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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与家教是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家风是耳濡目染式的家教，是家庭、家族成员在繁衍的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生活方式、处事精神;家教则是对家风的一种传承方式，是在家庭、家族生活中对家庭、家族成员涵养的日常教化。家风、家教或明或暗地存在于人们成长的每一个阶段。
强调教子以德为先，兼具才华，并且将教子与家、国、天下结合起来，这是中华传统家教家风的第一个主要特点。
自先秦以来，家教就开始受到重视，以家训、家规、规范、世范、家书、族规等形式出现的家教文献层出不穷，使得中华传统家教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但核心内涵始终以敬祖宗、孝父母、尚勤俭、勤耕读、勉读书、敦善行、慎交游等为主。
在中华传统家教家风中，孝被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礼记·曲礼》提出“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即要精心侍奉父母，让父母感到精神的愉悅。柳玭的“柳氏家法”教子孙“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旧唐书·柳玭传》）。范仲淹精心侍奉母亲，并立范氏义庄，使得范氏家族的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司马光提出只有发自内心地尊敬父母、长辈，才是孝道的核心所在。曾国藩提出治家“事亲以得欢心为本”〔《致澄弟沅弟季弟》（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四日辰正）〕的家规，要求子女、晚辈一定要让父母、长辈欢心才是真正的孝。
在中国传统家教家风中，孝是修身的基础，而修身又是治国的基础，由此凸显孝道教育的重要性。汉代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认为，只有以一己之身，成就立功、立德、立言的伟大事业，特别是像著述集“三不朽”为一体的著作，名垂青史，光耀门楣，并因此使父母之名也显扬于后世，才是最大的孝。北宋的司马光认为，如果国家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孝就是树木的根;如果国家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那么孝就是河水的源头。
在强调子女、晚辈对父母、长辈发自内心尊敬的同时，中国传统家教中也提出要“父慈子孝”，作为父母、长辈要悉心呵护子女、晚辈的生活起居，要关注他们的情感变化，要抚养、教育他们长大成人等;作为子女、晚辈理应对父母、长辈的教导和抚育有感恩之心，长大后尽自己所能孝敬父母、长辈，而且要把孝敬父母、长辈转化为尽职尽责工作、为国尽忠上。朱熹《朱子家训》开篇即强调“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
对父母、长辈需要讲孝，兄弟之间则需要讲友爱，这在中华传统家教家风中也特别受到重视。杨继盛在自己的遗言中多次要求他的两个儿子以同胞兄弟的情谊为重，和睦相处。曾国藩不但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消除弟弟们对他的不满，而且还指导弟弟们读书应试，关照、扶持弟弟们，以实现兄弟和睦。
强调勤俭持家也是中华传统家教非常重要的内容。《颜氏家训》提出，一个家庭在财物、金钱的使用上要适度，不可奢侈浪费，坚持“施而不奢，俭而不吝”的原则。柳玭强调治家要“以勤俭为法”。司马光为教其子司马康节俭，专门撰写了《训俭示康》。杨继盛在写给儿子的遗嘱中强调“衣服要朴素，房屋休高大，饮食使用要俭约”（《谕应尾应箕两儿》）。清初影响最大的家训—— 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全篇仅有五百余字，其中规劝勤俭忠厚的内容就有三百余字，超过全文的一半。身居高位的张英强调居家应恪守以俭为宝，力主宁可居家简陋寒酸，也不能奢侈浪费。曾国藩在日记中所写的“居家四败”中，首先就强调“妇女奢淫者败”;他还强调不要给子孙留有太多的钱财，让子孙无所依赖，才能使他们自立。他认为能恪守勤俭的家族，大多能持续长久;反之，奢侈放纵的家族，很少能过两代，而且都不得善终。
