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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新常态，面临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发展动力等一系列转变，近几年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下行压力，应对化解这种压力，既需要总结自身改革经验，也需要广泛借鉴国际经验。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曾出现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大繁荣，对此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左翼学者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解释，既有技术进步、创新等动力因素的分析又有积累体制、社会积累结构等的体制解说，还有以世界体系理论为主的开放经济论。在大繁荣及这些理论背后，折射出科技与创新、资本与劳动、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国家四大关系的深刻变化。深入认识这些理论与变化对于我国当前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保持长期繁荣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大繁荣；经济下行压力；高速增长；新常态；国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开放经济论；资本存量
中图分类号：F1；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6-0038-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的同时保持了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人口、投资、出口等因素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出现了一定程度减弱，从2012年开始，GDP增速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GDP增速分别为7.65%、7.67%、7.4%，尤其2014年以来，房地产低迷、出口萎缩、制造业产能过剩，如何化解经济下行压力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课题。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存在一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持续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大繁荣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左翼学者对此做出了多种解释，深入了解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的经济规律对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保持长期繁荣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繁荣盛况：多国指征
二战后到197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繁荣与扩张，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等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多国呈现出空前繁荣盛况的指征。不仅主要资本主义地区、国家的GDP、人均GDP、人口、资本存量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1950—1973年的出口量更是高达1913—1950年间的8倍。1950—1975年期间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比1820年以来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将近1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比以前快了1倍，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也大大加快了。资本存量的增长标志着一个投资高潮，其时长和力度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见表1）。
伴随国内生产总值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企的利润率，这些国家全部企业的利润率除1958年略低于15%外，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一直处于高位，制造业的利润率更是高达20%以上。
总体上，大繁荣时期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项经济数据的周期变动都呈现出比较稳定的趋势。表2显示，不同国家的GDP与出口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在这个黄金年代要比之前低很多，失业率比1870—1913年低近1/3，比1928—1930年少一半（见表2）。
二、繁荣探因：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观点
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左翼学者而言，大繁荣（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不仅使这些经济学家面临着对其整个政治经济学进行重新审视的压力，而且也必须对此做出解释。[1]对此众多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根据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大繁荣形成原因不同认识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既有强调内部积累与技术进步、创新等具体因素的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和长波理论，又有强调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法国调节学派、社会积累结构学派，还有强调突破国界从中心—外围理论来认识的世界体系理论等。
（一）技术、创新、投资的多重动力因素论
1. 内部积累与技术进步
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莫里斯·多布强调内部积累和技术进步是促使资本主义战后复苏的两个重要因素。在此之前，新费边主义从管理革命、收入革命和国家经济作用显著增强等三种改变解释大繁荣，多布和美国经济学家斯威齐否定了前两个因素，认为所谓的管理革命是不合逻辑的，而收入平等化的进展极其缓慢。对于国家作用，多布与许多其他学者都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大规模扩张”对于工业高产出和高就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2]
但多布同时指出内部积累和技术进步是促使资本主义战后复苏的两个重要因素。“内部积累”资金来源是企业保留利润，而不是银行提供的外部基金，大公司的投资决策不再需要得到外部融资者的认可。技术创新与工业“自动化”进程相联系，在提高投资率的同时降低了投资率在面对需求变化时的波动，第Ⅰ部类扩张弥补了消费不足，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一段“上升期”。[3]
2. 人口、技术与投资
长波理论的代表人物曼德尔认为大繁荣是扩张性长波的结果。他认为资本主义长波与平均利润率的变动密切相关，利润率的长期变动最终决定着资本积累的长期增长。在扩张性长波中，剩余价值率的急剧上升，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率的急剧下降，资本周转的突然加速，其中若干因素组合可以导致某一阶段的平均利润率急剧上升。[4]例如日本战后繁荣的开始得益于大规模的劳动力产业后备军及工资增长缓慢，配合从国外引进的高水平的技术，一方面使得劳动力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瓶颈，另一方面因为商品较低价格和出口扩大很可能导致较高的利润率，从而形成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同时第三次技术革命也为扩张性长波提供了重要动力。
