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憑驼铃临河套，遥带银川挹贺兰。”历史上对银川地理位置的描述中，这一句最为有名。贺兰在左，为它自南向北立起一道严实的屏障，阻挡了西来的大漠风沙;河套在右，多次改道的黄河为这里留下一片星罗棋布的湖泊湿地。
　　也只有这样的地理环境，才可能形成银川这片“塞上江南”。
　　这片沃土上曾经生发出一段灿烂辉煌的文明，它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并以精良的雕刻、冶炼技艺创造了华美的作品。不过尤为可惜的是，它们几乎被悉数掩埋在黄沙之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都是“传说中的”故事。
　　直到1972年对这里进行考古发掘，神秘的文明才向世人展示了吉光片羽。

一头牛背后的传奇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的一头牛，向人们展露了一点线索。
　　这是一头鎏金铜牛。它安静地蹲伏在地面上，身长120厘米，宽38厘米，高44厘米，重188公斤，这样的体型虽然比起真牛来要小不少，但它的比例相当匀称，造型也非常准确，它的眼神、姿势显得极为温驯。最见功力的是牛头颈部的几道褶皱，这种写实性的细节大大增加了牛的真实感。
　　这件铜牛作为西夏王陵的陪葬品，身份自然更加尊贵，所以它通体鎏金，闪耀着华美。
　　如果不是创造于农耕文明时代，这件作品大概很难做到这样传神，它恰好体现了西夏从游牧转向农耕的一段灿烂的文明史。
　　西夏是由党项族建立的政权，这是曾经游牧于青海一带的羌族人的一支，后来内迁到宁夏、甘肃一带。由于这一带地理条件优越，这些游牧民族也学着南方的汉人，开始了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于1038年建立了西夏国，定都于银川。
　　基于对南方的渴慕，西夏人“贪婪”地学习南方宋朝的文化并发展自己的文明，他们的努力获得了丰硕的回报，这头铜牛就是一个缩影。
　　即使是放在我们整个艺术史中考量，这头铜牛都算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它集塑形、铸造、鎏金、抛光等工艺于一体，体现的是西夏极高的冶炼水平和审美水准。
　　西夏高超的冶炼技术令他们的金属制品闻名于世。博物馆里还有一件嵌松石银菊花饰，花瓣上锻压出生动的菊瓣纹，花心周围还有繁复的连珠卷草纹，并施以鎏金加松石镶嵌的工艺，如此精美繁难的作品宽不到4厘米，重不足3克，当时的金属加工水准可见一斑。
　　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能及。”据说，宋钦宗本人也常佩带夏国剑。
　　再如西夏的甲胄，在当时也是重要的“战备物资”，它采用的是冷锻技术，不仅坚固到了“刀枪不入”的程度，而且还非常光滑闪亮。

独特的文字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史家们为前代修史的时候有意“忽略”了西夏。长久以来，世人也就很难确知我们的历史上还存在过这样一个王朝，至于它的一切过往，更是一个谜。
　　随着朝代更迭，位于银川以西的一大片王陵逐渐被发现，关于它的朝代也被不断猜想。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来自西夏王陵遗址的重要文物逐渐出土，辉煌一时的西夏才被世人了解——原来西夏人并不是只会骑马打仗的“大老粗”，那里的人不仅会制作锐兵坚甲，还有令人惊艳的文明成果，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比肩南方的宋朝。
　　其中，西夏人最惊人的创造是文字——一个文明想要留下不灭的痕迹，文字是最重要的载体。
　　西夏建国不久，开国皇帝李元昊就很有远见地命人创制了文字，共6000余字。
　　西夏文看上去和汉字很相似，也是用点、横、竖、撇、捺、折、钩等构成的方块字，但仔细看却能发现它们的奇特。西夏文字里几乎没有独体字，绝大多数字都是由两个部分合成的，笔划的多少也比较均匀，所以都“长”得差不多，辨认起来可能更有难度。西夏文字还特别喜欢用“撇”的笔画，更具有一种特殊的动感。
　　由于皇帝大力倡导，这些文字一直被广泛使用——从官方文书到私人著作，再到佛经、钱币、碑刻、印章等等，都可以见到西夏文字的踪影。
　　宁夏博物馆里有一卷以西夏文字书写的佛经长卷，虽然大家看不懂内容，但这并不妨碍大家欣赏它的流畅洒脱，这在当年也必定算得上是西夏的艺术珍品。
　　在文化传播方面，西夏也留下了充分的证据。

　　西夏人最惊人的创造是文字——一个文明想要留下不灭的痕迹，文字是最重要的载体。

　　西夏早已熟练使用了雕版印刷，现在不仅有印刷品传世，连当年的木雕版也保留了下来。更惊人的是，西夏还掌握了活字印刷。我们知道，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是北宋的毕昇（约970年～1051年），这项新兴技术却在西夏得到了熟练运用。
　　发现于贺兰山地区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弥补了宋元时期活字印刷品实物传世的空白，成为活字印刷术的珍贵物证。

曼妙的迦陵频伽

　　建筑是文化艺术成就更加直接和综合的体现，虽然当年的西夏城址、佛塔早已倾颓，但仍有不少构件幸存下来。
　　展现其精巧的是一类头戴花冠、人首鸟身、双手合十的曼妙女性，名为“迦陵频伽”。根据佛经记载，这本是产自印度雪山的一种毛色美丽的妙音鸟，其音色之美超过了一切生灵，甚至包括善歌的天神紧那罗。
　　迦陵频伽在印度原本以鸟的形象出现，传入中国时被塑造成了人首鸟身。自唐代起，迦陵频伽的形象越来越华美曼妙，尤其注重对其羽翼的渲染，我们在许多佛教壁画中都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形象。
　　西夏建筑上的迦陵频伽又有一些变化，她们一改手持乐器的传统造型，变成了双手合十的姿势，更增添了一分端庄。
　　作为西夏建筑的标志物之一，现在它们又被装饰在宁夏博物馆的外墙面上，为这里平添了几许灵气。
　　展现其雄浑的则是王陵碑亭遗址出土的石雕力士志文支座，他敦实拙朴，凭借一身蛮力扛着建筑的重量，也像是扛着西夏文明的辉煌。
　　作为一个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短暂政权，能留下这些珍宝，多少算是个奇迹。
　　只要愿意在博物馆里多用一点心思，就一定会发现，银川被赞为“塞上江南”，绝不止因为这里有类似江南的地貌和风光，更因为这里藏着不逊于江南的人文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