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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到波士顿大公园通往中国城的那条交叉路口上，我们就听到一阵嚣叫声，声音是从另一条路上传来的，像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两个流浪汉在对骂。
那个交叉路口热闹非凡，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它靠近市政厅的一角，紧挨着地铁出站口，然后是著名的公园路教堂，所有这一切，让那个路口成了鱼龙混杂之地。时常有个宗教狂人在那里嚣叫，大声念一本皱巴巴的《圣经》，他声情并茂，带着先知们专用的手势，宛如主耶稣的代言人。他还有几个固定观众，都是些半死不活的流浪汉，他们躺在各自的凳子上，默默盯着那个狂人。这个舞台太精彩，所以老家伙基本上是风雨无阻的。
今天他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条路传来的一群人的嚣叫声。我建议过去看看，卜乐同意了，我们步调一致地穿过马路。
今天天气很热，从南方来的热浪终于抵达北方城市波士顿，报纸上说纽约上礼拜热得牛肉摆肉摊上都臭了，连知名的“进进出出汉堡包”连锁店，一只汉堡3.99美元，按照最近美元和人民币，1比6.8的比价，大概27块钱。这家店的招牌汉堡号称是世界上最新鲜的牛肉糜做的，最近都找不到新鲜牛肉的货源。不过，纽约跟臭牛肉倒是挺般配的，波士顿的热天比纽约晚两个礼拜，这两个城市相差四个半小时的车程，坐中国人经营的风华公司的长途车，单程只需要15美元。
波士顿的牛肉还没臭，不过也差不多了，我从冰箱冷冻柜深处清理出来两坨红得发黑的肉，因为太黑，已经看不出来到底是猪肉还是牛肉了。恐怕是大前年的了吧，时间太久，以致于被冰霜淹没了。卜乐从来不做饭，他买肉制品只是为了储存在冰箱的冷冻柜里，让那里面不至于空空荡荡，一年买一坨肉，最多三四磅，大概也是15美元，算不上浪费。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去中国城吃早茶，完了找两三家旅行社看看旅游线路，最后去木西百货公司买结婚戒指，这些是昨天就计划好了的。没想到一出门就遇到了游行。
游行队伍就在那条南北向的小路上，规模不大，从背影就能看出来，参加游行的都是黑人，黑兄弟和黑姐妹，天生乐感好，连用来抗议的脏话都那么像劳动号子。他们一个个戴着大金项链，穿着色彩鲜艳、图案夸张的T恤。大概只有二三十个人，但组织得还不错，最后一个小伙子慢慢拉着一辆小拖车，拖车上放着一架小冰盒子，是野营和车上用的那种小冰箱，他负责供给游行队伍冰冻饮料，防止参与者不小心中暑。最前面就是那个负责带头喊口号的老大，一个高大威猛的黑大汉，他两侧是骨干，负责发放传单和举着一个显眼的牌子，牌子底下画着几颗漫画版的圣贤头颅，可以勉强辨识出来是耶稣、释迦牟尼等人。
“真是的，这里信仰还不够自由吗？”我问卜乐，他在波士顿待的时间比我长。
“邪教。”卜乐小声说。
“主张一夫多妻的那种吗？”
“不知道，我也搞不清楚。”
波士顿大公园一到周末就成为宗教圣地，有个不知道什么教的教派，会在一侧支起一个巨大的帐篷，帐篷里头坐着些懒洋洋胖墩墩的人，门口唯一站着的圣职人员穿着肮脏的大袍子，胸前挂着大广告牌：“信上帝，还是下地狱？”
你不小心路过，不知道从哪里就会跳出来一个金发碧眼的十四五岁的小姑娘，笑眯眯地看着你，给你递过来一张彩色印刷的纸条儿。小姑娘的笑容总是让人难以拒绝，但纸条上的字让人难以下咽：“假如你这会儿就死掉，你确信你马上能上天堂吗？”
这会儿我可不想死，不要说这会儿，明天后天我都不想死，我在美国又没什么亲戚，几个半生不熟的朋友住得非常分散，基本上在美国的四个角上，佛罗里达、休斯顿、圣地亚哥和西雅图。她们还都很忙，要是死了，连来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没有。死完了，给你捏碎了，装在一个小盒子里头。
如果命好的话，国内会有猎奇的报纸缝里头出来一条稀松平常的新闻：“华裔女性在麻省公寓内神秘死亡。”不会说明是煤气中毒还是上吊自杀。当然，警方会一直调查到媒体彻底忘了为止，媒体忘掉一小撮骨灰，是应该的，要把精力主要放在一大撮骨灰上头。
所以，即便要死，我也要熬到回国了再死。
死啊死的，呸呸！不说了，这对新婚燕尔的我们很不吉利。我跟卜乐的新生活刚刚开始，我们翻阅中国城买来的一本老黄历，选好了宜“婚嫁”，且在周内的登记日，周内比周末人少。这不，今天要去订个蜜月旅行的旅游产品，然后还要去采购戒指，多么值得纪念的日子，虽然我连今天是几号也搞不清楚。我只是勉强知道这是六月份的某个星期六，七月四日是美国国庆，上英文课的学校放假，老师提前一个月就开始预告这个消息。
很奇怪，跟卜乐一出门，我就一个英文字儿也懒得看，一句话都懒得听。去听和看任何外国字，实在累。一出门，我总是不停地问，“那上面写着什么？”“那两人在聊什么？”“那人跟我们说了什么？”
对于我永远问不完的问题，卜乐经常都会说“不知道”，或者“你问我，我问谁？”他是个非常沉默的人，有时候跟他呆一个屋子里，大半天过去后，我会以为他已经出门了，其实他还静静地坐在离我不到两米的沙发上看电视。
我们默默地走过游行队伍，他们的口号貌似激烈，但众人的情绪却很和缓，大伙儿把那句粗口念得又熟练又麻木，紧跟那个彪悍的黑老大，该拐弯了就集体拐弯，该停下来使劲喊会儿口号就停下来。拐弯时，连标语牌都会换一个方向，好让两边的行人都看得清楚一点。
“你喜欢什么样的戒指？”卜乐问我，“我什么都不懂，你自己来决定。”
“是个戒指就行了吧。”我的注意力还放在游行队伍身上，有些心不在焉。
“尽量还是钻石的，将来还可以留给儿媳妇。”卜乐寡言少语的，有时候却显得深谋远虑。
“那得先有儿子，儿子还不能是同性恋。”
“你总是胡说八道，将来给小孩子一个什么榜样。”