此外，教育子孙、晚辈读书向学，通过读书提升道德修养和文化水平，博取功名，以实现家庭、家族的延续，也是中华传统家教的重要内容。
培育良好家风，有效开展家庭教育是长辈，尤其是父母的重要责任，这是中华传统家教家风的第二个主要特点。
良好的家教是维系家庭、保证世系相续和培养德才兼备的家庭继承人的重要手段。先秦时，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风气已经比较普遍了，父母担负教育子女责任的观念已经成为共识，上自帝王，下至黎民百姓，从著作等身的大学者到目不识丁的乡野村夫，大都将教育子女作为为人父母的主要责任。《三字经》有言：“养不教，父之过。”“苟不教，性乃迁。”
在中国历史上，善于教子、勤于教子的人物比比皆是。周公以礼贤下士教子，孙叔敖将死诫子，孔子庭训孔鲤，汉高祖刘邦撰《手敕太子》，司马谈教子司马迁著史，郑玄教子读经，马革裹尸的马援训诫侄子，诸葛亮教子“淡泊明志”，“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教子立志与守志，陶渊明教子和睦相处，《颜氏家训》专列《教子》篇，唐太宗李世民撰《帝范》十二篇教太子李治，名将郭子仪教子谦谨收敛，柳玭教子高门“可畏不可恃”（《旧唐书·柳玭传》），范仲淹教子“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欧阳修教侄子以临难死节为荣，司马光以《温公家范》教子，陆游以诗教子爱国，朱熹以“养正于蒙”教子，袁采以“为父兄者通情于子弟”教子，方孝孺以“正学”教子，遭受酷刑的杨继盛以遗嘱教子，“南国儒林第一人”王夫之以“从严”教子，朱柏庐撰《朱子治家格言》以修身、齐家为主旨教子，张英以礼让教子，曾国藩教子家书成为近现代家教的必读书目，左宗棠以“崇俭广惠”教子等。诸如此类教子的父亲，都是中国历史上认真教子的杰出代表。
除父亲之外，母亲也承担了家教的重任。太任以胎教育文王，敬姜以“勤劳有益”教子，孟母三迁、断机杼以教子，柳玭的祖母以苦药丸激励儿子苦读，寇准母亲以《寒窗课子图》教子，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的母亲侯夫人严苛教子，大文豪欧阳修母亲以荻画地教子，爱国志士岳飞母亲以“精忠报国”教子，清代名臣张廷玉的母亲教子谦慎好善……她们成为天下母亲的典范。尽管对于母亲在家教中的作用，也有类似“慈母败子”的观点，但是有人认为在开展家庭教育的过程中母亲的作用超过父亲，比如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中提出父严不如母严。正是在这些父亲、母亲的教育之下，不少子弟终成大器，家风也保持不坠，家业兴旺，家族绵延数代不绝。 强调以身作则、严以教子是中华传统家教家风的第三个主要特点。
《易经》的《家人》卦特别要求家长在开展家教时，勤于反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这样自然就有威严，家人自然尊敬和服从。曹操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为在家中倡导节俭之风，写了《内诫令》，直接强调节约，更是以自己不喜欢装饰美丽的箱子、不用银制品、不用香熏房屋、一床被子盖十年，年年拆洗、缝补等具体事例影响家人。诸葛亮在蜀汉劳苦功高，地位崇隆，但他对自己的要求却非常严格，从不搞特殊化，生活非常节俭，为家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颜延之在《庭诰》中提出家长在家教中应以身作则，父亲、哥哥必须先做出表率，这样可以让儿子、弟弟表现出孝敬和恭敬来。《颜氏家训》提出父母应该關注子女的人格养成，而要做到这一点，父母必须以身作则，有良好的自我修养。《郑氏规范》提出家长总管一切事务，因此必须以身作则。更有甚者如孟子认为，如果家长不能做到以身作则，就应该放弃对孩子的教育，让别人来教自己的孩子，即“易子而教”。朱熹在自己和门人都无法教好自己的长子朱塾时，便将其从福建送至浙江金华吕祖谦处，请吕祖谦教育他，这是典型的易子而教的例子。
