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风景，是一定要有人文色彩的。如同一双眼睛，里面一定要有神采，像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否则，眼睛越大，就越空洞、越黑，看着就越像翻白眼。没有人文色彩的景区也是这样，越大就越雷同，逛着也就越累。比方说山，看多了，无非是秀美、险峻或是壮丽；比方说水，无非是清澈、静逸或是奔腾，若里面有一句千古流传的诗，便陡然生出一份灵气，让人怦然心动。
　　三峡，正是因为那些被传诵的诗歌，才让人神往。
　　三峡应该感谢唐诗，感谢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因为他们，三峡才有如此大的盛名；因为他们，今天的我们坐在船上，从三峡的崇山峻岭间驶过时，不能不想起诗人曾听到过的猿声和鼓角。
　　一千二百五十四年前，一个朝霞灿烂的早晨，在流放途中的李白突然得知了自己遇赦的消息，人生峰回路转，不由大喜过望，乘一叶轻舟，顺流直下。他把自己的喜悦通过诗歌在三峡留下：“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就在李白这首诗写了七年后，杜甫也来到了三峡，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杜甫的心情如眼前冰凉的江水：“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当时战争不断，“野哭千家闻战伐”，杜甫经历过颠沛流离，经历过世态炎凉；当时群星坠落，杜甫的好友李白、严武、高适相继逝去，三峡留下了杜甫的孤独和悲凉。
　　从这一点来说，三峡是独一无二的，我实在不知道中国还有哪个地方，能像三峡这样，有诗仙的喜悦和诗圣的忧伤。
　　三峡，还因为是文化的交汇之地，才生出了超越山水的奇异。
　　滚滚江水中，有两种文化，像河流和河流，交集凝聚，这就是巴文化和楚文化。巴文化属于蛮夷，楚文化属于华夏，这两种文化融在三峡这支试管里，发生了奇特的化学反应。比方战国时流行的音乐，《下里》是楚歌，《巴人》是巴歌，楚歌和巴歌也互相影响，《下里》和《巴人》也互相作用，成为了风靡那个时代的“凤凰传奇”。
　　更为难得的是，这种发生了化学反应的文化，长久地保存了下来。这和三峡独特的地理不无关系。中国地形，从西到东，从高到低，大致可分为三级阶梯。三峡所在的“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的交接地区，位于第二阶梯中段的东缘和第三阶梯中段的西缘。这里是连山叠岭的险峡急流，地僻民贫，易守难攻，历史的节拍比东面的大平原和西面的大盆地舒缓得多。若在深山最深处，此中人乃如桃花源中人，为中华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那么，在现代化批量复制景点的今天，我们能从哪里感受到三峡这种独特的巴楚文化呢？
　　三峡人家，在三峡深处。
　　那里有精巧绝美的巴王寨，有撩人心弦的编钟古乐，有峭壁上的悬棺，有渔船上的幺妹，有洪荒时代的地质与神话，有巴人部落的农耕和传奇。住在那里，能望见“滚滚长江东逝水”；能寻觅“白云深处有人家”；能看到“万里客危坐，千山境悄然”；能感受“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说起三峡，还不得不提两个人，一是王昭君，一是屈原。
　　杜甫也曾在三峡想起过王昭君，“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就是在三峡的群山万壑之中，走出了一个千古传诵的美人，也是我认为古代四大美人之中唯一真正值得称颂的女子。西施貂蝉，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杨贵妃被万千宠爱，成了唐玄宗误国的替罪羊，这三位只让人对她们的美貌和命运扼腕叹息。王昭君则不然，她被选人宫中，不趋炎附势，不接受潜规则，任凭画师把自己照丑里PS，甘愿就此老死在宫中，然而，命运给了她一个残酷的契机，让她远赴大漠，如苏轼所说“谁知去乡国，万里为胡魂”。她慷慨赴之，毫无怨言。其他三大美人之美，仅是容貌，闭了月，羞了花，昭君之美，灭了烽烟，熄了战火，罢了兵戈，救了苍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屈原的故乡也在三峡，和王昭君一样，属于秭归。相传屈原在流放中忽然回到家乡，他姊姊来看他，劝他要放宽胸怀。“秭归”因此得名。或许，正是因为秭归，屈原的《楚辞》里，才会有三峡一样的华丽、狂放和苍凉：“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后来，屈原跳进了异乡的沧浪之水中，成了我们永远的怀念。
　　更值得我们怀念的秭归，如今迁移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隔江望去，并不遥远，却感觉咫尺天涯。而过去的秭归，屈原和昭君的故乡，已经在三峡大坝蓄水时，永远地沉入江底，上面，是永不停息的沧浪之水。
　　魏新，央视百家讲坛最年轻主讲人，学者，作家、编剧。魏新倾心于历史研究领域，尤其在光武帝刘秀和东汉史的研究上颇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