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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代表着改革开放后的反思，其实也是倒霉看反面，反着思考，也有极大的回溯性反差。“革命”之所以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推翻国民党，都是国际上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与帝国主义相联系的军阀内战逼出来的。李、刘二人认为“分析不够的是，中国是‘巨大农民国家’，‘20余年的军事斗争’这场革命及其后果不同于任何其他革命”，包括“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他们没有看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逼出两次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革命都是逼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要想告别革命，先要告别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是帝国主义的DNA，美国就有战争依赖症。只要有帝国主义战争，就会有反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
李、刘认为“长期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政治上、组织上要求党的绝对集权和对党的全面服从”，“思想上绝对统一”，“铺成了革命胜利后与传统王权相衔接的‘圣王政治’”。毛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统一思想”、“舆论一律”，心灵专政，连苏共都没有的“思想改造”，“其实是一种‘圣王专政’”。“尽管毛反儒，但自己躬行的恰恰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学雷锋”、“斗私批修”，“六亿人民尽舜尧”，“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说白了，毛泽东的革命是历史怪圈，革命的结果还是封建专制。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曲折复杂，但绝不是传统的复辟，中国革命，前仆后继，反专制是一面大旗。辛亥革命，走向共和!北伐战争，打倒军阀；抗战胜利，共产党打败国民党，都是反专制。中国革命，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大敌对峙，用一种专政或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这是残酷的环境使然。将毛说成封建帝王，不公平。毛设想过“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共同纲领”。毛对来延安的美国人讲了许多今天看来都很右的“好词”，甚至讲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100年的资本主义。毛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改革开放，从来都是双向的，中国、外国，双方都选择才有可能改革开放。“文革”左到家了，英葡想放弃港澳，毛泽东不接受。抓住一切机会，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请来尼克松。说中国革命“农民战争的结果却是传统圣王政治”，既夸大了中国传统的力量，也亵渎了中国革命。
李、刘认为：“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历史没有“假如”，历史不可逆。李、刘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进程，使毛的丰功伟绩缩水”。
中国革命的发生与毛的“个人魅力”无关，和毛的“浪漫风格”、“好动喜斗”无关。法国革命革出一个“革命皇帝拿破仑”，当然是讽刺。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西方的逻辑，义和团是“民族主义”，八国联军才是“国际主义”。又革命，又不流血，好是好，就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中国革命流血太多，代价太大，但仍很伟大、光荣、正确。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过问题，这是100多年来，整个中华民族的选择，几代人的功过问题。中国革命救亡图存，解决了亡国灭种、列强瓜分，岂容恶搞?中国摆脱了列强瓜分和四分五裂，中国已近60年没有挨打，这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无案可翻。毛泽东有许多错误，但如果认为毛泽东专和现代化对着干，这是时空逆转的历史误读。毛泽东的强国梦，强到“一天等于20年”，不仅“只争朝夕”，而且要超英赶美。这话，西方人最不爱听，但也是从西方学来。
针对现代时髦，一切都要颠覆，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国民党不如维新派，维新派不如老佛爷。李零针锋相对：
我们这一代是生活在冷战时期。冷战时期，就是奥威尔讲的“和解”。这种“和解”，其实是和而不解，就像电影中的场面：两人同时拔出枪，冷枪顶着热脑门，谁也不肯放下。
冷战的结局是什么？是同时开枪，同归于尽？还是同时扔掉枪，实现全面和解？是一方扔掉枪，被对方打死或束手就擒？还是拿枪的逼扔枪的重新捡起，继续玩前面的游戏？
目前我们看到的，不是前两种，而是后两种。
这个时期。现在叫“后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是和而不解，后冷战时期是解而不和。后冷战是冷战的延续，我们只是看见个头。
革命正在被遗忘，就像拳击手死后的动物农场，变成荒诞的故事。今天重读奥威尔，我想为革命说几句话。