呵斥我的口气，非常像一个货真价实的丈夫了，我也立刻闭上了嘴。这种大热天，不适合说太多的话，街上一瓶水至少要1.5美元，也就是10.2块，啧啧，真要命。我即便聲音嘶哑嗓子冒烟，也不会买一杯冰水来喝，这是我们中国人应有的美德。 我们的业余生活非常单调，要知道，我在上海的时候，是个小会计。会计这工作最是单调，整天都在一些密密麻麻的报表上忙碌，忙完了回家，只想躺在床上看国产电视剧，最近我喜欢看《半路夫妻》，凤凰卫视正在重播。我跟卜乐就是半路夫妻，他离婚后没分到小孩，唯一的女儿给了前妻，而我呢，赶在还没生孩子之前，跟前夫散了。我们通过一个在美国的湖南老乡接上了头，他离婚后寂寞孤独，我离婚后孤独寂寞，都爱吃辣的，通过几次EMAIL，再通电话，最后利用MSN视频聊天。没什么大问题，连双方身体都检查过了，四肢正常，器具正常，看起来别的方面也会和谐，不年轻了，我也不是小姑娘。
于是我拿未婚妻签证来了美国，顺理成章地打算在这里建设一个新家庭。
卜乐在这里读博士，还没毕业，塔夫斯大学应用化学系，搞化工的跟会计差不多单调。白天他趴在一堆瓶瓶罐罐里头，在屁大点实验室里来来回回走来走去，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回家。我来了以后，他特地一个月花20美元买了麒麟卫视的一些中文节目，虽然我心疼那一小笔租金，但这让我们两人可以一起踏踏实实地打发掉夜间生活。
但每周四是个例外，周四他下午开会，傍晚不用上实验室，早早回了家。我们吃完晚饭后，就会一起去查尔斯河边散步。查尔斯河穿过波士顿城，把市中心跟对岸的剑桥镇分开，剑桥镇就是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所在地，知识分子云集，大学生比蜜蜂还多。我很庆幸我们不住那里，否则每天跟那么些聪明而又神经质的年轻人混在一起，我会更加自卑的。我只是个大专文凭，这个博士能看上我，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可不能跟女大学生去比。
周四晚间，我们迎着徐徐凉风，漫步在查尔斯河畔，这是我一周当中最诗情画意的时刻。我使劲呼吸着带着咸味的风，一些海鸥从海湾那边飞过来，落在河岸上，白色翅膀的海鸥，近看有肥鸭子那么大。我常想把它们烤了吃，炖了吃，卤了吃，加点剁椒、酱油、姜、糖，最后还能剩一半生的，切成小块儿搁冰箱里。卜乐说，海鸥肉一定很难吃，不然超市里肯定买得到。不好吃的生物，利用自己的不好吃，生存下来，好吃的生物，利用自己的好吃，让人养活它们。这也是进化论的一部分，听起来挺新鲜的。
河边除了一个贝壳型的露天舞台，还有一个帆船俱乐部，一大排收了帆布的小帆船停靠在岸边，整整齐齐一丝不苟。我经常会盯着它们发呆，想象自己要是上辈子积了德，也许会投胎到这个发达国家，从小被父母送到这样的俱乐部，学习开帆船，英语一流，至少对话找工作没问题，找一个舒舒服服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嫁个白种人老公，也是公司里头的骨干，年薪至少十五万美元，两人买一栋郊外的大房子，五个卧室三个浴室，地板是枫木的，踩起来足底很舒服，厨房大得不得了，中间还有个开阔的操作岛，我可以一边做饭一边跟在客厅逗小孩的老公聊天。对了，还得养一条美国金毛犬。买两辆车，一辆日本丰田，一辆美国福特，日本车我开，美国车他开，将来还可以装小孩子们。周末全家去CAPE COD沙滩上玩儿，老公和狗狗玩飞碟，孩子们把我在沙子里埋起来。我舒舒服服地躺在温热的细白沙子里，在大中午灼热的太阳光下，眼皮越来越沉，渐渐合上了眼。
“你渴不渴？”卜乐的声音传来，我睁开眼，看到他眯缝着眼，满头大汗问我。
我们已经走到中国城的主干道上，路边有家西饼店，店里有冷饮，我下意识地进了那家店。
“算了，”我小声说，一边瞄着冰柜一侧的价码牌：“一会儿就喝早茶了嘛。”
“没事，今天你就别省了。”
说着，开了冰柜，取了一瓶豆浆给我，我看了一眼，台湾产的，牌子不熟。他知道，我来了以后，念叨豆浆快一个月了，一直没舍得买，中国超市的豆浆，一大瓶要四五美元，也就是三四十块人民币，说什么我都不肯喝。我买了一塑料袋才85美分的干黄豆回家，想自己做，却苦于没有磨豆机，一台食品加工机，小型的至少也要25美元，所以那袋黄豆一直放在柜子里，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才好。
“一块五呢，太贵了！”我压低声量，局促地提醒他。
“不贵，大热天的，比中暑便宜。”
“算了吧，给它放回去。”
“我不渴，我什么也不喝。”
“不喝你跑进来干什么？真是的。”
我一手抓过手他里的豆浆，一手打开冰柜门，迅速坚决地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我们一转身，收银员正盯着我们，不过她大概也习惯了，很快低头，接着忙她自己的。
我们回到街上，外边的阳光晃了一下我的眼，我没戴墨镜，不是没带，也是舍不得买。我来的时候还是冬天，忘了往行李里头放墨镜了，这里的墨镜，即便是地摊货，也要10美元。
我忘在上海的墨镜是正宗古奇的，品牌货，是前夫心血来潮时的礼物，纪念我们结婚七周年，顺利度过了“七年之痒”，但是五个月后，我们就离婚了。我这才明白过来，他是在庆祝自己又瞒过了一年，他跟那个女的交往了整整三年。听他说那副墨镜打了七折1500块，是褐色的，我最喜欢的墨镜框的颜色，质地又好，比地摊货好百倍，凭什么在这里买个杂牌子的？
出门前卜乐让我打把伞，但他的伞直径足有两米，是防风用的大黑雨伞，波士顿雨季的风刮得特别厉害，那种伞打一把出来，半条街的人都可以跑到你的“树荫”底下乘凉。我不好意思打。
再走两个路口，就是我们要去的帝苑酒家，喝早茶的地方。底下是中国超市，我每个礼拜都来买菜的地方，那里的猪肉比较新鲜，蔬菜也过得去，但是水果就太贵了，两个苹果都要一美元。我们买水果，都是周五或者周六，去码头边上的自由市场买，便宜得多，也新鲜得多，四个苹果才一美元，要是我肯买皮有点皱的，一美元可以买到5个。他喜欢吃苹果，我喜欢吃橙子。
