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城市蔓延的萌芽阶段
由于1949年七次二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才能巩固人民政权，因此在1957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中，对北京的功能定位是“现代化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按照方案的规划，北京将在远郊区域有计划地发展卫星城，并在包括通县在内的十个卫星城上安排工业。在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北京规划局被撤销，城市建设工作陷入停顿。因此，在这一时期，北京的城市化进程是不稳定发展的，甚至出现了停滞。
（二）城市蔓延的成长阶段
在总体规划暂停执行期间，许多单位无序挤入市区，导致市区原本规划的分散集团是布局已经面目全非，挤成中间一大团。市区规模发展过大，人口过分集中，住宅紧缺，供水不足，交通拥挤等问题初见端倪。
随着对北京城市定位的改变和进一步明确，城区的工业逐步向郊区转移，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取代了工业产业，成为城市的主导性产业，工业化作用向郊区扩散，工业布局的重心转移至郊区，促进了郊区的发展。在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北京郊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产业化城市化，郊区化三者力量的博弈下，城市蔓延问题逐渐凸显。
（三）北京城市蔓延的高速发展阶段
当前北京人口增长过快，城市病问题凸显。表现在人多路堵，房价高，社会治理难度大，城市管理压力大。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制约因素：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科技文化创新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人口无序过快增长，人口分布密度过大，优质公共资源过于集中，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缓慢。密集的优质教育医疗培训机构和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形成了对周边地区明显的虹吸效应。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垃圾污水治理难度大，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甚至导致生态结构的失衡。要解决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诸多难题，仅依靠北京自身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着眼并依赖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强化首都核心功能，建设北京行政副中心，实现首都核心功能与非首都功能的分离疏散。
二、城市蔓延进入疏散化阶段乡镇功能定位的必要性和趋势
大城市地区在缓解城市病所采取的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产业向郊区扩散的过程中，若延续以前那种集中建设部分重点新城的空间战略，极有可能复制中心城的问题。重视并加强小城镇发展，成为改善中心过度集中形成副职就病，振兴乡村活力，促进城乡和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路径。大城市地区应不失时机地实现小城镇转型发展。
（一）乡镇功能定位模糊导致区域整体效能衰减
经济发展指标硬约束导致乡镇发展路径趋同，无序竞争的同时，也倒逼上级政府将有限资源分散化。从大量的研究来看，由于以GDP和财政税收的总量或增速，进行衡量的经济发展指标应与监控，对下级政府构成了实际的硬约束，下级政府出于考核压力，产生了无序竞争现象，不仅使区域发展缺乏整体性，也使得税收收入大量流失，还让一些发展质量不高的企业占据了大量土地资源。
财政分成体制单一，难以形成特色化发展的激励，转移支付制度缺失缺位，难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分成体制在促进下级政府发展经济方面有很强的正向激励作用，由于增值税营业税等税种的税收贡献较大，那些在资源结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上有优势的地区获得了较大收益，有能力加大生产性投入，进而获得更多收益，相对落后的地区却难以进行积累，只能依靠对先进地区的原始模仿。同时由于转移支付制度缺位，不仅造成了乡镇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扩大，也导致乡镇无法预期收入规模，只能采取谨慎的财政支出，影响了促民生，促建设的资金使用进度安排。
发展要素缺乏流动——收益补偿机制，是资源在总量紧张的情况下，进一步出现了空间配置的结构性效率损失。产业项目和产业项目落地所需的建设用地指标是最为重要的两种发展要素，空间配置结构也影响着发展要素的使用效率，乡镇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却难以通过跨区域流动，实现空间配置的优化，在总量紧张的情况下，造成了部分乡镇因区位等问题有用地指标，而无高质量项目落地，低质量项目占据了发展资源，部分项目有落地意向而无用地指标，只能选择周边区县。
此外，原有的农村行政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宜城市，城镇建设和经济活动组织，行政管理模式，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否则就会增加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