（一）革命是逼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阿伦特说，战争是老词，革命是新概念（《论革命》）。“革命”曾经是个神圣的字眼儿，不仅是20世纪，也是17～19世纪。
回首20世纪，前后两半，对比很强烈：上一半，世界只发生过两件大事．两次大战逼出两次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左翼风靡世界；下一半，是冷战改变世界，世界告别革命，右翼卷土重来。
有人说，革命不合法。我很奇怪，革命还有什么合法？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有之，请自嗣同始”
（二）战争与革命有不解之缘。
阿伦特说，“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20世纪的面貌”（《论革命》）。革命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她说对了。尽管，她关注的是两者都使用暴力，暴力给人类造成太多灾难，让她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她是德籍犹太人，避祸逃美，思考原点是反犹主义）。
战争是资本主义的DNA。西方的军事传统．不但有500年的一贯逻辑，还保留了古典时代的野蛮（穷兵黩武，奴隶比例最高）。这是他们的祖坟。
革命是战争的解毒剂——虽然革命也有毒．它们都沾血带污。
抗日战争，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斗法，缠绕纠结，纷纷纭纭，绝非书生所能解，但抗日战争成就了中国革命，这点毫无问题。
（三）要骂革命，先骂战争。
近500年的西方战争史，绝对是一部罪恶史。原罪可以原到最初的殖民战争，基本方式不变，基本逻辑不变，特点就是霸道。
袁伟时恶攻孙中山，辛子陵臭骂十月革命，马立诚为西太后正名，从法国大革命骂到暴力社会主义，高歌一曲“只有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人家的核心价值观和软实力多西化，凝聚力多强大，羊头都可以不挂了。而老一代的革命家早就离开这世界，山川不能语。人不是蛋糕，不能三七开、四六开，他们的功过是完整的两面。当我们为日本教科书案怒发冲冠时，应该听到的是凄风血雨中，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的黑奴“孤魂野鬼鬼唱歌”。日本脱亚入欧后的野蛮，只是当了一回西方的学生，老师的问题更大！
1990年到现在，这18年里，美国一口气打过四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很多“文明人”都投票支持过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就像希腊公民，以为战争是民主的延伸（战争与民主有不解之缘），正像奥威尔说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西方人的傲慢和自私，几乎毁掉了这个世界。
这四次战争，没有一个干净。反战是唯一的正义。
（四）中国革命，前仆后继，反专制是一面大旗。
中国历史，专制主义很发达，梦被西方打破，乃有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走向共和，是反专制；北伐战争，打倒军阀，统一南北，是反专制；抗战胜利，共产党用武力赶走国民党，是反专制；现在提倡民主化，也是反专制。一切都顺理成章。虽然，反和被反，经常具有对称性．我们的反专制，老是用一种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仿佛交叉感染。这是由残酷的环境所决定。
（五）专制是革命的对立面，但革命也会造成专制。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要特别声明，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利。欧洲革命后，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当时，还有很多复辟活动发生，保守势力也有长期的延续。专制主义，即使在革命成功后，也有很多变种，包括革命的专制主义。
辛亥革命后，中国南北对抗，北方是前清帝制的复辟势力和武夫当国的北洋政府，代表保守势力；南方是国共两党，代表革命势力。由于新旧势力找不到妥协的办法．所有政治势力，全都诉诸武力和强权，被人称为“武化革命”（许倬云）。谁都无法否认，正是因为反专制，不能没有集权，特别是过渡时期。孙中山看得很清楚，中国革命，不能一步到位。在他看来，起码要分三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头一段就是专制。马克思讲三阶段，头一段也是专制。
革命也会造成专制，有什么奇怪?法国革命革出一个拿破仑，中国革命也革出一个袁世凯，道理一样。陈伯达写过《窃国大盗袁世凯》。袁世凯是历史上的王莽吗？不是。他和蒋介石一样吗？也不一样。当时，很多政客都想推他出来当皇帝。
拿破仑是个复杂人物，他是个“革命皇帝”——革命革出个皇帝，太讽刺。拿破仑的专制，一般叫“波拿巴主义”，这就是革命的专制主义。当时，“极权主义”的概念还不存在。
革命的专制主义也要反。
（六）革命是为了什么？
西方革命，有个深入人心的概念，革命是为了自由。阿伦特说，自由才是衡量革命的唯一标准（《论革命》）。她说的革命，太干净，一不能沾暴力，二不能沾专制，这样的革命哪儿找？
现在的世界，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大家都说，英国革命好，美国革命更好，法国革命糟，俄国革命更糟。美国远离欧洲大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白人畜奴，有人替他们干苦活，独立之后，什么君权教权、阶级矛盾，全都可以绕过去，多好。但这是特例，全世界没有第二家。
阿伦特说，革命不是造反叛乱、以暴易暴，而是秩序的重建；法国革命，无法无天，革命革到不自由，不如美国；美国学英国，光荣革命不流血，先为自由立规矩（与保守势力妥协），所以没有混乱，没有导致新专制。这是先自由，再解放。她甚至从语源上考证，革命的本义就是复辟（《论革命》）。一句话，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
