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长期以来，陶瓷史上的千古之谜“柴窑”始终萦绕在每个瓷器爱好者及研究专家的脑海里。本刊发表陶器爱好者王学武先生的文章，以翔实的史料和大量的瓷片标本阐述了“柴窑”就是“耀州窑”的观点，以期引起古陶瓷专家和广大爱好者研究和讨论的兴趣。近期来，“鼎州窑”“柴窑”“耀州窑”的研究和争论在陕西乃至全国十分热烈，网上的论争更是唇枪舌剑。这三个诞生在陕西铜川境内的困惑人们千年之久的窑口到底有何联系，它们的产品特点各是什么?这不仅是陶瓷研究专家所关心的事，更是广大陶瓷爱好者极为感兴趣的话题。我们期望更多的人发表真知灼见，共同来讨论上述问题。
近年来，随着城乡建设的崛起，在西安地下五至七米处，出土了一批工艺极佳、釉色一流、刻工超凡、世间少见的瓷片。这些制作精良的瓷片，与陕西铜川耀州窑博物馆五代耀州瓷的展品如出一辙，而且显得更为精细、规正，且和古代文献中描述柴窑器的记载十分相似，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它很可能就是失踪千年的“柴窑”。
自古以来，柴窑位列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窑之首，最早记载柴窑的是明代洪武年间曹昭的《格古要论》：“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多足粗黄土近世少见。”(图1)将这段记载断句：“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多足粗黄土。近世少见。”这37个字把柴窑的产地、制作工艺特色、装烧技术特点等做了简略而准确的描述。之后有许多关于柴窑的论著，形容柴窑器“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其瓷滋润细媚，宝莹射目，为古来诸窑之冠。”这些都为今天鉴别、确定柴窑瓷器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下面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并以实物标本为依据，逐一揭开蒙在“柴窑”上的面纱。
一、“北地”即今天的耀州及周边地区
1、据嘉靖年编纂的《耀州志》凡例及第一卷《地理志》记载：
“秦汉置北地郡，其居县亦有泥阳、富平之名，考其地在灵武弋居间”。(秦汉时“北地郡”在甘肃灵武、弋居间。)“自魏文帝始，徙北地于役栩(dui xu)”。(此时“北地”迁到陕西耀县附近地域。)“后魏太武时(公元424)又徙北地郡于宜君县(今铜川市耀县的北邻)。“两汉日役栩，魏以后日泥阳，日宜州，日华原……皆耀州地，其事皆书之耀州。”
另据《续通典》记载：“耀州、华原、同官县本汉祋栩县地。”《新五代史》卷六十记载：“耀州，本华原县，唐末属李茂贞，建为耀州，置义胜军。”
以上记载与《耀州志》完全吻合，说明“北地”就是包括耀州在内的“北地郡”。
2006年，陕西关中出土了一方唐开元六年的墓碑(图2)。上书：“君？？？元，字大雅，北地华原人也。”这与《耀州志》上所述的地名称谓相符。另外，耀县药王山上有八块石碑，上面刻有“北地郡”、“北地”等文字。这些出土文物也表明“北地”就是今天的耀州及周边地区。
2、由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将“北地”地域及名称的变更表述得更为清楚。
(图3)东汉末：役栩辖今天的铜川耀县
(图4)三国北魏：役栩改为“北地”
(图5)西晋：“北地”泥阳即今天的耀县
(图6)隋代：“北地郡”辖铜川耀县
(图7)唐代：北地华原县即今天的耀县
综上所述，历史和地理学家将耀州历代名称的隶属讲得很清楚，也将北地→北地郡→华原→耀州的沿袭变更讲得很明白。“出北地”在《格古要论》里，绝非指出自北方、北部、北疆等意，它是有确切地名所指的。
3、从战国至唐末，确实有“北地”这个地方，其管辖区内就有耀州。尽管唐末才“撤‘郡’改‘州”’，但人们还习惯称为“北地”，即耀州所在地区。从另一方面看，“柴窑出北地”也符合古人对窑场按地域“郡”定名的习惯。
明朝以后的历史学者，对耀州地理名称的变更延续已非常清楚。所以，明代周履靖校辑的《夷门广牍》和乾隆时编撰的《四库全书》收录的皆为曹昭的《格古要论》三卷版，而非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十三卷版，这说明周履靖、纪晓岚都认为《新增格古要论》中“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是错误的，而不予采用。因此，王佐在“出北地”之后增加“河南郑州”，是个“历史错误”。然而许多人由于不甚了解《格古要论》原著或《夷门广牍》，却在众多场合引用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以讹传讹，使“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误导了许多人，让一些人在从来没有划入“北地”的“河南郑州”苦苦寻找“柴窑”而终无所获。
