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新青年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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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者白玛次仁


  2001年,11岁的白玛次仁离开西藏,目的地是4000公里外的沈阳音乐学院。那是他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离开西藏。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时,夜幕已经降临。他和几个藏族同学坐上学校派来的大巴,看到窗外闪亮的街灯和繁华的市景,对未来六年的生活充满期待。可是第二天一早,推开宿舍的窗户,所有人都傻眼了:学校位于郊区,周围一片萧索。
  “很多同学放声大哭,”白玛次仁回忆说,“其实,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是哭的状态。”
  如今,坐在拉萨艺梦空间的咖啡桌旁,31岁的白玛次仁已经可以用调侃的口吻谈论当年的往事。他穿着黑色皮夹克,目光炯炯有神。虽然肚子略有发福,但挺拔的腰杆依旧可以看出当年舞者的身份。
  白玛次仁告诉我,在离开西藏之前,他从没接触过专业舞蹈培训。对他来说,舞蹈的概念就是藏族的民间歌舞。他出身于普通的拉萨市民家庭,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是家庭主妇。父母在他小学毕业时决定让他学习舞蹈,仅仅是因为看到西藏自治区歌舞团的招生海报,了解到在沈阳音乐学院毕业后,回来就能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
教授舞蹈的白玛次仁

  点燃白玛次仁对舞蹈的热情的是一位教芭蕾舞的老师。他是从俄罗斯留学归来的, 除了教学生们基本动作,也给他们讲述芭蕾舞的历史和文化。白玛次仁渐渐喜欢上了芭蕾舞。他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悠长的传统。从舞蹈这件事上,他也渐渐找到了存在感。六年时间倏忽而逝,等到毕业时,他已经深深爱上舞蹈,打算以此作为未来的事业。
  在沈阳的六年里,白玛次仁从身高一米五的小男孩,长成了一米七八的小伙子。毕业后坐飞机回到拉萨,刚一落地就产生了高原反应,鼻血瞬间流了出来。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六年没回西藏,也没有见到父母了。他去自治区的歌舞团报到,正式成为了一名拿工资的舞蹈演员。因为有了这样一份稳定的工作,父母都很满意,只是白玛次仁觉得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远。
  “我还是想出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寻找更大的舞台。”白玛次仁说,“我也希望能用舞蹈表达更多的东西。”
  瞒着歌舞团的同事,白玛次仁偷偷报考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研究生。那个冬天,他独自来到北京,参加研究生专业考试。他住在学校附近的青年假日酒店的地下室。第二天去参加考试时,天下着大雪,学校门口挤满了陪考的家长,只有他是独自一人。他还清晰地记得推开考场大门,走进去时的情景。他鞠了个躬,向在场的考官做自我介绍:“我叫白玛次仁,来自西藏。”
  白玛次仁没有想到,自己考到了专业的第一名。发榜那天,他早早地起床,骑车来到校门口。发榜的地方早已围满了人。他听到人群中有人喊:“第一名,白玛次仁!”他的心揪了一下,看到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他恍惚地走了过去。
  在中央民族大学,他师从中国第一代藏族女舞蹈家慈仁桑姆。四年时间里,他认为自己是学校里最刻苦的学生。
  “我从内心深处迸发出一股劲头,”他说,“那就是必须让每个人都知道我。”
  大三那年,白玛次仁创建了自己的舞团,开始参加各种演出。一有时间,他还要跑到北大、清华、北师大去听讲座。研究生毕业后,白玛次仁留在了北京,继续在全国各地演出,给艺考的学生上课。繁忙而充实的生活让他渐渐意识到自身的变化:对舞蹈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对梦想的理解。
  “今天做好了,明天做好了,后天做好了,梦想就来了。”白玛次仁说。
  2014年的一天,白玛次仁接到《中国好舞蹈》节目组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去杭州参加海选。选手来自五湖四海,有将近两千人,他是唯一的藏族选手。第一轮海选只有两分钟,大部分人还没有进入跳舞环节就被淘汰了。两个月后,白玛次仁进入了四十人大名单,这些人将出现在《中国好舞蹈》的节目中。
  是《中国好舞蹈》的契机,让白玛次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拥有什么?我与众不同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那不是他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却是最严肃的一次。
  “你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在艺梦空间,我问白玛次仁。
  白玛次仁说:“作为藏民族独特丰富的文化。”
  在节目录制现场,白玛次仁精心选择了一件带有藏族风情的红色长衫,搭配红色头巾。他选择的歌曲是《仓央嘉措情歌》。表演时,他的舞姿征服了现场观众和三位导师。节目组特意从拉萨接来了白玛次仁的父母。他们穿着传统的藏装登上舞臺,为儿子献上哈达。
  节目播出后,白玛次仁名声大噪。商业演出的电话不断打到手机上,甚至有狂热的粉丝给他下榻的酒店寄来行李箱,里面塞满了高档化妆品和各种零食。
  白玛次仁告诉我,很多参加完综艺节目的人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迷失和落差,但他没有。小时候,父亲让白玛次仁懂得,要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面对人生。
  他找到一个机会,去美国交流学习了六个月。一次,他在街上看到来自家乡的经幡,突然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发现,这些从小司空见惯的东西,竟是如此打动他的心。从初中离开西藏,从北京再到美国,白玛次仁意识到,从更远的地方回看故乡,反而让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清晰的体认。   “我希望更多藏族的年轻人能走出去看看世界,然后再回头看自己的家乡。”白玛次仁说,“就像照镜子一样,太近,你会看不到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才能看得清。”
  结束美国的交流学习后,白玛次仁回到拉萨,跟随修行多年的喇嘛舅舅住进寺庙。在那里,他开始构思自己的第一个原创舞剧《藏传·根》,希望借此表达西藏现代与传统的碰撞。舞剧中,除了现代舞,还加入了唐卡、藏戏、扎年琴等藏族元素,多元的文化为整个舞剧增添了厚度。《藏传·根》在国家大剧院进行了专场演出,让白玛次仁成为了西藏首位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个人专场演出的舞者。
  那是2016年,白玛次仁二十六岁,离开西藏已经七年。有一天,他突然就感到了故乡的召唤——那种情绪强烈到连他自己都解释不清。
  如今,坐在艺梦空间的咖啡桌旁,白玛次仁将回到西藏的选择归结为“体验”和“生活”:他已经在广阔的世界里体验了足够多的东西,现在他要回到故乡,回馈他选择生活的地方。
  2015年,白玛次仁担任了西藏雅砻文化节的总导演。那次经历帮助他完成了职业心理的转变:从跳舞时的“我要表达什么”到当导演的“我能给人什么”。回到西藏后,白玛次仁开始了“舞而优则导”的生活,从藏历新年晚会,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白玛次仁几乎导演了西藏所有重要的文艺活动。
  导演生活之外,白玛次仁还开了这家艺梦空间,将咖啡馆、小剧场和艺术沙龙结合起来。他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一点点地改变拉萨的文化氛围。
  “你希望大家怎么称呼你?舞者还是导演?”我问白玛次仁。
  “我不希望被定义。因为在拉萨,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白玛次仁说,“我会一直探索下去。”
模特洛桑卓玛

