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进入“文革”后就无法正常训练的庄则栋在一次庆祝活动中见到周恩来。乒乓球队早已停止训练和比赛，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不甘屈辱，悬梁自尽，庄则栋也被冠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剃阴阳头、游街、批斗。这次的庆祝活动是在周的直接过问下，庄才被安排参加的。当他快步走到周总理面前、激动握手之时，眼泪涌出。他说：“敬爱的总理，我非常想念您，非常感激您。”周对他及围上来的其他体委人员说：“过几日，我要观看你们的体育表演。”至此，乒乓球队恢复了训练。
　　1971年春，毛泽东、周恩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需要，决定派乒乓球队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出征前，针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危胁，毛批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周叮嘱球队：政治挂帅，但也要考虑国际社会的感受（诸如在机场迎来送往时，就不要每人手持红宝书，集体背诵毛主席语录了）；尤其要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
　　庄则栋是领袖叮嘱的最忠实也是最勇敢的执行者。当美国19岁的运动员科恩误上中国队大巴，中方人员看到他背后的USA标志后，车里彻底沉默了。有10分钟时间，庄则栋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10岁的时候，最熟悉的歌曲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中美关系坚冰22年未破，球队早就有出国比赛见到美国队成员不握手、不打招呼、不赠送礼物的规定。“文革”期间违反，最轻也会被冠上“里通外国”。但，毛主席之前不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老朋友斯诺时说“我们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民”吗？周总理不是说“友谊第一”吗？对方这个长头发的古怪的美国小伙子，只是一个球员，是普通的美国人民，不是政策的制定者，我们作为礼仪之邦，就那么晾着人家，不好。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庄和其时大多数中国人的信条，对于中国的政治风向，中国人民显然要比美国国务卿“觉悟高”。在1971年的这个春天，庄做到了出乎领袖意料的好。虽然，他当时的大胆和出于友善的单纯想法，一度引起了队里领导和队友的责怪与担心。
　　毛泽东在《参考资料》的边角读到庄则栋与科恩的交往，大叫“庄爷爷”，并立刻责令追回此前已经批复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的外交史诗拉开序幕。毛评价庄“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
　　庄在回忆录中说道：“同志们，（毛主席叫我‘庄爷爷’）这不是我庄则栋所能承受的，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孩子，毛主席是我们最尊敬的人……用后来熊向晖同志的话说：‘毛主席为什么这么说呢？小庄，这件事你做到毛主席心坎上去了。’”
　　庄则栋的一番单纯友善，改变了中美两国的关系和当时的世界格局；伟大领袖的一句评价，则改变了庄则栋的人生。

紧随毛主席的身边人

　　被招进中央读书班的时候，庄受宠若惊。他很快学习到了重要文件：毛主席致江青的信。毛主席说“我有些什么事情，我都不能跟别人说，只能跟你说”。读书班里除了他之外，都是造反派的风云人物，而他，只知围着墨绿色球台打转的木讷的乒乓球运动员，显得那么“落后”——他的第一张大字报，还是由第一任妻子鲍蕙荞写好，逼他签字的。
　　庄第一次见江青，感觉对方很随和，拉家常，问到鲍蕙荞身为一位钢琴家下放到干校无琴可弹，江立刻表示：我的样板戏正需要一个弹钢琴的。
　　鲍蕙荞调回“艺术岗位”之初，也对江青充满感激。但她渐渐发现，这位女领袖表面叱咤风云，私下里大家都对其不满。而自己的丈夫，也从讨厌“没本事瞎胡闹”到“对政治感兴趣了”。
　　其实庄也一度疑虑。身边有“积极”的朋友劝他：你是信主席？还是信自己？
　　他决定信主席，以及，主席最亲近的人。
　　一次陪江青打球，江问：“小庄，我打得怎么样？”喂球喂得恰到好处的庄答：越大越好。江得意地说：“总理打球只会推挡，我喜欢两面抽杀，进攻！”
　　自从上了江青的战车，庄则栋不得不一往无前，他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部长级领导——体委主任，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据《乒乓启示录——庄则栋在“文革”中》记载，他下放了自己的队友，批斗时任体委主任王猛，在周和邓的劝阻下仍不敢放弃江的指示。鲍蕙荞发现他烟越抽越多，而且是雪茄；出门不管多远的路，都要坐红旗小轿车；她对他的工作提出质疑，他反驳说自己是在真正干马列，是革命；当她表示出对他媚权的不屑时，他高呼：你的一切还不是我给的！

