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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证史”是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剖析美术、照片、影视等图像，对所涉及的历史进行梳理、证实的过程。由于图像的直观性、趣味性，图像证史法在新课程教学中备受教师青睐。但又由于图像主观性的存在，图像证史法在可行性与价值性方面，又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
近日笔者阅读了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写的《图像证史》[1]一书，此书是一本关于图像分析的史学入门书籍，逻辑严谨，举证翔实，有耳目一新之感。在书中，作者给予图像的界定不仅仅是各种绘画，还包括雕塑、浮雕、摄影照片、电影和电视画面、时装玩偶等工艺品、奖章和纪念章上的画像等所有可视物品，甚至包括地图和建筑在内。作者在导论部分明确指出本书写作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鼓励此种证据的使用，二是告知使用者某些存在的陷阱。
这本书对于图像解读较为全面。开篇即对摄影和绘画的写实性进行了反思。书中许多章节研究了如何解读图像中的圣像、物质文化、社会景观、历史事件等等。作者评析了图像证史的三种方法即“心理分析学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和符号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以及“艺术的社会史的研究方法”。
通过阅读这本书，笔者认为作者大致有以下几个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对我们的备课及教学具有一定启发性。
其一，在接触一幅图像的时候，必须要尽可能地去了解该图像创作者的个人背景，以及创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并加以甄别，再作使用。
该书提到：“图像提供的证词需要放在‘背景’中进行考察，更准确地说，需要放在一系列多元的背景（文化的、政治的、物质的背景等）下考察，包括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比如说）表现艺术套式，艺术家以及当初的赞助者和顾客的爱好以及准备让图像发挥的作用。”
书中举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事例来加以说明：现藏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的《拉罗什尔港口》油画，作于1763年。这幅画表现了河面上樯桅如林，人们正在劳作的港口景象，但其他资料证明当时的拉罗什尔港正处在衰落之中。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分析当时的政治背景。这幅画是马里尼侯爵以国王路易十五的名义委托他制作的。马里尼写信给画家提醒他，国王的意图是看到以写实主义的方式来表现王国的港口，所以画家不可能完全忠于事实，因为他展出该画的目的是为了宣传法国是一个海上强国。所以在学习经济史时，不加甄别地加以使用，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1] （p.114）。
在我们教学中，往往也会出现类似的错误。如在讲到拿破仑称帝时，大多会展示大卫所画《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一图（见图1），而且教师也会强调一句：此画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历史真实，是历史的见证。
读完此书，我谨慎地再次推敲此画，发现此画虽是历史场面的再现，但它是政治宣传的产物，从某些细节上为历史做了伪证。
该图虽题为“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为什么画家选择的是“拿破仑站起来给皇后加冕”部分而不是自己被教皇加冕的场面？事实是这样的：为了巩固帝位，拿破仑极其傲慢地让罗马教皇庇护七世亲自来巴黎为他加冕，目的是借教皇在宗教上的巨大号召力，让法国人民以至欧洲人民承认他的“合法地位”。在加冕时，拿破仑拒绝跪在教皇前让庇护七世加冕。而是把皇冠夺过来自己戴上。大卫为避免这一事实，煞费苦心地选用皇帝给皇后加冕的后半截场面。这样，既在画面上突出了拿破仑的中心位置（拿破仑站起来给皇后加冕），又没有使教皇难堪。
