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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歌剧《王昭君》在上海诞生，却鲜为人知，因为其还处在新兴格局的萌芽期，却因充满了诗性的表达而富于美感。歌剧《王昭君》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学，以歌剧的形式表达，实现了音乐与文学的交融，为中国歌剧的文学诗性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本论文从剖析民族歌剧《王昭君》剧本的文学诗性入手，对中国的音乐与文学的交融进行探索。
关键词：歌剧《王昭君》；文学诗性；剧本创作
中图分类号：J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1-40-2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第一部大型民族歌剧诞生，那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学作品《王昭君》以歌剧的形式在中国的上海上演。这部歌剧的作者萧梅历经日本留学，受到新兴歌剧的影响，在中国歌剧条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与夏衍、田汉和周扬共同创作歌剧《王昭君》。正如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艺术的评价，在他看来，艺术本身就是一首诗，戏剧艺术则更能够将实行的品格彰显出来。从戏剧的创作到舞台表演，甚至依赖于直觉的欣赏，都是一种审美境界的体现。歌剧从其性质本身而言，其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加之音乐的渲染，使欣赏者在音乐中感觉文学的魅力，并将所获得的感受融入到舞台表演的视觉效果当中，充分地感悟其中所释放出来的诗性内涵。
一、民族歌剧《王昭君》创作过程中的诗性气质
萧梅在创作民族歌剧《王昭君》的过程中，受到了戏剧改良的文化环境的影响。在此之前的旧歌剧表达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当时就有戏剧界人士田汉提出，对于旧有的歌剧，即便是改革，也不会很容易地摆脱传统的桎梏，新的歌剧的责任需要由新格局运动者们来承担。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为了能够使中国的传统文学以新的途径展示出魅力，并借此来推动中国创造新兴歌剧，以萧梅为主要创作者，从民族歌剧《王昭君》的创作开始，将中国的歌剧在艺术表现性质上进行了改良。当欣赏过民族歌剧《王昭君》之后，就会从中体会到当年创作者在创作中所蕴藏的奔放的情感，大胆创新的勇气和对于艺术的热情追求，但也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审美定位，诸如写意性、抒情性以及想象性在民族歌剧《王昭君》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歌剧《王昭君》作为歌剧表演艺术充满着诗性之美，而主要创作者萧梅在对于这部作品创作之初就融入了理性的思考。正如萧梅自己的感言，歌剧《王昭君》的创作是“新鲜而渺茫的”，但却存在着创作的冲动。艺术是感性的，重在欣赏；艺术创作是理性的，重在欣赏价值。也许萧梅在创作歌剧《王昭君》的时候，心理上充满了矛盾和困惑，但是这些都源自于外在压力，在她的内心中则愿意以新兴歌剧的表现手法来对于该剧进行艺术构思。面对中国戏剧的“沉寂死静”，萧梅愿意做第一个“激起浪花”的人，在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抒情等等审美特征保留在其中，将有关王昭君的各种文学作品，包括传说在内都收集起来，加以整理，一部符合新兴歌剧的新传说就创作出来了。萧梅所创作的民族歌剧《王昭君》就是建立在这部新传说的基础之上的。虽然歌剧是西方引进的艺术形式，但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会渲染出极具中国精神的艺术。在对民族歌剧《王昭君》进行创作的时候，萧梅说，中国的传统审美贯穿于歌剧始终，在创作定位上就以实行的灵感为主调，将古典传说中所存在的自身美与创作者的诗性美感相融合，成为了民族歌剧《王昭君》剧本创作的诗性源泉。诗性智慧，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独特之处，其通过韵律和节奏来展示出美感，以激发起想象空间，而这些是通过艺术的虚实结合手法表现出来的。民族歌剧《王昭君》则正是很好地运用了这些诗性美要素。