另外，《耀州志》还写道：“辽亦有耀州、宜州。耀在渤海，宜在辽西”。这段文字又至关重要：五代与辽并始于公元907年，明代人已知“辽亦有耀州”，并知其确切的地方。为什么当时不写“柴窑出耀州”呢?因为 “渤海”也有一个耀州。唐末五代时，华原(耀县)属北地，那才是真正出“柴窑”的地方!“出北地”的写法既符合实际情况，又不会使两个耀州相混淆。
二、五代精美瓷片的特征与“柴窑”完全吻合
1、“天青色”
根据出土瓷片标本的颜色和古人对青色的解释，“天青色”应该是：以浅绿色为主基调中含有浅蓝的颜色，如(图8-1)。部分瓷片的颜色偏天蓝色(图8-2)，正所谓：“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柴荣想要的就是这种媚人的颜色：“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有人认为“柴窑”就是天空中最蓝的颜色是不对的，“天青色”并不是“天蓝色”或“色如天”。另外，清代《居易录》云：“严柱峰副宪曾矩示柴窑碗一，碧色、形制甚古，流光四射”。这也是“天青色”即碧色偏绿的佐证。所以，“柴窑”以“天青色”为正色，色重者谓之天蓝，色浅者谓之淡天青。五代时，耀州窑在全国首先刨烧出“天青釉色”，而这时在全国还没有一个窑口能烧出“天青釉”，只有耀州瓷与“柴窑”颜色相吻合。
2、“薄如纸”
耀州瓷土含铁量较高，故烧造的瓷器以灰胎为主。到了五代，耀州窑瓷器却异军突起，出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期。比如：白胎天青釉瓷器及一批胎薄精致的高档瓷器，显然是为了满足宫廷的特殊需要而不计成本，对料源的采掘、选配、加工极为讲究，对泥料的闷砸、甩练、揉卷和成型的拉坯等工序十分认真仔细，才形成极白的坯胎，加上烧成时特别的技术处理，使产品极其精细巧薄。许多器物的上盖、边沿、腹部甚至底部，胎厚在1毫米左右(图9)，最薄的仅0.5毫米。天青釉白胎薄壁瓷器透光性好，用手电光照，如冰似玉(图10)，用“薄如纸”形容真是恰如其分。
3、“明如镜”
“明如镜”形容柴窑器的釉面滋润明亮、光洁照人，如镜子一般(图11)。乾隆诗：“宋时秘色器称名，不及柴窑一片瑛”，瑛：似玉的美石，如玉的光彩。“千年火气稳，一片水光披”。釉面明亮如水，似光披在水面(图12)。柴窑这种半透明、 玻璃质感较强的釉面，是当地性能独特的原料，在与其相应的烧成工艺之下所形成的，也是五代北方青瓷中耀州窑所独有的。它不似其他窑口的乳浊釉釉面，以“开片纹”为佳，而是“滋润细媚”、明亮光洁，正符合“柴窑”釉色细腻妩媚的特征。
4、“声如磬”
烧成温度在1280℃或更高的瓷器，敲击时就会发出响亮的声音，而五代耀州窑瓷器烧制温度在1300℃左右，从烧成的温度上保证了“声如磬”的条件。敲击五代耀州窑薄胎碗可发出长达七八秒之久的悦耳声音。胎质越薄，釉面越明亮如镜又无开片的瓷器，敲击时发出的声音越与“磬”的声音相近(图13)。其他窑口炉火温度在1280℃以下烧成的瓷器，胎质粗厚、疏松，胎体不致密，吸水率高，故不可能“声如磬”。敲击“声如磬”而“乐悠远扬”，这也是五代耀州窑瓷所独具的特征，与“柴窑”的记载特征正相吻合。
5、“有细纹”
图14，此盏托为天青釉色，盏中心为细印梅花纹，中间一圈为划花月华纹，外边一圈是划花凤尾纹。细腻的划花工艺，反映出古人欣赏梅香、月光、凤凰的美好愿望。
图15，此莲花盏托为天青釉色，盏托上有二十个小莲瓣，细看每个小莲瓣上都暗凸印着一只小蝉，与佛教“禅”同音。设计精巧，工艺细腻，釉色一流，无开片，堪称佳器。边沿上折凸处也暗印有“流云”装饰，真是“制精色异，为古来诸窑之冠”。
图16，五曲花口划凤尾纹大盘，腹内边细划上下翻飞、流畅自如的凤尾纹，仿佛要将盘子带飞起来，其胎厚仅1.5毫米。
以上瓷片的纹饰都是用尖锐的工具刻划出纤细的纹饰来表现器物之美的，曹昭所说的“细纹”应指细划的纹饰，而不是他后文中所讲到的汝、官窑的釉面开片纹。
瓷器表面开片或者有裂纹，敲击时声音会发“哑”，若有冲缝则声音更加沙闷。所以，要是柴窑器的“细纹”指的是开片的细裂纹的话，怎么能“声如磬”呢?又怎么能“明如镜”呢?所以“有细纹”，一定是指细纹饰而非细开裂纹! “柴窑”这种纤小细腻纹饰的特征，也为耀州窑所独有。
6、“足粗黄土”