模特洛桑卓玛


  在塔耶梅朵美育培训中心,我见到了1992年出生的藏族模特洛桑卓玛。与白玛次仁一样,洛桑卓玛也是在内地求学时找到了未来事业的灵感,又将这个灵感带回拉萨,最终在藏地开花结果。
  塔耶梅朵位于拉萨市当热南路的一栋写字楼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房间里那道长约二十米的T形台,黑色的光面大理石闪着黝亮的光芒。洛桑卓玛穿着一身白绿相间的格子长裙,黑色长筒靴,戴着珍珠耳环。无论是穿搭风格还是走路姿势,都能看出模特职业留下的痕迹。
  洛桑卓玛来自单亲家庭,母亲是拉萨的一名中学教师。很小的时候,洛桑卓玛会偷偷穿上妈妈的高跟鞋,披上妈妈的丝巾,模仿在电视里看到的模特走秀。那可能是她关于模特职业的最早启蒙,只是当时的拉萨既没有模特行业,也没有相关平台。
  小学毕业后,洛桑卓玛一个人去成都念初中。她喜欢时尚,向往内地的生活,但第一次离开西藏,对内地的方方面面都十分懵懂。她告诉我,刚到成都时,她连煮面条什么时候熟都不知道,因为在拉萨煮面从来都是用高压锅。一个汉族阿姨告诉洛桑卓玛,你把面条甩在墙上,能黏住就说明煮好了。
模特洛桑卓玛