中国超市开门关门，都带出一股腥臭气，里边又脏又乱，和我们内地县城里的小超市差不多，没准还不如呢，收银员绝不说英语，她们说广东话，听得懂国语。她们当中，没准谁就是黑下来的，跟着家里人老乡住，在中国超市或中餐馆打工，不用交税，除了路过警察局和移民局有点提心吊胆，其它时候还挺美滋滋的。我上周才发现，收银台边上有个烂菜篓子，不管什么样的青菜，都是一块钱一捆，打折打得厉害。不管长得多么体面的中国人，都在里边挑挑揀拣，买烂青菜没什么丢人的，买烂水果也没什么丢人，那都是兜里还有钱的人。 我就是个兜里没钱的人，离婚折腾结束，我跟前夫既然还没小孩也就没买成房子，一直都在浦东租一个适合小两口居住的房子。他一个小学教师，还不是什么重点学校，每个月工资和奖金，仔细算算，还不够买一平方尺的房子呢。直到谈到离婚，我才知道，家里的存款也就剩两万，他有了别的女人，他出的轨，过错在他，他还不要脸地不肯协议离婚，非要上法庭，结果法庭把那点钱全判给了我。实际上，他养两个老婆，家里的钱又归他管，当然家底都空了，但我一无所知，我跟个傻子似的。
我来美国前，买这买那外加看牙，花掉了一多半儿，即便把家里能卖的都折价卖给了朋友，辞了工作，也挣不到什么钱了。
那天，我揣着一张中行的双币信用卡，里边蹲着可怜的6000块人民币，不到900美元，那是我13年工作，7年婚姻的全部结余。上了飞机，等着飞机起飞，我望着窗外，感到一阵阵凄凉，浦东机场满眼繁华，很洋气，但是跟我再也没有关系了。16年前，我才19岁，扎着小辫子坐船到六铺炕，心里像装了个粉红色的大气球似的。16年后，35岁的我，奇迹般坐上飞往美国的航班，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这16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要去美国？我的英语词汇量还不到一千个，要是考托福，恐怕都考不到一百分，要是跟卜乐见了面才知道不合适，那我连个扫大街的工作都找不到。想着这些，我的眼泪掉了下来，婚变、离婚，我哭了不止一千次，每一次至少两三个小时，但都没有这一次哭得彻底，觉得自己的眼泪都是辣的。
飞机落地，我吃不惯美联航的航餐，连面条都做得一股奶油味儿，饿得两眼昏花。我惦记着我的行李，那两只大行李箱里头装的，是我全部的家当。在中国，我连一分钱一双拖鞋也没剩。35年的光阴，我逝去的青春，全部放在这两只纯黑的航空旅行箱里。出来到取行李的地方一看，推行李的车还要租金，刷卡就可以了，但我连蒙带猜，知道那需要3美元。我的天啊，我差点没晕过去，横在眼前的，我的未来，就是一条漫长而昂贵的路，我唯有依靠那个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男人。
卜乐等在接客站，站在一群高大威猛的老外堆里，瘦小得跟顆小豆芽菜似的，穿着牛仔裤和白色带浅蓝条纹的T恤，脸色暗淡发青，头发短得头皮也是青的，看起来像是刚刚剃过头。
他远远看到我，笑了，一脸的皱纹。
一次也没问过我钱够不够花，我们见面之前，谈过这个话题，他离婚，跟我前夫一样，也是净身出户，离婚的过错在他前妻。一般来说，人离了婚，再跟第二个配偶结合，都会把过错推到另一半头上，我们俩都是普通人，没有什么很深的涵养，很高的境界，不会例外的。
“她到底做错什么了？”有一天，趁两人一起在厨房洗菜的时候，我鼓足勇气问他。
“别问了。”
“到底是什么？我说几个可能性，你摇头或者点头就可以了。”
卜乐沉默不语。
“她在外边有人了？”
卜乐摇头。
“她脾气不好，对你不好？”
他还是摇头，面无表情。
“她对你父母不好？”
“她，人还可以。”卜乐终于说。
“她想留在美国？”
是想回国的，我们此前决定交往，乃至于结婚，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但他没有具体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回国，回国干什么，他都一无所知。他甚至说，国内的生活他已经很不习惯了，连过马路看到车流滚滚，他都会害怕。
卜乐犹豫了一下，还是摇头。他那天直到上床睡觉，一句话也没说。
所以，一直到我们结婚，我还是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为什么离的婚。我年轻的时候，挺倔的，什么事情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知道为什么，有了那一次失败的婚姻，我也有点儿懂得要能得饶人处且饶人，世界上最好的品德，就是难得糊涂。离婚期间，我自杀了一次，用最烈的白酒服下90多颗安眠药，推到医院洗了胃，没死成，也许是安眠药质量不行，也许因为安眠药过期了。从那以后，整整半年多，一闭上眼睛，我就闻得到伏特加刺鼻的气味，还有那些苦不堪言的过期药丸在食道和胃间溶化，所带来的恶心感，总是让我想呕吐。
从那以后，我知道要惜命。虽然送我去医院的是前夫，和那个女人，那个传说中的小三，他们回家收拾东西，以为我不在，没想到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除了救了我一命，也让我在朦胧中，感觉到了那个敌人，她比我不过年轻一两岁，比我要胖很多，也更白。她救我的心，比前夫还要大，大概这就是人之将赢，其行也善。
我对卜乐的外貌要求不高，一米六七，那就一米六七吧，体重不足130斤，也无所谓。前夫是个大高个儿，一米八七，整整高20厘米，体重更标准，常年保持在150斤上下，从来没有肥肉肚腩，不管吃多少腥荤之物，都没有问题。
他的优点，有学历，博士是这个地球上最高的学历了吧，前前后后花了35年，才得到了这个学历，从3岁上幼儿园算起来的话。一般人可熬不了，读书快把他读成木乃伊了。其次，他话少，一天说不了3句话，即便吵架，他也绝不回嘴。生气的时候，最多躲到卧室去看棋谱，他喜欢围棋，这点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迎春，大观园里头脾气最好的。