耀州窑从唐代的碗内底支烧而后改为碗外底支烧。晚唐五代时，又采用全釉裹足内支钉烧。后又将工艺做细，改为小芝麻钉支烧(图17)。后为了提高产量，省去支烧具而改为三小堆石英砂托珠垫烧(图18-1)；还采用全细砂撒放垫烧，形成足部裹釉后粘上许多小颗粒细砂，看上去像“粗黄土”(图18-2)，但并非黄土，是可以去掉的细粘砂。另外一种情况是器足裹釉后，将足底面的釉刮干净，露出胎土色，烧成后足底部露胎处显示土黄色(图19)。
总之，五代耀州窑多数瓷器的足底，或是带细砂的粗黄土，或呈现不带细砂刮釉后的“黄土色”。它的这种支烧工艺，明显有别于其他窑口的“芝麻钉支烧”、“圈饼垫烧”等等。这种“足粗黄土”的特征，为五代时耀州窑所独有，也完全符合《格古要论》里“柴窑”支烧工艺特征的记载。
7、“滋润细媚”
五代耀州窑的精品，玻璃质感较强，釉色天青，釉面莹亮，精美、细致、妩媚。如天青釉划花薄胎茶盏(图20)，巧刻明月落盏心，轻旋盏壁如薄冰，冲入开水，好似一江染过的春水，又似盛满浮动的绿云。
综上所述，小巧玲珑可人，大气磅礴震慑，90度直角工艺技术(图21)为五代耀州窑所独有。白胎不惜成本，工艺空前绝后，令后来历代耀州窑瓷器所无法逾越，远远超过宋代耀州瓷“巧若范金，精比琢玉”；“击其声，铿铿如也；观其色，温温如也”。真正是：“瓯瓷之艳丽，景瓷之细致，亦弗能相匹”。还有天青釉白胎剔刻
划花莲纹壶(图22)，是目前极为少见的耀州窑五代时的精品。因此，《格古要论》的记载，将“柴窑”的产地、釉色、纹饰、胎质厚度、烧成温度、敲击音响、支烧方法及整体效果讲得面面俱到，字字准确，正是我们解开千年之谜的“金钥匙”。
三、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的精品就是“柴窑”
近年来，在西安基建工地捡到的“官”字款瓷片标本与耀州窑五代遗址中发掘出带“官”字款的瓷器标本完全一样(图23)。这么多在青瓷上刻“官”字款的瓷片，在各地古窑址遗址发掘中是罕见的。这一不可争辩的事实，说明五代耀州窑很可能是为皇室烧造“官瓷”的御窑。耿宝昌先生在台湾《龙语》杂志上谈到耀州窑“官”字款瓷器时说：“瓷器上的‘官’字，根据名窑越、定、耀器均有刻官字，谅必是官方控制的窑场”。另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五代黄堡窑遗址》一书中指出：这是国内第一次在窑址中出土“官”字款青瓷。它窑口确凿，制作精美，“官”字书写工整。釉色除纯正的青釉外，还有淡天青、天青釉、青绿釉、灰青釉等。在五代的装饰纹样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龙、凤纹图案题材。其龙纹有完整的行龙和残缺的飞龙，其风纹多见飞凤，还有镂空雕刻站立的凤凰。这块龙纹瓷片(图24)，是五代耀州窑天青釉倒流壶标本。龙纹流畅，印纹凸起，龙口似为壶嘴，琼浆玉液将从龙嘴里流出。这种皇权特征的龙纹图案，也可证明耀州窑具备“柴窑”的官窑特性。
以耀州窑国宝级青瓷“倒装壶”(图25)为例：它巧妙利用“液面等高”原理，内设机关，由壶底孔内倒装入酒，翻过来再由壶口流出，构思奇妙、设计科学，集雕剔花、刻花、划花、贴塑、捏雕等工艺于一身。卧狮张口作壶流，凤凰巧立为壶柄，工艺登峰造极，天青釉色淡雅，为五代耀州窑高科技顶级艺术作品，国壶魁首。这种在一千多年前精巧设计的凤首纹饰壶，应为官府宫廷而造。这件底上刻有数字“二”的白胎天青釉九弦纹炉(图26)，是工匠有意而为，手工刻留。耀州窑窑址上还出土有刻“十”字的盏及刻“一”“三”等数字的匣钵。宫廷用瓷的制度是数目字越小，器件越大。宋瓷研究专家赵青云先生说：“这种陈设瓷器底部刻数字是皇家用瓷的特有标记。”这一制度化、规范化的规定，是五代耀州窑最先使用，并为以后“钧窑”等官窑瓷场所延用。
唐末五代时在南方，“秘色瓷”为贡瓷第一，但因“秘色瓷”的釉色与胎质与史书所载“柴窑”不相符，已确认不是“柴窑”器。其他窑口如长沙窑、建窑、吉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南宋官窑等，均不可能是“柴窑”。在北方，“邢窑”与“定窑”不是青瓷类窑口，能明确“贡御”的还有“汝窑”、“北宋官窑”、“钧窑”，但这些窑口都有官方详细记载，其明确的烧造年代都在北宋以后，而非五代，地理位置又不在“北地”，显然与史书记载的“柴窑”的产地及年代均不相符。
综上所述，五代耀州窑“官”字款或龙凤纹等天青釉精品瓷器，极有可能就是千年之谜的“柴窑”。寻找“柴窑”窑址应将目标锁定在陕西耀县境内；研究和探讨“柴窑”瓷器或瓷片标本，应把目光聚焦在五代耀州瓷精品之上，这或许是解开“柴窑”之谜的最佳途径。
四、五代时局决定“柴窑”只能建在“北地”耀州