（二）乡镇功能呈现出圈层特征和梯度更替特征
首都城市化快速推进，资源空间配置方式必然发生转变。近三十年来，北京呈现快速城市化的趋势，伴随着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城市近郊地区土地级差，地租与中心地区不断缩小，环境要素等综合成本不断攀升，从客观上推动了原有产业形态升级。由于城市化进程和产业转移，乡镇功能必然明显地呈现出圈层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实质是产业的梯度式空间布局。
北京进入空间格局优化调整的重要时期，特定的城市功能和有限的资源环境，客观上要求北京必须注重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把优化功能布局和提升特大城市治理效能作为重点，立足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推进城市功能配置，空间布局的统筹衔接。
（三）乡镇应当呈现多中心形态，开发应采取分阶段模式
田园城市理论表明，合理的区域空间结构，应当是城乡一体的多中心城镇群落结构。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理论，最早将乡村和城市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来进行处理，通过构造多中心的城镇群落，形成磁极之间的平衡，进而避免城市病。
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理论表明，发展阶段和拥有要素的差异，会导致梯度化的空间结构演替次序。由于政府干预地缘一体化，产业升级与创新，地域生产力梯度差，关联产业集聚力，空间相互作用力，横向区域协作力等空间结构重组动力的存在，以及各区域所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的差异，空间结构必然呈现出如下演变模式：一低水平的阶段，以经济活动分散，孤立小地域范围内的封闭式循环为特征的空间结构，二级和发展阶段，以及和发展为特征的空间结构，三扩散阶段，由极核地带向外扩散为特征的空间结构，四级高水平的均衡阶段，以网络化均衡化，多中心為特征的空间结构。
参考文献
[1]冯健，周一星，王晓光，陈扬.1990年代北京郊区化的最新发展趋势及其对策[J].城市规划，2004，03：13-29.
[2]王宏伟.大城市郊区化、居住空间分异与模式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建筑学报，2003，09：11-13.
[3]张强.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研究与探索[J].中国农村经济，2013，01：15-23.
[4]张强.城市功能疏解与大城市地区的疏散化[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03：26-30.
[5]周一星.北京的郊区化及引发的思考[J].地理科学，1996，03：7-15.
由于1949年七次二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才能巩固人民政权，因此在1957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中，对北京的功能定位是“现代化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按照方案的规划，北京将在远郊区域有计划地发展卫星城，并在包括通县在内的十个卫星城上安排工业。在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北京规划局被撤销，城市建设工作陷入停顿。因此，在这一时期，北京的城市化进程是不稳定发展的，甚至出现了停滞。
（二）城市蔓延的成长阶段
在总体规划暂停执行期间，许多单位无序挤入市区，导致市区原本规划的分散集团是布局已经面目全非，挤成中间一大团。市区规模发展过大，人口过分集中，住宅紧缺，供水不足，交通拥挤等问题初见端倪。
随着对北京城市定位的改变和进一步明确，城区的工业逐步向郊区转移，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取代了工业产业，成为城市的主导性产业，工业化作用向郊区扩散，工业布局的重心转移至郊区，促进了郊区的发展。在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北京郊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产业化城市化，郊区化三者力量的博弈下，城市蔓延问题逐渐凸显。
（三）北京城市蔓延的高速发展阶段
当前北京人口增长过快，城市病问题凸显。表现在人多路堵，房价高，社会治理难度大，城市管理压力大。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制约因素：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科技文化创新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人口无序过快增长，人口分布密度过大，优质公共资源过于集中，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缓慢。密集的优质教育医疗培训机构和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形成了对周边地区明显的虹吸效应。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垃圾污水治理难度大，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甚至导致生态结构的失衡。要解决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诸多难题，仅依靠北京自身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着眼并依赖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强化首都核心功能，建设北京行政副中心，实现首都核心功能与非首都功能的分离疏散。