有趣的是，中国的革命之父孙中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自由太多。庄士敦（溥仪的英国老师）闻之，大惑不解（《紫禁城下的黄昏》）。他为什么不解?就是因为有上面的定义。
孙中山说的自由．是清室逊位后，中国面临的权力真空和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没有权威，不能结束这种混乱局面。我国的革命，用阿伦特的标准衡量，肯定最糟。但即使这样的革命，也是追求新秩序。
（七）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
革命，求自由而得专制，是很多人害怕革命、远离革命的原因。但真正的革命和战争类似。没有高度集权（哪怕是由议会授权），就没有战争。没有高度集权，也没有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就像不流血的战争，好是好，就是太少（认真讲，是根本没有）。
权力集中就一定不好吗？答案似乎很肯定。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体制，福利国家的计划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镇压敌对势力，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大部分都与战争和革命有关。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把所有的集权都搅成一锅粥，统称为极权主义，特别是等同于法西斯主义。
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西方统称为“民族主义”，他们的逻辑是，义和团是“民族主义”，八国联军才是“国际主义”）。虽然在欧洲革命的谱系中，这种革命没有位置，流血太多，代价太大，但统而观之，通而观之，仍然很伟大。这不是国共两党哪一个人的功过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功过问题，整个上一代人的功过问题（功过往往在一块儿，人不是蛋糕，没法拿刀切）。
（八）中国革命，不容诋毁。
当年，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有个共同体会，让他们刻骨铭心：西方列强一向操纵落后国家的政变和内战（今天也如此，特别是美国）。它们支持的都是“弱国中的强者”，认定强者才能代表利益和秩序。这是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强者经常换，但几乎毫无例外，全是各国的保守势力。
革命的老师并不支持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为什么会“一边倒”，道理很简单：北伐，只有苏联支持；抗日，最初也只有苏联支持。1937—1941年，长达四年，英、美都在看热闹。
早在抗战胜利前，美国就已看出国民党的腐败（他们考察过延安，有对比）。战后，机会均等，命运的天平更倾向国民党，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自己丢了天下，为什么？
1950年，自由主义作家林语堂曾抱怨，“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像蒋（介石）、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S.0.B（狗崽子，son of bitch的缩写）合作？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
其实，这不是什么谜团。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自由世界”的代理人，他们代表的并不是本国的民主，而是强国在海外的利益。从巴蒂斯塔、吴庭艳到本·拉登和萨达姆，向来如此。我们还没有发现过另一种解读。
2l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
中国革命，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摆脱列强瓜分，二是结束四分五裂。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其他问题慢慢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100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
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冷战时代，从冷战中观察世界。《雅尔塔协议》，美、英、苏重新瓜分世界，回到一次大战的格局。我记忆中最有震撼力的几件大事：抗美援朝、斯大林去世、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中苏论战、越南战争、苏联出兵捷克和入侵阿富汗、中美交好、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改革开放、 “六四”风波、柏林墙倒塌、苏联和东欧易帜……不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看不懂，参不透这些大事。
最后，我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两段话抄录如下，他们似乎已经预言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理论；在实践上，我们和往常一样，将不得不限于要求措施坚决和毫不留情。麻烦也就出在这里。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委靡不振，我们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底是去实行的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出现做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还有别的什么结果。