化”。“和”是通过“不同”事物的矛盾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利益的协调来实现的。不过，我们不主张做“老好人”，在提倡“和为贵”的同时，很有必要提倡党员和干部的原则性，要有是非观念、善恶观念、荣辱观念。在一些情况下，是需要疾恶如仇，旗帜鲜明，挺身而出去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的。
四是“以人为本”，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讲的民为本，“民贵君轻”的思想。“以人为本”必须从最高领导层开始下决心，逐步消除官本位、等级观念这些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的落后思想和行为准则。最重要的应该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形式主义、一刀切、一哄而起，以至于做表面文章、弄虚作假，不讲原则只讲“潜规则”，应该视为贯彻科学发展观之大忌。
记者：我们再谈组织保证问题。您认为最重要的组织保证是什么？
黄宗良：最重要的一条组织保证是根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干部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
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要依靠各级干部，只有用体现正确的思想和方法的健全的体制、制度和机制来规范各级干部的行为，才能使科学发展观得到贯彻落实。其中，比较突出的一项工作，就是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体现正确的政绩观的干部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改变片面以GDP增长作为唯一的指标；不仅要考察GDP这一重要指标的增长，还要考核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等其他指标，以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杜绝少数领导干部为个人升官、为张扬个人“政绩”而搞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这个指标中，要突出中央强调的在用人选人标准中德才兼备、注重品行和“群众公认”的原则。而在品行中，尤其要看其是求真务实、执政为民还是弄虚作假、谋取私利。不过，干部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也不能是一个到处可以套用的公式，各地各部门情况千差万别，社会发展客观上要求也不完全一样，因而衡量干部政绩的标尺不能一个样。比如，对企业领导者的要求同对地方干部的要求就有一定的差别。我们仍然要主张用人“不拘一格”。
记者：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的最重要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我知道，您在中共十七大以后写的一些文章中一直有一个提法，“民生的改善要有人民民主来保障”。请您谈谈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保证问题。
黄宗良：社会主义建设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生的改善确实需要以切实发展人民民主来保证。十七大报告有一个掷地有声的提法：“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我看来，在当前发展人民民主最突出的任务是：
第一，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关键的环节是建立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科学发展的第一步要有科学的决策，而在中国的今天，离开人民民主谈不上有科学的决策。不少涉资巨大的决策，如土地买卖，办公楼、培训中心的修建等，是很离谱的，谈不上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只要有一点群众观念、群众路线，损失、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正如有的干部总结的，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腐败，而失误是由于个别官员出于私利独断专行造成的。
第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特别是对财政的监督机制，这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我认为，廉政建设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干工程。这是因为，党政机关、干部队伍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已成为关系到社会安定和谐和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问题。问题集中表现为，行政开支在财政开支中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国外许多国家。而用于公共卫生、教育事业等社会建设的投入比例则低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使得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更加突出，官民矛盾尖锐。一系列的“群体冲突事件”应该成为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契机。服务型政府只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府，受人民监督的政府。只有抓住廉政建设这个主干工程，我们才能巩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第三，进一步推进党务政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这是顺应社会信息化、互联网化的明智之举。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我国现在有2.5亿的网民，互联网化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的强大推动力，它使科学和民主决策、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的逐步实现有了可靠的物质条件，使党务政务的公开和透明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这就要求执政者要有更加主动的自觉的行动。
记者：非常感谢黄教授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
（责任编辑李树泉）
黄宗良：我觉得，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之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较好地解决了遵循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同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相统一的历史性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寻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艰辛探索
记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说到底就是为了国家富强和广大民众的幸福安康。因此，探索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寻求正确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就成了贯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一条主线。请您谈谈这个探索过程。
黄宗良：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苏联，可称之为苏联模式发展观。这个发展观，可以概括为“八重八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用轻民用，重计划轻市场，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
记者：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发展观念和战略？
黄宗良：苏联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并且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因此，斯大林认为，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国防建设，通过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用行政的力量，在短期内赶上资本主义强国。这样一来，重速度、重积累、重国家利益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从而导致忽视农业、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轻视市场作用，轻视经济效益，不重视个人利益、不重视人民的消费也就顺理成章了。