  从简单的煮面,到学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三年的内地求学不仅让洛桑卓玛懂得了独立思考,也培养了坚韧的个性——两者在她日后的职业选择中都至关重要。高中时,她回到拉萨,大学则又来到内地的咸阳西藏民族大学,学习法律专业。因为喜欢模特职业,她大一时就加入陕西省模特协会,开始接受专业训练。正是在这里,洛桑卓玛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模特行业,渐渐明确了未来职业的方向。
  大二开始,洛桑卓玛开始了走秀生涯。几乎每个周末,她都要从咸阳跑到西安或者其他内地城市,参加各种走秀活动。
  大三那年,洛桑卓玛悄悄管姐姐借了一笔钱,去深圳参加第25届世界超级小姐中国区总决赛,获得第四名。
  2013年,洛桑卓玛回到拉萨,从西藏大学找女生参加商演。她发现藏族女孩无论是五官还是外形条件都十分出众,非常适合在时尚领域发展,只是当时的拉萨完全没有专业的模特培训机构。洛桑卓玛只好把这些女生带到家里,教她们走台步。
  “此外,当时西藏本地人对模特行业也存在普遍的误解。他们会认为,模特就是在台上走来走去,既没什么用,也不是一份正经职业。”在塔耶梅朵,洛桑卓玛对我说:“我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纠正人们的这些误解。”
  回到拉萨后,洛桑卓玛依旧保持着每年去内地进修的习惯。2015年,她去厦门进修学习,发现少儿模特培训在内地非常火热。她意识到,少儿模特教育不只是教孩子走秀、摆造型那么简单。在这项教育中,更蕴含着对孩子的性格塑造和自信心培养。这是一项能让更多西藏孩子受益的教育,于是她萌生了把少儿模特培训带回家乡,在家乡生根发芽的想法。
  然而,要在空白市场上立足,难度可想而知。最初,洛桑卓瑪在布达拉宫附近租下一间工作室,只有不到五十平方米,地上铺着灰色地毯,墙上镶着大镜子。她发了一条招生的朋友圈。靠之前做微商卖护肤品积累下来的人脉,第一次招生就招到了二十多个学生。
  洛桑卓玛说,除了教孩子们模特走秀的基本功,更主要的是帮助他们矫正形体,培养气质,学习礼仪礼节,增强自信心。从更广阔的层面讲,是培养孩子认识美、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帮助他们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2016年创建塔耶梅朵到现在,洛桑卓玛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来到课堂,亲自带学生。直到今天,塔耶梅朵也只有洛桑卓玛和搭档阿旺曲宗两位老师。亲自教学是洛桑卓玛始终坚守的信念。
模特洛桑卓玛 图/张静

  第一个班教下来,塔耶梅朵在家长间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其中一个孩子叫丹增白央,那时刚刚两岁半,却已展露出当小模特的兴趣和天赋。在洛桑卓玛的悉心培养下,丹增白央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小有名气的儿童模特,而像她这样优秀的学员还有很多。
  这些年来,洛桑卓玛和阿旺曲宗两人培养了近两百名藏族模特学生,举办了多场少儿模特大赛。这些西藏孩子不仅走上少儿国际时装周的T台,还参加了完美童模全球总决赛等比赛,斩获多项殊荣。
  “我们肩负着重塑美育理念、沉淀专业能力、打造民族时尚的重任。”在接受采访时,洛桑卓玛说,“这个过程虽然很累,但是每每看到孩子们在塔耶梅朵有所改变,收到家长一封封感谢信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做着自己最热爱的事情,还能实现人生价值,感到很幸运。”
  我在塔耶梅朵的墙壁上看到很多孩子们走在T形台上的照片。其中一组照片以壮丽的雪山为背景。孩子们穿着颇具藏族风情的服装,走在雄壮的珠穆朗玛峰下。
塔耶梅朵少兒模特 图/张静

  洛桑卓玛指着这组照片告诉我,那是在2018年的珠峰文化旅游节上,她带领塔耶梅朵的小学员们参加了一场国际最高海拔的时装秀。这场时装秀以“格桑花开”为名,旨在将具有藏族特色的民族服饰与珠峰的独特风光相结合。
  无论是对洛桑卓玛,还是对小学员们来说,走在世界海拔最高的秀场上,都是一种久久难忘的体验。通过这场秀,洛桑卓玛更加明确了自己未来的方向:将藏族传统与时尚艺术相结合,让二者碰撞出绚丽的火花。
  “人们都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洛桑卓玛说,“但是民族的东西,必须要用世界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表达——这就是我做塔耶梅朵的初心。”