在德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它有一个先进的政党并且同法国这样先进的国家一起被卷入了先进的革命，只要一发生严重的冲突，一有真正的危险，这个先进的政党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而这对它说无论如何是为时过早的。然而这无关紧要，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预先准备好在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时为我们党作历史的辩护。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急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李、刘认为“长期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政治上、组织上要求党的绝对集权和对党的全面服从”，“思想上绝对统一”，“铺成了革命胜利后与传统王权相衔接的‘圣王政治’”。毛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统一思想”、“舆论一律”，心灵专政，连苏共都没有的“思想改造”，“其实是一种‘圣王专政’”。“尽管毛反儒，但自己躬行的恰恰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学雷锋”、“斗私批修”，“六亿人民尽舜尧”，“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说白了，毛泽东的革命是历史怪圈，革命的结果还是封建专制。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曲折复杂，但绝不是传统的复辟，中国革命，前仆后继，反专制是一面大旗。辛亥革命，走向共和!北伐战争，打倒军阀；抗战胜利，共产党打败国民党，都是反专制。中国革命，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大敌对峙，用一种专政或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这是残酷的环境使然。将毛说成封建帝王，不公平。毛设想过“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共同纲领”。毛对来延安的美国人讲了许多今天看来都很右的“好词”，甚至讲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100年的资本主义。毛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改革开放，从来都是双向的，中国、外国，双方都选择才有可能改革开放。“文革”左到家了，英葡想放弃港澳，毛泽东不接受。抓住一切机会，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请来尼克松。说中国革命“农民战争的结果却是传统圣王政治”，既夸大了中国传统的力量，也亵渎了中国革命。
李、刘认为：“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历史没有“假如”，历史不可逆。李、刘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进程，使毛的丰功伟绩缩水”。
中国革命的发生与毛的“个人魅力”无关，和毛的“浪漫风格”、“好动喜斗”无关。法国革命革出一个“革命皇帝拿破仑”，当然是讽刺。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西方的逻辑，义和团是“民族主义”，八国联军才是“国际主义”。又革命，又不流血，好是好，就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中国革命流血太多，代价太大，但仍很伟大、光荣、正确。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过问题，这是100多年来，整个中华民族的选择，几代人的功过问题。中国革命救亡图存，解决了亡国灭种、列强瓜分，岂容恶搞?中国摆脱了列强瓜分和四分五裂，中国已近60年没有挨打，这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无案可翻。毛泽东有许多错误，但如果认为毛泽东专和现代化对着干，这是时空逆转的历史误读。毛泽东的强国梦，强到“一天等于20年”，不仅“只争朝夕”，而且要超英赶美。这话，西方人最不爱听，但也是从西方学来。
针对现代时髦，一切都要颠覆，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国民党不如维新派，维新派不如老佛爷。李零针锋相对：
我们这一代是生活在冷战时期。冷战时期，就是奥威尔讲的“和解”。这种“和解”，其实是和而不解，就像电影中的场面：两人同时拔出枪，冷枪顶着热脑门，谁也不肯放下。
冷战的结局是什么？是同时开枪，同归于尽？还是同时扔掉枪，实现全面和解？是一方扔掉枪，被对方打死或束手就擒？还是拿枪的逼扔枪的重新捡起，继续玩前面的游戏？
目前我们看到的，不是前两种，而是后两种。
这个时期。现在叫“后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是和而不解，后冷战时期是解而不和。后冷战是冷战的延续，我们只是看见个头。
革命正在被遗忘，就像拳击手死后的动物农场，变成荒诞的故事。今天重读奥威尔，我想为革命说几句话。
（一）革命是逼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阿伦特说，战争是老词，革命是新概念（《论革命》）。“革命”曾经是个神圣的字眼儿，不仅是20世纪，也是17～19世纪。
回首20世纪，前后两半，对比很强烈：上一半，世界只发生过两件大事．两次大战逼出两次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左翼风靡世界；下一半，是冷战改变世界，世界告别革命，右翼卷土重来。
有人说，革命不合法。我很奇怪，革命还有什么合法？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有之，请自嗣同始”
（二）战争与革命有不解之缘。