记者：我们知道，从整体上说，新中国成立后搞社会主义受到苏联模式影响很大，这是毛泽东、邓小平都说过的。那么，苏联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对中国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黄宗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发展观念和战略在不少方面是学习苏联的。尤其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主导下，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政治和经济关系，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上，从理论到实际执行的方针、政策都同苏联十分相似。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以苏为鉴，处理好重、轻、农三者关系，加大对农、轻投资比例，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一系列关系问题，提出“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的指导思想。次年，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和“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这是对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的一次调整。后来由于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偏离了社会发展常规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
记者：黄教授，我们知道您发表过《一种主义，两种模式》的文章，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搞的都是社会主义，但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发展观和发展战略问题上又是什么情况呢？
黄宗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这主要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里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发展的基础、发展的动力作了不同以往发展观的回答；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兴办乡镇企业等办法，初步触动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实行承认差别，允许“先富”，尊重人权等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记者：这么说来，我们是否完成了发展观的转变？
黄宗良：还没有。此时我国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因为首先要解决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不能不首先强调总量的增长，强调多和快，“效率优先”,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集中到GDP的增长速度上。而GDP的增长并不能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社会公正程度。这样，在世纪之交，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以及国外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记者：您能否就科学发展观同苏联发展观作一比较？
黄宗良：我认为，这两种发展观都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中，为了强国富民而形成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但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实践经验不同，以及经济文化基础的差别，两种发展观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并起保证作用的。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也重视经济建设，但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决定性力量”，“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经过“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使国家消亡等理论影响下，实际上把搞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统帅一切工作的纲领，把唯物主义变成“唯权主义”。
第二，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国计和民生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中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并不错，但它忽视了个人的利益；优先发展重工、军工而牺牲农民的利益，忽视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过高的积累率限制了人民消费水平的应有提高。
第三，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苏联模式发展观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他们尽管承认存在商品经济，但认为劳动力、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承认存在价值规律，但认为价值规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苏联把指令性计划作为整个经济机制运转的轴心，用行政的力量通过计划来运转整个国民经济。科学发展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也重视用“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第四，在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苏联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实行赶超战略，而赶超主要是指产品数量和生产发展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实行粗放经营的方针，走的是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率的增长道路。科学发展观把“又快又好”改变为“又好又快”，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提高效益，注重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努力实现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五，在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上，苏联模式发展观常常只顾重点这一头，而忽视兼顾其他。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要求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一系列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等。这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十个指头抓跳蚤，而是有重点论，不唯重点论，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求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集中全国人财物力干大事。比如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建设中，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第六，在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方面，苏联模式发展观也讲应用客观规律，但常常过高估计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致犯唯意志论的错误，急躁冒进。我国“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典型，结果造成社会经济的重大损失。科学发展观的最突出意义就在于把遵循客观规律同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结合起来。这里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主要指以人为本，坚持社会的公平正义。以人为本，在政治上主要是要发展人民民主，领导人民起来当家作主；在经济上就是要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建设的着重点。
记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还借鉴了其他类型的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请您简要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黄宗良：拉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还是有很大成绩的。到21世纪初，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多美元。但由于受主张国家尽可能不干预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影响很大，这些国家在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过程中，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等各领域产生了许多严重问题，最突出的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在本世纪之初，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有35%，有的国家超过一半。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少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5，大城市到处是无地和就业无保证的贫民聚居的贫民窟。所以，近年来拉美出现了左翼上台执政的局面，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对新自由主义持强烈的批评态度。