青年丹臻群佩


  就像白玛次仁和洛桑卓玛,对很多藏地年轻人来说,去内地求学都是他们第一次离开西藏。那是一场漫长的奥德赛之旅:长途车、飞机、火车……扑面而来的新鲜事物,夹杂着对故土和亲人的思念——那是很多人改变人生的开始。
  实际上,去内地求学既是一种个人选择,也是国家在政策层面上的引导。1984年,针对西藏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的现状,国家做出在内地创建西藏学校和西藏班的战略决策。利用内地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师资优势成立内地西藏班(校),招收西藏自治区的学生,开启了在内地为边疆民族地区大规模培养人才的先河。如今,内地西藏班已开办36年,为西藏累计培养输送了14.6万名毕业生。
丹丹臻群佩对书中人物、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所长努木教授进行口述史访谈

  1996年出生的丹臻群佩是这些毕业生中的一位。2020年,内地西藏班开办三十五周年之际,丹臻群佩出版了《共进与赋能:内地西藏班35年35人口述史》。他以口述历史的专业研究方法,通过面对面深度访谈的形式,挖掘并精心整理了自1985年内地西藏班办学至今的35年里奋斗在各个行业,包括汉族、藏族、门巴族等最具代表性的35位毕业生的求学经历和奋斗历程,成为首部内地西藏班口述史。
  电话另一端传来丹臻群佩清晰而稳定的嗓音——像播音员一样标准的普通话。如今,他正在中国传媒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中国新闻界代表人物白岩松。
  我问丹臻群佩,对口述历史的兴趣是如何产生的。
  他说,小时候入睡前,母亲都会靠坐在床边,给他讲各种各样的趣事。她永远不会重复讲述,所以只要没睡着,他都会异常珍惜,因为他知道,“它们即将成为历史”。
  “后来,我长大了,母亲也不再用故事来哄我入睡,”丹臻群佩说,“我只能开始寻找新的讲故事的人。”
丹臻群佩撰写的《共进与赋能:内地西藏班35年35人口述史》