二、民族歌剧《王昭君》剧本组织的诗性结构
民族歌剧《王昭君》的剧本创作中，其诗性结构主要体现在剧情的组织和剧本的表达形式上。歌剧作为一种舞台艺术表演形式，在剧情的设置上，要让情感中最美妙之处得以充分展现。另外，还要以写意的手法，做到虚实结合，以为演员提供在舞台上自由发挥的虚拟空间。与其他舞台艺术有所不同，歌剧，要通过音乐的形式将文学情感和内容演绎出来，所以，无论是从语言表达上，还是在语体风格上，都要将语体的诗性结构表达出来。
从民族歌剧《王昭君》剧本组织的诗性结构中，就可以对萧梅的表达意图有所了解。其以诗性的语言风格，将剧情表达出来。“日对着宫树宫花，倍添新愁旧愿。”是歌剧唱段中使用的词句，表达对整，充满诗意，却能够对于王昭君当时惆怅心情给予了充分地表达。“乍闻一曲琵琶，把满腹忧烦，都流散于烟。”是汉元帝与王昭君的初见，琵琶成为了“得见君恩”的引子，却也决定了王昭君的未来命运。于是，剧情急转，当年对着宫花惆怅的女子，开始了“万里征程，过塞救国”，直到终唱，“可怜白骨葬江边，了却二国狼烟。”
对于《王昭君》的传说，从古到今流传了各种版本。但是，民族歌剧《王昭君》却对于这部作品重新定位。与其他各种文学艺术形式的表达有所不同，王昭君的功绩在歌剧中不再占有重要位置，而是更加富于了“人”的色彩，将王昭君的形象塑造更为深入民间，即王昭君不再那么的悲壮，而是更为凄婉，在这个虚实相生的舞台上，各种凄艳之艺术美连贯在剧情的片段当中。从表现手法上来看，杂剧的特点融合在其中。
从历史意义上讲，王昭君是富于政治色彩的人物，而在这部民族歌剧《王昭君》中，则充满了“昭君哀怨”的神情。昭君出塞的那种悲凉之情从诗句一般的唱腔中表达出来，是那么的悲惋，这种以唱代哭的歌剧表达手打，让王昭君离开中原、离开家乡的那种悲怨表达得真切而动人。演员是舞台表演者，也是间接的艺术创作者，其通过表演来表达自己对于剧情的理解，在想象的空间中宣泄着施行的剧情；欣赏者则是舞台艺术的欣赏者和情感的接受者，当演员在虚实相生的空间中自由发挥的时候，欣赏者则沉浸其中，获得审美满足。
三、民族歌剧《王昭君》的剧诗结构
歌剧在文学创作的环节中，是以剧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而歌剧则是以舌代笔，以舞台的渲染和极富韵律感的音乐性以及演员的唱腔，将演员的情感宣泄出来，歌剧情节也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所以，歌剧剧本的创作尤其是在文字的表达上，要结构规整、布局合理，以符合歌剧音乐的规范，以便于舞台演员的表达。歌剧是以唱为主的，因此萧梅在剧诗的安排上，将中国传统唱词的语言风格转接过来，将传统歌剧中的诗性品格加以改良，成为了民族歌剧《王昭君》特有的诗性思维。 从美学的角度来分析，诗歌的美感与诗性之美存在着差别，诗歌更为注重抒情，而诗性则是从诗歌中所抽象出来的品格。所以，将民族歌剧《王昭君》中的剧诗结构，以诗性的品格来对于其结构手法和语言表达技巧加以定位，而在演员的表演力下，人物内心的情感也被很好地表现出来。
在民族歌剧《王昭君》的诗句总体构造上，主要安排了31个唱段。每一个唱段，萧梅都按照西方歌剧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对于人物内心表达，则更为符合中国传统的艺术表达特点。特别是在昭君与汉元帝对唱一段，将人物的抒情与叙事之间实现了高度的统一，这种剧诗构造的安排是站在剧情发展的角度来设置的。
从剧情的设置上来看，昭君的唱段分布在宫中，表达的是郁闷无处诉说的心情；在长安街上，是对于家乡的恋恋不舍；当剧情发展到雁门关的部门，则为“昭君怨”；“黑水”，则为阳关终唱。诗性表达贯穿于剧情当中，要通过传达的技巧，并借助想象力来将剧诗的语言进行意向表达。
我国的剧诗，作为一种文体，其是将古典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传达出来，即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音乐与文学的交融。在有声有诗的剧诗中，诗句的简洁与韵律的节奏，通过音乐的渲染，再配合演员的唱腔，完美的艺术就表达了出来。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是塑造歌剧之审美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所以，歌剧的艺术属于是综合性较强的艺术。