“两案”人员的特批人生

　　隔离审查进行了4年，“除了一支笔供我用来写交代和检查外，还能做的就是早盼太阳、夜数星星。”在“抬头看见墙壁上挂的毛主席像”的时候，庄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文革”初期遭批斗时，一日，母亲突然拉他到里屋，哆嗦着给他看自己供奉的两尊雕像——一尊是释迦牟尼，一尊是毛主席。庄吃了一惊，但母亲却很虔诚：
　　“你别怕！没人知道，他俩我都供着，没人的时候我就点蜡烛叩头，因为没有烧的香卖。你别不信，灵着呢！”
　　隔离中的庄则栋不由得苦笑：“灵着呢，果然很灵，我又坐到了囚室中，这次一坐竟坐了4年。”
　　1980年，重获自由的庄则栋被分配到山西体委工作，他急切地询问陪同的国家体委工作人员，组织如何对他定性？工作人员答复还未定，但，“你自己也可以想象。”
　　当庄则栋走上去往山西的火车，窗外是他久违的世界。他睁大眼睛“重新认识生活”，“有些头晕目眩”。
　　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回首往事，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墨绿色球台旁边度过的，是在掌声、鲜花和赞扬声中度过的，一度达到了荣誉的顶峰，一度又身陷囹圄，与世隔绝……我知道我要走的是一条忏悔和赎回过失的唯一道路。”
　　火车到达太原，地方体委的对接人员叫了他一声“同志”。庄流了泪。
　　庄在山西带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也等来了他的人生结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属人民内部矛盾。”“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简称“两案”人员）成了他洗不掉的政治标签。
　　1985年，他回到北京少年宫执教，并与鲍蕙荞离婚。
　　那时的他，定位于“我是一块炭，只能发点热而没有光，谁碰上我，会沾上黑。在这块土地上，有谁不怕沾上政治的污泥呢！”
　　人生低落期，他与当年在日本打世乒赛时认识的女球迷佐佐木敦子重逢。后来两人相爱并相约相守一生。他送给敦子自己在隔离审查期间储备、在山西期间写就的、凝结其毕生运动经验和做人思考的著作《闯与创》。这本书来之不易，在众多出版社拒绝之后，他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才得以印刷面世，他回北京后的工作才得以落实。
　　庄则栋为敦子装修家里的老房子，力图有日式风格。由于当时供应不足，在用电和煤气方面，庄则栋不得不求助于北京市相关部门领导。
　　“特事特办”、“写信给中央领导反映情况”几乎成了庄则栋解决重要问题的惟一方式。所以，当他跟佐佐木敦子的婚姻因涉外而得不到批准时，他只能再次运用“写信”的方式。
　　庄则栋事前咨询涉外婚姻处，知道他和敦子的情况符合法律规定，可以结婚。但单位领导却给他传达指示，由于其曾官至部长，掌握国家机密，不能与外国人结婚。禁令传来的同时，敦子的中国签证到期，未获延续，只能回到日本。
　　以为自己不可再次拥抱爱情的庄则栋苦闷悲伤，他“哀叹自己再一次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我要问问命运之神：‘您怎么总是选我当演员呢？’……舞台上演员的荣辱、兴亡、悲喜全是假的，而我的这些却都是真的。”
　　他找了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东城区政府副区长、前中国驻日大使及其夫人、万里副总理的妹妹、外交部部长、习仲勋的秘书等，未果。后经朋友建议，又把申请投给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他在给李的信中讲述佐佐木敦子出生在中国、父亲为中国建设而病逝于此的故事，交代敦子愿意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籍，并说自己“已十几年不参政，是个时过境迁之人”，两人均符合法律规定结婚的情况，请求领导批准。同时，敦子也3次写信给邓小平陈情。

　　1987年，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终得完婚。1991年，就接受日本友人邀请观看41届世乒赛及自己著作日本版首次在日发行等事宜，庄则栋上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请求批准赴日工作，并探望岳母。这一请求得到了中央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