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日《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实施，标志着上海已经进入城市固体废弃物管理新阶段。
　　数据显示，《条例》实施一个月后，上海市干垃圾下降了11.7%，湿垃圾增长了15%，可回收垃圾增长了10%。
　　然而，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工程，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分类习惯的养成等能否持续，即垃圾分类能否可持续推进，仍有不少人对此抱有疑问。
　　从理论上讲，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是城市的“矿产”。尽管上海前端垃圾分类取得了优良的成绩，但仍有数据显示，目前分类垃圾依然停留在“垃圾”属性而非“资源”属性上。
　　以废旧纺织品为例，回收来的废旧纺织品以每吨1200元的价格销往安徽、山东、浙江，这样的处理方式，使上海废旧纺织品的回收受限于末端处置能力低下，导致了上海的废旧纺织品回收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废旧纺织品的回收量目前年均大致为1.2公斤每人，和发达国家或地区4.5公斤每人的回收量相比，尚有不小的差距。
　　同时，湿垃圾厌氧发酵技术下的沼气发电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沼渣沼液的资源化利用还需要后续工程跟进。
　　此外，废塑料的回收也由于末端资源化处置环节的断裂而暂时“停摆”。
　　以上这些问题折射出垃圾分类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系统性。因为，垃圾分类减量不仅涉及源头分类减量，还涉及分类收运、资源化处置链条上各个环节的有效链接及可持续运转，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不畅通，都会阻碍垃圾分类减量的可持续推进。
　　把分类后的垃圾变为城市“矿产”，当下的有效路径是什么？
　　首先，要加大垃圾分类各环节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推进“垃圾”属性向“资源”属性转变。
　　垃圾分类的推进，不仅需要制度的引领，更需要技术的跟进。当前，围绕垃圾分类减量，已经出现了智能垃圾箱、智能识别技术，以及好氧、厌氧、水热等技术，但还面临一些问题，包括湿垃圾破袋投放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分散式就地处置的终端产品应用问题、垃圾热值高带来的焚烧炉结焦问题，以及末端资源化利用水平低等问题。
　　应该通过有针对性的研发来突破技术瓶颈，如智能分选技术的研发、资源化利用预处理技术创新或湿垃圾桶的研制以及末端废弃物高值化利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等。
　　同时，要加快多功能服务平台的建设，提升分类减量效率。
　　随着源头分类参与率与正确率的提升，我们发现，由于湿垃圾的处置能力略有不足，湿垃圾分类回收量的增长超过了湿垃圾资源化处置量的增长，而各区消纳和处置设施建设的不同步，又导致了处置短缺与过剩并存。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妨建立市层面的调剂中心。以废旧纺织品为例，可以建立废旧纺织品高值化利用综合服务平台，以提升其资源化利用能力，保证源头分类的可持续。这个平台功能多元化，可以是以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废旧纺织品高值化研究为依托的工业化分拣中心，也可以是制定相关标准、开展产品设计的研发中心，还可以是低值废弃物的统计、数据共享和政策实施的管理平台。

　　只有做到源头正确分类、各环节有效链接、末端产业化高端化发展、区域协同共治，才能实现城市“矿产”开发的愿景。

　　通过这个多功能服务平台的有效运转，可以推进 “垃圾”属性向“资源”属性转变。
　　把垃圾变为“矿产”，还要精准推进各环节有效衔接，实现系统性协同。
　　在2011年开始新一轮垃圾分类之初，上海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分类运输与源头分类体系的对接。随着上海垃圾分类的推进，分类收运体系的建成，现已基本能做到分类收运。然而，由于分类收运时间与小区定时定点投放时间不匹配，导致湿垃圾滞留小区时间较长，尤其是夏天更带来扰人的环境污染问题。
　　因此，在强调“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的当下，精准促进分类投放与分类收运的无缝对接，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要加强政府引导和支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具体来说，推进垃圾分类减量，除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外，还应注重制度创新，形成有效的管理制度。
　　不仅如此，还应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共治，应对垃圾长效管理问题。
　　长三角城市错位发展、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尽管上海去中心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但上海的尖端制造业、创新示范效应却日益凸显。因此，在低端廢弃物高值化利用的标准化、示范性基地建设方面，上海更能凸显其引领示范优势。
　　上海可以建立一个废旧纺织品的高值化利用服务平台，发挥平台经济效应，推进低值废弃物向“资源”转变，从而引领长三角地区垃圾的可持续管理。
　　垃圾分类减量是一项持久战、攻坚战，其可持续推进的关键是系统性应对。只有做到源头正确分类、各环节有效链接、末端产业化高端化发展、区域协同共治，才能实现城市“矿产”开发的愿景。

2016～2018年上海垃圾分类成效（单位：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