在中国古代，诗与歌原本就是一体的。诗，以歌的形式唱出来，以音乐的形式表达出来，甚至于会采用舞蹈的手法来渲染氛围。因此，诗歌在创作中要讲究韵律，为了做到句词的押韵，在词句上都要讲求字斟句酌。比如在民族歌剧《王昭君》中的第二场中，有王昭君与汉元帝之间的合唱，那种生死离别之情从唱腔中就可以深刻体悟到，而这里的剧诗则更是令人感同身受。“从此琵琶塞上，空劳离人怀想，只剩血泪斑斑，结成红豆模样。”句式对整、押韵。语言简洁而表达深切，那种“生死离别恨，红豆相思苦”的内心情感首先从剧诗中就已经发挥了出来。
四、民族歌剧《王昭君》的诗性意境
民族歌剧《王昭君》在创作的过程中，就是对于新歌剧的未来进行探索的过程。其首先在剧诗上实施了改良，以烘托舞台气氛为主，将歌剧的创作的核心建立在舞台音乐上，以表演来述说故事，以声音来传达情感，并将时代特点融入其中，让歌剧这门艺术更为容易被人民大众所接受。通过调节观众的情绪，让观众感受到歌剧的魅力，并被吸引到剧情当中，享受着鉴赏歌剧的乐趣。很显然，在民族歌剧《王昭君》的创作中，包括音乐、文学、诗歌和绘画都囊括歌剧的艺术表达中，从而塑造了虚拟的情节氛围，经过了演员的表演，使文学诗性从中散发出来，将文学的意味和诗歌的情绪在音乐中融解，形成了新的情绪的歌剧。
五、总结
综上所述，“昭君出塞”故事从古到今都在民间流传。虽然有各种传说在市井出现，但是其大致内容是以“昭君和亲”为主线连贯起来的。艺术需要不断地创新，而且艺术的表达还要极具时代的特点。当二十世纪初西方的话剧进入到中国之后，与中国传统戏曲相融合，诞生了新兴歌剧。从此，戏剧界创作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表现特征。文学诗性被融入到歌剧当中，对于中国化的歌剧以审美定位，中国第一部民族歌剧《王昭君》的剧本创作中的文学诗性表达，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1]戈晓毅.歌剧王昭君剧作者认定及剧本文学诗性[J].中国音乐（季刊），2011，（04）.
[2]居其宏.歌剧综合美的当代呈现[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2.
[3]邹言九.历史剧改编的文学开掘——谈张平的新编歌剧《昭君》[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5，（01）.
作者简介：
唐玲，女 ，河南平顶山人，湖南工业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钢琴教育。
关键词：歌剧《王昭君》；文学诗性；剧本创作
中图分类号：J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1-40-2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第一部大型民族歌剧诞生，那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学作品《王昭君》以歌剧的形式在中国的上海上演。这部歌剧的作者萧梅历经日本留学，受到新兴歌剧的影响，在中国歌剧条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与夏衍、田汉和周扬共同创作歌剧《王昭君》。正如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艺术的评价，在他看来，艺术本身就是一首诗，戏剧艺术则更能够将实行的品格彰显出来。从戏剧的创作到舞台表演，甚至依赖于直觉的欣赏，都是一种审美境界的体现。歌剧从其性质本身而言，其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加之音乐的渲染，使欣赏者在音乐中感觉文学的魅力，并将所获得的感受融入到舞台表演的视觉效果当中，充分地感悟其中所释放出来的诗性内涵。
一、民族歌剧《王昭君》创作过程中的诗性气质