综上所述，在寻找资本主义大繁荣动力的过程中，多布、曼德尔等学者都认为技术与创新是经济繁荣的重要推动力量，加上同时期的人口因素，促进了积累与投资，使得资本主义进入了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二）体制论 1. 垄断调节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
以阿列塔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认为战后大繁荣源于内涵型积累与垄断性调节的组合，使得工人消费的增长能够配合内涵型资本积累的需要。内涵型积累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型的固定资本投资创造生产和消费持续增长，垄断性调节模式中劳动过程实行科学管理，寡头定价，工资由社会调解决定。新的调节方式超越了内涵型积累与竞争调节的内在矛盾，使得消费快速增长，内涵型积累得以充分发挥，并使得以消耗石油为基础的“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方式在大多数经济部门得以普及。以大批量生产的规模经济为基础的生产率增长、带动了工资、需求、利润、投资的增长以及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形成了“增长的良性循环”（见图1）。工会与管理方通过谈判达成一定程度上保障工人福利水平持续提高的协议，收入、消费提高进一步促进了投资，形成更高的积累与效率。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卫·哈维认为福特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后结合，一方面使得企业在平稳的社会环境中扩大积累、增加投资并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保证了相对充分就业，提高社会福利，促进形成了迅速扩展的有效需求。[5]
2. 四支柱的社会积累结构
以戈登（1992）为代表的社会积累结构学派认为大繁荣可以归因于战后形成了由劳资关系调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资本家—民众关系调和、资本家内部竞争缓和的四大制度性支柱所构成的积累的社会结构。[6]“积累的社会结构”是指影响企业投资预期的外部社会经济环境机制。
劳资关系调和的局面是资本家与工会互相妥协的结果，工会以保证管理者对企业的控制权换来更高的工资福利待遇，结果是一方面增加了工人的实际收入，另一方面稳固了工会会员工人对非工会会员工人的相对优势，在就业、性别以及种族方面加重了劳动阶级间的分裂。资本家则通过加强官僚和等级管理制度来维持这种结构。美国主导下的和平使得美国资本家在外国供应商提供消费品和中间产品时和外国买主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的交易中都拥有有利的条件，同时使得美国资本家在处理与工人的关系中拥有巨大的优势。资本家与民众关系的调和得益于政府的一套政治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资本家对利润要求与民众对经济保险和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之间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内部竞争缓和得益于美国经济在战后相对欧洲、日本的强势地位，从而使得美国公司能够有效地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进行控制。同时国内经济的迅速积累为大多数美国大公司在本工业领域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减少了工业内部的兼并或资本入侵。表3反映了四支柱的社会积累结构变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
上述观点表明与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是理解大繁荣的一种角度，战后缓和的劳资关系、资本间相互尊重的竞争方式、福利国家的形成以及国家对私人资本的扶持等多种因素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较为理想的体制与结构。
（三）开放经济论
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新变化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原因。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巴兰用“经济剩余”理论解释了发达国家通过掠夺不发达外围国家的经济剩余促进持续繁荣。所谓“经济剩余”就是一段时期内社会总产量与总消费量之差，巴兰认为，经济增长是剩余量与利用方式的结果，剩余越多，用于生产领域的比例越大，经济增长就越快。战后发达国家主导的新殖民主义限制了不发达国家的剩余积累，并通过把剩余输出到发达国家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7]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认为在战后政治相对稳定时期，世界工业产出的大规模扩张增长，引发了对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从而促进了农业和矿业区的经济繁荣，提高了边缘区国家的收入水平。[8]发达国家的繁荣带动了不发达国家，但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关系依然是不平等的。对此，进一步发展了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阿明认为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分为“中心”和“边缘”两大部分相对应的是资本积累也分为“中心型”和“边缘型”两大模式。发达国家持续繁荣得益于“边缘”生产的剩余流向“中心”，并且形成了不平等交换持续存在的机制。[9]
战后较为稳定的国际关系和福特主义的迅速扩张，形成了新型资本主义的全球动力。世界性需求稳定增长弥补了经济内部不平衡发展的动荡，世界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大规模扩张导致廉价的原材料供给的全球化，为大繁荣提供了条件。
三、繁荣背后的四大关系及启示
大繁荣背后，科技与创新、资本与劳动、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世界等多种关系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征，对于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处理这些重要关系具有重要启示。
（一）科技与创新关系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大繁荣的重要推动力量，机器化生产成为主流，引发了经济结构的重要变化。汽车成为主导产业，石油产业成为核心资源，高速公路网络成为新的运输基础设施。自动化技术广泛应用促进汽车大规模生产，汽车普及带动了石油的大规模开采并使汽油价格不断下降，汽车工业和石油工业的增长进一步引致了对钢铁、橡胶、玻璃的巨大需求，促进这些工业的技术变革，此外，使用相似生产技术和材料的产业也获得迅速的发展，如电冰箱和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汽车工业还影响到了服务业和建筑业，带动了高速公路、汽车加油站和维修厂、旅游经济、郊区不动产、商业分期付款的建设和产生。[10]