我们上了帝苑酒家的3楼，这个厅本来是个剧院，又高又大的顶拱，描着小天使油画，垂下来一盏20世纪初风格的巨型烛台水晶灯。今天主厅闹哄哄的，店老板在楼梯口迎客，跟大家道歉说，主厅被客人包场了，请新来的散客到侧厅去就坐。我们路过主厅大门，门口一溜色彩斑斓的花篮，每个花篮都挂了两条贺词，主厅门首有张大红纸条，上面写着：“洪门董事长聚议联席会”。
“洪门？好耳熟。”我偷偷地对他说。
“嘘……”他把我拉走，不让我傻呆呆地看那张字，和里边一排排老头儿，每个老头，白头发居多数，都穿着清一色的黑色西服，前胸别着一朵暗红的玫瑰。老头们没有一个胖子，清一色清瘦型，容貌多多少少有些相似。
我们在去侧厅的通道上。趁四下无人，卜乐这才贴着我的耳朵，用极小的声音说：“黑社会。” “什么？”我惊叫，“那我们别吃了，一会儿打起来怎么办？”
“打不起来，放心。”
他使劲拉着我的手，跟着招待，坐在角落的一张两人桌前。
招待上前问：“两位喝什么茶？”
说的是粤语，我听得懂一点儿。
“你想喝什么？”
“茶要钱吗？”我小声问。
“不要钱。”招待听到了，笑着回答。
“那要一壶龙井，也就是绿茶。”
招待取茶去了，卜乐微微皱眉，他对空气质量非常敏感，侧厅比主厅光线更昏暗，空气更加不流通，周围的东西都是破破烂烂的，地毯更是烂污不堪，从来没有清洗过一般。我们好像在一个一百多年没见过阳光的老仓库里吃东西。不单是帝苑酒家，整个中国城都是这样烂污污的，我来的那天晚上，卜乐带我去另外一家自称是海鲜酒家的地方吃饭，虽然饿得两眼昏花，坐在那家餐馆里，闻着那股油烟浓腻的味道，我还是忍不住一阵阵反胃。等到菜单上来，看到一份菜的价格，我差点没直接吐在菜单上。最便宜的菜，也要6块多将近7块美金，什么概念？我这辈子吃过的最贵的空心菜。
美国跟我想像中的繁华，相去甚远。卜乐就住在中国城边上一个区，比中国城还要古老的一个区，波士顿人叫它培根山。最早的黑奴和大富翁，都住在这个地方，比起中国城，它算是一个好区。
到波士顿的第二天，卜乐就拿出一张折成名片大小的波士顿地图，拿了红蓝两色的笔，跟我很严肃地说：“你记住，凡是我用红笔圈的区域，就是不好的区，有危险，你千万不要去。”
“什么叫不好？”
“治安不好啊，黑人多。”
“你……种族歧视。”
“等你被黑人抢劫了，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他们为什么抢劫？”
“没有工作，没钱，也不愿意工作。”
他还告诉我，中国城以南，本来有个区还可以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住进去一群黑居民，開始了一些违法勾当，贩毒吸毒抢劫，把附近的居民吓得都搬走了。所以，那个区，虽然位于市中心，公寓的租金乃至于出售价格，都出奇地便宜。我们有一个周末，斗胆去那边逛过，果然清静舒爽，人少，植物丰茂，空气里头都透着一股甜香。街上商店很少，但是离平价超市也近，走路不到5分钟。
我溜达得流连忘返，还在街头看起了房产中介，那家中介看起来就要倒了，窗口的房屋租售招贴，都有些泛黄。果然，租金比培根山便宜很多，两居室才跟我们一居室一个价，我看得津津有味，好像去哪里都要逛逛房屋中介，是我的习惯，也是我这么多年没有自己的房子的一块心病，只能靠看这些中介屋外贴的图片解馋。但他不让我久留，说不知道哪里会冲出来一伙不良少年，我们俩暴尸街头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我可不想死！自从那回逃过鬼门关，我对死这个字忌讳到极点。
招待上了茶，不像是龙井，是劣质的绿茶，而且放了好几年了，很不新鲜，茶色非常浑黄。要喝上好的龙井，唯有去杭州喝，杭州离上海车程不过两个半小时，我跟前夫时常坐火车去，现在想来，过往跟眼前这壶浑黄的龙井一般，都是一些陈年旧梦。
我发着呆，想着这些无聊的事，等着女服务员推早茶的餐车过来。这里的女服务员都是四五十岁的广东来的大嫂。每个人推着一个品类的早茶点心，蒸的虾饺、鱼翅饺、排骨、凤爪，油炸的春卷、麻球，煎的萝卜糕、芋头糕，还有各色肠粉，以及粥和豆花。品类还挺全的。
我发现，其中有一个女服务员目不转睛地盯着卜乐，卜乐也回瞟着她，两人眼神交流了足足有30秒。
“喂，你认识她？”卜乐回过神来，使劲摇摇头。
“不认识她看你干吗？”
“以前，聊过一次天。”
我冷笑：“我说呢，是不是看到你边上出现了个女的，不服气呢？”
“胡说八道，她七老八十了。”
“我看她保养得不错，皮肤好，一根白头发也没有，有胸有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呢！”
“你说得越发离谱了。”
“请她过来，我要点肠粉吃。”
他无奈，只好冲她招手，她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推着她的小车，从远处过来了。走路的时候，下身扭摆的幅度不小，胸挺得高高的，即便穿着早茶铺统一制式的中式工作服，也掩盖不了她的风采。
“要什么？”她先发制人。
“肠粉有什么？”我刻意冷淡，音量不低。
“只剩牛肉和虾的啦。”她用生硬的普通话回答，一只肥白的手，抬起来竹蒸笼的盖子，里边趴着一条大白虫般的肠粉。
“没有叉烧的？”
“叉烧的，早就卖完了，叉烧的最好卖了，你们来得太晚了。”
话还不少，我有些不满意。卜乐很是不自在，低头不说话，我心里那股劲儿又上来了，打算问个清楚。
“你认识我老公吗？”
“不认识啊，怎么可能？这里的客人来来往往的，不过以前见过这位先生，他总是一个人来。”卜乐抬头，尴尬地笑着。
“他倒是说他认识你。”
“真的吗？”那女服务员的普通话带着浓厚的广东口音，故作夸张，一边说，一边伸出一只手，有意无意地搁在身后的椅子背上，用肢体语言给我一些奇怪的暗示。
“你别这样，快吃饭吧。”
“我就是随便问问，你着什么急？”
被我呛住了，他没有再回答，那女服务员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她有点想走的意思，推起餐车，一转身，又看了我一眼，这一眼把我看毛了，真想拽住她问个清楚，但问什么呢？以前是否带过其他女人来这里吃饭？但是，我们还得去买戒指呢，买戒指大过天，在今天，我忍住气，开始把肠粉的皮挑开，只吃里面的馅儿。