阿伦特说，“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20世纪的面貌”（《论革命》）。革命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她说对了。尽管，她关注的是两者都使用暴力，暴力给人类造成太多灾难，让她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她是德籍犹太人，避祸逃美，思考原点是反犹主义）。
战争是资本主义的DNA。西方的军事传统．不但有500年的一贯逻辑，还保留了古典时代的野蛮（穷兵黩武，奴隶比例最高）。这是他们的祖坟。
革命是战争的解毒剂——虽然革命也有毒．它们都沾血带污。
抗日战争，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斗法，缠绕纠结，纷纷纭纭，绝非书生所能解，但抗日战争成就了中国革命，这点毫无问题。
（三）要骂革命，先骂战争。
近500年的西方战争史，绝对是一部罪恶史。原罪可以原到最初的殖民战争，基本方式不变，基本逻辑不变，特点就是霸道。
袁伟时恶攻孙中山，辛子陵臭骂十月革命，马立诚为西太后正名，从法国大革命骂到暴力社会主义，高歌一曲“只有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人家的核心价值观和软实力多西化，凝聚力多强大，羊头都可以不挂了。而老一代的革命家早就离开这世界，山川不能语。人不是蛋糕，不能三七开、四六开，他们的功过是完整的两面。当我们为日本教科书案怒发冲冠时，应该听到的是凄风血雨中，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的黑奴“孤魂野鬼鬼唱歌”。日本脱亚入欧后的野蛮，只是当了一回西方的学生，老师的问题更大！
1990年到现在，这18年里，美国一口气打过四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很多“文明人”都投票支持过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就像希腊公民，以为战争是民主的延伸（战争与民主有不解之缘），正像奥威尔说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西方人的傲慢和自私，几乎毁掉了这个世界。
这四次战争，没有一个干净。反战是唯一的正义。
（四）中国革命，前仆后继，反专制是一面大旗。
中国历史，专制主义很发达，梦被西方打破，乃有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走向共和，是反专制；北伐战争，打倒军阀，统一南北，是反专制；抗战胜利，共产党用武力赶走国民党，是反专制；现在提倡民主化，也是反专制。一切都顺理成章。虽然，反和被反，经常具有对称性．我们的反专制，老是用一种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仿佛交叉感染。这是由残酷的环境所决定。
（五）专制是革命的对立面，但革命也会造成专制。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要特别声明，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利。欧洲革命后，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当时，还有很多复辟活动发生，保守势力也有长期的延续。专制主义，即使在革命成功后，也有很多变种，包括革命的专制主义。
辛亥革命后，中国南北对抗，北方是前清帝制的复辟势力和武夫当国的北洋政府，代表保守势力；南方是国共两党，代表革命势力。由于新旧势力找不到妥协的办法．所有政治势力，全都诉诸武力和强权，被人称为“武化革命”（许倬云）。谁都无法否认，正是因为反专制，不能没有集权，特别是过渡时期。孙中山看得很清楚，中国革命，不能一步到位。在他看来，起码要分三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头一段就是专制。马克思讲三阶段，头一段也是专制。
革命也会造成专制，有什么奇怪?法国革命革出一个拿破仑，中国革命也革出一个袁世凯，道理一样。陈伯达写过《窃国大盗袁世凯》。袁世凯是历史上的王莽吗？不是。他和蒋介石一样吗？也不一样。当时，很多政客都想推他出来当皇帝。
拿破仑是个复杂人物，他是个“革命皇帝”——革命革出个皇帝，太讽刺。拿破仑的专制，一般叫“波拿巴主义”，这就是革命的专制主义。当时，“极权主义”的概念还不存在。
革命的专制主义也要反。
（六）革命是为了什么？
西方革命，有个深入人心的概念，革命是为了自由。阿伦特说，自由才是衡量革命的唯一标准（《论革命》）。她说的革命，太干净，一不能沾暴力，二不能沾专制，这样的革命哪儿找？
现在的世界，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大家都说，英国革命好，美国革命更好，法国革命糟，俄国革命更糟。美国远离欧洲大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白人畜奴，有人替他们干苦活，独立之后，什么君权教权、阶级矛盾，全都可以绕过去，多好。但这是特例，全世界没有第二家。
阿伦特说，革命不是造反叛乱、以暴易暴，而是秩序的重建；法国革命，无法无天，革命革到不自由，不如美国；美国学英国，光荣革命不流血，先为自由立规矩（与保守势力妥协），所以没有混乱，没有导致新专制。这是先自由，再解放。她甚至从语源上考证，革命的本义就是复辟（《论革命》）。一句话，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
有趣的是，中国的革命之父孙中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自由太多。庄士敦（溥仪的英国老师）闻之，大惑不解（《紫禁城下的黄昏》）。他为什么不解?就是因为有上面的定义。
孙中山说的自由．是清室逊位后，中国面临的权力真空和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没有权威，不能结束这种混乱局面。我国的革命，用阿伦特的标准衡量，肯定最糟。但即使这样的革命，也是追求新秩序。
（七）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
革命，求自由而得专制，是很多人害怕革命、远离革命的原因。但真正的革命和战争类似。没有高度集权（哪怕是由议会授权），就没有战争。没有高度集权，也没有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就像不流血的战争，好是好，就是太少（认真讲，是根本没有）。