萧梅在创作民族歌剧《王昭君》的过程中，受到了戏剧改良的文化环境的影响。在此之前的旧歌剧表达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当时就有戏剧界人士田汉提出，对于旧有的歌剧，即便是改革，也不会很容易地摆脱传统的桎梏，新的歌剧的责任需要由新格局运动者们来承担。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为了能够使中国的传统文学以新的途径展示出魅力，并借此来推动中国创造新兴歌剧，以萧梅为主要创作者，从民族歌剧《王昭君》的创作开始，将中国的歌剧在艺术表现性质上进行了改良。当欣赏过民族歌剧《王昭君》之后，就会从中体会到当年创作者在创作中所蕴藏的奔放的情感，大胆创新的勇气和对于艺术的热情追求，但也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审美定位，诸如写意性、抒情性以及想象性在民族歌剧《王昭君》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歌剧《王昭君》作为歌剧表演艺术充满着诗性之美，而主要创作者萧梅在对于这部作品创作之初就融入了理性的思考。正如萧梅自己的感言，歌剧《王昭君》的创作是“新鲜而渺茫的”，但却存在着创作的冲动。艺术是感性的，重在欣赏；艺术创作是理性的，重在欣赏价值。也许萧梅在创作歌剧《王昭君》的时候，心理上充满了矛盾和困惑，但是这些都源自于外在压力，在她的内心中则愿意以新兴歌剧的表现手法来对于该剧进行艺术构思。面对中国戏剧的“沉寂死静”，萧梅愿意做第一个“激起浪花”的人，在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抒情等等审美特征保留在其中，将有关王昭君的各种文学作品，包括传说在内都收集起来，加以整理，一部符合新兴歌剧的新传说就创作出来了。萧梅所创作的民族歌剧《王昭君》就是建立在这部新传说的基础之上的。虽然歌剧是西方引进的艺术形式，但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会渲染出极具中国精神的艺术。在对民族歌剧《王昭君》进行创作的时候，萧梅说，中国的传统审美贯穿于歌剧始终，在创作定位上就以实行的灵感为主调，将古典传说中所存在的自身美与创作者的诗性美感相融合，成为了民族歌剧《王昭君》剧本创作的诗性源泉。诗性智慧，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独特之处，其通过韵律和节奏来展示出美感，以激发起想象空间，而这些是通过艺术的虚实结合手法表现出来的。民族歌剧《王昭君》则正是很好地运用了这些诗性美要素。
二、民族歌剧《王昭君》剧本组织的诗性结构
民族歌剧《王昭君》的剧本创作中，其诗性结构主要体现在剧情的组织和剧本的表达形式上。歌剧作为一种舞台艺术表演形式，在剧情的设置上，要让情感中最美妙之处得以充分展现。另外，还要以写意的手法，做到虚实结合，以为演员提供在舞台上自由发挥的虚拟空间。与其他舞台艺术有所不同，歌剧，要通过音乐的形式将文学情感和内容演绎出来，所以，无论是从语言表达上，还是在语体风格上，都要将语体的诗性结构表达出来。
从民族歌剧《王昭君》剧本组织的诗性结构中，就可以对萧梅的表达意图有所了解。其以诗性的语言风格，将剧情表达出来。“日对着宫树宫花，倍添新愁旧愿。”是歌剧唱段中使用的词句，表达对整，充满诗意，却能够对于王昭君当时惆怅心情给予了充分地表达。“乍闻一曲琵琶，把满腹忧烦，都流散于烟。”是汉元帝与王昭君的初见，琵琶成为了“得见君恩”的引子，却也决定了王昭君的未来命运。于是，剧情急转，当年对着宫花惆怅的女子，开始了“万里征程，过塞救国”，直到终唱，“可怜白骨葬江边，了却二国狼烟。”
对于《王昭君》的传说，从古到今流传了各种版本。但是，民族歌剧《王昭君》却对于这部作品重新定位。与其他各种文学艺术形式的表达有所不同，王昭君的功绩在歌剧中不再占有重要位置，而是更加富于了“人”的色彩，将王昭君的形象塑造更为深入民间，即王昭君不再那么的悲壮，而是更为凄婉，在这个虚实相生的舞台上，各种凄艳之艺术美连贯在剧情的片段当中。从表现手法上来看，杂剧的特点融合在其中。
从历史意义上讲，王昭君是富于政治色彩的人物，而在这部民族歌剧《王昭君》中，则充满了“昭君哀怨”的神情。昭君出塞的那种悲凉之情从诗句一般的唱腔中表达出来，是那么的悲惋，这种以唱代哭的歌剧表达手打，让王昭君离开中原、离开家乡的那种悲怨表达得真切而动人。演员是舞台表演者，也是间接的艺术创作者，其通过表演来表达自己对于剧情的理解，在想象的空间中宣泄着施行的剧情；欣赏者则是舞台艺术的欣赏者和情感的接受者，当演员在虚实相生的空间中自由发挥的时候，欣赏者则沉浸其中，获得审美满足。
三、民族歌剧《王昭君》的剧诗结构