责任编辑：李樯
那个交叉路口热闹非凡，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它靠近市政厅的一角，紧挨着地铁出站口，然后是著名的公园路教堂，所有这一切，让那个路口成了鱼龙混杂之地。时常有个宗教狂人在那里嚣叫，大声念一本皱巴巴的《圣经》，他声情并茂，带着先知们专用的手势，宛如主耶稣的代言人。他还有几个固定观众，都是些半死不活的流浪汉，他们躺在各自的凳子上，默默盯着那个狂人。这个舞台太精彩，所以老家伙基本上是风雨无阻的。
今天他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条路传来的一群人的嚣叫声。我建议过去看看，卜乐同意了，我们步调一致地穿过马路。
今天天气很热，从南方来的热浪终于抵达北方城市波士顿，报纸上说纽约上礼拜热得牛肉摆肉摊上都臭了，连知名的“进进出出汉堡包”连锁店，一只汉堡3.99美元，按照最近美元和人民币，1比6.8的比价，大概27块钱。这家店的招牌汉堡号称是世界上最新鲜的牛肉糜做的，最近都找不到新鲜牛肉的货源。不过，纽约跟臭牛肉倒是挺般配的，波士顿的热天比纽约晚两个礼拜，这两个城市相差四个半小时的车程，坐中国人经营的风华公司的长途车，单程只需要15美元。
波士顿的牛肉还没臭，不过也差不多了，我从冰箱冷冻柜深处清理出来两坨红得发黑的肉，因为太黑，已经看不出来到底是猪肉还是牛肉了。恐怕是大前年的了吧，时间太久，以致于被冰霜淹没了。卜乐从来不做饭，他买肉制品只是为了储存在冰箱的冷冻柜里，让那里面不至于空空荡荡，一年买一坨肉，最多三四磅，大概也是15美元，算不上浪费。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去中国城吃早茶，完了找两三家旅行社看看旅游线路，最后去木西百货公司买结婚戒指，这些是昨天就计划好了的。没想到一出门就遇到了游行。
游行队伍就在那条南北向的小路上，规模不大，从背影就能看出来，参加游行的都是黑人，黑兄弟和黑姐妹，天生乐感好，连用来抗议的脏话都那么像劳动号子。他们一个个戴着大金项链，穿着色彩鲜艳、图案夸张的T恤。大概只有二三十个人，但组织得还不错，最后一个小伙子慢慢拉着一辆小拖车，拖车上放着一架小冰盒子，是野营和车上用的那种小冰箱，他负责供给游行队伍冰冻饮料，防止参与者不小心中暑。最前面就是那个负责带头喊口号的老大，一个高大威猛的黑大汉，他两侧是骨干，负责发放传单和举着一个显眼的牌子，牌子底下画着几颗漫画版的圣贤头颅，可以勉强辨识出来是耶稣、释迦牟尼等人。
“真是的，这里信仰还不够自由吗？”我问卜乐，他在波士顿待的时间比我长。
“邪教。”卜乐小声说。
“主张一夫多妻的那种吗？”
“不知道，我也搞不清楚。”
波士顿大公园一到周末就成为宗教圣地，有个不知道什么教的教派，会在一侧支起一个巨大的帐篷，帐篷里头坐着些懒洋洋胖墩墩的人，门口唯一站着的圣职人员穿着肮脏的大袍子，胸前挂着大广告牌：“信上帝，还是下地狱？”
你不小心路过，不知道从哪里就会跳出来一个金发碧眼的十四五岁的小姑娘，笑眯眯地看着你，给你递过来一张彩色印刷的纸条儿。小姑娘的笑容总是让人难以拒绝，但纸条上的字让人难以下咽：“假如你这会儿就死掉，你确信你马上能上天堂吗？”
这会儿我可不想死，不要说这会儿，明天后天我都不想死，我在美国又没什么亲戚，几个半生不熟的朋友住得非常分散，基本上在美国的四个角上，佛罗里达、休斯顿、圣地亚哥和西雅图。她们还都很忙，要是死了，连来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没有。死完了，给你捏碎了，装在一个小盒子里头。
如果命好的话，国内会有猎奇的报纸缝里头出来一条稀松平常的新闻：“华裔女性在麻省公寓内神秘死亡。”不会说明是煤气中毒还是上吊自杀。当然，警方会一直调查到媒体彻底忘了为止，媒体忘掉一小撮骨灰，是应该的，要把精力主要放在一大撮骨灰上头。
所以，即便要死，我也要熬到回国了再死。
死啊死的，呸呸！不说了，这对新婚燕尔的我们很不吉利。我跟卜乐的新生活刚刚开始，我们翻阅中国城买来的一本老黄历，选好了宜“婚嫁”，且在周内的登记日，周内比周末人少。这不，今天要去订个蜜月旅行的旅游产品，然后还要去采购戒指，多么值得纪念的日子，虽然我连今天是几号也搞不清楚。我只是勉强知道这是六月份的某个星期六，七月四日是美国国庆，上英文课的学校放假，老师提前一个月就开始预告这个消息。
很奇怪，跟卜乐一出门，我就一个英文字儿也懒得看，一句话都懒得听。去听和看任何外国字，实在累。一出门，我总是不停地问，“那上面写着什么？”“那两人在聊什么？”“那人跟我们说了什么？”
对于我永远问不完的问题，卜乐经常都会说“不知道”，或者“你问我，我问谁？”他是个非常沉默的人，有时候跟他呆一个屋子里，大半天过去后，我会以为他已经出门了，其实他还静静地坐在离我不到两米的沙发上看电视。
我们默默地走过游行队伍，他们的口号貌似激烈，但众人的情绪却很和缓，大伙儿把那句粗口念得又熟练又麻木，紧跟那个彪悍的黑老大，该拐弯了就集体拐弯，该停下来使劲喊会儿口号就停下来。拐弯时，连标语牌都会换一个方向，好让两边的行人都看得清楚一点。
“你喜欢什么样的戒指？”卜乐问我，“我什么都不懂，你自己来决定。”
“是个戒指就行了吧。”我的注意力还放在游行队伍身上，有些心不在焉。
“尽量还是钻石的，将来还可以留给儿媳妇。”卜乐寡言少语的，有时候却显得深谋远虑。
“那得先有儿子，儿子还不能是同性恋。”
“你总是胡说八道，将来给小孩子一个什么榜样。”