再从图片细节来看，他侧面的观礼台坐着皇帝的家人，其中一位和蔼微笑着的贵妇人，正是拿破仑的母亲。不过，实际上拿破仑的母亲并没有参加这场庆典，而且拿破仑身后的教皇对拿破仑的举动，非常不满意。从此后的史实可以印证：庇护七世被迫为拿破仑加冕，但登基大典时皇冠被拿破仑夺走，自行为自己及皇后加冕，庇护七世视此为奇耻大辱。1809年拿破仑进攻维也纳，吞教皇国属下各邦，庇护七世大发雷霆，再次宣布将拿破仑革除教门。拿破仑便于1809年7月6日逮捕了梵蒂冈中的教皇庇护七世并将其押解回萨沃纳囚禁，庇护七世也是在拿破仑退位后才被释放。但在拿破仑的授意之下，画家把教皇的手指画成弯曲，表示对此事的赞同。此外，为了显示拿破仑的高大，把众所周知的矮个子拿破仑艺术化，显得比其他人更高一些。
又如讲到俄国十月革命时，教师大都会使用历史教材“攻打冬宫”这幅图片，并依此图片进行形象的描述：在资产阶级的巢穴前，枪声阵阵，炮声隆隆，喊杀震天，起义的士兵和工人正在向这最后的堡垒冲击。但据学者的考证，这幅图片——“攻打冬宫”（见图2）并不是当时的照片，而是电影《列宁在十月》的剧照，而《列宁在十月》以及后来的《列宁在1918》却是斯大林时期强调激烈革命的产物，是对真实历史的篡改。
最新史料表明，十月革命时参加冬宫的有士兵、水兵和赤卫队员，但当时并未经过激烈的战斗，冬宫的防卫长官亲自打开大门，把他们带到了临时部长正在开会的地方。占领冬宫几乎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整个起义过程中，一共死6人，伤50人。列宁称之为“罕见的不流血的革命”。
但为什么历史的真实与所传播的史实会如此迥异呢？闻一先生在其著作《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中记述：苏联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堡的《十月》中创造的赤卫队和水兵向冬宫奔跑的镜头以及他们在皇宫内冲上楼梯和宫殿的镜头都是很壮观和具有美学效果的，但是它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但因《十月》没有按照斯大林“冲锋”和“攻打”方式来拍摄而最终遭停拍。在斯大林授意下重拍了十月革命的影片，于是罗姆导演的《列宁在十月》应运而生。在这部影片中，把攻打冬宫拍成了杀声冲天、子弹呼啸的生死场景。这一情况被作为真实记录在了斯大林当政时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2] （p.27）。直到20世纪90年俄罗斯档案解密后，人们才重新认识了这段历史。
其二，图像资料不可能完全反映历史的真实，其中多少都会有一些作者主观的加工与发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图像资料对于历史研究就不重要。
毋庸置疑，图像如绘画、雕刻等主观倾向极强，但照片是否能展现社会的真实？书中引用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虽然照片不会撒谎，但撒谎者却可能去拍照。如美国内战一组所谓纪实摄像，把现实士兵装扮成“尸体”。还有以拍摄街头打哆嗦的儿童名闻天下的摄影家，到镇上找来一个孩子，给了他五个先令，让他坐在那里，给他穿上褴褛的衣服，并用烟灰涂脏他的脸。即便有时照片呈现了社会的真实，但摄影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态度，有所取舍。如他们会选择最破旧的房屋，以支持铲除贫民窟的主张。同样，他们也可能选择最好看的房屋，以支持相反的观点。就如德国电影史家克拉考尔曾将摄影术先驱达盖尔与史学大师兰克进行比较时说：“伟大的摄影家都可以按照他们的感觉，自由地选择母题、构图、镜头、滤色镜、感光乳剂和颗粒。这难道与兰克的做法有所不同？”因此，摄影师选择主题，犹如史学家取材，难以回避个人的偏爱与干预[1] （p.25）。 但是否因为这些主观性的存在，图像变得就不重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作者在书中强调了两点：
（一）图像不能让我们直接进入社会的世界，却可以让我们得知同时代的人，如何看待那个世界。男人如何看待女人，中产阶级如何看待农民，平民如何看待战争等。如15—17世纪，把农民描绘成粗俗不文明的形象，或是富裕而又相当愚蠢的自我满足的形象，到了18世纪农民则又被理想化与贵族化。这是工业化进程对农村冲击所带来的认识改变[1] （p.269）。
（二）图像证史，历史学家需要解读字里行间的内容，注意到微小而有重大意义的细节，包括具有重要意义的缺失，并把它们当作线索，以便寻找图像制作者并不知道他们已经知道的信息，或寻找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持有的那些看法。