记者：看来，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实践，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会制约和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黄宗良：是的，国际社会对这个全局性的问题给予了普遍关注。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先后提出强调人的价值，发展应是整体的、综合的、可持续的新的发展观念。到1992年，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为标志，可持续发展观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起来并从理论走向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确立也是这样。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
及其贯彻落实的现实意义
记者：为什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展观定义为“科学的”，它的科学性是怎么体现的？
黄宗良：什么叫“科学发展”？就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怎么表现的？
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等方面。每一个方面在整个系统中都有其客观的、特定的地位，某一方面越位、错位、不到位，都要造成不良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离开经济工作的中心，把“政治”、“意识形态”置于压倒、决定一切的地位，社会发展和进步从根本上就无从谈起，甚至会倒退；反之，把政治和思想文化工作看成可有可无的，社会的发展就会失去政治保证和精神支持而不协调、不健康和紊乱，其后果也不堪设想。科学发展观正确地规定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工作是发展的中心，其他各方面也要全面协调地发展。
在整个社会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关系，如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都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科学发展观要求总揽全局，统一筹划，分清轻重缓急，全面安排，寻求最佳结合点，兼顾各方利益。
社会发展规律是通过有自觉意识和意图的人们的实践来实现的，人在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讲社会发展规律自然不能把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置于不顾。人的作用主要和首先是认识规律和应用规律。人不能为所欲为，也不能无所作为。这里的人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把实现、维护、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把遵循客观规律同坚持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很好地统一起来，使科学性和“革命性”一致起来。
记者：最后一点很重要，能不能从这一点概括苏联模式和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观念的区别？
黄宗良：把问题集中起来，区别在于：一个是把人的因素（组织、理论、意志）视为万能，一个则把市场作用视为万能；一个倾向于“苦行僧主义”，一个则宣扬消费主义。
记者：从实践上说，中国只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和社会发展才能顺利推进。请谈谈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存在的主要问题。
黄宗良：我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世纪之交，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
贫富差距悬殊。城乡实际收入相差五六倍（现在差距还在扩大）；工矿企业内部高收入者与普通职工收入相差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且地区差距过大。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警戒线，居亚洲前列。
资源问题突出。按人均计算，中国可耕地面积、水资源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25%；能源尤缺，石油、天然气、煤储量分别为世界的7.7%、7.1%、58.6%。我国的资源不仅紧缺，而且利用率也低。万元GDP的耗水量、总能耗量比国际水平高出几倍。中国科学院2006年2月的一个战略报告称，在世界59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资源绩效水平排在第54位。2006年中国GDP约为世界的5%，却耗用了世界1/4的钢材、1/3的煤、1/2的水泥。
环境破坏严重。一些人不计后果地向大自然索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甚至不惜饮鸩止渴。如果说有的资源不可再生，那么环境的损害有的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约一半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很严重，世界上20个污染严重的大城市一半以上在中国。3亿农民缺乏合格饮用水，1/3的国土面积有酸雨，1/10的耕地受到严重污染。
少数干部的腐败问题加剧了社会矛盾，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受到损害。
以上情况说明，如果我们不及时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不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增长方式，不下大决心、下大力气节能减排、保护环境、节约用地，发展就将难以为继，而受害者将是广大民众，是子孙后代，何谈“以人为本”！如果我们不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改革，使其相协调、相适应，特别是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到突出地位，不着力解决广大困难群体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的问题，就谈不上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从而也不可能有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如果我们不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仍然把社会公平放在被“兼顾”的地位，放任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拉大，就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进而必然影响效率的提高。如果我们不把反腐倡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就不能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没有社会的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
记者：的确如此。这几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您能不能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谈谈这个决定的意义。
黄宗良：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始终要协调两对最基本的关系：对外关系和国内的城乡、工农关系。今天，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正好这两对关系极其尖锐地提到我们面前。解决“三农”问题成了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中之重。因为这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关键环节。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最重要方针就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中心一环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在中国，只有努力解决“三农”问题，才能谈得上“以人为本”，才能谈得上扩大内需。这是不难理解的。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农民是自卑的，在经济生活上是自卑的，在社会政治地位上也是自卑的，这是中国最大的不平等。几十年来，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和国家现代化的贡献只能用数以万亿来计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触动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农民的状况有所改善，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也好，房地产商的暴富也好，都是从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农民身上得到的。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用了很大的力量来解决“三农”问题，取消农业税，今年将建立覆盖全国的农村低保制度，86%的县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免除1.5亿学生学杂费等，都是大动作。但至今，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因此，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关系全局的关键环节。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任务，也是严重的现实任务，要靠改革来推动。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