呵斥我的口气，非常像一个货真价实的丈夫了，我也立刻闭上了嘴。这种大热天，不适合说太多的话，街上一瓶水至少要1.5美元，也就是10.2块，啧啧，真要命。我即便聲音嘶哑嗓子冒烟，也不会买一杯冰水来喝，这是我们中国人应有的美德。 我们的业余生活非常单调，要知道，我在上海的时候，是个小会计。会计这工作最是单调，整天都在一些密密麻麻的报表上忙碌，忙完了回家，只想躺在床上看国产电视剧，最近我喜欢看《半路夫妻》，凤凰卫视正在重播。我跟卜乐就是半路夫妻，他离婚后没分到小孩，唯一的女儿给了前妻，而我呢，赶在还没生孩子之前，跟前夫散了。我们通过一个在美国的湖南老乡接上了头，他离婚后寂寞孤独，我离婚后孤独寂寞，都爱吃辣的，通过几次EMAIL，再通电话，最后利用MSN视频聊天。没什么大问题，连双方身体都检查过了，四肢正常，器具正常，看起来别的方面也会和谐，不年轻了，我也不是小姑娘。
于是我拿未婚妻签证来了美国，顺理成章地打算在这里建设一个新家庭。
卜乐在这里读博士，还没毕业，塔夫斯大学应用化学系，搞化工的跟会计差不多单调。白天他趴在一堆瓶瓶罐罐里头，在屁大点实验室里来来回回走来走去，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回家。我来了以后，他特地一个月花20美元买了麒麟卫视的一些中文节目，虽然我心疼那一小笔租金，但这让我们两人可以一起踏踏实实地打发掉夜间生活。
但每周四是个例外，周四他下午开会，傍晚不用上实验室，早早回了家。我们吃完晚饭后，就会一起去查尔斯河边散步。查尔斯河穿过波士顿城，把市中心跟对岸的剑桥镇分开，剑桥镇就是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所在地，知识分子云集，大学生比蜜蜂还多。我很庆幸我们不住那里，否则每天跟那么些聪明而又神经质的年轻人混在一起，我会更加自卑的。我只是个大专文凭，这个博士能看上我，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可不能跟女大学生去比。
周四晚间，我们迎着徐徐凉风，漫步在查尔斯河畔，这是我一周当中最诗情画意的时刻。我使劲呼吸着带着咸味的风，一些海鸥从海湾那边飞过来，落在河岸上，白色翅膀的海鸥，近看有肥鸭子那么大。我常想把它们烤了吃，炖了吃，卤了吃，加点剁椒、酱油、姜、糖，最后还能剩一半生的，切成小块儿搁冰箱里。卜乐说，海鸥肉一定很难吃，不然超市里肯定买得到。不好吃的生物，利用自己的不好吃，生存下来，好吃的生物，利用自己的好吃，让人养活它们。这也是进化论的一部分，听起来挺新鲜的。
河边除了一个贝壳型的露天舞台，还有一个帆船俱乐部，一大排收了帆布的小帆船停靠在岸边，整整齐齐一丝不苟。我经常会盯着它们发呆，想象自己要是上辈子积了德，也许会投胎到这个发达国家，从小被父母送到这样的俱乐部，学习开帆船，英语一流，至少对话找工作没问题，找一个舒舒服服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嫁个白种人老公，也是公司里头的骨干，年薪至少十五万美元，两人买一栋郊外的大房子，五个卧室三个浴室，地板是枫木的，踩起来足底很舒服，厨房大得不得了，中间还有个开阔的操作岛，我可以一边做饭一边跟在客厅逗小孩的老公聊天。对了，还得养一条美国金毛犬。买两辆车，一辆日本丰田，一辆美国福特，日本车我开，美国车他开，将来还可以装小孩子们。周末全家去CAPE COD沙滩上玩儿，老公和狗狗玩飞碟，孩子们把我在沙子里埋起来。我舒舒服服地躺在温热的细白沙子里，在大中午灼热的太阳光下，眼皮越来越沉，渐渐合上了眼。
“你渴不渴？”卜乐的声音传来，我睁开眼，看到他眯缝着眼，满头大汗问我。
我们已经走到中国城的主干道上，路边有家西饼店，店里有冷饮，我下意识地进了那家店。
“算了，”我小声说，一边瞄着冰柜一侧的价码牌：“一会儿就喝早茶了嘛。”
“没事，今天你就别省了。”
说着，开了冰柜，取了一瓶豆浆给我，我看了一眼，台湾产的，牌子不熟。他知道，我来了以后，念叨豆浆快一个月了，一直没舍得买，中国超市的豆浆，一大瓶要四五美元，也就是三四十块人民币，说什么我都不肯喝。我买了一塑料袋才85美分的干黄豆回家，想自己做，却苦于没有磨豆机，一台食品加工机，小型的至少也要25美元，所以那袋黄豆一直放在柜子里，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才好。
“一块五呢，太贵了！”我压低声量，局促地提醒他。
“不贵，大热天的，比中暑便宜。”
“算了吧，给它放回去。”
“我不渴，我什么也不喝。”
“不喝你跑进来干什么？真是的。”
我一手抓过手他里的豆浆，一手打开冰柜门，迅速坚决地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我们一转身，收银员正盯着我们，不过她大概也习惯了，很快低头，接着忙她自己的。
我们回到街上，外边的阳光晃了一下我的眼，我没戴墨镜，不是没带，也是舍不得买。我来的时候还是冬天，忘了往行李里头放墨镜了，这里的墨镜，即便是地摊货，也要10美元。
我忘在上海的墨镜是正宗古奇的，品牌货，是前夫心血来潮时的礼物，纪念我们结婚七周年，顺利度过了“七年之痒”，但是五个月后，我们就离婚了。我这才明白过来，他是在庆祝自己又瞒过了一年，他跟那个女的交往了整整三年。听他说那副墨镜打了七折1500块，是褐色的，我最喜欢的墨镜框的颜色，质地又好，比地摊货好百倍，凭什么在这里买个杂牌子的？
出门前卜乐让我打把伞，但他的伞直径足有两米，是防风用的大黑雨伞，波士顿雨季的风刮得特别厉害，那种伞打一把出来，半条街的人都可以跑到你的“树荫”底下乘凉。我不好意思打。
再走两个路口，就是我们要去的帝苑酒家，喝早茶的地方。底下是中国超市，我每个礼拜都来买菜的地方，那里的猪肉比较新鲜，蔬菜也过得去，但是水果就太贵了，两个苹果都要一美元。我们买水果，都是周五或者周六，去码头边上的自由市场买，便宜得多，也新鲜得多，四个苹果才一美元，要是我肯买皮有点皱的，一美元可以买到5个。他喜欢吃苹果，我喜欢吃橙子。