自唐以来，耀州窑烧造青瓷的水平仅次于越窑。耀州“十里窑厂”为北方最大，再加上此前大唐帝国的首府在长安，为当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各国的使节、商旅都前来学习、贸易，全国各地的顶级手工艺匠人也被招募或聚集到长安。他们带来的顶级技术，使在长安附近的耀州瓷业达到了全国最高水平，成为五代北方青瓷的魁首。柴世宗在国内已有生产精美瓷器的大窑场，他不可能将御窑厂设在千里之外的吴越国，何况中间还隔着南唐(图27)。另据《隋唐五代史》记载：显德955—957年，后周攻打南唐的淮水、长江一线，历时数年，战争切断了吴越国秘色瓷器向中原进贡的道路。柴荣在自己国家确定技术条件不差上下的耀州窑作为“御窑”更是顺理成章的事。
五代《十国春秋》和宋代《宋会要辑稿·蕃夷》中有许多秘色瓷器进贡中原王朝的记录，但从942年进贡“后晋”到969年进贡“北宋”期间空白了27年，期间再没有进贡秘色瓷器的记录。难道五代晚期的皇帝就不使用新的御瓷，而只用前代遗留下来的残瓷旧盏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十八载：世宗即位，外伐僭(jian)叛，内修法度。令端明殿学士王朴撰定奏诏：“夫为国家者，履端立极，必正其元；布政考绩，必因其岁；礼动乐举，必正其朔；三农百工，必顺其时。”正是在“三农百工，必顺其时”的大环境下，后周将国内耀州窑瓷业推至顶峰。皇帝嗜喜瓷器，“禁廷制样需索”，“布政考绩”，工匠必顺其时、处心积虑、穷其工艺，这种上下力量的聚合，最终铸成了中华文化的绚丽瑰宝、历代名窑瓷器的圣皇——柴窑。
五、“柴窑”地位不可撼动
“柴窑”最早记载于宫廷内府的见《宣德鼎彝谱》：“宣宗以郊廟鼎彝不合古式，命工部尚书吴中採博古图录诸书，及内府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之式更铸。”明清以降，记载、转载有关“柴窑”的文章就更多了。仅以乾隆皇帝为例，就写了多首极尽赞美“柴窑”的诗句。《柴窑碗》：“冶自柴周逐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镜明低(纸)薄见诚罕，足土口铜藏尚皆。内府数枚分甲乙，夷门广牍类边涯。……”这说明明清皇室均珍藏有“柴窑”器，否则乾隆帝不会无病呻吟的。清代《寂園志》第五种《杯史》中记载：“五代器：磬声盌，磬纸盌二。”接着，又在《杯史補正录》中更准确地记载：“后周器：磬声盌，磬纸盌二。”史书上的这些记载，延续了几百年，从中可以看出，珍藏和喜爱“柴窑”的人不仅仅是皇室贵胄，还有不少文人雅士或收藏、或把玩、或亲眼观赏过“柴窑”的华贵芳容，而叹为观止。综上所述，“柴窑”是存在的，并为历代各名窑之首，只是由于清亡之后一直没有寻到柴窑实物，人们将六大名窑之首的柴窑省去，改为“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不了解的人误以为“柴窑”是子虚乌有的事。在当前出土许多五代天青釉瓷器及大批瓷片的情况下，按照考古鉴定“以史证物，以物证史”的原则，是该为“柴窑”正名的时候了。
“柴窑”的存在是有史可查、有物可证的，她的“瓷皇”的桂冠是不能随意摘去的，也是别的窑口取代不了的。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柴窑”，不能因为至今没有被发现或没找到实物及窑址，就认为它不存在。
六、结论
(一)自公元前战国始，至东汉末年，“北地郡”设置在甘肃。自三国两晋之后，“北地郡”改设在包括“泥阳…华原”(耀州古称)在内的广大地区，直至唐末五代。这在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明代嘉靖年编纂的《耀州志》、宋代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均有详细记载，更有出土的唐代墓碑可以佐证。因此，“柴窑出北地”，“北地”是指包括耀州窑在内的铜川耀县一带。
(二)五代时带“官”字款、龙凤纹以及烧制精美的耀州窑瓷片标本，与《格古要论》及其他诸多史籍中描述的“柴窑”特征对照后，可以确认就是“柴窑”器。同时，在五代时全国的各个窑口中，只有耀州窑能烧制出精美的天青釉瓷器，其他窑口仿烧天青釉瓷器的时间均在北宋以后。
七、几点说明
(一)关于“柴窑”窑址科学准确定名问题：
确定“柴窑”窑址的命名，正如耿宝昌先生所说：“这不但是震惊中国，而且是震惊世界的事”。为符合《格古要论》中“柴窑出北地”以及人们的传统叫法，“柴窑”窑址在目前尚未定名的情况下，拟定名为“五代北地窑”。这样既符合古人以郡、州名称为窑场命名的做法，也符合五代时该窑场所处的北地郡或州境内的实际情况。“唐代鼎州窑”、“五代北地窑”、“宋代耀州窑”，这些称谓既符合古代定名规范，也符合人们的习惯叫法，好对照、好学习、好理解，准确无误。
(二)本文涉及的一些观点，前几年耀州窑研究专家禚振西先生在其《柴窑探微》中就有论述，近年来随着大量瓷片标本的出现，以及对文史资料的深入研究，有必要对“柴窑”做更深层次的论述和探讨。文中的观点或引文如有错误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瓷友批评、指正。