  他找到的那些人大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有老拉萨八廓街的地摊商贩,有和强盗血拼过的退休警察,有见过毛主席的藏族红卫兵,有一辈子没有出过县城的老农民......如今,这些人大部分都已过世。这让丹臻群佩体会到一种莫名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让他意识到,口述历史就是一场同时间的赛跑。
  “要去搜集!去抢救!去记录!”丹臻群佩说。
  丹臻群佩的初高中是在重庆西藏中学度过的。第一年来到内地时,他感到很孤独。他说,那时候他特别希望有一只机器猫陪伴他。高中时,他读到周国平的书,明白孤独是一种人生常态,必须学会与之相处,而口述历史就是在这人生常态中,尝试与其他灵魂擦出火花。   大学时,丹臻群佩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他一直是优秀上进的青年,充满家国情怀。他告诉我,他有三个人生偶像:从特蕾莎修女身上,他懂得了博爱;从邓小平身上,他懂得了坚韧;从革命先辈身上,他懂得了大义。本科毕业时,他收到十七个offer,但最终他选择去追寻自己从小就喜欢的口述历史。
  中国传媒大学有中国目前最好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在这里,丹臻群佩开始像一头饥饿的狼,学习中外最重要的口述历史著作:唐纳德·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牛津口述史手册》,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胡适口述自传》,陈墨的《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杨祥银的《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此外,他还密集拜访口述历史学者,参加口述历史研习营,观看大量的口述历史纪录片。渐渐地,丹臻群佩心中燃起了自己做一本口述史的想法。
  丹臻群佩首先想到的题材就是内地西藏班。他在这里度过了七年时光,从懵懂的少年,成长为有抱负的青年。这个政策实施三十五年来,十几万人的命运因此改变——这中间埋藏着多少故事?
  “内地西藏班的意义可能已经超过了‘异乡求学’本身,”丹臻群佩说,“俨然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此外,虽然从官方到民间都有不少关于内藏班的报道,但丹臻群佩感到,那些终究都是“别人”在讲“自己”的故事,而口述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永远尊重当事人的主角地位:親历、亲见、亲闻,自己讲自己的故事”。
  2019年秋天,丹臻群佩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对于内藏班这个主题,他既有信心又有压力。信心和压力均因为他对这个题材太过熟悉。
  “就像做饭一样,”丹臻群佩说,“不熟不太健康,太熟又容易煳。”
  内地西藏班创办至今,已经为西藏培养了十几万名学生,他们当中有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如何从这些内地西藏班的毕业生中,选出35年来最具代表性的35人,是丹臻群佩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经过审慎的考虑,丹臻群佩决定做到“五覆盖”,即人物职业背景全覆盖、人物家乡背景全覆盖、人物民族背景全覆盖、人物毕业城市全覆盖以及人物年级段全覆盖。这样,35人中既有省市或大型国企的领导干部,也有刚刚起步的青年创业者;既有藏族人,也有门巴族和汉族援藏干部的后代;既有首届毕业的大师兄,也有刚刚毕业的小师弟。
  确定完人选,进行大量琐碎的联系工作后,丹臻群佩开始另一项准备工作,那就是针对每一位受访者设计精细的访谈提纲。他时常想到老师白岩松的一句话:“在一场访谈中,问题是你唯一的武器。”
  丹臻群佩说,访谈提纲一定不能“泛大空”,而是要细致到“当年学校食堂一份宫保鸡丁的价格,离家到校第一晚窗户外月亮的形状,隔壁班里自己暗恋的那个女生在高一时留的发型……”因为“口述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且就该从当事人那里寻求历史的细节,并对细节再次进行追问”。如果仅仅是让受访者喊几句口号,口述史就丧失了应有的意义。
  让丹臻群佩感到庆幸的是,35位受访者都顺利而投入地接受了访谈,访谈前后历时近四个月,每人平均访谈三个小时,总共访谈近一百个小时,形成口述文稿约一百万字。
  丹臻群佩回忆,访谈中受访者们有时会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有时也会在沉默中流下泪水。“多数时候我不会主动去安慰嘉宾,我觉得他们本身可能就需要这种时刻。”丹臻群佩说,“但在下一个拐角处,我会特别期待平复情绪后的他(她)说一句:‘这段我第一次跟别人讲哦!’此时,一股激流通常使我手中的笔也随之颤抖。”
  《共进与赋能:内地西藏班35年35人口述史》出版后,获得了不少好评。我问丹臻群佩,对他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是用自己的努力,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一段历史,”丹臻群佩说,“而这段历史一定会给更多人以可资启迪与借鉴的可能性。”

