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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曹禺通过《雷雨》表达了自己对人的生命存在这一命题的哲学思考：一方面，从低层次的物质需要和生理需要出发，表现了受到生存动机支配的人的种种行动；另一方面，从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出发，表现了人的自由意志与社会权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揭示了人的存在困境。综合两个方面，可以开掘出曹禺对人之存在的终极关怀。
关键词：《雷雨》 生存动机 存在困境
人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存在？人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存在？这是存在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命题，也是曹禺剧作的重要主题。正如曹禺在自序中被反复引用和注解的话语，“《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运命，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我用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曹禺对宇宙的隐秘、生命存在之惑有着不可言喻的憧憬，写《雷雨》是他要尝试解答这一问题的“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人的生命存在，从低层次的物质需要和生理需要来说是生存，从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来说是存在。考察《雷雨》对人的生命存在的表现和思考，可以从剧中人物的生存动机和存在困境两个维度来分析。
一、生存动机的支配
“观察人类行为，我们常可以看到人类并不是为行为而行为、为活动而活动的；行为或是活动都是手段，是有所为而为的。”这“有所为”就是动机。人类行为是有动机的，其中最基本的是生存的动机。要分析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存动机，可以借用文学达尔文主义理论。
1975年，哈佛大学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在《社会生物学：新综合》一书中指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类与生活在自然界中的动物遵循共同的生物法则，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的行为，为文学研究开阔了视野。其后，文学达尔文主义的领军人物，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家约瑟夫·卡罗尔进一步将自然科学中的达尔文进化论和生物进化学引入到文学研究中，完善了文学达尔文主义理论。
文学达尔文主义者运用生物进化学的概念和科学的实证与量化的方法研究文学，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结合起来，使文学研究被纳入到科学研究的范畴。文学达尔文主义者认为文学是人类行为丰富的资料来源，是人类的自然史，因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适用于解读文学作品。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强调文学反映普遍人性及受到人性驱使的种种行为，因此，文学文本的解读应该从动物性的择偶、遗传基因、适应环境等角度加以分析。卡罗尔更将人性行为动机分成七类，分别是生存、技能、交配、养育子女、亲缘关系、社交和认知。卡罗尔主张从人性行为动机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的适应关系，把人类的进化需求和社会、文化、政治背景联系在一起来解读和诠释作品中的人物的生命形式。
《雷雨》以周、鲁两家三十年的恩怨为主线，讲述了八个主要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这些矛盾在一个雷雨之夜的爆发，造就了两家人的悲剧。剧本不仅反映了封建旧家庭、旧社会的腐朽和败落，更反映了在这种生存条件下，受人性支配的各个人物的行动。如前文所述，卡罗尔的文学批评体系将人性行为动机分为七类：生存、技能、交配、养育子女、亲缘关系、社交关系、认知。下面，笔者将从这七类动机出发，剖析主要人物及其行动背后所隐含的人性行为动机因素。
（一）生存
生存是所有动物最基本的需求，而维持生存最基本的物质资源就是食物。在现代人类社会中，食物的获得又与财富、地位直接联系起来。
