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对你说王晶呢？
　　他太胖了。上电视台做节目，勉为其难地为西服系上一个扣子。这颗站岗的扣子尽职尽责地固守本土，拼了命地抓着衣服不弹出去，硬把两侧对称地揪出褶皱。伏案的时候，肚子让他身子的主体与写字台保持着相当可观的距离。他偏又是那么热爱伏案书写。
　　“我喜欢笔和纸摩擦的那种感觉，感觉就是你和文字在做爱。”
　　他头发也剩得不太多了。眼睛不大，但眼袋深重。最多的时候，他一年拍9部电影。赶工期的时候，5个星期要交出一部，老板吩咐之时，他手上只有10个字：“整蛊专家”、周星驰、周润发。
　　明年5月，他将步入花甲。这位金牛座的肥胖谢顶男士是20年来香港电影的票房王。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他同香港影视业一起经历黄金时代，一起在低谷中求生存，也一起北上大陆谋求进一步发展。香港电影最好的时期，他跟90%的一线明星合作过，捧无数明星登上顶峰。在他电影生涯的低潮期，即2005到2006年，他才获得两次香港电影评论学会颁发的最佳编剧奖。
　　他很少微笑，要么板着脸，要么夸张地“哈哈哈”，瞬间收住，变回严肃。如果忽略体型，我觉得他像只狐狸，像法国北部11世纪左右传说的列那狐——在产业转型、城市形成期间的市民阶级的代表。他现在的身份是贵族，但摆脱不了市井的实用。他既有攻击性，又有恭顺和气的一面。他在电影里开着“屎尿屁”的下三流玩笑，书架上摆着《资治通鉴》和《辞源》。他不介意别人称自己“狡猾”，“狡猾可以保护自己”。他喜欢别人看不懂他，寂寞也得意。

　　电影制作人向华胜曾是王晶的老板，他叫王“健康宝宝”，“因为我不抽烟、不喝酒，然后他说我是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面的人。我没见过坏人。在他的介绍之下，我见了很多‘坏人’。”王晶觉得，身为江湖中人的老板在帮助他成长，或者，“那些‘坏人’对我不坏”。
　　“我相信曹操都有知心友，关公都有对头人。有的人，大家觉得那人是坏人，他对你好就行了，你管他坏不坏，对不对？”
　　8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观众，提及王晶，头脑中很容易浮现昏暗的录像厅。娱乐贫瘠年代，王胖子带着各色香港明星，放肆地搔着你心里的痒。但很少有人称赞，顶多表达一些感念。他也直通通地说，什么都速朽，想要永垂的是笨蛋。
　　这个向来只关心荷包、从不谈主义的电影商人，因为香港发生的非法“占中”活动而发声。10月16日这天，他在言论平台微博上宣布自己“反占中”：
　　“黄秋生先生，杜汶泽先生，何韵诗小姐。我们曾经有过很愉快的合作。我也尊重你们可以有个人的政治主张。但绝不认同。为免尴尬，你们的联络方式将会在我手机及电脑删除。祝生活愉快！”
　　快60了的王胖子，又搅起话题，人言人语又朝他砸来。