诗人永中久美


  离开拉萨市区,沿着雅叶高速向南行驶,穿行在拉萨河谷间。我的目的地是位于达东山谷的白色寺,1985年出生的藏族诗人永中久美就住在那里。
  同样毕业于内地西藏班,永中久美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2009年山东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回到拉萨工作,考上堆龙区的公务员。作为寺管会的工作人员,他被派驻到楚布寺,一待就是近四年。
  当时,永中久美的宿舍就在护法殿的隔壁。旁观僧人的日常生活,让他产生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他在现代化的内地已经生活学习了十一年,如今突然回到藏地的传统生活中。内心的冲击引导他去探索更多的东西:他精通藏语、徒步、登山、郊游、露营,接触农民百姓、工匠僧人,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内心的许多想法受到冲击,开始认识到现实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也正是从那时,永中久美开始了严肃的诗歌创作。这些诗歌后来结集成为一本名为《微闭之窗》的诗集。
  “微闭之窗”来自诗歌《靠着栏杆的女孩》:“一些俚语跳出昏暗的表格/奔向微闭之窗”。在永中久美看来,“微闭之窗”是一种状态,体现的是一种“自我”与“去我”之间的抉择,或者一种介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倾向,也可以说是一种人本身的真实内心世界与一种迫于社会制度化之间的取舍。
  “所以我们的窗户不能永远闭合着,也不能永远处于敞开的状态。”永中久美说,“而应该保持一种光线照进来,空气可以流动的空间,但同时也保留一定程度的荫庇空间,这才是一种最佳的状态。”
  这也正是永中久美的人生态度——寻求一种“微闭”生活状态:他考上公务员,却无意仕途;他大部分时间读书写作,也不时流连于酒吧;他追求平静自由的心灵生活,却也在拉萨贷款买了房。在这种“微闭”的状态中,他尽可能保持了一种真实与淡定。
喜欢徒步、登山、郊游、露营的“85后”诗人永中久美
  永中久美出生在日喀则谢通门县的一个普通村落,童年在西藏传统农业文化的氛围中长大。某种程度上,他见证了现代化席卷藏地的最初景象:村里先是通了电,然后有村民买了电视机。他当时还不知道,西藏乡村马上将经历一场物质主义的浪潮和波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变迁。
  永中久美的舅舅是藏文老师,家里有很多藏文书。在他的影响下,永中久美爱上了文学,阅读了大量的藏文著作。在他的印象中,小学就是伴着藏文版的《米拉日巴传》、《仓央嘉措道歌》和《夏杂扎西坚参传记》度过的。他由此打下了扎实的藏文基础。与此同时,文学也让他开始想象山外的世界。
  小学毕业后,永中久美考上了内地西藏班,离开了熟悉的家乡。那是1998年,雅江发大水,他跟随大人乘着皮筏子渡江,再从县城转车去拉萨。初中在合肥的西藏中学,高中又考到南通的西藏中学。这期间,永中久美阅读了很多汉语书籍。考入山东大学后,他开始阅读外国文学,并且有意识地重拾藏文。他的书包里装着根敦群培的书,还联合其他藏族同学,建立小型藏文图书馆,彼此分享书籍。
  大学期间,永中久美接触到北岛、海子等人的现代诗歌,还有现代藏族诗人嘎代才让的著作。但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创巴仁波切的诗作——那些诗“狂放而潇洒”“智慧而深邃”。
  “我感到喜马拉雅在召唤我。”永中久美说。因此,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更像一个亲切的过客。他期待被那个他深沉热爱着的乡土再度接受,但故乡的变化比他想象得还快。
  “物质主义已彻底占据高地,浪漫主义节节败退或被边缘化。诚然,对于当时年少的我来说没有这么沉重的体悟,只是后来的人生梳理中越发觉得是如此。乡村也从诗意的居所变成了物质旋涡。”
  “当然,变化总会带来新的气象。大面积的建设发展,改变了生活。跟世界各个角落上发生的现代化冲击一样,现代化提供着无与伦比的便利服务,可是容易丢失了自己的面目和灵魂。”永中久美说。
  然而,正是这种全球化与现代化带来的张力,为永中久美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批判性与反思性的基础。永中久美引用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话说:“所谓现代性,始终是一份批判的精神;它批判而充满激情,它是一个双重的否定,既是对古典几何也是对巴洛克式迷宫的否定。一种眩晕的激情,因其顶点乃是对自身的否定;现代性是某种创造性的自我毁灭。”
诗人永中久美

  永中久美的诗中不乏这类双重批判:他将诗歌的手术刀对准自己,进行孤独又深入的探索。
  2014年,永中久美在人民大学取得宗教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再次返回拉萨,被派驻到位于达东山谷的白色寺。这是座只有七名僧人的小寺,其中一个“疯僧”早年因为活佛认证失败大受刺激,但却对佛经有着惊人的记忆力。
  和在楚布寺一样,永中久美负责寺庙的日常管理,有很多时间读书写作、徒步露营。他的宿舍里放着书桌和单人床,摆着意式摩卡壶和喝了一半的威士忌。他向我讲起自己的徒步经历——那些漫无目的的行走。
  永中久美的户外探险更多的是基于一种野性本身的体验和融入,或者一种文化考察与心灵之旅的方式。在他看来,这比单纯的征服更有一种自由感和哲学性。他经常独自上路,在清晨的山谷间,感到一种史诗般的浪漫:大自然的宁静与祥和,牧民的招待与馈赠……这种漫游者的身份,让他得以认识西藏鄉土的真实状态。
  永中久美带我参观白色寺的大殿和护法殿,为我讲解那些佛教造像的含义。随后,我们走进达东山谷,漫步在群山之间。
  我问永中久美,长期在这样的地方生活是怎样的感受?
  永中久美说:“起初,我脑海中不断抗拒排斥,想方设法离开,或者尽可能不把山谷放在眼里。最后发现,无论走到哪儿,山谷之外是无穷无尽的山谷,首尾相依,层峦叠嶂,一辈子也无法走出。那是人心之谷,言语与制度造就的山谷。”
  于是,他开始说服自己,试着将山谷当成精神的家园,把身心安置在这儿。
  “观察所有虫鸟草木与风雪流水……”永中久美说,“把行政工作的值班驻扎与个体灵性化的山居生活结合起来……与所有的高原感官律动保持齐进。”
  就这样,永中久美在这里创造了一片自在的“荒野之境”,一扇舒适的“微闭之窗”。就像瓦尔登湖之于梭罗,永中久美也欣喜于有这样一片山谷和一座寺庙,与自己对话,宁静地思考。
策展人格桑央拉