《雷雨》中，在底层人物身上最能体现出作为人物行为最根本的生存动机。周家仆人，鲁家的家长鲁贵就是这样一个底层人物。鲁贵是一个心灵被金钱严重扭曲了的人，他鄙俗、自私、狡诈、卑劣，种种行为都是向钱看齐。他敲诈女儿四凤，嗜赌成性是为了发大财；他在知道女儿四凤与大少爷、二少爷关系暧昧时，想将她作为摇钱树；他知道周太太与大少爷的暧昧关系时，先是装聋作哑，但在被赶出周家后，就以此为条件威胁周太太，也是为了自己在周家生存下去；他对二少爷送的钱来者不拒，谄媚讨好……鲁贵不关心任何人，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财富以及由此而来的地位。
（二）技能
文学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必须掌握一定的技能。在原始时期，技能是制作刀具、制作捣杵、使用杠杆、使用火等等；而在现代社会，技能则有更广泛的意义，技能在生存中，往往是财富的来源或是地位的保障。
《雷雨》中，技能的支配作用体现不明显。但是通过周朴园的种种发财“技能”和处理问题的“技能”，也不难看出技能在人物生存需要中的作用。为了自己发财，周朴园故意让承包的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多名小工；为了镇压工人运动，他就叫警察开枪打死了几十名工人。显然，这样的“技能”让周朴园和周家的财富、地位得到了维持。
（三）交配
文学达尔文主义认为，自然选择使生物体形成了最大限度地传播自己基因的动机和情感。在动物身上，传播基因的动机和情感转化为交配的行为动机。而交配又包括评估和吸引、性伴侣、战胜竞争者、避免乱伦等方面。在人类身上，交配又往往与爱情联系起来。《雷雨》中，繁漪和周萍之间的纠葛最明显地体现出了人性行为动机中的交配动机。繁漪虽然与周朴园结婚生子，却得不到想要的爱情，更没有幸福。在周公馆中，繁漪能看到的男人，除了周朴园之外，只有鲁贵等奴才，这些人没法点燃她的爱情之火。于是，繁漪只能把眼光投向了周萍。顯然，周萍这样一个懦弱的人也并不值得繁漪去爱，但是正如曹禺在《〈雷雨〉序》中写到的：“这只好问她的命运，为什么她会落在周朴园这样的家庭中。”繁漪选择了周萍，成为周萍的情妇，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的真情、姓名、名誉都交到了周萍手上。但是周萍为了避免乱伦，选择远离繁漪而且还爱上了四凤。这对繁漪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重新回到令人窒息的生活中去。因此，繁漪想尽一切办法想要战胜四凤夺回周萍。在意识到无可挽回时，繁漪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在众人面前揭露了自己与周萍的乱伦关系，在周朴园认下鲁侍萍后又碰巧让周萍再一次陷入乱伦关系中。周萍在痛苦和悔恨中自杀身亡，而繁漪也终于走向了悲剧的末路。 （四）养育子女
文學达尔文主义认为，人既不是适应最大化者， 也不是适应执行者。他们是由人类生命历史循环逻辑所构成和指挥的行为系统高度融合的定势。人是由有条理的行为系统定势构成的， 这些行为系统定势有利于分布在身体冲动和繁衍冲动基本功能中的目标的实现。在这样的系统行为定势的影响下，出于繁衍后代的定势和本能，上一代非常重视对后代的投入。对后代的投入，包括养育、供给、培育、教导等方面。
《雷雨》中，周朴园非常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其间虽然也有要维持封建大家庭秩序的原因，但也必然包含着养育子女的动机。对于周家来说，养育后代是不成问题的。除了养育和供给，周朴园也非常重视对后代的培育和教导。周朴园时常会教导周萍，比如他对周萍说“一个人敢做一件事就要当一件事”“将近三十的人应当懂得自爱”；对于小儿子周冲，周朴园更是喜爱，花了不少钱来让他接受先进的教育。除了让周冲接受先进教育，周朴园也常常教导周冲，例如对周冲说“傻小子，没有经验只会胡喊是不成的”，直指周冲的缺点；而对于鲁大海，得知了他是自己的儿子之后，周朴园的态度也一下子缓和了起来，能够在鲁大海面前软着性子，耐心地教导他看清世间所谓的“真理”，认清那些工人代表们的嘴脸。
（五）亲缘关系和社交关系
文学达尔文主义认为，由于亲戚之间比起其他人之间可以交换更多的资源，所以人类总是倾向于亲戚的识别和亲戚网的建立。除了维系亲戚关系，人类还需要通过建立和维持社交关系来获得利益，包括建立联盟、获得地位等方面。而婚姻则是建立亲戚关系和社交关系的共同路径，因此，古往今来，婚姻都往往不仅仅是两个人的选择，而更多的背负着家族利益的选择。《雷雨》中，周朴园舍弃鲁侍萍就是一个通过婚姻建立亲缘关系和社交关系从而获取利益的例子。周朴园年轻时曾看上侍女侍萍，并与侍萍生下了两个孩子。由于二人身份和地位的悬殊差距，周家人是不可能让二人结婚的。周家人为了家族的利益，赶走了侍萍，让周朴园娶了一个有钱有地位的小姐。周家人通过这样的婚姻，与有钱有势的小姐家建立了姻亲关系，从而使得周家的利益和地位更加稳固。而这中间，周朴园的内心真实想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与家人的亲缘关系，与有钱有地位人家建立社交关系的诱惑确实让周朴园无法真正地站在侍萍一边。
（六）认知
文学达尔文主义认为认知世界是人类的一项基本需求。认知世界既是认识自我的过程，也可能是解构自我的过程。
