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新加坡的成功真有所谓的“秘诀”，它的真正秘诀就是：既敞开了国门，也敞开了心门。
　　
　　最近几个月，有关新移民如何融入社会、如何与土生土长的公民融合，成为新加坡的热门话题。新加坡“国父”、内阁资政李光耀还登高一呼，表达对新移民的热烈欢迎。
　　新加坡1819年的开埠带动了商业活动，来自中国南方、印度、中东、马来亚和印尼等地的移民，带来了多元的民族与宗教，丰富了这个马来半岛南端的小岛国。
　　新加坡由原本人口数千、既无广袤幅员又缺天然资源的小渔村，发展成为经济事务、生活素质与服务指标都名列前茅的发达国家，在很多人眼里是个奇迹。从政治的稳定、公共政策的执行、经济策略的运用、环境卫生的治理、各项经济发展的硬指标，到社会人文的建设成果等等，都可说是举世瞩目。
　　学术界研究“新加坡成功模式”，其所取的角度，从宏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到微观的某一具体课题（如公共住房政策、环境卫生管理、公积金制度、劳资政关系等）都有。这些研究触及了结构，但对内涵的探索显然不足。
　　依我看来，新加坡能顺利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一个“人”字。借用台湾学者许士军的形容，新加坡的成就，实际上是一个“事在人为的伟大见证”。
　　表面看来，“人多好办事”似乎没错，然而“人”字简单的两笔画，内涵却十分复杂，一旦人多，势必口杂，意见纷呈，人多往往是矛盾与冲突的根源。何况新加坡面积很小，也不具备“人多”的条件。
　　没错，新加坡靠的是人，实施办法则是“贯彻海纳百川的主张，落实任人唯贤的原则”。新加坡必须时时打开国门，更须时刻敞开心门，这个小岛国才有望继续生存和发展。
　　首先是“贯彻海纳百川”。在全球化时代之前，新加坡早就先把自己给全球化了。上世纪60年代，若没有联合国专家帮忙出谋献策，没有全球战略的眼光，新加坡就无法走到今天这一步。
　　新加坡的“海纳百川”，并不等同于来者不拒，因为国民的属性，仍然需要有个主流，尤其在结构上，必须维持本国和区域之间、民族与民族的均衡关系，呈现一种有序的多元性。
　　为何必须“海纳百川”？因为新加坡的崛起，受惠于区域化与全球化的环境。新加坡独立以来的社会变迁，可以放到三个既有重叠而交互作用、又相对独立的进程之下加以分析。这三个进程是本土化、区域网络的建构和全球化的影响。
　　新加坡领导人早在独立前后，就清楚地以区域的、而非单纯的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社会发展和华人族群的发展。
　　它确保“长治久安”的基础因素，好比一幢高耸入云、美轮美奂的宏伟建筑，关键还是稳固地基。而这幢“高楼大厦”的地基，则正是新加坡如何处理国家、民族、区域化和全球化四大变量的心得与方法。
　　因此，在民族、国家与地区化、全球化关系不断出现新变数的背景下，考察新加坡的国家建设，如何处理与民族、地区和全球关系，通过对这一探索过程和制度的解读，分析新加坡这样做的原因、成就和局限，就能深入了解这一背后，都与新加坡“海纳百川”的思维紧密结合。
　　至于“事在人为的伟大见证”，说明新加坡做到“落实任人唯贤的原则”。当年台湾地区“立法院副院长”、现任海基会会长江丙坤，在为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心耕》一书撰文时，曾提出“精英团队打造一流国家”的观点。所谓的精英团队，指的就是一流人才。
　　新加坡毕竟幅员有限，从有限的人力资源中选拔人才，就不能为某个阶层预设“特殊待遇”，而必须确实任人唯贤，提供公平合理的条件，让所有人民公平竞争。
　　在参与新加坡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不少人才来自新加坡以外，比如中国的唐义方、荷兰的温斯敏，他们都“比新加坡人还新加坡”。新加坡第一代内阁成员，就有不少来自马来西亚。
　　人，是构建新加坡的主要支柱，源头活水必须源源不绝。因此，85岁高龄的李光耀一再重申，新加坡欢迎外来人才，新加坡公民不分新与旧。
　　如果说新加坡的成功真有所谓的“秘诀”，它的真正秘诀就是：既敞开了国门，也敞开了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