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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1957年生于上海，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其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代表作有《另一种启蒙》《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大时代中的知识人》等。
所谓“精英知识分子”，在《环球人物》记者想象中，长相气质当如许纪霖。传闻陈丹青见到他，说：“你长得真像演员陈道明。”而许纪霖笑着回答：“是他长得比较像我。”采访这位沪上著名的学者，记者几经波折。他经常在外讲学，记者几次去上海都与他错身，这次终于得见本人。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在新近出版的《何以安身立命》自序里，许纪霖引用了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这段名言，来对照如今这个变化万端、风云起伏的时代。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去理解、阐释乃至影响、改变这个时代？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一位专门研究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这是许纪霖时常叩问的话题。
“80年代精神的产儿”
在《何以安身立命》中，许纪霖深情缅怀了两个内心丰沛的时代，第一是民国，所谓的“民国范儿”在他看来包含着“纯真、德性、趣味、尊严”多重内涵；第二是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理想主义和激情的年代，也是他人格养成与奠定学术之路的年代，他称自己为“80年代精神的产儿”。
许纪霖读小学二年级时，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很多人眼中苦大仇深的时期，在许纪霖的童年记忆里，不乏“阳光灿烂”的一面：大人们闹革命，课堂也有一搭没一搭，留下小孩子们独自撒野，因为没有人管束，读书反倒无比自由。
中学毕业后下乡3年，因为读书多，底子好，1978年，他很顺利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他的班上，几乎全是“老三届”，年龄大的和年龄小的相差十来岁。许纪霖在班上属于年纪很小的。大学校园的生活，“每一天都是沸腾、激动人心的”。那时，“革命”已然退潮，但革命的热情仍在，“私人生活比起现在是枯燥的，谈恋爱不被允许，但公共生活却足以让今天的大学生艳羡，数不清的学术讲座、公共辩论、话剧汇演、诗歌朗诵……你可以尽情燃烧热火，发挥个性创造力。校园里流行一个词：解放。既是思想的解放，也是个体的解放。”
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当老师，研究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别人从中看到的是政治，而他看到的是黄炎培、沈钧儒等一个个知识分子鲜活的灵魂。由此，他开启了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
他的第一篇重要稿件是关于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黄远生。袁世凯称帝时要黄远生帮忙造势，在挣扎中他写完了稿件，之后又非常后悔，写了《忏悔录》反思自己的一生。许纪霖深有感触，写下《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態人格》，发表在《读书》杂志。随后，他开始连续不断地发表知识分子系列的研究文章。“许纪霖”的名字，也迅速地被学界所熟知。
这段求学与成名的经历，对许纪霖来说，代表着难以复刻的青春记忆：充满生机、活力，热血沸腾。“直到如今，我内心的灵魂依然为80年代所塑造，是一个不合时宜的80年代遗民。”
“后退一步，远眺彼岸”
许纪霖一向称自己做学问是“野路子”，吃百家饭，采千家蜜，看似博览众长，却没有“家法”。但他时常提及，在为人为学的道路上，有3位老先生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