二、城市蔓延进入疏散化阶段乡镇功能定位的必要性和趋势
大城市地区在缓解城市病所采取的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产业向郊区扩散的过程中，若延续以前那种集中建设部分重点新城的空间战略，极有可能复制中心城的问题。重视并加强小城镇发展，成为改善中心过度集中形成副职就病，振兴乡村活力，促进城乡和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路径。大城市地区应不失时机地实现小城镇转型发展。
（一）乡镇功能定位模糊导致区域整体效能衰减
经济发展指标硬约束导致乡镇发展路径趋同，无序竞争的同时，也倒逼上级政府将有限资源分散化。从大量的研究来看，由于以GDP和财政税收的总量或增速，进行衡量的经济发展指标应与监控，对下级政府构成了实际的硬约束，下级政府出于考核压力，产生了无序竞争现象，不仅使区域发展缺乏整体性，也使得税收收入大量流失，还让一些发展质量不高的企业占据了大量土地资源。
财政分成体制单一，难以形成特色化发展的激励，转移支付制度缺失缺位，难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分成体制在促进下级政府发展经济方面有很强的正向激励作用，由于增值税营业税等税种的税收贡献较大，那些在资源结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上有优势的地区获得了较大收益，有能力加大生产性投入，进而获得更多收益，相对落后的地区却难以进行积累，只能依靠对先进地区的原始模仿。同时由于转移支付制度缺位，不仅造成了乡镇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扩大，也导致乡镇无法预期收入规模，只能采取谨慎的财政支出，影响了促民生，促建设的资金使用进度安排。
发展要素缺乏流动——收益补偿机制，是资源在总量紧张的情况下，进一步出现了空间配置的结构性效率损失。产业项目和产业项目落地所需的建设用地指标是最为重要的两种发展要素，空间配置结构也影响着发展要素的使用效率，乡镇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却难以通过跨区域流动，实现空间配置的优化，在总量紧张的情况下，造成了部分乡镇因区位等问题有用地指标，而无高质量项目落地，低质量项目占据了发展资源，部分项目有落地意向而无用地指标，只能选择周边区县。
此外，原有的农村行政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宜城市，城镇建设和经济活动组织，行政管理模式，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否则就会增加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
（二）乡镇功能呈现出圈层特征和梯度更替特征
首都城市化快速推进，资源空间配置方式必然发生转变。近三十年来，北京呈现快速城市化的趋势，伴随着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城市近郊地区土地级差，地租与中心地区不断缩小，环境要素等综合成本不断攀升，从客观上推动了原有产业形态升级。由于城市化进程和产业转移，乡镇功能必然明显地呈现出圈层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实质是产业的梯度式空间布局。
北京进入空间格局优化调整的重要时期，特定的城市功能和有限的资源环境，客观上要求北京必须注重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把优化功能布局和提升特大城市治理效能作为重点，立足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推进城市功能配置，空间布局的统筹衔接。
（三）乡镇应当呈现多中心形态，开发应采取分阶段模式
田园城市理论表明，合理的区域空间结构，应当是城乡一体的多中心城镇群落结构。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理论，最早将乡村和城市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来进行处理，通过构造多中心的城镇群落，形成磁极之间的平衡，进而避免城市病。
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理论表明，发展阶段和拥有要素的差异，会导致梯度化的空间结构演替次序。由于政府干预地缘一体化，产业升级与创新，地域生产力梯度差，关联产业集聚力，空间相互作用力，横向区域协作力等空间结构重组动力的存在，以及各区域所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的差异，空间结构必然呈现出如下演变模式：一低水平的阶段，以经济活动分散，孤立小地域范围内的封闭式循环为特征的空间结构，二级和发展阶段，以及和发展为特征的空间结构，三扩散阶段，由极核地带向外扩散为特征的空间结构，四级高水平的均衡阶段，以网络化均衡化，多中心為特征的空间结构。
参考文献
[1]冯健，周一星，王晓光，陈扬.1990年代北京郊区化的最新发展趋势及其对策[J].城市规划，2004，03：13-29.
[2]王宏伟.大城市郊区化、居住空间分异与模式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建筑学报，2003，09：11-13.
[3]张强.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研究与探索[J].中国农村经济，2013，01：15-23.
[4]张强.城市功能疏解与大城市地区的疏散化[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03：26-30.
[5]周一星.北京的郊区化及引发的思考[J].地理科学，1996，03：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