(三)文中标本由西安藏家张元、崔涛、周小芳、李文禄、牛群生、李俭、梁军、徐卯盈、苏迅等瓷友提供，在此谨表深切谢忱。
(责编：辛 友)
近年来，随着城乡建设的崛起，在西安地下五至七米处，出土了一批工艺极佳、釉色一流、刻工超凡、世间少见的瓷片。这些制作精良的瓷片，与陕西铜川耀州窑博物馆五代耀州瓷的展品如出一辙，而且显得更为精细、规正，且和古代文献中描述柴窑器的记载十分相似，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它很可能就是失踪千年的“柴窑”。
自古以来，柴窑位列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窑之首，最早记载柴窑的是明代洪武年间曹昭的《格古要论》：“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多足粗黄土近世少见。”(图1)将这段记载断句：“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多足粗黄土。近世少见。”这37个字把柴窑的产地、制作工艺特色、装烧技术特点等做了简略而准确的描述。之后有许多关于柴窑的论著，形容柴窑器“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其瓷滋润细媚，宝莹射目，为古来诸窑之冠。”这些都为今天鉴别、确定柴窑瓷器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下面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并以实物标本为依据，逐一揭开蒙在“柴窑”上的面纱。
一、“北地”即今天的耀州及周边地区
1、据嘉靖年编纂的《耀州志》凡例及第一卷《地理志》记载：
“秦汉置北地郡，其居县亦有泥阳、富平之名，考其地在灵武弋居间”。(秦汉时“北地郡”在甘肃灵武、弋居间。)“自魏文帝始，徙北地于役栩(dui xu)”。(此时“北地”迁到陕西耀县附近地域。)“后魏太武时(公元424)又徙北地郡于宜君县(今铜川市耀县的北邻)。“两汉日役栩，魏以后日泥阳，日宜州，日华原……皆耀州地，其事皆书之耀州。”
另据《续通典》记载：“耀州、华原、同官县本汉祋栩县地。”《新五代史》卷六十记载：“耀州，本华原县，唐末属李茂贞，建为耀州，置义胜军。”
以上记载与《耀州志》完全吻合，说明“北地”就是包括耀州在内的“北地郡”。
2006年，陕西关中出土了一方唐开元六年的墓碑(图2)。上书：“君？？？元，字大雅，北地华原人也。”这与《耀州志》上所述的地名称谓相符。另外，耀县药王山上有八块石碑，上面刻有“北地郡”、“北地”等文字。这些出土文物也表明“北地”就是今天的耀州及周边地区。
2、由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将“北地”地域及名称的变更表述得更为清楚。
(图3)东汉末：役栩辖今天的铜川耀县
(图4)三国北魏：役栩改为“北地”
(图5)西晋：“北地”泥阳即今天的耀县
(图6)隋代：“北地郡”辖铜川耀县
(图7)唐代：北地华原县即今天的耀县
综上所述，历史和地理学家将耀州历代名称的隶属讲得很清楚，也将北地→北地郡→华原→耀州的沿袭变更讲得很明白。“出北地”在《格古要论》里，绝非指出自北方、北部、北疆等意，它是有确切地名所指的。
3、从战国至唐末，确实有“北地”这个地方，其管辖区内就有耀州。尽管唐末才“撤‘郡’改‘州”’，但人们还习惯称为“北地”，即耀州所在地区。从另一方面看，“柴窑出北地”也符合古人对窑场按地域“郡”定名的习惯。
明朝以后的历史学者，对耀州地理名称的变更延续已非常清楚。所以，明代周履靖校辑的《夷门广牍》和乾隆时编撰的《四库全书》收录的皆为曹昭的《格古要论》三卷版，而非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十三卷版，这说明周履靖、纪晓岚都认为《新增格古要论》中“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是错误的，而不予采用。因此，王佐在“出北地”之后增加“河南郑州”，是个“历史错误”。然而许多人由于不甚了解《格古要论》原著或《夷门广牍》，却在众多场合引用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以讹传讹，使“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误导了许多人，让一些人在从来没有划入“北地”的“河南郑州”苦苦寻找“柴窑”而终无所获。