教子要从严几乎是中国古代家教思想家和实践者的共识。《易经》的《家人》卦强调作为一家之主，治家过于严厉，难免会有后悔的情形，甚至会带来不好的效果，但是总的来说，结果是吉利的。相反，如果放纵家里妇女、孩子嬉笑无节制，即治家不严厉，总是不好的，最终会后悔，甚至会带来羞辱。因此，《家人》卦主张宁可严厉，也不能过于松懈。《颜氏家训》提出不能只爱不教，一味溺爱自己的孩子，这样终会害了他，对他们严加管教才是真正的、长远的爱。为了能做到严格教子，颜之推认为父母跟子女之间，一方面要亲爱周到，另一方面又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可以过于亲昵。司马光认为父亲要对儿子有足够的威严，“严”可以出孝子、出才子。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执行严格家教的父亲被称为“家严”。南宋的袁采从“遇强则避，遇弱则肆”的人之常情出发，认为父亲不能过于仁慈、慈爱，否则可能导致子女不孝，更不能“曲爱”和“妄憎”。王夫之与古代许多父母一样，认为家教要从严，如果以溺爱、顺从、阿谀的方式教子，不但可能陷子弟于不义，同时会损害家庭、家族的长远利益。
然而，在中华传统家教思想中，家教从严并不提倡打骂、体罚子孙，而是必须与慈爱相结合，这样才能使从严教育更加有效。孟子提出“父子不责善”，也就是说哪怕是父子这么亲近的人，都不可对他们有道德强制，即便是出于善意、为他们好也不行，更不要说从别的方面来强制了。《颜氏家训》提出做父母的既要威严又要慈爱，这样子女才会敬畏，并由此产生孝心。司马光认为“严”必须讲方法，过于粗暴的严，可能导致父子相残，父母的慈爱也会荡然无存。对孩子的“宽”要藏在心底，“严”则显于表面，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袁采的《袁氏世范》强调父亲要实现“父慈”，儿子要实现“子孝”，不是一味地指责、打骂，而是父亲和儿子都需要换位思考。王夫之家教的“严”亦非打骂和体罚，而是严格要求，注重以理服人，使子弟能自省之后改过。
尽早开展教育，蒙以养正是中华传统家教家风的第四个主要特点。
儒家的重要经典《周易》说：“蒙以养正，圣功也。”“蒙”的本义是指事物刚开始、刚出生后的蒙昧状态，放到人身上就是懵懂的童年时期。“蒙以养正”就是从童年开始，就要施以正确的教育。在先秦时期，有人提出在形成胚胎的时期就要进行教育，周文王的母亲太任即提出加强胎教。孔子基于“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的认识，认为从小养成的习惯就像人的天性一样，非常稳定，一旦自幼染上坏习惯就很难改变了。贾谊提出“赤子而教”的观点，即儿童在襁褓期就需要开始教育。《颜氏家训》认为平民家庭的子女教育也应该及早进行。司马光继承了我国古代“慎始敬终”的家教思想，认为对子女的家庭教育要及早实施。朱熹强调及早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蒙以养正才能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在如何教蒙童的问题上，朱熹的《童蒙须知》要求蒙童的学习从仪容、仪表开始，然后是讲话、走路的规矩，接下来是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最后才是读书写字，主要目的是规范蒙童的行为。王守仁认为激发儿童的兴趣，让儿童开心，是开展儿童教育的重要前提。他明确反对不顾儿童身心发展特点，把儿童当作“小大人”的做法，提出最好通过咏诗唱歌来诱导孩子，以激发他们的志向和兴趣，引导他们学习礼仪，以使他们仪表严肃;教导他们读书讽诵，以开发他们的智力。他把知识、礼仪、歌诗的传授和儿童的生理、心理特征相结合，同时把儿童的身体锻炼和道德涵养联结在一起，这样就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兼顾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
中华传统家教家风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彰显了崇德向善的核心价值取向，铸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品质，它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必将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选自《习训齐家：中华传统家教家风》，中华书局2020年）