策展人格桑央拉\酒店主人尤佳


  在西藏牦牛博物馆,我遇到了正在筹备展览的格桑央拉。1994年出生于日喀则边城亚东的她,是西藏第一位女性策展人。
  与丹臻群佩和永中久美一样,格桑央拉在小学毕业后考入内地西藏班,在上海和北京度过了初高中。大学时,她进入北京大学公共管理专业,随后又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习艺术管理。
  在北大求学期间,格桑央拉开始关注当代艺术。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成为西藏一家文化机构的编辑实习生。在寻找藏地文化选题以及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她渐渐体会到藏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前没有留意的藏文化细节,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她结识了一个叫达佤央金的藏族女孩,小名“打卤”。“打卤”出生在青海省天峻县,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书。相似的人生经历,让两人很快一见如故,成为朋友。2017年秋天,格桑央拉前往纽约学习策展,达佤央金去圣彼得堡学习纪录片。有一天,受到好莱坞电影里的藏族元素启发,她们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藏族年轻人自己的文化发声阵地?”   于是,两人在社交媒体上创建了一个叫“高反台”的频道,以藏地年轻人的视角传播藏区艺术和人文。她们从藏族资讯的收集和加工做起,年轻、前卫的内容编辑方法很快获得了藏地年轻人的关注。“当一个人看到特别震撼的艺术作品时,可能会出现短暂的眩晕、缺氧和心悸,很像高原反应,所以有了这个名字。”
  随后的几年里,格桑央拉辗转于异国他乡,游历于欧美各国重要的艺术场馆。她深感西藏的文化机构运作需要新鲜的血液和思路。
  “策展人在整个艺术行业里面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她说,“但是在西藏极少有人在从事着这样的工作。”
  从哥大毕业后,格桑央拉回到西藏,开始了策展、建立文化教育机构、承接西藏省级非遗博物馆策展与设计等项目。2018 年 7 月,她策划了第一个展览“己渡”。展览的主角是藏族年轻艺术家泽郎夺理。2020年9月,她策划了《次仁卓玛:舞!舞!舞!》——这不仅是画家次仁卓玛的首个个展,也是西藏近代以来第一位西藏女性艺术家的个展。
酒店主人尤佳

  在策展的过程中,格桑央拉不时意识到自己对西藏传统艺术的认识还有待提高。于是,2020年,她考入西藏大学,攻读藏族美术博士学位。她希望系统地学习西藏美术史,掌握传统的脉络,建立更为完整的知识体系。
  “其实当代的很多东西跟传统是你想分也分不开的。”格桑央拉说,“我如果能将在国内外学到的新视角、新概念与传统相结合,那一定会更好。”
  与格桑央拉一样,1993年出生的藏族女孩尤佳也意识到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重要性。在美國波士顿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尤佳又在纽约工作了三年,最终决定回到西藏。
  那是2017年夏天,尤佳从美国回到成都。企业家的父亲决定开车带她走318国道回拉萨。正是这次公路之旅,让尤佳重新发现了藏地的大美——国道上的风景远比美国的大峡谷更宏伟,也更具人文气息。
  经过林芝的鲁朗镇时,尤佳被森林、雪山、牧场深深震撼。眼前的景色让她联想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她突然觉得,可以在鲁朗打造一座精品酒店,将在国外看到的现代理念与藏地的传统相结合。两年后,一座藏式轻奢酒店“颐蘿”出现了。它以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细节设计,打动了很多住客。
  尤佳的办公室位于拉萨的藏游坛城——那是一个商业综合体,类似于内地的太古里或太古汇。尤佳说,她的最新计划是在藏游坛城打造一家西藏版的“茑屋书店”。前期的设计工作已经完成,预计2021年下半年开业。尤佳希望,为像她一样的藏地年轻人提供一个可以阅读、社交和思想碰撞的舞台。
  尤佳告诉我,以前谈到西藏时,她总是想到与内地的差距。如今,她看到更多的则是机会。
  “我们这一代藏地年轻人已经长大了。”尤佳说,“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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