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把要素投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变为效率提升为引领的经济发展。科技与创新是提升效率的重要推动力，大繁荣时期的一系列技术引发的产业、生产方式、消费结构等方面的变革，对我国当前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是充分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新机会，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和加快应用极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使产业和经济竞争的赛场发生转换”。[11]应当在当今以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智能制造领域寻找切入点，在重要节点产业建立规模优势，带动整个产业体系的发展。二是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创新生产组织方式与管理模式。技术进步推动生产效率提高，必然导致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生产组织方式与管理模式调整科学到位，就能够适应并引领技术进步，反之则会阻碍技术进步。 （二）资本与劳动的关系
大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例如西德战后吸引了一千万以上的避难者和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工人，美国将一千万以上的已婚妇女和四百万以上的农民吸入城市[12]。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形成了产业后备军，一方面工资增长缓慢带来高利润率，另一方面带来了城市化的大规模需求。劳资冲突的缓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环境，福特制的推广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模式“将劳动过程内部等级权力的行使制度化，资本通过建立规则和程序的权力来维持对企业运作的全面控制”[13]，抑制了工人集体形式的抗争，缓和了劳资之间的冲突。
从资本与资本的关系看，寡头垄断对资本间的竞争进行调节，缓和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寡头垄断调节消灭了价格战这一传统的争夺市场份额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企业之间在广告和产品差异化上的竞争，价格则是通过平均成本加利润来制定。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对于化解经济下行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大繁荣时期的经验可以借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但由于技术、能力及分工等方面的差别，在工作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等方面也会存在一定的矛盾，在一些民营企业，这种矛盾还可能激化，影响社会稳定。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本质上是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在共同利益驱动下的一种平等合作关系、劳资双方共同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打破资本垄断经营权的合作型劳动关系、收益分享型的劳动关系”。[14]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同富裕原则的基础上，发挥工人组织与工会的作用，同时鼓励企业管理创新，共同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另外要强化对企业竞争关系的调节。竞争能为企业带来活力，但过于激烈的竞争也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生产空间狭窄，进而危及企业中工人的生存。大繁荣时期的垄断调节抑制了过度竞争，为企业发展创造稳定宽松环境的经验可以借鉴。
（三）政府与市场关系
二战后各国政府普遍接受凯恩斯主义，干预调节经济的力度不断加强，主要体现在对资本的调节与对劳动力的保护。除了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对经济进行调控以外，政府还通过大量特定方向的投资干预经济。例如用国家预算来支持研究和发展费用，通过原料的国有化提供廉价的原料来为私有部门提供隐蔽津贴。此外，政府通过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形式增加了对劳动力的转移支付，对于弥补短期需求下降、熨平经济周期、防止过高的失业率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福利国家体系与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挂钩，为失业人员打造了一张安全网，实现收入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15]。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6]在新常态背景下，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国应当建立政府与市场优势互补的关系，制定国家战略、加强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利用市场的效率原则与政府的公平原则，在实现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目标迈进。
（四）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两方面的原因对大繁荣起到了稳定与支撑的作用。一是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霸权地位的建立与巩固。美国通过雅尔塔体制把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隔离开，在冷战时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格局，同时用“马歇尔计划”等渗透战略把美国的意识形态、生产方式传播到欧洲、日本，把福特制等资本积累与调节方式扩散到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生产与管理模式。二是新殖民主义政策强化了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并通过经济剩余向中心国家的输送推动了中心国家的繁荣，同时中心国家通过建立和强化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取得了世界市场的主导地位。
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出口的拉动，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口严重下滑，制造业处境艰难。建立和巩固稳定健康的对外关系格局对于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繁荣时期的国际关系给我们两点重要的启示，一是要建立大国主导的长期稳定的国际关系。中国不谋取霸权地位，但要担负起建立稳定国际秩序的大国责任，为区域乃至世界经济的长期繁荣稳定创造有利环境。二是在促进共同繁荣的基础上促进形成互利共赢的国际分工格局，建立“以中国为中心而带动全球经济循环的大循环体系”，[17]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化解国内经济压力。中国已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努力，如正在推进和筹建的“一带一路”计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开始为政府间多边机制的重建发挥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2][3][7]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75，76，8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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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程恩富，胡乐明，王中保，彭五堂.关于我国企业职工权益保护状况的调研报告[J].经济经纬，2009，（1）：75-82.