第一位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名师陈旭麓，“陈先生并不把时髦的理论挂在口头写在纸上，他的史学著述，是用心灵与生命浸润出来的。”另一位是台湾中研院院士张灏，他让许纪霖找到一种心有戚戚焉的研究范式，“他还启发我，学者要耐得住寂寞，‘后退一步，远眺彼岸’。”
最重要的一位是王元化。王元化曾是上海文化界的领军人物，许纪霖将他看做“精神之父”。王元化最早在《读书》等杂志上看到许纪霖的文章，后来走动多了，逐渐熟识。老先生去世多年，但许纪霖时常怀念那个名为“清园”的小小客厅，先生谈学问、论思想，令所有人如沐春风的情形。
许纪霖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王元化对外人和蔼，但对熟悉的人有时却严格到不近人情。上世纪90年代末，许纪霖一度迷恋文化评论，王元化每次见到他，都疾言厉色：“你少写那些报屁股文章！好好做你的知识分子研究！”许纪霖起先并没有听进去，一次闲聊中王元化看似不经意地讲起心得：“做学问要善养大气，如果有一点点感觉，就迫不及待地放掉了，最后是成不了大器的。”许纪霖心头一惊，方才恍然有悟。
在许纪霖看来，王元化承袭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家国天下的情怀，他的性格里面有政治人和文化人的两面，但究其底色，文化才是他的终极关怀。特别到了晚年，他陷于深深的忧虑中——当代人沉湎于物质和世俗，精神世界陷落了，他感叹：“这个世界不再令人着迷。”这些年来，许纪霖也追随了王元化的忧思，“知识分子，应做‘文化托命之人’，通过一代代人让文化薪火相传。”
丽娃河畔的写作者
在许纪霖很多文章的篇末，都会标注，“写于丽娃河畔”，丽娃河是他母校华东师大的“校河”，是他“永远的梦中情人”。这次采访就是在华东师大进行的。采访当中，有学生因出国寻求帮助，他殷殷叮嘱，从学术规范到行为礼仪，既亲切，又端严。
如今许纪霖喜欢走出书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他仍然是那个孜孜不倦的写作者，从1989年开始出版《无穷的困惑》，到如今著述众多。不仅谈思想、学术，他还会不时地对流行事件发言，比如针对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大热，他写了《21世纪是一个右翼保守主义时代吗？》，颇受瞩目。
外部环境在变，精神追求也在变，但许纪霖学术的主脉一直没有变——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事实上，他也发现，很多文章就像流行乐，时过曲散，而那些知识分子研究的文章却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比如他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其中的《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以1949年为轴，对中国“前三代”与“后三代”知识分子的划分，十几年间，一直被广泛援引。 还有2007年出版、2012年增订再版的《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展示了一幅中国知识分子广阔的心灵图景，除了集中的梳理，还单篇讲述梁簌溟、丁文江、傅斯年、金岳霖、朱自清等人的命运。他笔下的梁簌溟，即便身处高压，也不失其“狂”与“真”的性情；金岳霖从一个心如止水的清高学者到对政治的热衷，许纪霖细致地追溯了他转变的心理根源；象牙塔里的朱自清，走向时代的十字街头，他深入分析个中原因……他还归结知识分子五类人格：特立独行、外圆内方、帮忙奴才、帮闲文人、游世之魂。“一百年的近代史，中国知识分子形成独立人格，是值得骄傲的年代。”
值得一提的是，他关于知识分子个案研究的文章，打破了学院与公众的壁垒，受到许多普通读者的喜爱。今年10月，他在微信公号 “腾讯大家”上发表的关于郭沫若的文章，挖掘了深埋于这位在中国现代史上饱受争议的才子性格中的矛盾，写出了他可嗟可叹、一波三折的命运悲剧。这篇文章一天之内阅读量达到“10万 ”，成了自媒体上热传的“爆款”。
“过去我是一个文学青年，有人讲‘文学就是人学’，所以我一直很关心人的命运，我喜欢研究知识分子个案，特别喜欢展现他们人性中的复杂性。从很多民国知识分子的身上，我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影子，用这代人的困境想象那代人的困境，有时候惊人相似。并且人性深处的东西，不会过时。”他的愿望是在自己有生之年，像别尔嘉耶夫（1874年—1948年，20世纪最有影响的俄罗斯思想家）写作《俄罗斯思想》那样，写一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但是不着急，我现在的心态很从容，算是一种‘比慢’的精神吧。”
好的知识才能培养出好的人
《环球人物》：您一直在研究知识分子，那您是怎样理解知识分子这种身份的呢？