另外，《耀州志》还写道：“辽亦有耀州、宜州。耀在渤海，宜在辽西”。这段文字又至关重要：五代与辽并始于公元907年，明代人已知“辽亦有耀州”，并知其确切的地方。为什么当时不写“柴窑出耀州”呢?因为 “渤海”也有一个耀州。唐末五代时，华原(耀县)属北地，那才是真正出“柴窑”的地方!“出北地”的写法既符合实际情况，又不会使两个耀州相混淆。
二、五代精美瓷片的特征与“柴窑”完全吻合
1、“天青色”
根据出土瓷片标本的颜色和古人对青色的解释，“天青色”应该是：以浅绿色为主基调中含有浅蓝的颜色，如(图8-1)。部分瓷片的颜色偏天蓝色(图8-2)，正所谓：“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柴荣想要的就是这种媚人的颜色：“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有人认为“柴窑”就是天空中最蓝的颜色是不对的，“天青色”并不是“天蓝色”或“色如天”。另外，清代《居易录》云：“严柱峰副宪曾矩示柴窑碗一，碧色、形制甚古，流光四射”。这也是“天青色”即碧色偏绿的佐证。所以，“柴窑”以“天青色”为正色，色重者谓之天蓝，色浅者谓之淡天青。五代时，耀州窑在全国首先刨烧出“天青釉色”，而这时在全国还没有一个窑口能烧出“天青釉”，只有耀州瓷与“柴窑”颜色相吻合。
2、“薄如纸”
耀州瓷土含铁量较高，故烧造的瓷器以灰胎为主。到了五代，耀州窑瓷器却异军突起，出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期。比如：白胎天青釉瓷器及一批胎薄精致的高档瓷器，显然是为了满足宫廷的特殊需要而不计成本，对料源的采掘、选配、加工极为讲究，对泥料的闷砸、甩练、揉卷和成型的拉坯等工序十分认真仔细，才形成极白的坯胎，加上烧成时特别的技术处理，使产品极其精细巧薄。许多器物的上盖、边沿、腹部甚至底部，胎厚在1毫米左右(图9)，最薄的仅0.5毫米。天青釉白胎薄壁瓷器透光性好，用手电光照，如冰似玉(图10)，用“薄如纸”形容真是恰如其分。
3、“明如镜”
“明如镜”形容柴窑器的釉面滋润明亮、光洁照人，如镜子一般(图11)。乾隆诗：“宋时秘色器称名，不及柴窑一片瑛”，瑛：似玉的美石，如玉的光彩。“千年火气稳，一片水光披”。釉面明亮如水，似光披在水面(图12)。柴窑这种半透明、 玻璃质感较强的釉面，是当地性能独特的原料，在与其相应的烧成工艺之下所形成的，也是五代北方青瓷中耀州窑所独有的。它不似其他窑口的乳浊釉釉面，以“开片纹”为佳，而是“滋润细媚”、明亮光洁，正符合“柴窑”釉色细腻妩媚的特征。
4、“声如磬”
烧成温度在1280℃或更高的瓷器，敲击时就会发出响亮的声音，而五代耀州窑瓷器烧制温度在1300℃左右，从烧成的温度上保证了“声如磬”的条件。敲击五代耀州窑薄胎碗可发出长达七八秒之久的悦耳声音。胎质越薄，釉面越明亮如镜又无开片的瓷器，敲击时发出的声音越与“磬”的声音相近(图13)。其他窑口炉火温度在1280℃以下烧成的瓷器，胎质粗厚、疏松，胎体不致密，吸水率高，故不可能“声如磬”。敲击“声如磬”而“乐悠远扬”，这也是五代耀州窑瓷所独具的特征，与“柴窑”的记载特征正相吻合。
5、“有细纹”
图14，此盏托为天青釉色，盏中心为细印梅花纹，中间一圈为划花月华纹，外边一圈是划花凤尾纹。细腻的划花工艺，反映出古人欣赏梅香、月光、凤凰的美好愿望。
图15，此莲花盏托为天青釉色，盏托上有二十个小莲瓣，细看每个小莲瓣上都暗凸印着一只小蝉，与佛教“禅”同音。设计精巧，工艺细腻，釉色一流，无开片，堪称佳器。边沿上折凸处也暗印有“流云”装饰，真是“制精色异，为古来诸窑之冠”。
图16，五曲花口划凤尾纹大盘，腹内边细划上下翻飞、流畅自如的凤尾纹，仿佛要将盘子带飞起来，其胎厚仅1.5毫米。
以上瓷片的纹饰都是用尖锐的工具刻划出纤细的纹饰来表现器物之美的，曹昭所说的“细纹”应指细划的纹饰，而不是他后文中所讲到的汝、官窑的釉面开片纹。
瓷器表面开片或者有裂纹，敲击时声音会发“哑”，若有冲缝则声音更加沙闷。所以，要是柴窑器的“细纹”指的是开片的细裂纹的话，怎么能“声如磬”呢?又怎么能“明如镜”呢?所以“有细纹”，一定是指细纹饰而非细开裂纹! “柴窑”这种纤小细腻纹饰的特征，也为耀州窑所独有。
6、“足粗黄土”
耀州窑从唐代的碗内底支烧而后改为碗外底支烧。晚唐五代时，又采用全釉裹足内支钉烧。后又将工艺做细，改为小芝麻钉支烧(图17)。后为了提高产量，省去支烧具而改为三小堆石英砂托珠垫烧(图18-1)；还采用全细砂撒放垫烧，形成足部裹釉后粘上许多小颗粒细砂，看上去像“粗黄土”(图18-2)，但并非黄土，是可以去掉的细粘砂。另外一种情况是器足裹釉后，将足底面的釉刮干净，露出胎土色，烧成后足底部露胎处显示土黄色(图19)。