强调教子以德为先，兼具才华，并且将教子与家、国、天下结合起来，这是中华传统家教家风的第一个主要特点。
自先秦以来，家教就开始受到重视，以家训、家规、规范、世范、家书、族规等形式出现的家教文献层出不穷，使得中华传统家教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但核心内涵始终以敬祖宗、孝父母、尚勤俭、勤耕读、勉读书、敦善行、慎交游等为主。
在中华传统家教家风中，孝被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礼记·曲礼》提出“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即要精心侍奉父母，让父母感到精神的愉悅。柳玭的“柳氏家法”教子孙“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旧唐书·柳玭传》）。范仲淹精心侍奉母亲，并立范氏义庄，使得范氏家族的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司马光提出只有发自内心地尊敬父母、长辈，才是孝道的核心所在。曾国藩提出治家“事亲以得欢心为本”〔《致澄弟沅弟季弟》（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四日辰正）〕的家规，要求子女、晚辈一定要让父母、长辈欢心才是真正的孝。
在中国传统家教家风中，孝是修身的基础，而修身又是治国的基础，由此凸显孝道教育的重要性。汉代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认为，只有以一己之身，成就立功、立德、立言的伟大事业，特别是像著述集“三不朽”为一体的著作，名垂青史，光耀门楣，并因此使父母之名也显扬于后世，才是最大的孝。北宋的司马光认为，如果国家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孝就是树木的根;如果国家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那么孝就是河水的源头。
在强调子女、晚辈对父母、长辈发自内心尊敬的同时，中国传统家教中也提出要“父慈子孝”，作为父母、长辈要悉心呵护子女、晚辈的生活起居，要关注他们的情感变化，要抚养、教育他们长大成人等;作为子女、晚辈理应对父母、长辈的教导和抚育有感恩之心，长大后尽自己所能孝敬父母、长辈，而且要把孝敬父母、长辈转化为尽职尽责工作、为国尽忠上。朱熹《朱子家训》开篇即强调“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
对父母、长辈需要讲孝，兄弟之间则需要讲友爱，这在中华传统家教家风中也特别受到重视。杨继盛在自己的遗言中多次要求他的两个儿子以同胞兄弟的情谊为重，和睦相处。曾国藩不但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消除弟弟们对他的不满，而且还指导弟弟们读书应试，关照、扶持弟弟们，以实现兄弟和睦。
强调勤俭持家也是中华传统家教非常重要的内容。《颜氏家训》提出，一个家庭在财物、金钱的使用上要适度，不可奢侈浪费，坚持“施而不奢，俭而不吝”的原则。柳玭强调治家要“以勤俭为法”。司马光为教其子司马康节俭，专门撰写了《训俭示康》。杨继盛在写给儿子的遗嘱中强调“衣服要朴素，房屋休高大，饮食使用要俭约”（《谕应尾应箕两儿》）。清初影响最大的家训—— 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全篇仅有五百余字，其中规劝勤俭忠厚的内容就有三百余字，超过全文的一半。身居高位的张英强调居家应恪守以俭为宝，力主宁可居家简陋寒酸，也不能奢侈浪费。曾国藩在日记中所写的“居家四败”中，首先就强调“妇女奢淫者败”;他还强调不要给子孙留有太多的钱财，让子孙无所依赖，才能使他们自立。他认为能恪守勤俭的家族，大多能持续长久;反之，奢侈放纵的家族，很少能过两代，而且都不得善终。