许纪霖：知识分子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精神。萨义德（著名学者）说过，知识分子就是一些具有业余精神的人，做研究是爱好、天职，而不是为稻粱谋。知识分子不是靠思想生存，而是为思想而活着的人，并且知行合一。
《环球人物》：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您认为了解历史对我们当下人的意义在哪里？
许纪霖：王小波在一篇文章中讲道，他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数学老师，第一堂课就给学生讲：高等数学没什么用，但它是一种好的知识，不但有趣，而且帮助你思考。我想历史也是好知识。有用的知识可以培养工匠，好的知识才能培养出好的人。
历史能给予你智慧。所谓的智慧，就像撒落在汤里的盐，是没法教，需要自己去提炼的。
《环球人物》：但如今历史的面目，要么是教科书上的枯燥乏味，要么是影视剧中的戏说与乱弹。
许纪霖：关键问题是恢复历史的生动性、趣味性，让它变得可爱活泼，而非板起面孔、死气沉沉。历史学骨子里就是讲故事。这么多人不喜欢历史教科书，而喜欢看历史电视剧、历史小说，因为故事吸引人，他们关心故事里人物的命运。我们必须恢复这种史学传统，就像司马迁写《史记》，包含了很多合理想象在其中，但没有人怀疑《史记》是一部信史。历史的灵魂是故事，没有故事的历史，就像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是孤魂野鬼。
《环球人物》：您常对当下文化表达忧虑，主要担忧的是什么？
许纪霖：这个世界科技在进步，但科技进步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人心灵的需求。大家都看过《小王子》，这本书里最有意味的是，小王子与狐狸、玫瑰的关系，因为小王子培植了玫瑰，他們之间有相处，所以玫瑰变得独一无二，其他都不能替代，这其中就形成了一种情感的伦理。梁漱溟先生也说过，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
而我们如今的毛病在哪里？不该讲情感的地方讲人情，比如在市场体系里；但在该讲人情的地方，却处处充满着利益的考量，比如师生关系。
《环球人物》：关于阅读，您能给一些建议吗？
许纪霖：我们这代人是印刷文化的一代人。上世纪90年代末网络开始流行，从BBS、博客、微博到微信等大发展。今天是一个资讯大爆炸的时代，知识被资讯碎片化。所以我还是鼓励年轻人多读书，了解系统的知识以及知识基础上的一套世界观。读书能让心智健全起来，超越这个世界的破碎化，形成一个完整的心灵自我。
所谓“精英知识分子”，在《环球人物》记者想象中，长相气质当如许纪霖。传闻陈丹青见到他，说：“你长得真像演员陈道明。”而许纪霖笑着回答：“是他长得比较像我。”采访这位沪上著名的学者，记者几经波折。他经常在外讲学，记者几次去上海都与他错身，这次终于得见本人。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在新近出版的《何以安身立命》自序里，许纪霖引用了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这段名言，来对照如今这个变化万端、风云起伏的时代。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去理解、阐释乃至影响、改变这个时代？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一位专门研究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这是许纪霖时常叩问的话题。
“80年代精神的产儿”
在《何以安身立命》中，许纪霖深情缅怀了两个内心丰沛的时代，第一是民国，所谓的“民国范儿”在他看来包含着“纯真、德性、趣味、尊严”多重内涵；第二是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理想主义和激情的年代，也是他人格养成与奠定学术之路的年代，他称自己为“80年代精神的产儿”。
许纪霖读小学二年级时，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很多人眼中苦大仇深的时期，在许纪霖的童年记忆里，不乏“阳光灿烂”的一面：大人们闹革命，课堂也有一搭没一搭，留下小孩子们独自撒野，因为没有人管束，读书反倒无比自由。