权力集中就一定不好吗？答案似乎很肯定。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体制，福利国家的计划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镇压敌对势力，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大部分都与战争和革命有关。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把所有的集权都搅成一锅粥，统称为极权主义，特别是等同于法西斯主义。
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西方统称为“民族主义”，他们的逻辑是，义和团是“民族主义”，八国联军才是“国际主义”）。虽然在欧洲革命的谱系中，这种革命没有位置，流血太多，代价太大，但统而观之，通而观之，仍然很伟大。这不是国共两党哪一个人的功过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功过问题，整个上一代人的功过问题（功过往往在一块儿，人不是蛋糕，没法拿刀切）。
（八）中国革命，不容诋毁。
当年，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有个共同体会，让他们刻骨铭心：西方列强一向操纵落后国家的政变和内战（今天也如此，特别是美国）。它们支持的都是“弱国中的强者”，认定强者才能代表利益和秩序。这是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强者经常换，但几乎毫无例外，全是各国的保守势力。
革命的老师并不支持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为什么会“一边倒”，道理很简单：北伐，只有苏联支持；抗日，最初也只有苏联支持。1937—1941年，长达四年，英、美都在看热闹。
早在抗战胜利前，美国就已看出国民党的腐败（他们考察过延安，有对比）。战后，机会均等，命运的天平更倾向国民党，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自己丢了天下，为什么？
1950年，自由主义作家林语堂曾抱怨，“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像蒋（介石）、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S.0.B（狗崽子，son of bitch的缩写）合作？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
其实，这不是什么谜团。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自由世界”的代理人，他们代表的并不是本国的民主，而是强国在海外的利益。从巴蒂斯塔、吴庭艳到本·拉登和萨达姆，向来如此。我们还没有发现过另一种解读。
2l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
中国革命，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摆脱列强瓜分，二是结束四分五裂。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其他问题慢慢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100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
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冷战时代，从冷战中观察世界。《雅尔塔协议》，美、英、苏重新瓜分世界，回到一次大战的格局。我记忆中最有震撼力的几件大事：抗美援朝、斯大林去世、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中苏论战、越南战争、苏联出兵捷克和入侵阿富汗、中美交好、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改革开放、 “六四”风波、柏林墙倒塌、苏联和东欧易帜……不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看不懂，参不透这些大事。
最后，我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两段话抄录如下，他们似乎已经预言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理论；在实践上，我们和往常一样，将不得不限于要求措施坚决和毫不留情。麻烦也就出在这里。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委靡不振，我们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底是去实行的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出现做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还有别的什么结果。在德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它有一个先进的政党并且同法国这样先进的国家一起被卷入了先进的革命，只要一发生严重的冲突，一有真正的危险，这个先进的政党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而这对它说无论如何是为时过早的。然而这无关紧要，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预先准备好在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时为我们党作历史的辩护。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急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