总之，五代耀州窑多数瓷器的足底，或是带细砂的粗黄土，或呈现不带细砂刮釉后的“黄土色”。它的这种支烧工艺，明显有别于其他窑口的“芝麻钉支烧”、“圈饼垫烧”等等。这种“足粗黄土”的特征，为五代时耀州窑所独有，也完全符合《格古要论》里“柴窑”支烧工艺特征的记载。
7、“滋润细媚”
五代耀州窑的精品，玻璃质感较强，釉色天青，釉面莹亮，精美、细致、妩媚。如天青釉划花薄胎茶盏(图20)，巧刻明月落盏心，轻旋盏壁如薄冰，冲入开水，好似一江染过的春水，又似盛满浮动的绿云。
综上所述，小巧玲珑可人，大气磅礴震慑，90度直角工艺技术(图21)为五代耀州窑所独有。白胎不惜成本，工艺空前绝后，令后来历代耀州窑瓷器所无法逾越，远远超过宋代耀州瓷“巧若范金，精比琢玉”；“击其声，铿铿如也；观其色，温温如也”。真正是：“瓯瓷之艳丽，景瓷之细致，亦弗能相匹”。还有天青釉白胎剔刻
划花莲纹壶(图22)，是目前极为少见的耀州窑五代时的精品。因此，《格古要论》的记载，将“柴窑”的产地、釉色、纹饰、胎质厚度、烧成温度、敲击音响、支烧方法及整体效果讲得面面俱到，字字准确，正是我们解开千年之谜的“金钥匙”。
三、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的精品就是“柴窑”
近年来，在西安基建工地捡到的“官”字款瓷片标本与耀州窑五代遗址中发掘出带“官”字款的瓷器标本完全一样(图23)。这么多在青瓷上刻“官”字款的瓷片，在各地古窑址遗址发掘中是罕见的。这一不可争辩的事实，说明五代耀州窑很可能是为皇室烧造“官瓷”的御窑。耿宝昌先生在台湾《龙语》杂志上谈到耀州窑“官”字款瓷器时说：“瓷器上的‘官’字，根据名窑越、定、耀器均有刻官字，谅必是官方控制的窑场”。另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五代黄堡窑遗址》一书中指出：这是国内第一次在窑址中出土“官”字款青瓷。它窑口确凿，制作精美，“官”字书写工整。釉色除纯正的青釉外，还有淡天青、天青釉、青绿釉、灰青釉等。在五代的装饰纹样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龙、凤纹图案题材。其龙纹有完整的行龙和残缺的飞龙，其风纹多见飞凤，还有镂空雕刻站立的凤凰。这块龙纹瓷片(图24)，是五代耀州窑天青釉倒流壶标本。龙纹流畅，印纹凸起，龙口似为壶嘴，琼浆玉液将从龙嘴里流出。这种皇权特征的龙纹图案，也可证明耀州窑具备“柴窑”的官窑特性。
以耀州窑国宝级青瓷“倒装壶”(图25)为例：它巧妙利用“液面等高”原理，内设机关，由壶底孔内倒装入酒，翻过来再由壶口流出，构思奇妙、设计科学，集雕剔花、刻花、划花、贴塑、捏雕等工艺于一身。卧狮张口作壶流，凤凰巧立为壶柄，工艺登峰造极，天青釉色淡雅，为五代耀州窑高科技顶级艺术作品，国壶魁首。这种在一千多年前精巧设计的凤首纹饰壶，应为官府宫廷而造。这件底上刻有数字“二”的白胎天青釉九弦纹炉(图26)，是工匠有意而为，手工刻留。耀州窑窑址上还出土有刻“十”字的盏及刻“一”“三”等数字的匣钵。宫廷用瓷的制度是数目字越小，器件越大。宋瓷研究专家赵青云先生说：“这种陈设瓷器底部刻数字是皇家用瓷的特有标记。”这一制度化、规范化的规定，是五代耀州窑最先使用，并为以后“钧窑”等官窑瓷场所延用。
唐末五代时在南方，“秘色瓷”为贡瓷第一，但因“秘色瓷”的釉色与胎质与史书所载“柴窑”不相符，已确认不是“柴窑”器。其他窑口如长沙窑、建窑、吉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南宋官窑等，均不可能是“柴窑”。在北方，“邢窑”与“定窑”不是青瓷类窑口，能明确“贡御”的还有“汝窑”、“北宋官窑”、“钧窑”，但这些窑口都有官方详细记载，其明确的烧造年代都在北宋以后，而非五代，地理位置又不在“北地”，显然与史书记载的“柴窑”的产地及年代均不相符。
综上所述，五代耀州窑“官”字款或龙凤纹等天青釉精品瓷器，极有可能就是千年之谜的“柴窑”。寻找“柴窑”窑址应将目标锁定在陕西耀县境内；研究和探讨“柴窑”瓷器或瓷片标本，应把目光聚焦在五代耀州瓷精品之上，这或许是解开“柴窑”之谜的最佳途径。
四、五代时局决定“柴窑”只能建在“北地”耀州
自唐以来，耀州窑烧造青瓷的水平仅次于越窑。耀州“十里窑厂”为北方最大，再加上此前大唐帝国的首府在长安，为当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各国的使节、商旅都前来学习、贸易，全国各地的顶级手工艺匠人也被招募或聚集到长安。他们带来的顶级技术，使在长安附近的耀州瓷业达到了全国最高水平，成为五代北方青瓷的魁首。柴世宗在国内已有生产精美瓷器的大窑场，他不可能将御窑厂设在千里之外的吴越国，何况中间还隔着南唐(图27)。另据《隋唐五代史》记载：显德955—957年，后周攻打南唐的淮水、长江一线，历时数年，战争切断了吴越国秘色瓷器向中原进贡的道路。柴荣在自己国家确定技术条件不差上下的耀州窑作为“御窑”更是顺理成章的事。