政治、思想、组织保证
记者：科学发展观是统领社会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其贯彻落实有赖于通过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政治、思想、组织各个方面予以保证。
黄宗良：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认为各级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要正确理解和掌握下列理论和观念：
一是系统论。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经济领域中各业各部门的发展视为一个大系统和一系列的子系统；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不能顾此失彼。科学发展观讲统筹安排，“统筹”就得胸有全局，而“全局”就是一个系统。
二是平衡论。平衡—不平衡—平衡是事物发展的过程，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但必须看到平衡、事物的相对静止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平衡就是相对稳定；稳定就要各方比例合理，利益协调；平衡就是寻找结合点，特别要在公平与效率、义与利之间寻求结合点。
三是合力论。事物发展的动力不是单一的，不是只靠“斗争”，还要合作、统一、协调。由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是我们党重大的观念转变，也是对怎么样搞社会主义的途经、手段认识上的根本改变。“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观念之一，同马克思主义的合力论是相通的。“和”是价值观念，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社会状态，“不同”是客观实际，是“多元化”。“和”是通过“不同”事物的矛盾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利益的协调来实现的。不过，我们不主张做“老好人”，在提倡“和为贵”的同时，很有必要提倡党员和干部的原则性，要有是非观念、善恶观念、荣辱观念。在一些情况下，是需要疾恶如仇，旗帜鲜明，挺身而出去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的。
四是“以人为本”，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讲的民为本，“民贵君轻”的思想。“以人为本”必须从最高领导层开始下决心，逐步消除官本位、等级观念这些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的落后思想和行为准则。最重要的应该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形式主义、一刀切、一哄而起，以至于做表面文章、弄虚作假，不讲原则只讲“潜规则”，应该视为贯彻科学发展观之大忌。
记者：我们再谈组织保证问题。您认为最重要的组织保证是什么？
黄宗良：最重要的一条组织保证是根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干部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
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要依靠各级干部，只有用体现正确的思想和方法的健全的体制、制度和机制来规范各级干部的行为，才能使科学发展观得到贯彻落实。其中，比较突出的一项工作，就是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体现正确的政绩观的干部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改变片面以GDP增长作为唯一的指标；不仅要考察GDP这一重要指标的增长，还要考核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等其他指标，以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杜绝少数领导干部为个人升官、为张扬个人“政绩”而搞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这个指标中，要突出中央强调的在用人选人标准中德才兼备、注重品行和“群众公认”的原则。而在品行中，尤其要看其是求真务实、执政为民还是弄虚作假、谋取私利。不过，干部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也不能是一个到处可以套用的公式，各地各部门情况千差万别，社会发展客观上要求也不完全一样，因而衡量干部政绩的标尺不能一个样。比如，对企业领导者的要求同对地方干部的要求就有一定的差别。我们仍然要主张用人“不拘一格”。
记者：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的最重要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我知道，您在中共十七大以后写的一些文章中一直有一个提法，“民生的改善要有人民民主来保障”。请您谈谈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保证问题。
黄宗良：社会主义建设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生的改善确实需要以切实发展人民民主来保证。十七大报告有一个掷地有声的提法：“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我看来，在当前发展人民民主最突出的任务是：
第一，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关键的环节是建立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科学发展的第一步要有科学的决策，而在中国的今天，离开人民民主谈不上有科学的决策。不少涉资巨大的决策，如土地买卖，办公楼、培训中心的修建等，是很离谱的，谈不上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只要有一点群众观念、群众路线，损失、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正如有的干部总结的，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腐败，而失误是由于个别官员出于私利独断专行造成的。
第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特别是对财政的监督机制，这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我认为，廉政建设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干工程。这是因为，党政机关、干部队伍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已成为关系到社会安定和谐和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问题。问题集中表现为，行政开支在财政开支中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国外许多国家。而用于公共卫生、教育事业等社会建设的投入比例则低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使得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更加突出，官民矛盾尖锐。一系列的“群体冲突事件”应该成为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契机。服务型政府只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府，受人民监督的政府。只有抓住廉政建设这个主干工程，我们才能巩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第三，进一步推进党务政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这是顺应社会信息化、互联网化的明智之举。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我国现在有2.5亿的网民，互联网化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的强大推动力，它使科学和民主决策、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的逐步实现有了可靠的物质条件，使党务政务的公开和透明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这就要求执政者要有更加主动的自觉的行动。
记者：非常感谢黄教授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
（责任编辑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