[15]阿姆斯特朗.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68-171.
[1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3.
[17]胡必亮，周晔馨，范莎.全球经济格局新变化与中国应对新策略[J].经济学动态，2015，（3）：135-147.
责任编辑、校对：杜 莹
关键词：大繁荣；经济下行压力；高速增长；新常态；国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开放经济论；资本存量
中图分类号：F1；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6-0038-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的同时保持了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人口、投资、出口等因素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出现了一定程度减弱，从2012年开始，GDP增速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GDP增速分别为7.65%、7.67%、7.4%，尤其2014年以来，房地产低迷、出口萎缩、制造业产能过剩，如何化解经济下行压力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课题。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存在一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持续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大繁荣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左翼学者对此做出了多种解释，深入了解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的经济规律对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保持长期繁荣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繁荣盛况：多国指征
二战后到197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繁荣与扩张，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等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多国呈现出空前繁荣盛况的指征。不仅主要资本主义地区、国家的GDP、人均GDP、人口、资本存量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1950—1973年的出口量更是高达1913—1950年间的8倍。1950—1975年期间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比1820年以来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将近1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比以前快了1倍，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也大大加快了。资本存量的增长标志着一个投资高潮，其时长和力度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见表1）。
伴随国内生产总值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企的利润率，这些国家全部企业的利润率除1958年略低于15%外，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一直处于高位，制造业的利润率更是高达20%以上。
总体上，大繁荣时期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项经济数据的周期变动都呈现出比较稳定的趋势。表2显示，不同国家的GDP与出口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在这个黄金年代要比之前低很多，失业率比1870—1913年低近1/3，比1928—1930年少一半（见表2）。
二、繁荣探因：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观点
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左翼学者而言，大繁荣（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不仅使这些经济学家面临着对其整个政治经济学进行重新审视的压力，而且也必须对此做出解释。[1]对此众多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根据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大繁荣形成原因不同认识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既有强调内部积累与技术进步、创新等具体因素的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和长波理论，又有强调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法国调节学派、社会积累结构学派，还有强调突破国界从中心—外围理论来认识的世界体系理论等。
（一）技术、创新、投资的多重动力因素论
1. 内部积累与技术进步
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莫里斯·多布强调内部积累和技术进步是促使资本主义战后复苏的两个重要因素。在此之前，新费边主义从管理革命、收入革命和国家经济作用显著增强等三种改变解释大繁荣，多布和美国经济学家斯威齐否定了前两个因素，认为所谓的管理革命是不合逻辑的，而收入平等化的进展极其缓慢。对于国家作用，多布与许多其他学者都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大规模扩张”对于工业高产出和高就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2]
但多布同时指出内部积累和技术进步是促使资本主义战后复苏的两个重要因素。“内部积累”资金来源是企业保留利润，而不是银行提供的外部基金，大公司的投资决策不再需要得到外部融资者的认可。技术创新与工业“自动化”进程相联系，在提高投资率的同时降低了投资率在面对需求变化时的波动，第Ⅰ部类扩张弥补了消费不足，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一段“上升期”。[3]
2. 人口、技术与投资
长波理论的代表人物曼德尔认为大繁荣是扩张性长波的结果。他认为资本主义长波与平均利润率的变动密切相关，利润率的长期变动最终决定着资本积累的长期增长。在扩张性长波中，剩余价值率的急剧上升，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率的急剧下降，资本周转的突然加速，其中若干因素组合可以导致某一阶段的平均利润率急剧上升。[4]例如日本战后繁荣的开始得益于大规模的劳动力产业后备军及工资增长缓慢，配合从国外引进的高水平的技术，一方面使得劳动力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瓶颈，另一方面因为商品较低价格和出口扩大很可能导致较高的利润率，从而形成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同时第三次技术革命也为扩张性长波提供了重要动力。
综上所述，在寻找资本主义大繁荣动力的过程中，多布、曼德尔等学者都认为技术与创新是经济繁荣的重要推动力量，加上同时期的人口因素，促进了积累与投资，使得资本主义进入了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二）体制论 1. 垄断调节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
