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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众对教育的议论越来越多，批评也越来越激烈，在某些时间点上，教育甚至成为“声讨”的对象。教育受到这种“超常规”待遇，在其他领域比较少见，极少领域可与教育“比美”。由此，自然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教育容易招致批评，成为公众关注的“负面”焦点？原因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以下几方面似乎是主要原因。
一、社会期望值高
在所有社会形态中，公众都对教育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期待，期望教育完成一定的使命。而在社会转型期，这种公众预期会变得更加强烈。转型，意味着还没定型，还有变化的可能，还存在着许许多多未知的因素。大多数公众在社会转型期中，掌控的资源有限，支配的空间不大，自己在社会上博弈的砝码不多，能够发挥作用的可能非教育莫属。大家期望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社会际遇，提高自身的社会层级，增进自己以及家庭的社会声誉，用我们经常说的话，叫作“知识改变命运”。即使那些“官二代”“富二代”，其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也有着很高的预期，他们也深知，没有教育做依托，子女的路走不长远，也不会走好。可以说，在教育话题上，公众有着非常一致的心理预期，几乎没什么太大的分歧。这种高预期的集体心向，使教育备受关注；众口难调等原因，使教育也难以获得好评。
二、公众“容忍度”低
与上述原因相关，公众对教育由于“过度”关切，对教育中的任何瑕疵、疏漏、错误等都洞若观火，难以忍受。这种情况在我国表现得又尤为突出。中国人向来对读书有着较高的尊重和关切，这种关注与获取知识有关联，但不是如古希腊般为知识而知识，而是读书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如获取功名、“颜如玉”“黄金屋”等，这种功利观念由来已久。所以，虽然中国不是“人力资源理论”的发祥地，但“人力资源”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中国父母都对自己的子女有着较高的期望，希望子女“成龙成凤”“出人头地”，很少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普通人，哪怕这样的生活孩子很幸福。这些因素，再加上东方文化中特有的父母子女间的亲情关系，使得公众对教育上的问题变得尤为敏感。中国人讲“过日子”，其实对不少家庭来讲，就是“过孩子”。房价高点，能忍；待遇差点，能凑合；医疗卫生体系不健全，能对付；生活条件一般，没什么；唯独不能忍受的就是教育上的差错和不公平。在一些地方，教育成为公共事件的“导火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点。
三、教育发展变化慢
教育易招致批评，当然也有其自身的原因，改革速度、力度、强度不够，发展变化迟缓，使得教育难免受到责难。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教育和其他领域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也一直处在持续状态，公众也比较多的有了教育成就的“获得感”。但与其他领域如经济、文化等相比，教育观念的更新不大，改革发展的成效也不算太突出，许多教育上的疑难问题始终处在悬而未决的状态。比如，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要求要进一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很好解决，甚至还没有真正破题。教育发展变化慢不是中国教育独有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通病”。个中缘由，一是教育累积效应明显，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都是根植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土壤，经由数年的层累而生成的，要“急刹车”或“急转弯”都有着不小的困难。二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效具有滞后性，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它自身的变革与发展不像有的领域那样一两年见成绩，三五年效果就非常明显。教育常常需要若干年后才能见证自身变革的成效。三是教育的依附性较强，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自身的变革以其他领域变革为前提依托，没有其他相关领域变革的保证，它几乎很难深入地变革下去，这也使其变化举步维艰。
四、发言“门槛”低
教育容易受人批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批评者都能够提出批评意见，也都自认为对教育有发言权。批评医疗卫生，首先需要了解卫生体制，掌握医疗相关的专业活动；批评经济活动，首先需要了解经济的基本运行情况，对经济学理论稍有认知；批评文学，首先需要读文学著作，对著作进行背景、旨趣、社会意义等多方面剖析……所有这些，是一般的公众所不具备的。批评教育则不然，没有学过教育学，不掌握教学专业知识，不影响对教育提出批评。因为公众在其日常生活中，对教育就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感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教育常识（至少自认为是如此）。没有学过教育史，但自己有着受别人教育的历史；没有学过教育学，但自己一直参与着形形色色的教育活动，甚至在有些活动中是不可或缺的教育“主角”……这种种经历，使公众能够对教育现象做出针砭，对教育活动进行评判，对教育中的人或事提出自己的见解。发言“门槛”低了，公众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就很容易形成评论的氛围。一旦教育中的某一个或某些事件成为热议对象的时候，也就比较容易形成批评“浪潮”，将教育中其他成分覆盖或弱化，凸显的是批评的风暴。
五、意见领袖刷“存在感”
