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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第一人称讲述和第一手影像,让我们眼前的周恩来的形象更加生动、更加真实。走进红墙,走近真实,透过一个个小小的细节,我们常常能看到周恩来伟大的人格魅力,并从中领略当年风云岁月中的领袖风采和时代印记。
在党的“八大”以后,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新华社以及《人民日报》的比较重要的问题的宣传方针,大都由书记处会议决定,或者直接向邓小平同志报告请示。尽管我们努力争取能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能白天请示中央领导同志的问题也尽量白天解决,但夜间急需处理的事情仍得由周总理来决定。因此,我后来兼任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工作后,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同周总理接触最多。从重要评论和重要新闻稿件的最后审定,直到重要的版面安排,凡是需要在夜间拍板定案的,我总是向周总理请示,也都得到他耐心而细致的指导和帮助。有几次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总编辑了。你们要学会自己走路,越少找我越好。我当助理总编辑就行了。”
的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麻烦周总理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他老人家确实成了我们的“总编辑”,特别是“夜班总编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精力。每当深夜我向总理送审稿件或者打电话请示时,常常都怀着迟疑而亏欠的心情,但出于无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麻烦总理了。我至今仍感到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熟悉民主党派
新华社进城后首先碰到陌生而又敏感的问题就是关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宣传问题。无论在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和在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以后,我们经常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就是发生这样那桦的疏忽。
我记得有两件事周副主席特别生气,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一件是九三学社在北平刚刚解放就发表一个对时局的宣言,拥护我党主张,反对国民党继续打内战。但新华社北平分社没有报道。
另一件是1949年8月5日前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发表起义通电,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和第四野战军总分社都迟发了。周副主席先后多次把陈克寒同志(他先后任新华社总编辑、社长)和我找去,严肃地批评我们落在迅速变化的形势后面,没有及时重视这方面的报道。我记得最清楚的是4月间在香山的那一次批评。他谆谆告诫我们:新华社是党的通讯社(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是国家的通讯社),同时也是人民的通讯社。新华社的所有编辑、记者,都要明确认识新华社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这个根本性质,无论作报道或写评论,都要记住新华社这个身份,要照顾各个方面,当前特别要照顾你们不熟悉的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你们的宣传报道要充分体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
周副主席这些告诫,不但在全国解放之初有重大意义,而且从我国长期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来看,更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我们一来对党的统战政策领会不深、贯彻不力,二来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相当陌生,因此报道经常出问题,错误一犯再犯。周副主席对此要求非常严格,又非常耐心地帮助我们改进。
就拿报道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活动来说,我们首先碰到的是报道时名单的取舍和排列,往往由于不熟悉,经常漏报了重要人士或者名单排得颠三倒四,没有章法,以致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混乱。新华社每出一次错,周总理就要我们检讨一次,不管是否直接经手,每次都要陈克寒同志和我写书面检讨并共同署名。有几次我们写了检讨之后,总理一再对我说:“我不是要你们成为检讨专家,只是希望你们认真对待每次错误,努力改进工作,避免以后重犯。”
我记得约在1950年11月间一次政务院会议之后,周总理把我留下,并把齐燕铭同志(当时任政务院办公厅主任)和徐冰同志(“文化大革命”前他一直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找来,要他们帮助新华社熟悉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并定出名单排列的先后次序。周总理说,这是一门学问,是处理我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问题。新华社的领导人和编辑记者都要掌握这门学问。
后来我们就把这件事叫做“名单学”。在政务院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们的记者逐渐认识和熟悉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同他们交了朋友。不但文字记者这样做,摄影记者也这样做。这样经过大约两年的工夫,才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
人民日报没采用新华社照片
还有一次总理批评我们,给我印象很深。那是1963年5月间,《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出访印尼等四国归来,受到热烈欢迎的照片。这是人民日报社摄影记者自己拍的照片,发表时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和女同志的形象,并且用剪贴的办法移动了欢迎的人站立的位置。
对此周总理非常生气。他指出,人民日报社没采用新华社发的经过陈毅副总理看过的照片,而发表自己记者的没有送陈毅同志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看过的照片,而且错误百出。他说,这件事情不能只从技术上来看,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因为这次少奇同志出访四国意义重大,回北京时的欢迎场面是我亲自同中央有关同志商量安排的。去欢迎的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并且特意组织一个“满堂红”的大合照,以充分体现对这次出访成功的支持。人民日报社任意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就违背这种精神,缺乏政治敏感。这是第一。第二,人民日报社又把特意安排的女同志裁去了,这是政治观念薄弱,有大男子主义的味道。中央不久前决定要组织女同志参加外事活动,改变过去外事活动不带夫人的习惯,以适应国际惯例。许多女同志不愿当“夫人”,说服她们参加外事活动很不容易。《人民日报》发表的照片恰恰剪掉女同志,既是轻视妇女的表现,又违背中央精神。第三,人民日报社把原来照片中各人站的位置擅自挪动,甚至把人头像剪下来挪动拼贴,这是弄虚作假,“克里空”作风。第四,新华社的照片是经陈毅同志看过的,并在照片背后特别注明,不得任意剪裁。人民日报社偏偏独出心裁,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第五,北京其他报纸都用了新华社发的照片,唯独《人民日报》不用,只用自己记者拍的照片,是否总觉得自己的好,或者是否觉得用新华社的照片不光彩,这是本位主义的思想,要注意克服。
周总理后来见到我时还一再批评我,说我身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和新华社社长,而这两家新闻单位却经常“打架”,这很不好。要互相通气,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要互不服气。