如一幅反映1865年前后里约热内卢街景的照片即是佳例。照片的左下角有一家铺子，里外站着一些人，其中一人戴着礼帽却未穿鞋。由于店铺在整幅照片中占次要的边缘位置，摄影师不可能像拍摄群像和肖像那样精心地安排人物站立的位置和衣着装饰，而他的不经意处恰恰为我们留下了活的证据，证明了特定时期、特定地方人们所属于的阶层有什么样的穿衣习俗。这类细节不一定被文字所记载。而且在我们看来，生活中礼帽可有可无，鞋子不可或缺。但在19世纪的巴西，出于社会与气候的综合原因，情形正好相反。皮鞋的价格比草帽高，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当时巴西人常买了鞋不穿，将之当作社会身份的象征，提在手中，炫耀于市。[1] （p.270）
又如在人教版八年级（下）教材有这样一张图片（见图3、图4）：
图3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个人并肩坐在一起。但“更原真”的照片（图4），却是两位领袖的周围都站着人，毛泽东身后还有苏联元帅朱可夫等，个个表情愤怒。中国因发掘“第二历史”而极为有名的艺术家张大力说：“气氛不对，但剩下两个人的时候，气氛则成了庄重的。”张大力对照片的修改原因及修改形式总结也极为精辟。张大力认为修改历史照片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政治需要，把某些人去掉或加上；二是突出重要人物，可能是文化政策的需要；三是生活习惯，如穿得太破了、小孩子光屁股了，就得修。张大力还总结了修改历史图片的四种形式：第一种，也就是较容易被观察出来的，是出于政治考虑的修改，涉及政治人物的浮沉变迁；第二种是美学式的，图片发表前，编辑根据流行的审美标准进行或多或少的加工；第三种是“修版”，不过这一次不是出自编辑，而是出自技术工人，比如修版师傅的眼光；最后一种最为接近绘画，主动剪裁和拼接一个趋于理想的场景，以符合受众的期待[3]。
在讲到二战史时，我提供了一张攻克柏林图片（见图5），以展示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有细心的学生发现一些苏联士兵竟然戴着手表。当时由于备课不充分，我没有给出正确答案。于是索性作为小的研究性课题，让学生课下探究。他们找来资料如下：
这张照片是“二战”期间赫赫有名的苏军随军摄影记者——叶夫根尼·哈尔捷伊所拍。对那次的拍摄过程，他在战后回忆录中做过专门的描述：1945年5月2日，柏林的战斗彻底结束了。哈尔捷伊来到了刚刚被攻克的帝国大厦前，望着这座千疮百孔的纳粹德国的象征性建筑，他突发灵感，决定拍摄一张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照片。他进入遍地瓦砾，到处散发着焦糊气味的大厦，在大楼的底层他找到了3个军人，提出请他们合作来拍摄一张历史性的胜利照片。3名军人欣然同意，他们挎上了武器，又找来一面鲜红的战旗，然后随同哈尔捷伊一起爬到了帝国大厦建筑的顶层露台。在选好照相位置后，哈尔捷伊对那3名军人的站位和动作做了一番精心的设计，然后一口气拍完了整整36张照片，冲洗出来后，他选出其中最满意的一张对外公布了。这张在帝国大厦上挥舞胜利旗帜的照片在苏联各大媒体上登出后，立即引起了全球性轰动，以致它最终成为苏联征服纳粹德国的最有象征意义的经典历史镜头。
美中不足的是，在照片引起轰动的同时也有细心的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图中那个举着双手支撑打旗士兵的军官居然两手各戴着一块手表。这对于苏军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其尴尬的镜头。哈尔捷伊说：“我接到了一个修改照片的命令。以后人们看到的那个军官就只有左手上的一块手表了。”
通过对这一历史细节的探究，使学生知道了这幅照片是如何拍摄的，而拍摄者又是如何在不经意中拍摄到一些历史细节的。本来此照片是为了展现胜利的辉煌，但细节却暴露了苏军胜利时，进行抢掠的另一面。同时，通过图像证史这一环节，不仅使学生养成了细心观察事物的能力，并且提高了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学会了自己查找资料，证实图像与历史关系的探究方法。
总之，图像是需要我们谨慎开发的重要课程资源。《图像证史》这本书，我看了三遍，仍有意犹未尽之感。它给我们介绍了许多剖析的方法，对图像证史教学起到很好的作用。
【作者简介】郑金霞，女，天津人，中学一级教师，天津市第五十五中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材与教学。
【责任编辑：全骜颉】
参考文献：
[1][英]彼得·伯克著，杨豫译.图像证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闻一.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3]老北.经典老照片的真容揭开第二历史的秘密http：//www.