以阿列塔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认为战后大繁荣源于内涵型积累与垄断性调节的组合，使得工人消费的增长能够配合内涵型资本积累的需要。内涵型积累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型的固定资本投资创造生产和消费持续增长，垄断性调节模式中劳动过程实行科学管理，寡头定价，工资由社会调解决定。新的调节方式超越了内涵型积累与竞争调节的内在矛盾，使得消费快速增长，内涵型积累得以充分发挥，并使得以消耗石油为基础的“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方式在大多数经济部门得以普及。以大批量生产的规模经济为基础的生产率增长、带动了工资、需求、利润、投资的增长以及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形成了“增长的良性循环”（见图1）。工会与管理方通过谈判达成一定程度上保障工人福利水平持续提高的协议，收入、消费提高进一步促进了投资，形成更高的积累与效率。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卫·哈维认为福特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后结合，一方面使得企业在平稳的社会环境中扩大积累、增加投资并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保证了相对充分就业，提高社会福利，促进形成了迅速扩展的有效需求。[5]
2. 四支柱的社会积累结构
以戈登（1992）为代表的社会积累结构学派认为大繁荣可以归因于战后形成了由劳资关系调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资本家—民众关系调和、资本家内部竞争缓和的四大制度性支柱所构成的积累的社会结构。[6]“积累的社会结构”是指影响企业投资预期的外部社会经济环境机制。
劳资关系调和的局面是资本家与工会互相妥协的结果，工会以保证管理者对企业的控制权换来更高的工资福利待遇，结果是一方面增加了工人的实际收入，另一方面稳固了工会会员工人对非工会会员工人的相对优势，在就业、性别以及种族方面加重了劳动阶级间的分裂。资本家则通过加强官僚和等级管理制度来维持这种结构。美国主导下的和平使得美国资本家在外国供应商提供消费品和中间产品时和外国买主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的交易中都拥有有利的条件，同时使得美国资本家在处理与工人的关系中拥有巨大的优势。资本家与民众关系的调和得益于政府的一套政治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资本家对利润要求与民众对经济保险和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之间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内部竞争缓和得益于美国经济在战后相对欧洲、日本的强势地位，从而使得美国公司能够有效地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进行控制。同时国内经济的迅速积累为大多数美国大公司在本工业领域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减少了工业内部的兼并或资本入侵。表3反映了四支柱的社会积累结构变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
上述观点表明与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是理解大繁荣的一种角度，战后缓和的劳资关系、资本间相互尊重的竞争方式、福利国家的形成以及国家对私人资本的扶持等多种因素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较为理想的体制与结构。
（三）开放经济论
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新变化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原因。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巴兰用“经济剩余”理论解释了发达国家通过掠夺不发达外围国家的经济剩余促进持续繁荣。所谓“经济剩余”就是一段时期内社会总产量与总消费量之差，巴兰认为，经济增长是剩余量与利用方式的结果，剩余越多，用于生产领域的比例越大，经济增长就越快。战后发达国家主导的新殖民主义限制了不发达国家的剩余积累，并通过把剩余输出到发达国家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7]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认为在战后政治相对稳定时期，世界工业产出的大规模扩张增长，引发了对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从而促进了农业和矿业区的经济繁荣，提高了边缘区国家的收入水平。[8]发达国家的繁荣带动了不发达国家，但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关系依然是不平等的。对此，进一步发展了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阿明认为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分为“中心”和“边缘”两大部分相对应的是资本积累也分为“中心型”和“边缘型”两大模式。发达国家持续繁荣得益于“边缘”生产的剩余流向“中心”，并且形成了不平等交换持续存在的机制。[9]
战后较为稳定的国际关系和福特主义的迅速扩张，形成了新型资本主义的全球动力。世界性需求稳定增长弥补了经济内部不平衡发展的动荡，世界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大规模扩张导致廉价的原材料供给的全球化，为大繁荣提供了条件。
三、繁荣背后的四大关系及启示
大繁荣背后，科技与创新、资本与劳动、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世界等多种关系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征，对于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处理这些重要关系具有重要启示。
（一）科技与创新关系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大繁荣的重要推动力量，机器化生产成为主流，引发了经济结构的重要变化。汽车成为主导产业，石油产业成为核心资源，高速公路网络成为新的运输基础设施。自动化技术广泛应用促进汽车大规模生产，汽车普及带动了石油的大规模开采并使汽油价格不断下降，汽车工业和石油工业的增长进一步引致了对钢铁、橡胶、玻璃的巨大需求，促进这些工业的技术变革，此外，使用相似生产技术和材料的产业也获得迅速的发展，如电冰箱和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汽车工业还影响到了服务业和建筑业，带动了高速公路、汽车加油站和维修厂、旅游经济、郊区不动产、商业分期付款的建设和产生。[10]
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把要素投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变为效率提升为引领的经济发展。科技与创新是提升效率的重要推动力，大繁荣时期的一系列技术引发的产业、生产方式、消费结构等方面的变革，对我国当前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是充分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新机会，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和加快应用极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使产业和经济竞争的赛场发生转换”。[11]应当在当今以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智能制造领域寻找切入点，在重要节点产业建立规模优势，带动整个产业体系的发展。二是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创新生产组织方式与管理模式。技术进步推动生产效率提高，必然导致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生产组织方式与管理模式调整科学到位，就能够适应并引领技术进步，反之则会阻碍技术进步。 （二）资本与劳动的关系
