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文化或文学史表明，大凡努力把握时代脉搏的刊物，对社会时代思潮的发展，都会产生相当的影响与作用。不能设想，当初假如没有刊物愿意发表爱因斯坦的第一篇论文——据说那时全欧洲只有几个人能读懂，恐怕二十世纪初的那一场物理学革命会被推迟。有时代责任感的刊物，是时代新思潮的后盾，尤其是新思潮的前沿阵地。从文艺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思潮》的编辑宗旨和发展趋势看，它是在往这个方向努力的。
　　《当代文艺思潮》一九八二年才编出第一期，但短短的几年内便在文艺或文艺理论界，尤其是文科大学生中产生了颇为不小的影响。当然这首先在于文学的解放和时代的开放。这家刊物可以说是生逢其时。新时期日渐生长起来的新审美欲求与艺术哲学思想，使读者产生了了解文艺新思潮的愿望。而在这样的思潮中又混合着历史与当代、东方与西方、现实与现代等各种观念的抵触与冲突。新意识的萌芽，包裹在旧理论的框架中，旧思想又残存在新的美学体系中。这使得我们当代文艺新思潮显著地呈现出变革和过渡时期的特征——争鸣、探索、创造和需要反省。
　　刊物在努力把握住正确流向的基础上，帮助读者了解新思潮，掌握新思潮。尤其是组织了一系列文艺现状的考察和群众审美状况的最基础的调查。这不仅是在有意识地为研究积累原始资料和数据，而且这种思考的方法，自身也体现出了当代意识。以往我们的文学史，往往只是作品史。其实，一个国家或一定时期的文学发展，最终是受到社会审美基础的状况所制约的。时代文学的动机，深藏在这具有整体性特征的民众的深层原型之中。作品只不过是这种原型意识放出来的风筝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荣格称诗人是“集体的人，人类潜意识活动的灵魂的传达者和形成者”。文学史，如果不记录整个民族审美基础方面的变迁和演衍，实在是浅显和空灵了一些。但以往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积累，史家只得拿农民起义或政治、经济方面的资料来抵充。《当代文艺思潮》发表的一组附有统计记录的调查报告，如《大学生与电影》、《关于当代青年工人文化审美倾向的考察——天津、兰州等市的调查》等等，在当代文学的研究资料方面填补了一部分空白。可以相信，这种调查的数据，会因其最能直接体现这一时期审美意识的演变，而被后人珍视。
　　敢于支持作者标新立说，也是《当代文艺思潮》的一大特征。在急骤变革的时代，对理论自身价值的认识观念也在变更。尽善尽美不仅不可能，也意味着生命和活力的终止。以往理论界对新学说的那种苛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大一统”思想在方法论观念中残存的体现。每一个学说必须能说明一切问题，解释一切现象，否则就不是新学说。对新学说的苛求与对旧体系的宽容是这观念的两个方面。由此这种庞杂完善的新体系始终没出现，陈旧的体系却一再延续。《当代文艺思潮》扶植了相当一批新学说的提出，陡然推起了一个势头，如“艺术创造工程”理论、“诗歌信息系统概论”、“文艺理论悖论论”。这些理论肯定是不完善的，在很多方面也值得研究和探讨。但这些新理论提出的本身就已经产生了效应。它推动了理论界的创新之风，激发了创造激情和欲望。以“过程论”为范式的关于运动的观点，体现在刊物的编辑思想之中。当然，现在只能是处于无数局部突破和积累过程中，但量变必定会带来质变。《当代文艺思潮》清醒地为着理性思维成熟的时代到来，而铸造着新思潮的思维材料，并以这为使命，这也为其在理论刊物的领域中奠定着厚实的基础，构塑着自身独特的形象。
　　《当代文艺思潮》与另外两家大型文艺理论刊物《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研究》形成了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三个点，三者各具特色。《文学评论》无疑是有着较高程度的权威性；《文艺理论研究》带有学院式的厚重稳固的特点，更注重经典性；相比较，《当代文艺思潮》则处在当代文艺思想的最前沿，体现出理论的敏锐性和反馈的迅捷性。
　　迅捷性自然也有其短处，但我们偌大一个国家应当有一个以新理论探索为特征的阵地，尤其应当有一个供“新人”立言的场所，这无疑是必需的。《当代文艺思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注重扶植新人，所刊用文章的作者大部分是新人，不少是文科的在校学生。据初步统计，它从一九八二年创刊到八四年底的三年间，共刊发了三百八十人(次)的文章，其中作者两次复出率仅占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五，有十九人；三次复出率更小，只有六人；四次复出一人。这须有很可贵的精神和很自觉的认识方能如此。
　　铨察其创刊来的历史，自然也有失误和令人遗憾之处。从“疾风知劲草”的古训中延伸过来，我以为，也许衡量任何一家刊物的一个重要标准应该是：不在于其在顺境中对新理论、新观点的热衷程度，而在于逆境时对这些理论中合理成份的坚持程度。一家理论探索刊物不仅仅应当是当代新思潮的前沿阵地，还应当是坚固的堡垒。在这块阵地上，不仅应聚集起新生力量，而且还应当保护他们进行正常理论论辩的权利。遗憾的是《当代文艺思潮》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有失误之处的。在对某些的确有可探讨和可批评之处的文章或观点进行讨论或批评时，没有严格区分艺术理论探讨与政治问题之间的界限，而且还延续了过去那种在政治上逐期“升级”的作法，这实在有点令人哀伤。由此使人想起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罗斯进步刊物《现代人》所面临的一场挑战。大作家屠格涅夫认为在杜勃罗留波夫评论他的小说《前夜》的论文中有号召反对沙皇之嫌，因而反对该文发表，并给主编送去了一封信，只有两句话：“任你选择：我或者杜勃罗留波夫。”一方是刚从学校毕业的二十三岁青年批评家，另一方是文坛盟主，周围聚集着当时俄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们，《现代人》也是靠他们支撑起来的。但主编涅克拉索夫想到的却是刊物的编辑思想和宗旨。毅然决定发表评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冈察洛夫等立即脱离了《现代人》。《现代人》非但没垮掉，反而赢得空前赞誉，订户激增。
　　也许，从国情、时代、性质等许多方面来说，都不能进行简单类比。但有一点是相通的，既然希望自己成为时代思潮的前沿阵地，就一定也得是前沿阵地的坚固堡垒，对新思潮得坚持，对新人则应保护。当然，行为的坚定和自觉应来自理论的自信与理解的透彻。
　　愿《当代文艺思潮》能在时代思潮的发展中，更深刻地认清自己的使命，成为理论探索更有力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