china.com.cn/culture/lishi/2010-03/29/content_19705298.htm
近日笔者阅读了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写的《图像证史》[1]一书，此书是一本关于图像分析的史学入门书籍，逻辑严谨，举证翔实，有耳目一新之感。在书中，作者给予图像的界定不仅仅是各种绘画，还包括雕塑、浮雕、摄影照片、电影和电视画面、时装玩偶等工艺品、奖章和纪念章上的画像等所有可视物品，甚至包括地图和建筑在内。作者在导论部分明确指出本书写作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鼓励此种证据的使用，二是告知使用者某些存在的陷阱。
这本书对于图像解读较为全面。开篇即对摄影和绘画的写实性进行了反思。书中许多章节研究了如何解读图像中的圣像、物质文化、社会景观、历史事件等等。作者评析了图像证史的三种方法即“心理分析学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和符号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以及“艺术的社会史的研究方法”。
通过阅读这本书，笔者认为作者大致有以下几个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对我们的备课及教学具有一定启发性。
其一，在接触一幅图像的时候，必须要尽可能地去了解该图像创作者的个人背景，以及创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并加以甄别，再作使用。
该书提到：“图像提供的证词需要放在‘背景’中进行考察，更准确地说，需要放在一系列多元的背景（文化的、政治的、物质的背景等）下考察，包括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比如说）表现艺术套式，艺术家以及当初的赞助者和顾客的爱好以及准备让图像发挥的作用。”
书中举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事例来加以说明：现藏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的《拉罗什尔港口》油画，作于1763年。这幅画表现了河面上樯桅如林，人们正在劳作的港口景象，但其他资料证明当时的拉罗什尔港正处在衰落之中。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分析当时的政治背景。这幅画是马里尼侯爵以国王路易十五的名义委托他制作的。马里尼写信给画家提醒他，国王的意图是看到以写实主义的方式来表现王国的港口，所以画家不可能完全忠于事实，因为他展出该画的目的是为了宣传法国是一个海上强国。所以在学习经济史时，不加甄别地加以使用，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1] （p.114）。
在我们教学中，往往也会出现类似的错误。如在讲到拿破仑称帝时，大多会展示大卫所画《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一图（见图1），而且教师也会强调一句：此画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历史真实，是历史的见证。
读完此书，我谨慎地再次推敲此画，发现此画虽是历史场面的再现，但它是政治宣传的产物，从某些细节上为历史做了伪证。
该图虽题为“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为什么画家选择的是“拿破仑站起来给皇后加冕”部分而不是自己被教皇加冕的场面？事实是这样的：为了巩固帝位，拿破仑极其傲慢地让罗马教皇庇护七世亲自来巴黎为他加冕，目的是借教皇在宗教上的巨大号召力，让法国人民以至欧洲人民承认他的“合法地位”。在加冕时，拿破仑拒绝跪在教皇前让庇护七世加冕。而是把皇冠夺过来自己戴上。大卫为避免这一事实，煞费苦心地选用皇帝给皇后加冕的后半截场面。这样，既在画面上突出了拿破仑的中心位置（拿破仑站起来给皇后加冕），又没有使教皇难堪。
再从图片细节来看，他侧面的观礼台坐着皇帝的家人，其中一位和蔼微笑着的贵妇人，正是拿破仑的母亲。不过，实际上拿破仑的母亲并没有参加这场庆典，而且拿破仑身后的教皇对拿破仑的举动，非常不满意。从此后的史实可以印证：庇护七世被迫为拿破仑加冕，但登基大典时皇冠被拿破仑夺走，自行为自己及皇后加冕，庇护七世视此为奇耻大辱。1809年拿破仑进攻维也纳，吞教皇国属下各邦，庇护七世大发雷霆，再次宣布将拿破仑革除教门。拿破仑便于1809年7月6日逮捕了梵蒂冈中的教皇庇护七世并将其押解回萨沃纳囚禁，庇护七世也是在拿破仑退位后才被释放。但在拿破仑的授意之下，画家把教皇的手指画成弯曲，表示对此事的赞同。此外，为了显示拿破仑的高大，把众所周知的矮个子拿破仑艺术化，显得比其他人更高一些。
