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这“花鸟画”的分法，似颇有几分蹊跷，多不类其他。譬之文学，一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之属，多依体裁而界，题材如山水、人物、花草、鸟兽、建筑等，是作为材料任由摘取的，这自由的幅度加之于作家的，不可谓不大。然进入这绘画中，彼之为材料者，此处却成了断定画人身份之依据，比如多以山水发论的即是山水画家，好绘人物的也只可为人物画家。甚而有依画中山水、人物、花鸟多少，定其种属的。极化了的表现，便是这花鸟画中有被称或自称张葡萄、李牡丹的，专门的口径自是了得，然这自由摘取的天地，不免太过娇小了些，好似明清八股的牛角。对那些“一专多能”的画手来说，显然归属是个极大的问题。故而，这“花鸟画”一名的由来，尤不可不辩。
　　大抵绘画假若有“花鸟画”之分，当不至出离花与鸟的范畴，逾之则不免模糊了字义的边界，徒增犬虎不分的笑话。比如好画畜兽的，却名之曰“花鸟画家”，要之一般人是绝难对接的。搁在语言学里，就是指代不明，或搅乱所指的弊病，是要吃板子的。故而，这“花鸟”还是与畜兽之属有所区别才是。其实花鸟之前，上古既有人物、畜兽分列之说，春秋两汉之人，尤多守之，言语手绘所及，至为明了。绝少旁带的。此等规矩，至7世纪的唐朝，仍为画史诸家所守持。而此一时期之文论、画论，亦多为后世所称道。复查究晋以前之绘画，则所谓的花鸟虫鱼，乃至牛龟蛇羊，似亦只可作器皿纹饰与族群的图腾信仰解，图绘虽有花与乌。然多杂陈，与后世所称之“花鸟画”相比，二者之异趣，实在是谈不上有多大的关联，至于说这早期的花乌已然孕育了后世“花鸟画的温床”之说，则不是牵拉的鬼话才怪。至少到了魏晋，如顾恺之辈论画，尚“不及禽鸟”。行至9世纪前的唐人，民众之主流喜好，仍在人物与畜兽（前者以二阎为范，后者则以二韩与戴嵩为标），即便主流的画史如张彦远之《历代名画记》与所谓花鸟画理论先声之杜甫《丹青引》（可参见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亦以人物畜兽为论，也未谈及花与鸟，甚而连“花鸟”二字相连称道的，亦未可见。虽时有薛稷、边鸾之辈出以禽鸟，后来的白居易也谈了些画竹的诗文，然皆不是主流，花鸟画不张之现状，至少在9世纪尚未改变许多。故而，“花鸟”之独立成科，时间当要延后至五代宋或更为妥当。至于一般画史皆证之以唐的说法，实源于将之与畜兽门混称之故，不可为信。
　　有关将这“花鸟画”概念随手扩大的混账事，笔者本以为根在宋人，实不然。虽则花鸟画盛于五代两宋，并有其极化的成就，但宋人亦只在“人物门”、“畜兽门”之外，新添了“花鸟门”与“蔬果门”（药品草虫附于蔬果下）而已，至于梅、竹，则更是单列的（可见于徽宗朝的《宣和画谱》，此前的《圣朝名画评》亦有将“花竹翎毛门”与“人物门”、“畜兽门”、“鬼神门”等分列的）。直至晚近的1866年，郑绩在他的《梦幻居画学简明》一书中，仍有“花卉总论”（此又细分“论树木”，“论草本”、“论藤本”三类），“翎毛总论”（此又细分“论山禽”、“论水禽”两类）与“兽畜总论”（此又细分“论兽畜”、“附论麟虫”两类）之分。可见宋人似并非如后人臆断的那般糊涂，而延至近代的画论学统，尤多守着陈法且有更细化之考虑的。然依照一个时下广为流传的说法，大抵白宋《圣朝名画评》与《宣和画谱》始，千余年来，花鸟画顺“自身”之发展与物理之变迁，已然拥有了远超其名本身的涵盖能力，并具有包罗万象的大本事，除却将畜兽门划归己有外，大至“花卉、翎毛、蔬果、草虫、鳞介、器用”，细至“鸟、虫、鱼、山花、野蔬、鹅、蛙、蟹、虾、谷、豆、桑、麻”等，悉数收入囊中，及至“与植物生活，生长有关的一切环境，如坡石水口，林莽草地、池沼溪潭，篱落棚架，藓苔葛藤，以及四季、日、月，阴、晴、雨、雪、晨、夕等等”，亦一并吞下，乃至近时有所谓除人物画之外，“自然界的一切”皆为花鸟画之领地的说辞，口气不可谓不大。这里倒令笔者想起清人颂赞山水画的一段唱词，情形与此颇为类似，云“画山水必须将天地浑涵胸中，直是化工在其掌握，而天地间飞、潜、动、植，莫不兼绘，即人物、花鸟、兽畜尽在图中，以为点景、必如是方可谓之有成”。笔者姑且将那山水挪移为花鸟，则天地间之“飞、潜、动、植”亦可悉归于花鸟画，似同样可以“将天地浑涵胸中”，并“化工”于“掌握”，如此这般，要辩出个山水画与花鸟画的异同来，着实困难。
　　笔者生性或也驽钝执迷，然所幸尚不盲视，亦好戒防言辞之溢满者，故对这蛇吞象的“化功大法”，虽满心艳羡，却总不免心存疑窦，总觉这涵容的意思太过广阔。大抵小说中所言之“化功大法”，其理讲求的是吸收，即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须将所吸之物消弭于无形。比之当下之所谓花鸟画的涵盖，似有狼吞之势，消弭却有不足。不过笔者对这“化功大法”是如何将这数百年来之芸芸众“花鸟”，消弭于无形并出以神威的了得事，倒还有几分好奇。然即便如此，亦只可聊为一听而已，权且莞尔，不可目为真理之辩的。大抵这揽活的事儿一旦过了头，难免有腹胀之痛，比之花鸟画，明者不可不察。故而，这花鸟画题材的界说，尤不可不重加勘定的。根在当下，今人似不好推卸于古人。
　　然话虽如此，宋人也还是难辞其咎的。因古人为文赋诗、染指作画，总有不免于滥情的，此种风习之盛传，约自宋人始。大抵随着有唐一朝儒佛思想世俗化的转向，及10世纪商业文化与市民阶层的勃兴，加之赵宋王朝尚文轻武之风的熏染，文官制度及参禅遁道之风的流行，一班文人颇增了些骄悍的士气，故每每发论或作画，必多抒情，玄谈空灵日炙，致使叙事式微。这情随意抒发得多了，则又不免于泛泛的重复与矫情，气格亦为之一降。表现于绘画的，即是人物画的衰退与文人写意山水画在元明的变流，承其余绪的，自然还少不得清人极化的泥古山水。古时文人多好谈天论地，释老岐黄，圣贤的言辞贴满了脸，然徒有一涵容天地人事的雄心，却无半点行动。波及于笔下之花鸟画的，便只剩下将这花鸟题材恣意膨胀了去以泻块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