周总理就是这样具体入微地贯彻党的政策,并且严格要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也这样做。
在党的“八大”以后,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新华社以及《人民日报》的比较重要的问题的宣传方针,大都由书记处会议决定,或者直接向邓小平同志报告请示。尽管我们努力争取能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能白天请示中央领导同志的问题也尽量白天解决,但夜间急需处理的事情仍得由周总理来决定。因此,我后来兼任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工作后,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同周总理接触最多。从重要评论和重要新闻稿件的最后审定,直到重要的版面安排,凡是需要在夜间拍板定案的,我总是向周总理请示,也都得到他耐心而细致的指导和帮助。有几次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总编辑了。你们要学会自己走路,越少找我越好。我当助理总编辑就行了。”
的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麻烦周总理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他老人家确实成了我们的“总编辑”,特别是“夜班总编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精力。每当深夜我向总理送审稿件或者打电话请示时,常常都怀着迟疑而亏欠的心情,但出于无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麻烦总理了。我至今仍感到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熟悉民主党派
新华社进城后首先碰到陌生而又敏感的问题就是关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宣传问题。无论在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和在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以后,我们经常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就是发生这样那桦的疏忽。
我记得有两件事周副主席特别生气,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一件是九三学社在北平刚刚解放就发表一个对时局的宣言,拥护我党主张,反对国民党继续打内战。但新华社北平分社没有报道。
另一件是1949年8月5日前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发表起义通电,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和第四野战军总分社都迟发了。周副主席先后多次把陈克寒同志(他先后任新华社总编辑、社长)和我找去,严肃地批评我们落在迅速变化的形势后面,没有及时重视这方面的报道。我记得最清楚的是4月间在香山的那一次批评。他谆谆告诫我们:新华社是党的通讯社(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是国家的通讯社),同时也是人民的通讯社。新华社的所有编辑、记者,都要明确认识新华社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这个根本性质,无论作报道或写评论,都要记住新华社这个身份,要照顾各个方面,当前特别要照顾你们不熟悉的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你们的宣传报道要充分体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
周副主席这些告诫,不但在全国解放之初有重大意义,而且从我国长期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来看,更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我们一来对党的统战政策领会不深、贯彻不力,二来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相当陌生,因此报道经常出问题,错误一犯再犯。周副主席对此要求非常严格,又非常耐心地帮助我们改进。
就拿报道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活动来说,我们首先碰到的是报道时名单的取舍和排列,往往由于不熟悉,经常漏报了重要人士或者名单排得颠三倒四,没有章法,以致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混乱。新华社每出一次错,周总理就要我们检讨一次,不管是否直接经手,每次都要陈克寒同志和我写书面检讨并共同署名。有几次我们写了检讨之后,总理一再对我说:“我不是要你们成为检讨专家,只是希望你们认真对待每次错误,努力改进工作,避免以后重犯。”
我记得约在1950年11月间一次政务院会议之后,周总理把我留下,并把齐燕铭同志(当时任政务院办公厅主任)和徐冰同志(“文化大革命”前他一直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找来,要他们帮助新华社熟悉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并定出名单排列的先后次序。周总理说,这是一门学问,是处理我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问题。新华社的领导人和编辑记者都要掌握这门学问。
后来我们就把这件事叫做“名单学”。在政务院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们的记者逐渐认识和熟悉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同他们交了朋友。不但文字记者这样做,摄影记者也这样做。这样经过大约两年的工夫,才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
人民日报没采用新华社照片
还有一次总理批评我们,给我印象很深。那是1963年5月间,《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出访印尼等四国归来,受到热烈欢迎的照片。这是人民日报社摄影记者自己拍的照片,发表时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和女同志的形象,并且用剪贴的办法移动了欢迎的人站立的位置。
对此周总理非常生气。他指出,人民日报社没采用新华社发的经过陈毅副总理看过的照片,而发表自己记者的没有送陈毅同志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看过的照片,而且错误百出。他说,这件事情不能只从技术上来看,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因为这次少奇同志出访四国意义重大,回北京时的欢迎场面是我亲自同中央有关同志商量安排的。去欢迎的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并且特意组织一个“满堂红”的大合照,以充分体现对这次出访成功的支持。人民日报社任意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就违背这种精神,缺乏政治敏感。这是第一。第二,人民日报社又把特意安排的女同志裁去了,这是政治观念薄弱,有大男子主义的味道。中央不久前决定要组织女同志参加外事活动,改变过去外事活动不带夫人的习惯,以适应国际惯例。许多女同志不愿当“夫人”,说服她们参加外事活动很不容易。《人民日报》发表的照片恰恰剪掉女同志,既是轻视妇女的表现,又违背中央精神。第三,人民日报社把原来照片中各人站的位置擅自挪动,甚至把人头像剪下来挪动拼贴,这是弄虚作假,“克里空”作风。第四,新华社的照片是经陈毅同志看过的,并在照片背后特别注明,不得任意剪裁。人民日报社偏偏独出心裁,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第五,北京其他报纸都用了新华社发的照片,唯独《人民日报》不用,只用自己记者拍的照片,是否总觉得自己的好,或者是否觉得用新华社的照片不光彩,这是本位主义的思想,要注意克服。
周总理后来见到我时还一再批评我,说我身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和新华社社长,而这两家新闻单位却经常“打架”,这很不好。要互相通气,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要互不服气。
周总理就是这样具体入微地贯彻党的政策,并且严格要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也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