又如讲到俄国十月革命时，教师大都会使用历史教材“攻打冬宫”这幅图片，并依此图片进行形象的描述：在资产阶级的巢穴前，枪声阵阵，炮声隆隆，喊杀震天，起义的士兵和工人正在向这最后的堡垒冲击。但据学者的考证，这幅图片——“攻打冬宫”（见图2）并不是当时的照片，而是电影《列宁在十月》的剧照，而《列宁在十月》以及后来的《列宁在1918》却是斯大林时期强调激烈革命的产物，是对真实历史的篡改。
最新史料表明，十月革命时参加冬宫的有士兵、水兵和赤卫队员，但当时并未经过激烈的战斗，冬宫的防卫长官亲自打开大门，把他们带到了临时部长正在开会的地方。占领冬宫几乎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整个起义过程中，一共死6人，伤50人。列宁称之为“罕见的不流血的革命”。
但为什么历史的真实与所传播的史实会如此迥异呢？闻一先生在其著作《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中记述：苏联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堡的《十月》中创造的赤卫队和水兵向冬宫奔跑的镜头以及他们在皇宫内冲上楼梯和宫殿的镜头都是很壮观和具有美学效果的，但是它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但因《十月》没有按照斯大林“冲锋”和“攻打”方式来拍摄而最终遭停拍。在斯大林授意下重拍了十月革命的影片，于是罗姆导演的《列宁在十月》应运而生。在这部影片中，把攻打冬宫拍成了杀声冲天、子弹呼啸的生死场景。这一情况被作为真实记录在了斯大林当政时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2] （p.27）。直到20世纪90年俄罗斯档案解密后，人们才重新认识了这段历史。
其二，图像资料不可能完全反映历史的真实，其中多少都会有一些作者主观的加工与发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图像资料对于历史研究就不重要。
毋庸置疑，图像如绘画、雕刻等主观倾向极强，但照片是否能展现社会的真实？书中引用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虽然照片不会撒谎，但撒谎者却可能去拍照。如美国内战一组所谓纪实摄像，把现实士兵装扮成“尸体”。还有以拍摄街头打哆嗦的儿童名闻天下的摄影家，到镇上找来一个孩子，给了他五个先令，让他坐在那里，给他穿上褴褛的衣服，并用烟灰涂脏他的脸。即便有时照片呈现了社会的真实，但摄影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态度，有所取舍。如他们会选择最破旧的房屋，以支持铲除贫民窟的主张。同样，他们也可能选择最好看的房屋，以支持相反的观点。就如德国电影史家克拉考尔曾将摄影术先驱达盖尔与史学大师兰克进行比较时说：“伟大的摄影家都可以按照他们的感觉，自由地选择母题、构图、镜头、滤色镜、感光乳剂和颗粒。这难道与兰克的做法有所不同？”因此，摄影师选择主题，犹如史学家取材，难以回避个人的偏爱与干预[1] （p.25）。 但是否因为这些主观性的存在，图像变得就不重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作者在书中强调了两点：
（一）图像不能让我们直接进入社会的世界，却可以让我们得知同时代的人，如何看待那个世界。男人如何看待女人，中产阶级如何看待农民，平民如何看待战争等。如15—17世纪，把农民描绘成粗俗不文明的形象，或是富裕而又相当愚蠢的自我满足的形象，到了18世纪农民则又被理想化与贵族化。这是工业化进程对农村冲击所带来的认识改变[1] （p.269）。
（二）图像证史，历史学家需要解读字里行间的内容，注意到微小而有重大意义的细节，包括具有重要意义的缺失，并把它们当作线索，以便寻找图像制作者并不知道他们已经知道的信息，或寻找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持有的那些看法。
如一幅反映1865年前后里约热内卢街景的照片即是佳例。照片的左下角有一家铺子，里外站着一些人，其中一人戴着礼帽却未穿鞋。由于店铺在整幅照片中占次要的边缘位置，摄影师不可能像拍摄群像和肖像那样精心地安排人物站立的位置和衣着装饰，而他的不经意处恰恰为我们留下了活的证据，证明了特定时期、特定地方人们所属于的阶层有什么样的穿衣习俗。这类细节不一定被文字所记载。而且在我们看来，生活中礼帽可有可无，鞋子不可或缺。但在19世纪的巴西，出于社会与气候的综合原因，情形正好相反。皮鞋的价格比草帽高，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当时巴西人常买了鞋不穿，将之当作社会身份的象征，提在手中，炫耀于市。[1] （p.270）