《雷雨》中，主要人物大都经历了对自身、对他人、对所处环境的认识过程。而在这样一个悲剧中，认知并不总是美好的，因而认知的过程也是每一个主要人物走向悲剧的过程。周冲曾抱有入世之初年轻人的梦幻，但在屡屡受挫的情况下，逐渐地认识了成人的世界。周冲曾想帮助四凤接受教育，但在目睹父权制控制下母亲和哥哥的艰难处境后，只能放弃这个梦想。周冲还曾怀着善意去鲁家送钱，却遭遇了鲁大海的攻击，终于认识到两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立场的不可调和。而在认识到哥哥周萍与母亲的乱伦以及和四凤的乱伦之后，在未来得及受到精神的煎熬就触电而亡了。
三、生命存在的困境
以文学达尔文主义去解读剧中人物行为，固然可以找寻到其背后的动机。但是，曹禺对人性的哲学思考显然也不止于基本的生存层面，而是向深入开掘，表达了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曹禺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在对被人性动机支配的行为的背后所隐含着的人的自由意志与社会权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把握中来进行的。这里的人的自由意志，指向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欲望或是前文所述的人性动机，也是曹禺所说的“原始或野蛮的情绪”。这里的社会权力，它是社会出于各种目的对人进行规训的权力的总和。它通常不是那种如周家人赶走侍萍或周朴园勾结警察打死工人的实在的表现的权力，而是与话语纠缠在一起的权力。举例来说，社会权力在福柯那里指的是话语权力，在费孝通那里指的是长老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那里指的是家族政治、伦理道德、文化权威，在中国叙事文学原型那里社会权力对人的规训常常表现为情与理的冲突。福柯认为：“权力关系只是因为有抵抗点才能存在。权力无处不在，那么，抵抗也无处不在。抵抗在权力关系中起着对手、靶子的功能，抵抗也只是在权力关系之内，‘抵抗点出现在权力网中的每个角落’，也就是说，在权力关系中，权力和抵抗是如影随形的一对。”有权力就会有抵抗，人的自由意志与社会权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在《雷雨》的不同人物身上有不同的呈现，或表现在反抗的程度上，或表现在社会权力和自由意志的具体内容上。
繁漪身上，呈现出的是人的自由意志与社会权力之间不可调和的激烈矛盾。繁漪的性格里潜藏着某种原始的野蛮，“她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对社会权力对其所进行的规训有着最彻底的反抗。这集中体现在当周萍用社会权力的表征之一伦理道德对其告诫道“你没有权利说这种话，你是冲弟弟的母亲”时，繁漪对此所做的反应则是“我不是！我不是！自从我把我的性命，名誉，交给你，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他的母亲，不是，不是，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这句话表明繁漪是把自己作为自由的个体来看待的，并不对作为社会权力表征的伦理道德屈服。
在周朴园身上，体现出的是在自由意志与社会权力矛盾之下精神的矛盾。周朴园常常被认为是社会权力的代言人，但周朴园作为代言人之前也不乏对社会权力进行抗争，在成为代言人之后，也不免在撇开这一角色之后，表现出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体现了周朴园精神上的矛盾。周朴园作为封建大家庭的家长，遵循着社会权力的规训，对家庭上下表现出极强的控制欲望，她对繁漪提出“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对周萍、周冲也时常训诫，而其目的是“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也就是说，其目的在于遵循社会权力中的社会期望、文化习俗、封建秩序。但是，在为社会权力所规训之前，周朴园也曾有过反抗。侍萍对周朴园的控诉：“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这里，侍萍兼用了“你”和“你们”，由此我们可以推想，赶走侍萍更多的是已被社会权力规训的周家人所期望并付诸的行动，而周朴园可能是反抗过但没有结果。而在被社会权力规训之后，在对侍萍的怀念、渴求周冲对自己的亲近而不得、得知鲁大海身份之后的态度缓和之中，周朴园的自由意志也不时显现。但在周公馆的他人面前，这自由意志很快就被掩藏起来。周公馆是社会权力的象征，而他人作为他者，是需要规训的对象，于是，作为社会权力规训者的周朴园不得不对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规训。 在周萍身上，体现出的是在自由意志与社会权力矛盾之下精神的焦虑。周萍确实爱过繁漪——周冲对繁漪转述过周萍对自己说的话，“最后他忽然说，他从前爱过一个他决不应该爱的女人”，这“不应该爱的女人”毫无疑问指的是繁漪。 “他是经过了雕琢的，虽然性格上那些粗涩的滓渣经过了教育的提炼，成为精细而优美的了；但是一种可以炼钢融铁，火炽的，不成形的原始人生活中所有的那种‘蛮力’，也就因为郁闷，长久离开了空气的原因，成为怀疑的，怯弱的，莫名其妙的了。”在社会权力尤其是其中的伦理道德、父权统治的规训之下，周萍精神焦虑不堪，于是他紧紧握着四凤这个可以拯救他的稻草，试图远离繁漪，远离周公馆，远离自己的自由意志。