五代《十国春秋》和宋代《宋会要辑稿·蕃夷》中有许多秘色瓷器进贡中原王朝的记录，但从942年进贡“后晋”到969年进贡“北宋”期间空白了27年，期间再没有进贡秘色瓷器的记录。难道五代晚期的皇帝就不使用新的御瓷，而只用前代遗留下来的残瓷旧盏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十八载：世宗即位，外伐僭(jian)叛，内修法度。令端明殿学士王朴撰定奏诏：“夫为国家者，履端立极，必正其元；布政考绩，必因其岁；礼动乐举，必正其朔；三农百工，必顺其时。”正是在“三农百工，必顺其时”的大环境下，后周将国内耀州窑瓷业推至顶峰。皇帝嗜喜瓷器，“禁廷制样需索”，“布政考绩”，工匠必顺其时、处心积虑、穷其工艺，这种上下力量的聚合，最终铸成了中华文化的绚丽瑰宝、历代名窑瓷器的圣皇——柴窑。
五、“柴窑”地位不可撼动
“柴窑”最早记载于宫廷内府的见《宣德鼎彝谱》：“宣宗以郊廟鼎彝不合古式，命工部尚书吴中採博古图录诸书，及内府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之式更铸。”明清以降，记载、转载有关“柴窑”的文章就更多了。仅以乾隆皇帝为例，就写了多首极尽赞美“柴窑”的诗句。《柴窑碗》：“冶自柴周逐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镜明低(纸)薄见诚罕，足土口铜藏尚皆。内府数枚分甲乙，夷门广牍类边涯。……”这说明明清皇室均珍藏有“柴窑”器，否则乾隆帝不会无病呻吟的。清代《寂園志》第五种《杯史》中记载：“五代器：磬声盌，磬纸盌二。”接着，又在《杯史補正录》中更准确地记载：“后周器：磬声盌，磬纸盌二。”史书上的这些记载，延续了几百年，从中可以看出，珍藏和喜爱“柴窑”的人不仅仅是皇室贵胄，还有不少文人雅士或收藏、或把玩、或亲眼观赏过“柴窑”的华贵芳容，而叹为观止。综上所述，“柴窑”是存在的，并为历代各名窑之首，只是由于清亡之后一直没有寻到柴窑实物，人们将六大名窑之首的柴窑省去，改为“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不了解的人误以为“柴窑”是子虚乌有的事。在当前出土许多五代天青釉瓷器及大批瓷片的情况下，按照考古鉴定“以史证物，以物证史”的原则，是该为“柴窑”正名的时候了。
“柴窑”的存在是有史可查、有物可证的，她的“瓷皇”的桂冠是不能随意摘去的，也是别的窑口取代不了的。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柴窑”，不能因为至今没有被发现或没找到实物及窑址，就认为它不存在。
六、结论
(一)自公元前战国始，至东汉末年，“北地郡”设置在甘肃。自三国两晋之后，“北地郡”改设在包括“泥阳…华原”(耀州古称)在内的广大地区，直至唐末五代。这在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明代嘉靖年编纂的《耀州志》、宋代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均有详细记载，更有出土的唐代墓碑可以佐证。因此，“柴窑出北地”，“北地”是指包括耀州窑在内的铜川耀县一带。
(二)五代时带“官”字款、龙凤纹以及烧制精美的耀州窑瓷片标本，与《格古要论》及其他诸多史籍中描述的“柴窑”特征对照后，可以确认就是“柴窑”器。同时，在五代时全国的各个窑口中，只有耀州窑能烧制出精美的天青釉瓷器，其他窑口仿烧天青釉瓷器的时间均在北宋以后。
七、几点说明
(一)关于“柴窑”窑址科学准确定名问题：
确定“柴窑”窑址的命名，正如耿宝昌先生所说：“这不但是震惊中国，而且是震惊世界的事”。为符合《格古要论》中“柴窑出北地”以及人们的传统叫法，“柴窑”窑址在目前尚未定名的情况下，拟定名为“五代北地窑”。这样既符合古人以郡、州名称为窑场命名的做法，也符合五代时该窑场所处的北地郡或州境内的实际情况。“唐代鼎州窑”、“五代北地窑”、“宋代耀州窑”，这些称谓既符合古代定名规范，也符合人们的习惯叫法，好对照、好学习、好理解，准确无误。
(二)本文涉及的一些观点，前几年耀州窑研究专家禚振西先生在其《柴窑探微》中就有论述，近年来随着大量瓷片标本的出现，以及对文史资料的深入研究，有必要对“柴窑”做更深层次的论述和探讨。文中的观点或引文如有错误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瓷友批评、指正。
(三)文中标本由西安藏家张元、崔涛、周小芳、李文禄、牛群生、李俭、梁军、徐卯盈、苏迅等瓷友提供，在此谨表深切谢忱。
(责编：辛 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