丛林

　　王晶位于市中心的工作间在一栋大楼的16层，外表低调，没有悬挂招牌。大楼周边是尖沙咀警署、九龙公园、机场快线九龙站和未来广深港高铁的车站。环境的热闹可以想见。街转角的茶餐厅也很有名。以前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常于此谈事，街对面就有警方长期拍照监视。餐厅易主后重新装修，把临街一侧改成落地玻璃，古惑仔们就再不敢来。餐厅开始受到大小明星的欢迎，但他们也都选择空出玻璃窗边的座位，躲在里面的茶座。
　　电梯门打开，王晶的公司只挂一张小牌匾于雪白的墙。进门迎面的墙上是一幅墨宝：“天下第一”。他做电视剧《天下第一》时，一位朋友的书法家朋友，写了这幅字送他。
　　“这是……对你的褒奖？”我问。
　　“嗯……其实就是捧场吧我觉得。这行讲的是大红花轿两人抬的，互相捧场吧。”他答。
　　“但是你挂在这个地方，还是能够体现你的……性格。”
　　“骄傲？”
　　“对。”
　　“哈哈哈哈哈。”
　　“是的吧？”
　　“是。”
　　王晶入行，父亲王天林并非他的授业师父，他被托付给刘天赐调教。在TVB做编剧出色，后签了邵氏直接当导演，副导演都没做过便要开机。他头天晚上还在问已经身为大导演的父亲：“到底有多少种Lens（镜头）的？”“什么是虚拟线？”王天林教得用心，但儿子其实并未学懂。
　　“老爸，明天你陪我去拍戏好吗？”
　　王天林答应了，在现场陪“导”三天。
　　“你来，坐在那就行了，让大家知道我是你的儿子，我不要灯桥板上有东西掉下来。”王晶担心工人欺生。据说，“有一位粤语片名导演因为迟收工，而在一声收工后马上当场被关了大掣电闸，漆黑一片，要两个人点着打火机扶他出厂。”
　　这部片子便是《千王斗千霸》，谢贤和汪禹主演。
　　“当时邵氏是个jungle（丛林）。”王晶知道头几天拍完一定会有人暗地里传看粗片，“如果没什么可看性，后面的日子一定难过。”他决定前7天先拍最精彩桥段“四大千王打麻将”，“所有主角都出场，功夫、千术、特技全有。而且第一时间剪好，准备有人来看时，令人家看得舒服。”从此以后，再无人刁难。一个月后，小王导演掌握了所有其他技术环节，追随父亲脚印，搏战于菲林片海之中。

无梦

　　外界总是觉得，老王和小王完全不同。老王谦逊，小王张扬；老王文艺，小王嬉皮；老王是宗师，小王……不入流。
　　“我和我父亲一点都没有不同。”
　　如果从从业动机来看，王晶说的是实话。
　　“所以你问我，对拍电影有什么抱负，那时只有一个字，就是钱。”王天林在《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中回忆，“当年为了生计，我什么片都拍；粤语片、潮语片、国语片，甚至夏语片我也拍过。” 　　王天林是抗日战争前后移民来港的那一代青少年，颠沛流离与搏生活是他们的历史标签。况且他需要供养的人也多，除了妻儿五人，还有叔公一家四口，母亲，以及小姨子。偏偏王晶的母亲嗜赌，两次掉进同样的骗局，令家境愈加惨淡。
　　母亲第二次闯祸时，王晶已经考上香港中文大学，大一后也进了TVB赚钱贴补家用。母亲的行为让两父子崩溃，“我哭了一个晚上，向自己发誓，这辈子，我不要再这样哭了。”王晶的人生态度在这个关口定型：“我决定走不空谈只务实的路，我不能再让家人受我跟父亲一样的苦。所以30年来我只拍商业片，但我敢说，我给了我家人我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
　　王晶深知父亲“太苦”，明明很“文艺”，却被逼着去拍很“俗套”的片子。他三四十岁才看父亲的代表作《野玫瑰之恋》。
　　“老爸，你真是50年代的王家卫。”
　　父亲告知，当年完成该片，所有人都说，你做好礼服，准备拿奖吧。后来……礼服一直躺在衣柜里。
　　“是人家花钱让他没有的那个最佳导演。”王晶记忆中，父亲曾向他这般透露。而王天林在自己的口述历史中说，邵逸夫认为《野》片是抄袭《卡门》，决不能得奖，故而拿下。王天林在文中并未做一字争辩，他只是对王晶说：“仔，奖系命，你命中有就有，冇就点都冇。”
　　“我那么多年以来，一直对奖项看得极之淡泊，就是被他这句话影响的。”很多人都问我，王晶你要不要拿一次金像奖？实际上我拿过一大堆奖，就是没有金像奖。我说，现在不很好吗？现在有30、40个人拿过金像奖，我（也）拿一个，不就跟他们一样吗？那我就是不拿，就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早年王晶曾在访问中提及父亲在圈里的不愉快经历，称“想替父亲讨回所失的”。十年后，当时的访问者再度问起，“可觉得自己已替他讨回了没有？”王晶答：“我想已讨回了。”
　　王晶曾书写个人史《少年王晶》和《王晶江湖》，他说这两个阶段之间几乎没有过渡地带，“差不多是一步跨过去的”。大概在1989到1991年间，自己成为制作人后，“这个行业的飞速地发展令你没法不迅速成长”，一下子“从一个还有一点童心的人变成了狡猾的人”。
　　他一点都不为磨灭掉的童真而痛心，“我为自己成长而高兴。好像在一夜之间成长，我觉得是少了一个阵痛期，那很好。”
　　留恋或者痛心，“我想那种还是有梦的人才会有的感觉，我是很早就没有梦。”
　　王晶拍了很多赌片，虽然近些年来反响不似从前，但在人性的追索上似有发展。在2007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学者登徒问，《提防老千》（2006年）中王晶所饰演的角色是否表达出“希望维持电影里那个世界的公义”。王晶的回答不那么令人兴奋，但听上去很真诚。
　　电影的结尾，王晶饰演的十四哥在用计除恶后，与搭档的风尘女子分别，从小巴走下来，拖着拉杆箱，湮没于人海。他设计的结尾原本是，太太抱着儿子来接十四哥，说：“你上大陆那么久的？”十四哥答：“是的。这些日子也不会上了。”
　　“那是说，老千也是人海中的一员，普通人而已，并没有什么千王、赌圣，任何老千，无论多老练，混于人群中，也不能分辨出。再拿我跟陈炜（风尘女子）在电影里的关系来说，我只是聘用她，金钱上她说可以往后才说，我却要数目分明，她想约会我，但我们只有工作关系，不发生感情。就是如此专业，没有所谓的公义问题，只是有人愿意聘用我，让我赚钱，又不是坏事──碰巧是追求公义，那好，我干。就是这样而已。”