此外，教育子孙、晚辈读书向学，通过读书提升道德修养和文化水平，博取功名，以实现家庭、家族的延续，也是中华传统家教的重要内容。
培育良好家风，有效开展家庭教育是长辈，尤其是父母的重要责任，这是中华传统家教家风的第二个主要特点。
良好的家教是维系家庭、保证世系相续和培养德才兼备的家庭继承人的重要手段。先秦时，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风气已经比较普遍了，父母担负教育子女责任的观念已经成为共识，上自帝王，下至黎民百姓，从著作等身的大学者到目不识丁的乡野村夫，大都将教育子女作为为人父母的主要责任。《三字经》有言：“养不教，父之过。”“苟不教，性乃迁。”
在中国历史上，善于教子、勤于教子的人物比比皆是。周公以礼贤下士教子，孙叔敖将死诫子，孔子庭训孔鲤，汉高祖刘邦撰《手敕太子》，司马谈教子司马迁著史，郑玄教子读经，马革裹尸的马援训诫侄子，诸葛亮教子“淡泊明志”，“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教子立志与守志，陶渊明教子和睦相处，《颜氏家训》专列《教子》篇，唐太宗李世民撰《帝范》十二篇教太子李治，名将郭子仪教子谦谨收敛，柳玭教子高门“可畏不可恃”（《旧唐书·柳玭传》），范仲淹教子“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欧阳修教侄子以临难死节为荣，司马光以《温公家范》教子，陆游以诗教子爱国，朱熹以“养正于蒙”教子，袁采以“为父兄者通情于子弟”教子，方孝孺以“正学”教子，遭受酷刑的杨继盛以遗嘱教子，“南国儒林第一人”王夫之以“从严”教子，朱柏庐撰《朱子治家格言》以修身、齐家为主旨教子，张英以礼让教子，曾国藩教子家书成为近现代家教的必读书目，左宗棠以“崇俭广惠”教子等。诸如此类教子的父亲，都是中国历史上认真教子的杰出代表。
除父亲之外，母亲也承担了家教的重任。太任以胎教育文王，敬姜以“勤劳有益”教子，孟母三迁、断机杼以教子，柳玭的祖母以苦药丸激励儿子苦读，寇准母亲以《寒窗课子图》教子，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的母亲侯夫人严苛教子，大文豪欧阳修母亲以荻画地教子，爱国志士岳飞母亲以“精忠报国”教子，清代名臣张廷玉的母亲教子谦慎好善……她们成为天下母亲的典范。尽管对于母亲在家教中的作用，也有类似“慈母败子”的观点，但是有人认为在开展家庭教育的过程中母亲的作用超过父亲，比如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中提出父严不如母严。正是在这些父亲、母亲的教育之下，不少子弟终成大器，家风也保持不坠，家业兴旺，家族绵延数代不绝。 强调以身作则、严以教子是中华传统家教家风的第三个主要特点。
《易经》的《家人》卦特别要求家长在开展家教时，勤于反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这样自然就有威严，家人自然尊敬和服从。曹操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为在家中倡导节俭之风，写了《内诫令》，直接强调节约，更是以自己不喜欢装饰美丽的箱子、不用银制品、不用香熏房屋、一床被子盖十年，年年拆洗、缝补等具体事例影响家人。诸葛亮在蜀汉劳苦功高，地位崇隆，但他对自己的要求却非常严格，从不搞特殊化，生活非常节俭，为家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颜延之在《庭诰》中提出家长在家教中应以身作则，父亲、哥哥必须先做出表率，这样可以让儿子、弟弟表现出孝敬和恭敬来。《颜氏家训》提出父母应该關注子女的人格养成，而要做到这一点，父母必须以身作则，有良好的自我修养。《郑氏规范》提出家长总管一切事务，因此必须以身作则。更有甚者如孟子认为，如果家长不能做到以身作则，就应该放弃对孩子的教育，让别人来教自己的孩子，即“易子而教”。朱熹在自己和门人都无法教好自己的长子朱塾时，便将其从福建送至浙江金华吕祖谦处，请吕祖谦教育他，这是典型的易子而教的例子。