中国超市开门关门，都带出一股腥臭气，里边又脏又乱，和我们内地县城里的小超市差不多，没准还不如呢，收银员绝不说英语，她们说广东话，听得懂国语。她们当中，没准谁就是黑下来的，跟着家里人老乡住，在中国超市或中餐馆打工，不用交税，除了路过警察局和移民局有点提心吊胆，其它时候还挺美滋滋的。我上周才发现，收银台边上有个烂菜篓子，不管什么样的青菜，都是一块钱一捆，打折打得厉害。不管长得多么体面的中国人，都在里边挑挑揀拣，买烂青菜没什么丢人的，买烂水果也没什么丢人，那都是兜里还有钱的人。 我就是个兜里没钱的人，离婚折腾结束，我跟前夫既然还没小孩也就没买成房子，一直都在浦东租一个适合小两口居住的房子。他一个小学教师，还不是什么重点学校，每个月工资和奖金，仔细算算，还不够买一平方尺的房子呢。直到谈到离婚，我才知道，家里的存款也就剩两万，他有了别的女人，他出的轨，过错在他，他还不要脸地不肯协议离婚，非要上法庭，结果法庭把那点钱全判给了我。实际上，他养两个老婆，家里的钱又归他管，当然家底都空了，但我一无所知，我跟个傻子似的。
我来美国前，买这买那外加看牙，花掉了一多半儿，即便把家里能卖的都折价卖给了朋友，辞了工作，也挣不到什么钱了。
那天，我揣着一张中行的双币信用卡，里边蹲着可怜的6000块人民币，不到900美元，那是我13年工作，7年婚姻的全部结余。上了飞机，等着飞机起飞，我望着窗外，感到一阵阵凄凉，浦东机场满眼繁华，很洋气，但是跟我再也没有关系了。16年前，我才19岁，扎着小辫子坐船到六铺炕，心里像装了个粉红色的大气球似的。16年后，35岁的我，奇迹般坐上飞往美国的航班，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这16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要去美国？我的英语词汇量还不到一千个，要是考托福，恐怕都考不到一百分，要是跟卜乐见了面才知道不合适，那我连个扫大街的工作都找不到。想着这些，我的眼泪掉了下来，婚变、离婚，我哭了不止一千次，每一次至少两三个小时，但都没有这一次哭得彻底，觉得自己的眼泪都是辣的。
飞机落地，我吃不惯美联航的航餐，连面条都做得一股奶油味儿，饿得两眼昏花。我惦记着我的行李，那两只大行李箱里头装的，是我全部的家当。在中国，我连一分钱一双拖鞋也没剩。35年的光阴，我逝去的青春，全部放在这两只纯黑的航空旅行箱里。出来到取行李的地方一看，推行李的车还要租金，刷卡就可以了，但我连蒙带猜，知道那需要3美元。我的天啊，我差点没晕过去，横在眼前的，我的未来，就是一条漫长而昂贵的路，我唯有依靠那个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男人。
卜乐等在接客站，站在一群高大威猛的老外堆里，瘦小得跟顆小豆芽菜似的，穿着牛仔裤和白色带浅蓝条纹的T恤，脸色暗淡发青，头发短得头皮也是青的，看起来像是刚刚剃过头。
他远远看到我，笑了，一脸的皱纹。
一次也没问过我钱够不够花，我们见面之前，谈过这个话题，他离婚，跟我前夫一样，也是净身出户，离婚的过错在他前妻。一般来说，人离了婚，再跟第二个配偶结合，都会把过错推到另一半头上，我们俩都是普通人，没有什么很深的涵养，很高的境界，不会例外的。
“她到底做错什么了？”有一天，趁两人一起在厨房洗菜的时候，我鼓足勇气问他。
“别问了。”
“到底是什么？我说几个可能性，你摇头或者点头就可以了。”
卜乐沉默不语。
“她在外边有人了？”
卜乐摇头。
“她脾气不好，对你不好？”
他还是摇头，面无表情。
“她对你父母不好？”
“她，人还可以。”卜乐终于说。
“她想留在美国？”
是想回国的，我们此前决定交往，乃至于结婚，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但他没有具体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回国，回国干什么，他都一无所知。他甚至说，国内的生活他已经很不习惯了，连过马路看到车流滚滚，他都会害怕。
卜乐犹豫了一下，还是摇头。他那天直到上床睡觉，一句话也没说。
所以，一直到我们结婚，我还是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为什么离的婚。我年轻的时候，挺倔的，什么事情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知道为什么，有了那一次失败的婚姻，我也有点儿懂得要能得饶人处且饶人，世界上最好的品德，就是难得糊涂。离婚期间，我自杀了一次，用最烈的白酒服下90多颗安眠药，推到医院洗了胃，没死成，也许是安眠药质量不行，也许因为安眠药过期了。从那以后，整整半年多，一闭上眼睛，我就闻得到伏特加刺鼻的气味，还有那些苦不堪言的过期药丸在食道和胃间溶化，所带来的恶心感，总是让我想呕吐。
从那以后，我知道要惜命。虽然送我去医院的是前夫，和那个女人，那个传说中的小三，他们回家收拾东西，以为我不在，没想到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除了救了我一命，也让我在朦胧中，感觉到了那个敌人，她比我不过年轻一两岁，比我要胖很多，也更白。她救我的心，比前夫还要大，大概这就是人之将赢，其行也善。
我对卜乐的外貌要求不高，一米六七，那就一米六七吧，体重不足130斤，也无所谓。前夫是个大高个儿，一米八七，整整高20厘米，体重更标准，常年保持在150斤上下，从来没有肥肉肚腩，不管吃多少腥荤之物，都没有问题。
他的优点，有学历，博士是这个地球上最高的学历了吧，前前后后花了35年，才得到了这个学历，从3岁上幼儿园算起来的话。一般人可熬不了，读书快把他读成木乃伊了。其次，他话少，一天说不了3句话，即便吵架，他也绝不回嘴。生气的时候，最多躲到卧室去看棋谱，他喜欢围棋，这点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迎春，大观园里头脾气最好的。
我们上了帝苑酒家的3楼，这个厅本来是个剧院，又高又大的顶拱，描着小天使油画，垂下来一盏20世纪初风格的巨型烛台水晶灯。今天主厅闹哄哄的，店老板在楼梯口迎客，跟大家道歉说，主厅被客人包场了，请新来的散客到侧厅去就坐。我们路过主厅大门，门口一溜色彩斑斓的花篮，每个花篮都挂了两条贺词，主厅门首有张大红纸条，上面写着：“洪门董事长聚议联席会”。