风云际会中的小市民

　　“现在看到雨伞就很敏感。”他看着摄影师架起的柔光伞说。
　　摄影师跟他商量在镜头前摆几个动作，比如用手指着前方。王晶拒绝了。“手指着有攻击性。”
　　但他在微博上可是语词不饶人，堪称凌厉。
　　“香港很多年轻人不了解内地，就信了某些传媒对内地生活的刻意妖魔化。我这十年每年在内地四五个月，跟很多年轻人接触，他们都很上进，充满希望，对前途都充满热情和憧憬，他们看得见美好的未来，就因为政治稳定。历史告诉我们，政局一乱，经济就死。没有经济、只讲政治的地区，哪有明天？”
　　他也提出，“这一次的占领活动，设计者处心积虑利用年年轻人去打前锋，看准了他们入世未深，正义感强烈，就订做一件写满正义两字的外衣让他们穿上，用心极阴险，父母劝他们不要去……”
　　王晶的女儿王子涵10月16日在Facebook上更新状态，表明在占中和父亲发声问题上的立场：“老实说我也不认同他的做法，但同时我亦非常尊重爸爸的政治方向。是次集会开始有暴力行为后我再没有参加……我好希望香港人可以尽快回复平静，（有人妖言惑众咋傻仔！）香港人不是一家人吗？”
　　“我觉得她已经25岁了，她应该有足够分析能力去分析这件事是对是错，如果她认为这是对的，我也不能逼她跟着我走。”
　　“假如，假如她跟那些学生的情绪、想法很相像，她也上街占路，或者有类似的行为，你会阻止她吗？”我问。
　　“我会跟她说一次，如果她坚持，我不会阻止，因为她是成年人，她是一个个体，不是我的从属。如果她一定要做犯法的事，我只能够请警察抓她。”王晶答。
　　同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两代人之间对于这座城市的理解显露出分歧，他也尽力以朋友相处之道对待女儿，就像当年他与父亲的关系。
　　快60岁的王晶，思绪时而回到从前。
　　小时候，九龙只有一条干道叫弥敦道，旺角是最旺的地方，铜锣湾的热闹还没兴起，尖东的一端全是英国人的军营，现在海旁的星光大道一带，那时还没被填海造出来。
　　从香港60年代的一些混乱、70年代的工业飞跃、八九十年代的电影黄金时代，到97年香港回归，王晶和城市一起成长。1997年7月2日、2000年1月1日的报纸，头版的烟花喜庆；还有双层大巴从天桥坠落，21人亡故，2001年愚人节那天张国荣自杀身亡等，这些留在传媒上的历史时刻，他都保存在办公室的柜子里，年根岁尾会取出翻看。
　　“我对香港有很大的感情，就是这样。”他说，“我就一个小市民，我不认为我能抓住很多东西，可是我能抓住的我都抓住了。……差不多每一个风云际会的时刻我都在。虽然我并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可是我都是用自己青春在见证，我也敢说我是曾经为香港贡献过的一代。……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为香港人带来了很多欢乐，我也觉得这就够了。我并不是一个那么伟大的人，可是我就是觉得，我尽了我的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