大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例如西德战后吸引了一千万以上的避难者和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工人，美国将一千万以上的已婚妇女和四百万以上的农民吸入城市[12]。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形成了产业后备军，一方面工资增长缓慢带来高利润率，另一方面带来了城市化的大规模需求。劳资冲突的缓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环境，福特制的推广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模式“将劳动过程内部等级权力的行使制度化，资本通过建立规则和程序的权力来维持对企业运作的全面控制”[13]，抑制了工人集体形式的抗争，缓和了劳资之间的冲突。
从资本与资本的关系看，寡头垄断对资本间的竞争进行调节，缓和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寡头垄断调节消灭了价格战这一传统的争夺市场份额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企业之间在广告和产品差异化上的竞争，价格则是通过平均成本加利润来制定。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对于化解经济下行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大繁荣时期的经验可以借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但由于技术、能力及分工等方面的差别，在工作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等方面也会存在一定的矛盾，在一些民营企业，这种矛盾还可能激化，影响社会稳定。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本质上是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在共同利益驱动下的一种平等合作关系、劳资双方共同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打破资本垄断经营权的合作型劳动关系、收益分享型的劳动关系”。[14]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同富裕原则的基础上，发挥工人组织与工会的作用，同时鼓励企业管理创新，共同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另外要强化对企业竞争关系的调节。竞争能为企业带来活力，但过于激烈的竞争也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生产空间狭窄，进而危及企业中工人的生存。大繁荣时期的垄断调节抑制了过度竞争，为企业发展创造稳定宽松环境的经验可以借鉴。
（三）政府与市场关系
二战后各国政府普遍接受凯恩斯主义，干预调节经济的力度不断加强，主要体现在对资本的调节与对劳动力的保护。除了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对经济进行调控以外，政府还通过大量特定方向的投资干预经济。例如用国家预算来支持研究和发展费用，通过原料的国有化提供廉价的原料来为私有部门提供隐蔽津贴。此外，政府通过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形式增加了对劳动力的转移支付，对于弥补短期需求下降、熨平经济周期、防止过高的失业率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福利国家体系与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挂钩，为失业人员打造了一张安全网，实现收入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15]。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6]在新常态背景下，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国应当建立政府与市场优势互补的关系，制定国家战略、加强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利用市场的效率原则与政府的公平原则，在实现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目标迈进。
（四）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两方面的原因对大繁荣起到了稳定与支撑的作用。一是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霸权地位的建立与巩固。美国通过雅尔塔体制把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隔离开，在冷战时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格局，同时用“马歇尔计划”等渗透战略把美国的意识形态、生产方式传播到欧洲、日本，把福特制等资本积累与调节方式扩散到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生产与管理模式。二是新殖民主义政策强化了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并通过经济剩余向中心国家的输送推动了中心国家的繁荣，同时中心国家通过建立和强化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取得了世界市场的主导地位。
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出口的拉动，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口严重下滑，制造业处境艰难。建立和巩固稳定健康的对外关系格局对于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繁荣时期的国际关系给我们两点重要的启示，一是要建立大国主导的长期稳定的国际关系。中国不谋取霸权地位，但要担负起建立稳定国际秩序的大国责任，为区域乃至世界经济的长期繁荣稳定创造有利环境。二是在促进共同繁荣的基础上促进形成互利共赢的国际分工格局，建立“以中国为中心而带动全球经济循环的大循环体系”，[17]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化解国内经济压力。中国已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努力，如正在推进和筹建的“一带一路”计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开始为政府间多边机制的重建发挥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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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杜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