“洪门？好耳熟。”我偷偷地对他说。
“嘘……”他把我拉走，不让我傻呆呆地看那张字，和里边一排排老头儿，每个老头，白头发居多数，都穿着清一色的黑色西服，前胸别着一朵暗红的玫瑰。老头们没有一个胖子，清一色清瘦型，容貌多多少少有些相似。
我们在去侧厅的通道上。趁四下无人，卜乐这才贴着我的耳朵，用极小的声音说：“黑社会。” “什么？”我惊叫，“那我们别吃了，一会儿打起来怎么办？”
“打不起来，放心。”
他使劲拉着我的手，跟着招待，坐在角落的一张两人桌前。
招待上前问：“两位喝什么茶？”
说的是粤语，我听得懂一点儿。
“你想喝什么？”
“茶要钱吗？”我小声问。
“不要钱。”招待听到了，笑着回答。
“那要一壶龙井，也就是绿茶。”
招待取茶去了，卜乐微微皱眉，他对空气质量非常敏感，侧厅比主厅光线更昏暗，空气更加不流通，周围的东西都是破破烂烂的，地毯更是烂污不堪，从来没有清洗过一般。我们好像在一个一百多年没见过阳光的老仓库里吃东西。不单是帝苑酒家，整个中国城都是这样烂污污的，我来的那天晚上，卜乐带我去另外一家自称是海鲜酒家的地方吃饭，虽然饿得两眼昏花，坐在那家餐馆里，闻着那股油烟浓腻的味道，我还是忍不住一阵阵反胃。等到菜单上来，看到一份菜的价格，我差点没直接吐在菜单上。最便宜的菜，也要6块多将近7块美金，什么概念？我这辈子吃过的最贵的空心菜。
美国跟我想像中的繁华，相去甚远。卜乐就住在中国城边上一个区，比中国城还要古老的一个区，波士顿人叫它培根山。最早的黑奴和大富翁，都住在这个地方，比起中国城，它算是一个好区。
到波士顿的第二天，卜乐就拿出一张折成名片大小的波士顿地图，拿了红蓝两色的笔，跟我很严肃地说：“你记住，凡是我用红笔圈的区域，就是不好的区，有危险，你千万不要去。”
“什么叫不好？”
“治安不好啊，黑人多。”
“你……种族歧视。”
“等你被黑人抢劫了，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他们为什么抢劫？”
“没有工作，没钱，也不愿意工作。”
他还告诉我，中国城以南，本来有个区还可以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住进去一群黑居民，開始了一些违法勾当，贩毒吸毒抢劫，把附近的居民吓得都搬走了。所以，那个区，虽然位于市中心，公寓的租金乃至于出售价格，都出奇地便宜。我们有一个周末，斗胆去那边逛过，果然清静舒爽，人少，植物丰茂，空气里头都透着一股甜香。街上商店很少，但是离平价超市也近，走路不到5分钟。
我溜达得流连忘返，还在街头看起了房产中介，那家中介看起来就要倒了，窗口的房屋租售招贴，都有些泛黄。果然，租金比培根山便宜很多，两居室才跟我们一居室一个价，我看得津津有味，好像去哪里都要逛逛房屋中介，是我的习惯，也是我这么多年没有自己的房子的一块心病，只能靠看这些中介屋外贴的图片解馋。但他不让我久留，说不知道哪里会冲出来一伙不良少年，我们俩暴尸街头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我可不想死！自从那回逃过鬼门关，我对死这个字忌讳到极点。
招待上了茶，不像是龙井，是劣质的绿茶，而且放了好几年了，很不新鲜，茶色非常浑黄。要喝上好的龙井，唯有去杭州喝，杭州离上海车程不过两个半小时，我跟前夫时常坐火车去，现在想来，过往跟眼前这壶浑黄的龙井一般，都是一些陈年旧梦。
我发着呆，想着这些无聊的事，等着女服务员推早茶的餐车过来。这里的女服务员都是四五十岁的广东来的大嫂。每个人推着一个品类的早茶点心，蒸的虾饺、鱼翅饺、排骨、凤爪，油炸的春卷、麻球，煎的萝卜糕、芋头糕，还有各色肠粉，以及粥和豆花。品类还挺全的。
我发现，其中有一个女服务员目不转睛地盯着卜乐，卜乐也回瞟着她，两人眼神交流了足足有30秒。
“喂，你认识她？”卜乐回过神来，使劲摇摇头。
“不认识她看你干吗？”
“以前，聊过一次天。”
我冷笑：“我说呢，是不是看到你边上出现了个女的，不服气呢？”
“胡说八道，她七老八十了。”
“我看她保养得不错，皮肤好，一根白头发也没有，有胸有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呢！”
“你说得越发离谱了。”
“请她过来，我要点肠粉吃。”
他无奈，只好冲她招手，她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推着她的小车，从远处过来了。走路的时候，下身扭摆的幅度不小，胸挺得高高的，即便穿着早茶铺统一制式的中式工作服，也掩盖不了她的风采。
“要什么？”她先发制人。
“肠粉有什么？”我刻意冷淡，音量不低。
“只剩牛肉和虾的啦。”她用生硬的普通话回答，一只肥白的手，抬起来竹蒸笼的盖子，里边趴着一条大白虫般的肠粉。
“没有叉烧的？”
“叉烧的，早就卖完了，叉烧的最好卖了，你们来得太晚了。”
话还不少，我有些不满意。卜乐很是不自在，低头不说话，我心里那股劲儿又上来了，打算问个清楚。
“你认识我老公吗？”
“不认识啊，怎么可能？这里的客人来来往往的，不过以前见过这位先生，他总是一个人来。”卜乐抬头，尴尬地笑着。
“他倒是说他认识你。”
“真的吗？”那女服务员的普通话带着浓厚的广东口音，故作夸张，一边说，一边伸出一只手，有意无意地搁在身后的椅子背上，用肢体语言给我一些奇怪的暗示。
“你别这样，快吃饭吧。”
“我就是随便问问，你着什么急？”
被我呛住了，他没有再回答，那女服务员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她有点想走的意思，推起餐车，一转身，又看了我一眼，这一眼把我看毛了，真想拽住她问个清楚，但问什么呢？以前是否带过其他女人来这里吃饭？但是，我们还得去买戒指呢，买戒指大过天，在今天，我忍住气，开始把肠粉的皮挑开，只吃里面的馅儿。
责任编辑：李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