中学毕业后下乡3年，因为读书多，底子好，1978年，他很顺利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他的班上，几乎全是“老三届”，年龄大的和年龄小的相差十来岁。许纪霖在班上属于年纪很小的。大学校园的生活，“每一天都是沸腾、激动人心的”。那时，“革命”已然退潮，但革命的热情仍在，“私人生活比起现在是枯燥的，谈恋爱不被允许，但公共生活却足以让今天的大学生艳羡，数不清的学术讲座、公共辩论、话剧汇演、诗歌朗诵……你可以尽情燃烧热火，发挥个性创造力。校园里流行一个词：解放。既是思想的解放，也是个体的解放。”
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当老师，研究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别人从中看到的是政治，而他看到的是黄炎培、沈钧儒等一个个知识分子鲜活的灵魂。由此，他开启了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
他的第一篇重要稿件是关于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黄远生。袁世凯称帝时要黄远生帮忙造势，在挣扎中他写完了稿件，之后又非常后悔，写了《忏悔录》反思自己的一生。许纪霖深有感触，写下《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態人格》，发表在《读书》杂志。随后，他开始连续不断地发表知识分子系列的研究文章。“许纪霖”的名字，也迅速地被学界所熟知。
这段求学与成名的经历，对许纪霖来说，代表着难以复刻的青春记忆：充满生机、活力，热血沸腾。“直到如今，我内心的灵魂依然为80年代所塑造，是一个不合时宜的80年代遗民。”
“后退一步，远眺彼岸”
许纪霖一向称自己做学问是“野路子”，吃百家饭，采千家蜜，看似博览众长，却没有“家法”。但他时常提及，在为人为学的道路上，有3位老先生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
第一位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名师陈旭麓，“陈先生并不把时髦的理论挂在口头写在纸上，他的史学著述，是用心灵与生命浸润出来的。”另一位是台湾中研院院士张灏，他让许纪霖找到一种心有戚戚焉的研究范式，“他还启发我，学者要耐得住寂寞，‘后退一步，远眺彼岸’。”
最重要的一位是王元化。王元化曾是上海文化界的领军人物，许纪霖将他看做“精神之父”。王元化最早在《读书》等杂志上看到许纪霖的文章，后来走动多了，逐渐熟识。老先生去世多年，但许纪霖时常怀念那个名为“清园”的小小客厅，先生谈学问、论思想，令所有人如沐春风的情形。
许纪霖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王元化对外人和蔼，但对熟悉的人有时却严格到不近人情。上世纪90年代末，许纪霖一度迷恋文化评论，王元化每次见到他，都疾言厉色：“你少写那些报屁股文章！好好做你的知识分子研究！”许纪霖起先并没有听进去，一次闲聊中王元化看似不经意地讲起心得：“做学问要善养大气，如果有一点点感觉，就迫不及待地放掉了，最后是成不了大器的。”许纪霖心头一惊，方才恍然有悟。
在许纪霖看来，王元化承袭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家国天下的情怀，他的性格里面有政治人和文化人的两面，但究其底色，文化才是他的终极关怀。特别到了晚年，他陷于深深的忧虑中——当代人沉湎于物质和世俗，精神世界陷落了，他感叹：“这个世界不再令人着迷。”这些年来，许纪霖也追随了王元化的忧思，“知识分子，应做‘文化托命之人’，通过一代代人让文化薪火相传。”
丽娃河畔的写作者
在许纪霖很多文章的篇末，都会标注，“写于丽娃河畔”，丽娃河是他母校华东师大的“校河”，是他“永远的梦中情人”。这次采访就是在华东师大进行的。采访当中，有学生因出国寻求帮助，他殷殷叮嘱，从学术规范到行为礼仪，既亲切，又端严。
如今许纪霖喜欢走出书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他仍然是那个孜孜不倦的写作者，从1989年开始出版《无穷的困惑》，到如今著述众多。不仅谈思想、学术，他还会不时地对流行事件发言，比如针对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大热，他写了《21世纪是一个右翼保守主义时代吗？》，颇受瞩目。