在现代社会中，信息繁杂海量，一般公众要想获取其中全部的信息，形成对问题的全方位了解和认识几乎变得不太可能。这种情况下，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应运而生，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有的信息即使直接传达到受众，但由于人的依赖、合群、协作心理促使他们在态度和行为上发生预期的改变，还须由意见领袖对信息作出解释、评价，在行为上作出导向。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一般分为“单一型”和“综合型”。“单一型”，即一个人只要在某个特定领域很精通或在周围人中享有一定声望，他们在这个领域便可扮演意见领袖角色，而在其他不熟悉的领域，他们则可能是一般的被影响者。“综合型”，即一个人在一个以上的领域都享有一定的声望，在不同的领域中都有自己的影响力。从教育自身来看，前一种类型的意见领袖在某些特定的问题或事件上会积极地传播相关信息，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后一种类型的意见领袖也常常当仁不让，把自己作为教育问题的行家里手，对教育活动评头论足，在发表自己言论的同时，增进自己的存在感。毕竟对教育活动或现象发表意见不是件太难的事情，同时也能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
六、媒体传播速度快
教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或成为公众集中批评的对象，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新媒体的广泛运用。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新媒体时代，各种新的传播手段如微信、微博等各种APP作为重要传播媒介，不仅仅是一个传播信息的工具，也是交流的渠道、互动的平台。新媒体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你写我看、单向传播、单次传播的模式，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格局。各种集文字、音频、视频、图片、表情等多种媒介为一体的手机社交软件，不仅带来了社交网络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还改变了人类的交流方式和社交模式。正像有人所谈到的，我们永远无法预言什么样的技术会在将来成为某种“新”媒体的特征，但可以预言的是：这些技术可以使人们更加便利地运用，更加公开公正地讨论和传播信息，更加良好和广泛地进行社会交往。可以想见，当教育运行的某一方面遇到问题或产生缺陷时，公众完全可以借助新媒体，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舆论关注的热点，从而也给大家造成一种“众矢之的”的印象。
七、教育自辩能力差
如果教育遇到一些不公正的批评，教育界自身有着充分的自我辩护力量，能够对这些批评做出足够令人信服的回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或降低批评造成的影响。但遗憾的是，教育自身这种自辩能力不高。一是当教育成为公众批评的对象或热点时，教育界缺乏明确的自辩意识，不少人觉得“清者自清”。二是教育界难以组织起有效的辩护力量，即使有辩护的话，也常常让人觉得“隔靴搔痒”“不解渴”。三是当教育受到公众批评时，需要的不只是来自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回应与反馈，尤其需要公众、教育管理部门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也就是教育理论研究者做出有理有据的评论，但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研究的长期疏离，使得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实践问题了解不多，即使了解，也不愿意涉足评论的漩涡。
在世界各国，教育虽然不是“火药桶”，但受关注程度普遍都较高，这是由教育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的。不让公众批评不可能，但让公众少批评，或者在这其中对批评加以引导还是可能的。这就需要我们切切实实做好教育工作，及时了解公众的教育需求，对教育政策等适时做出调整；也需要我们注意把握教育舆情，及时捕捉相关信息，对教育的不当指责尽快进行澄清。
（责任编辑：林彦）
一、社会期望值高
在所有社会形态中，公众都对教育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期待，期望教育完成一定的使命。而在社会转型期，这种公众预期会变得更加强烈。转型，意味着还没定型，还有变化的可能，还存在着许许多多未知的因素。大多数公众在社会转型期中，掌控的资源有限，支配的空间不大，自己在社会上博弈的砝码不多，能够发挥作用的可能非教育莫属。大家期望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社会际遇，提高自身的社会层级，增进自己以及家庭的社会声誉，用我们经常说的话，叫作“知识改变命运”。即使那些“官二代”“富二代”，其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也有着很高的预期，他们也深知，没有教育做依托，子女的路走不长远，也不会走好。可以说，在教育话题上，公众有着非常一致的心理预期，几乎没什么太大的分歧。这种高预期的集体心向，使教育备受关注；众口难调等原因，使教育也难以获得好评。
二、公众“容忍度”低
与上述原因相关，公众对教育由于“过度”关切，对教育中的任何瑕疵、疏漏、错误等都洞若观火，难以忍受。这种情况在我国表现得又尤为突出。中国人向来对读书有着较高的尊重和关切，这种关注与获取知识有关联，但不是如古希腊般为知识而知识，而是读书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如获取功名、“颜如玉”“黄金屋”等，这种功利观念由来已久。所以，虽然中国不是“人力资源理论”的发祥地，但“人力资源”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中国父母都对自己的子女有着较高的期望，希望子女“成龙成凤”“出人头地”，很少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普通人，哪怕这样的生活孩子很幸福。这些因素，再加上东方文化中特有的父母子女间的亲情关系，使得公众对教育上的问题变得尤为敏感。中国人讲“过日子”，其实对不少家庭来讲，就是“过孩子”。房价高点，能忍；待遇差点，能凑合；医疗卫生体系不健全，能对付；生活条件一般，没什么；唯独不能忍受的就是教育上的差错和不公平。在一些地方，教育成为公共事件的“导火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点。
三、教育发展变化慢