教子要从严几乎是中国古代家教思想家和实践者的共识。《易经》的《家人》卦强调作为一家之主，治家过于严厉，难免会有后悔的情形，甚至会带来不好的效果，但是总的来说，结果是吉利的。相反，如果放纵家里妇女、孩子嬉笑无节制，即治家不严厉，总是不好的，最终会后悔，甚至会带来羞辱。因此，《家人》卦主张宁可严厉，也不能过于松懈。《颜氏家训》提出不能只爱不教，一味溺爱自己的孩子，这样终会害了他，对他们严加管教才是真正的、长远的爱。为了能做到严格教子，颜之推认为父母跟子女之间，一方面要亲爱周到，另一方面又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可以过于亲昵。司马光认为父亲要对儿子有足够的威严，“严”可以出孝子、出才子。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执行严格家教的父亲被称为“家严”。南宋的袁采从“遇强则避，遇弱则肆”的人之常情出发，认为父亲不能过于仁慈、慈爱，否则可能导致子女不孝，更不能“曲爱”和“妄憎”。王夫之与古代许多父母一样，认为家教要从严，如果以溺爱、顺从、阿谀的方式教子，不但可能陷子弟于不义，同时会损害家庭、家族的长远利益。
然而，在中华传统家教思想中，家教从严并不提倡打骂、体罚子孙，而是必须与慈爱相结合，这样才能使从严教育更加有效。孟子提出“父子不责善”，也就是说哪怕是父子这么亲近的人，都不可对他们有道德强制，即便是出于善意、为他们好也不行，更不要说从别的方面来强制了。《颜氏家训》提出做父母的既要威严又要慈爱，这样子女才会敬畏，并由此产生孝心。司马光认为“严”必须讲方法，过于粗暴的严，可能导致父子相残，父母的慈爱也会荡然无存。对孩子的“宽”要藏在心底，“严”则显于表面，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袁采的《袁氏世范》强调父亲要实现“父慈”，儿子要实现“子孝”，不是一味地指责、打骂，而是父亲和儿子都需要换位思考。王夫之家教的“严”亦非打骂和体罚，而是严格要求，注重以理服人，使子弟能自省之后改过。
尽早开展教育，蒙以养正是中华传统家教家风的第四个主要特点。
儒家的重要经典《周易》说：“蒙以养正，圣功也。”“蒙”的本义是指事物刚开始、刚出生后的蒙昧状态，放到人身上就是懵懂的童年时期。“蒙以养正”就是从童年开始，就要施以正确的教育。在先秦时期，有人提出在形成胚胎的时期就要进行教育，周文王的母亲太任即提出加强胎教。孔子基于“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的认识，认为从小养成的习惯就像人的天性一样，非常稳定，一旦自幼染上坏习惯就很难改变了。贾谊提出“赤子而教”的观点，即儿童在襁褓期就需要开始教育。《颜氏家训》认为平民家庭的子女教育也应该及早进行。司马光继承了我国古代“慎始敬终”的家教思想，认为对子女的家庭教育要及早实施。朱熹强调及早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蒙以养正才能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在如何教蒙童的问题上，朱熹的《童蒙须知》要求蒙童的学习从仪容、仪表开始，然后是讲话、走路的规矩，接下来是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最后才是读书写字，主要目的是规范蒙童的行为。王守仁认为激发儿童的兴趣，让儿童开心，是开展儿童教育的重要前提。他明确反对不顾儿童身心发展特点，把儿童当作“小大人”的做法，提出最好通过咏诗唱歌来诱导孩子，以激发他们的志向和兴趣，引导他们学习礼仪，以使他们仪表严肃;教导他们读书讽诵，以开发他们的智力。他把知识、礼仪、歌诗的传授和儿童的生理、心理特征相结合，同时把儿童的身体锻炼和道德涵养联结在一起，这样就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兼顾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
中华传统家教家风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彰显了崇德向善的核心价值取向，铸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品质，它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必将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选自《习训齐家：中华传统家教家风》，中华书局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