歌剧在文学创作的环节中，是以剧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而歌剧则是以舌代笔，以舞台的渲染和极富韵律感的音乐性以及演员的唱腔，将演员的情感宣泄出来，歌剧情节也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所以，歌剧剧本的创作尤其是在文字的表达上，要结构规整、布局合理，以符合歌剧音乐的规范，以便于舞台演员的表达。歌剧是以唱为主的，因此萧梅在剧诗的安排上，将中国传统唱词的语言风格转接过来，将传统歌剧中的诗性品格加以改良，成为了民族歌剧《王昭君》特有的诗性思维。 从美学的角度来分析，诗歌的美感与诗性之美存在着差别，诗歌更为注重抒情，而诗性则是从诗歌中所抽象出来的品格。所以，将民族歌剧《王昭君》中的剧诗结构，以诗性的品格来对于其结构手法和语言表达技巧加以定位，而在演员的表演力下，人物内心的情感也被很好地表现出来。
在民族歌剧《王昭君》的诗句总体构造上，主要安排了31个唱段。每一个唱段，萧梅都按照西方歌剧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对于人物内心表达，则更为符合中国传统的艺术表达特点。特别是在昭君与汉元帝对唱一段，将人物的抒情与叙事之间实现了高度的统一，这种剧诗构造的安排是站在剧情发展的角度来设置的。
从剧情的设置上来看，昭君的唱段分布在宫中，表达的是郁闷无处诉说的心情；在长安街上，是对于家乡的恋恋不舍；当剧情发展到雁门关的部门，则为“昭君怨”；“黑水”，则为阳关终唱。诗性表达贯穿于剧情当中，要通过传达的技巧，并借助想象力来将剧诗的语言进行意向表达。
我国的剧诗，作为一种文体，其是将古典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传达出来，即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音乐与文学的交融。在有声有诗的剧诗中，诗句的简洁与韵律的节奏，通过音乐的渲染，再配合演员的唱腔，完美的艺术就表达了出来。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是塑造歌剧之审美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所以，歌剧的艺术属于是综合性较强的艺术。
在中国古代，诗与歌原本就是一体的。诗，以歌的形式唱出来，以音乐的形式表达出来，甚至于会采用舞蹈的手法来渲染氛围。因此，诗歌在创作中要讲究韵律，为了做到句词的押韵，在词句上都要讲求字斟句酌。比如在民族歌剧《王昭君》中的第二场中，有王昭君与汉元帝之间的合唱，那种生死离别之情从唱腔中就可以深刻体悟到，而这里的剧诗则更是令人感同身受。“从此琵琶塞上，空劳离人怀想，只剩血泪斑斑，结成红豆模样。”句式对整、押韵。语言简洁而表达深切，那种“生死离别恨，红豆相思苦”的内心情感首先从剧诗中就已经发挥了出来。
四、民族歌剧《王昭君》的诗性意境
民族歌剧《王昭君》在创作的过程中，就是对于新歌剧的未来进行探索的过程。其首先在剧诗上实施了改良，以烘托舞台气氛为主，将歌剧的创作的核心建立在舞台音乐上，以表演来述说故事，以声音来传达情感，并将时代特点融入其中，让歌剧这门艺术更为容易被人民大众所接受。通过调节观众的情绪，让观众感受到歌剧的魅力，并被吸引到剧情当中，享受着鉴赏歌剧的乐趣。很显然，在民族歌剧《王昭君》的创作中，包括音乐、文学、诗歌和绘画都囊括歌剧的艺术表达中，从而塑造了虚拟的情节氛围，经过了演员的表演，使文学诗性从中散发出来，将文学的意味和诗歌的情绪在音乐中融解，形成了新的情绪的歌剧。
五、总结
综上所述，“昭君出塞”故事从古到今都在民间流传。虽然有各种传说在市井出现，但是其大致内容是以“昭君和亲”为主线连贯起来的。艺术需要不断地创新，而且艺术的表达还要极具时代的特点。当二十世纪初西方的话剧进入到中国之后，与中国传统戏曲相融合，诞生了新兴歌剧。从此，戏剧界创作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表现特征。文学诗性被融入到歌剧当中，对于中国化的歌剧以审美定位，中国第一部民族歌剧《王昭君》的剧本创作中的文学诗性表达，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1]戈晓毅.歌剧王昭君剧作者认定及剧本文学诗性[J].中国音乐（季刊），2011，（04）.
[2]居其宏.歌剧综合美的当代呈现[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2.
[3]邹言九.历史剧改编的文学开掘——谈张平的新编歌剧《昭君》[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5，（01）.
作者简介：
唐玲，女 ，河南平顶山人，湖南工业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钢琴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