又如在人教版八年级（下）教材有这样一张图片（见图3、图4）：
图3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个人并肩坐在一起。但“更原真”的照片（图4），却是两位领袖的周围都站着人，毛泽东身后还有苏联元帅朱可夫等，个个表情愤怒。中国因发掘“第二历史”而极为有名的艺术家张大力说：“气氛不对，但剩下两个人的时候，气氛则成了庄重的。”张大力对照片的修改原因及修改形式总结也极为精辟。张大力认为修改历史照片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政治需要，把某些人去掉或加上；二是突出重要人物，可能是文化政策的需要；三是生活习惯，如穿得太破了、小孩子光屁股了，就得修。张大力还总结了修改历史图片的四种形式：第一种，也就是较容易被观察出来的，是出于政治考虑的修改，涉及政治人物的浮沉变迁；第二种是美学式的，图片发表前，编辑根据流行的审美标准进行或多或少的加工；第三种是“修版”，不过这一次不是出自编辑，而是出自技术工人，比如修版师傅的眼光；最后一种最为接近绘画，主动剪裁和拼接一个趋于理想的场景，以符合受众的期待[3]。
在讲到二战史时，我提供了一张攻克柏林图片（见图5），以展示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有细心的学生发现一些苏联士兵竟然戴着手表。当时由于备课不充分，我没有给出正确答案。于是索性作为小的研究性课题，让学生课下探究。他们找来资料如下：
这张照片是“二战”期间赫赫有名的苏军随军摄影记者——叶夫根尼·哈尔捷伊所拍。对那次的拍摄过程，他在战后回忆录中做过专门的描述：1945年5月2日，柏林的战斗彻底结束了。哈尔捷伊来到了刚刚被攻克的帝国大厦前，望着这座千疮百孔的纳粹德国的象征性建筑，他突发灵感，决定拍摄一张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照片。他进入遍地瓦砾，到处散发着焦糊气味的大厦，在大楼的底层他找到了3个军人，提出请他们合作来拍摄一张历史性的胜利照片。3名军人欣然同意，他们挎上了武器，又找来一面鲜红的战旗，然后随同哈尔捷伊一起爬到了帝国大厦建筑的顶层露台。在选好照相位置后，哈尔捷伊对那3名军人的站位和动作做了一番精心的设计，然后一口气拍完了整整36张照片，冲洗出来后，他选出其中最满意的一张对外公布了。这张在帝国大厦上挥舞胜利旗帜的照片在苏联各大媒体上登出后，立即引起了全球性轰动，以致它最终成为苏联征服纳粹德国的最有象征意义的经典历史镜头。
美中不足的是，在照片引起轰动的同时也有细心的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图中那个举着双手支撑打旗士兵的军官居然两手各戴着一块手表。这对于苏军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其尴尬的镜头。哈尔捷伊说：“我接到了一个修改照片的命令。以后人们看到的那个军官就只有左手上的一块手表了。”
通过对这一历史细节的探究，使学生知道了这幅照片是如何拍摄的，而拍摄者又是如何在不经意中拍摄到一些历史细节的。本来此照片是为了展现胜利的辉煌，但细节却暴露了苏军胜利时，进行抢掠的另一面。同时，通过图像证史这一环节，不仅使学生养成了细心观察事物的能力，并且提高了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学会了自己查找资料，证实图像与历史关系的探究方法。
总之，图像是需要我们谨慎开发的重要课程资源。《图像证史》这本书，我看了三遍，仍有意犹未尽之感。它给我们介绍了许多剖析的方法，对图像证史教学起到很好的作用。
【作者简介】郑金霞，女，天津人，中学一级教师，天津市第五十五中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材与教学。
【责任编辑：全骜颉】
参考文献：
[1][英]彼得·伯克著，杨豫译.图像证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闻一.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3]老北.经典老照片的真容揭开第二历史的秘密http：//www.
china.com.cn/culture/lishi/2010-03/29/content_1970529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