外部环境在变，精神追求也在变，但许纪霖学术的主脉一直没有变——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事实上，他也发现，很多文章就像流行乐，时过曲散，而那些知识分子研究的文章却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比如他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其中的《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以1949年为轴，对中国“前三代”与“后三代”知识分子的划分，十几年间，一直被广泛援引。 还有2007年出版、2012年增订再版的《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展示了一幅中国知识分子广阔的心灵图景，除了集中的梳理，还单篇讲述梁簌溟、丁文江、傅斯年、金岳霖、朱自清等人的命运。他笔下的梁簌溟，即便身处高压，也不失其“狂”与“真”的性情；金岳霖从一个心如止水的清高学者到对政治的热衷，许纪霖细致地追溯了他转变的心理根源；象牙塔里的朱自清，走向时代的十字街头，他深入分析个中原因……他还归结知识分子五类人格：特立独行、外圆内方、帮忙奴才、帮闲文人、游世之魂。“一百年的近代史，中国知识分子形成独立人格，是值得骄傲的年代。”
值得一提的是，他关于知识分子个案研究的文章，打破了学院与公众的壁垒，受到许多普通读者的喜爱。今年10月，他在微信公号 “腾讯大家”上发表的关于郭沫若的文章，挖掘了深埋于这位在中国现代史上饱受争议的才子性格中的矛盾，写出了他可嗟可叹、一波三折的命运悲剧。这篇文章一天之内阅读量达到“10万 ”，成了自媒体上热传的“爆款”。
“过去我是一个文学青年，有人讲‘文学就是人学’，所以我一直很关心人的命运，我喜欢研究知识分子个案，特别喜欢展现他们人性中的复杂性。从很多民国知识分子的身上，我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影子，用这代人的困境想象那代人的困境，有时候惊人相似。并且人性深处的东西，不会过时。”他的愿望是在自己有生之年，像别尔嘉耶夫（1874年—1948年，20世纪最有影响的俄罗斯思想家）写作《俄罗斯思想》那样，写一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但是不着急，我现在的心态很从容，算是一种‘比慢’的精神吧。”
好的知识才能培养出好的人
《环球人物》：您一直在研究知识分子，那您是怎样理解知识分子这种身份的呢？
许纪霖：知识分子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精神。萨义德（著名学者）说过，知识分子就是一些具有业余精神的人，做研究是爱好、天职，而不是为稻粱谋。知识分子不是靠思想生存，而是为思想而活着的人，并且知行合一。
《环球人物》：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您认为了解历史对我们当下人的意义在哪里？
许纪霖：王小波在一篇文章中讲道，他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数学老师，第一堂课就给学生讲：高等数学没什么用，但它是一种好的知识，不但有趣，而且帮助你思考。我想历史也是好知识。有用的知识可以培养工匠，好的知识才能培养出好的人。
历史能给予你智慧。所谓的智慧，就像撒落在汤里的盐，是没法教，需要自己去提炼的。
《环球人物》：但如今历史的面目，要么是教科书上的枯燥乏味，要么是影视剧中的戏说与乱弹。
许纪霖：关键问题是恢复历史的生动性、趣味性，让它变得可爱活泼，而非板起面孔、死气沉沉。历史学骨子里就是讲故事。这么多人不喜欢历史教科书，而喜欢看历史电视剧、历史小说，因为故事吸引人，他们关心故事里人物的命运。我们必须恢复这种史学传统，就像司马迁写《史记》，包含了很多合理想象在其中，但没有人怀疑《史记》是一部信史。历史的灵魂是故事，没有故事的历史，就像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是孤魂野鬼。
《环球人物》：您常对当下文化表达忧虑，主要担忧的是什么？
许纪霖：这个世界科技在进步，但科技进步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人心灵的需求。大家都看过《小王子》，这本书里最有意味的是，小王子与狐狸、玫瑰的关系，因为小王子培植了玫瑰，他們之间有相处，所以玫瑰变得独一无二，其他都不能替代，这其中就形成了一种情感的伦理。梁漱溟先生也说过，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
而我们如今的毛病在哪里？不该讲情感的地方讲人情，比如在市场体系里；但在该讲人情的地方，却处处充满着利益的考量，比如师生关系。
《环球人物》：关于阅读，您能给一些建议吗？
许纪霖：我们这代人是印刷文化的一代人。上世纪90年代末网络开始流行，从BBS、博客、微博到微信等大发展。今天是一个资讯大爆炸的时代，知识被资讯碎片化。所以我还是鼓励年轻人多读书，了解系统的知识以及知识基础上的一套世界观。读书能让心智健全起来，超越这个世界的破碎化，形成一个完整的心灵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