教育易招致批评，当然也有其自身的原因，改革速度、力度、强度不够，发展变化迟缓，使得教育难免受到责难。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教育和其他领域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也一直处在持续状态，公众也比较多的有了教育成就的“获得感”。但与其他领域如经济、文化等相比，教育观念的更新不大，改革发展的成效也不算太突出，许多教育上的疑难问题始终处在悬而未决的状态。比如，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要求要进一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很好解决，甚至还没有真正破题。教育发展变化慢不是中国教育独有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通病”。个中缘由，一是教育累积效应明显，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都是根植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土壤，经由数年的层累而生成的，要“急刹车”或“急转弯”都有着不小的困难。二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效具有滞后性，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它自身的变革与发展不像有的领域那样一两年见成绩，三五年效果就非常明显。教育常常需要若干年后才能见证自身变革的成效。三是教育的依附性较强，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自身的变革以其他领域变革为前提依托，没有其他相关领域变革的保证，它几乎很难深入地变革下去，这也使其变化举步维艰。
四、发言“门槛”低
教育容易受人批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批评者都能够提出批评意见，也都自认为对教育有发言权。批评医疗卫生，首先需要了解卫生体制，掌握医疗相关的专业活动；批评经济活动，首先需要了解经济的基本运行情况，对经济学理论稍有认知；批评文学，首先需要读文学著作，对著作进行背景、旨趣、社会意义等多方面剖析……所有这些，是一般的公众所不具备的。批评教育则不然，没有学过教育学，不掌握教学专业知识，不影响对教育提出批评。因为公众在其日常生活中，对教育就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感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教育常识（至少自认为是如此）。没有学过教育史，但自己有着受别人教育的历史；没有学过教育学，但自己一直参与着形形色色的教育活动，甚至在有些活动中是不可或缺的教育“主角”……这种种经历，使公众能够对教育现象做出针砭，对教育活动进行评判，对教育中的人或事提出自己的见解。发言“门槛”低了，公众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就很容易形成评论的氛围。一旦教育中的某一个或某些事件成为热议对象的时候，也就比较容易形成批评“浪潮”，将教育中其他成分覆盖或弱化，凸显的是批评的风暴。
五、意见领袖刷“存在感”
在现代社会中，信息繁杂海量，一般公众要想获取其中全部的信息，形成对问题的全方位了解和认识几乎变得不太可能。这种情况下，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应运而生，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有的信息即使直接传达到受众，但由于人的依赖、合群、协作心理促使他们在态度和行为上发生预期的改变，还须由意见领袖对信息作出解释、评价，在行为上作出导向。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一般分为“单一型”和“综合型”。“单一型”，即一个人只要在某个特定领域很精通或在周围人中享有一定声望，他们在这个领域便可扮演意见领袖角色，而在其他不熟悉的领域，他们则可能是一般的被影响者。“综合型”，即一个人在一个以上的领域都享有一定的声望，在不同的领域中都有自己的影响力。从教育自身来看，前一种类型的意见领袖在某些特定的问题或事件上会积极地传播相关信息，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后一种类型的意见领袖也常常当仁不让，把自己作为教育问题的行家里手，对教育活动评头论足，在发表自己言论的同时，增进自己的存在感。毕竟对教育活动或现象发表意见不是件太难的事情，同时也能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
六、媒体传播速度快
教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或成为公众集中批评的对象，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新媒体的广泛运用。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新媒体时代，各种新的传播手段如微信、微博等各种APP作为重要传播媒介，不仅仅是一个传播信息的工具，也是交流的渠道、互动的平台。新媒体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你写我看、单向传播、单次传播的模式，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格局。各种集文字、音频、视频、图片、表情等多种媒介为一体的手机社交软件，不仅带来了社交网络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还改变了人类的交流方式和社交模式。正像有人所谈到的，我们永远无法预言什么样的技术会在将来成为某种“新”媒体的特征，但可以预言的是：这些技术可以使人们更加便利地运用，更加公开公正地讨论和传播信息，更加良好和广泛地进行社会交往。可以想见，当教育运行的某一方面遇到问题或产生缺陷时，公众完全可以借助新媒体，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舆论关注的热点，从而也给大家造成一种“众矢之的”的印象。
七、教育自辩能力差
如果教育遇到一些不公正的批评，教育界自身有着充分的自我辩护力量，能够对这些批评做出足够令人信服的回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或降低批评造成的影响。但遗憾的是，教育自身这种自辩能力不高。一是当教育成为公众批评的对象或热点时，教育界缺乏明确的自辩意识，不少人觉得“清者自清”。二是教育界难以组织起有效的辩护力量，即使有辩护的话，也常常让人觉得“隔靴搔痒”“不解渴”。三是当教育受到公众批评时，需要的不只是来自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回应与反馈，尤其需要公众、教育管理部门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也就是教育理论研究者做出有理有据的评论，但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研究的长期疏离，使得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实践问题了解不多，即使了解，也不愿意涉足评论的漩涡。
在世界各国，教育虽然不是“火药桶”，但受关注程度普遍都较高，这是由教育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的。不让公众批评不可能，但让公众少批评，或者在这其中对批评加以引导还是可能的。这就需要我们切切实实做好教育工作，及时了解公众的教育需求，对教育政策等适时做出调整；也需要我们注意把握教育舆情，及时捕捉相关信息，对教育的不当指责尽快进行澄清。
（责任编辑：林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