在周冲身上，体现出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在社会权力的规训下的退却。周冲曾想帮助四凤接受教育，认为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但在目睹父权制控制下母亲和哥哥的艰难处境后，只能放棄这个梦想，只能承认“妈的话是对的”。周冲还曾怀着善意去鲁家送钱，却遭遇了鲁大海的攻击，终于认识到两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立场的不可调和。在四凤将和周萍同走的时候，他只说：“我忽然发现……我觉得……我好像并不是真爱四凤；以前，——我，我，我——大概是胡闹。”周冲作为个体的自由意志已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除了这几个人物，在侍萍、四凤等人的身上，也能发现自由意志与社会权力对抗的踪影。无论是谁，无论反抗的程度，无论自由意志与社会权力的具体内容如何，他们都有共同的结局——失败和毁灭。
文学是人学，钱谷融著有《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丹麦著名批评家勃兰兑斯也指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毋庸置疑，曹禺的《雷雨》体现了文学作品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从低层次的物质需要和生理需要的角度，表现人的生存动机及其行为；从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的角度，表现人的存在困境。正是从这两个角度，我们可以开掘出曹禺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哲学思考。“曹禺正是凭借自己细腻敏感的生存认知触及了人类隐蔽于内心深处的‘存在’意识，他试图体察人类‘存在’所包纳的一切世态炎凉，并将自我的存在体验最终上升为对于整个宇宙人生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1] 曹禺.雷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4-5，4，9，7，88，69-70，74，118，58，58-59，55，71，221.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3.
[3] Carroll，J. Literary Darwinism： Evolution， Human Nature，and Literature [M].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201.
[4] 汪民安.福柯的界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258.
[5]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N].上海：文艺月报，1957.
[6] 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
[7] 陈坚.存在的“人”与人的“存在”——曹禺悲剧关于存在命题的探询[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
作 者： 魏江北，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雷雨》 生存动机 存在困境
人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存在？人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存在？这是存在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命题，也是曹禺剧作的重要主题。正如曹禺在自序中被反复引用和注解的话语，“《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运命，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我用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曹禺对宇宙的隐秘、生命存在之惑有着不可言喻的憧憬，写《雷雨》是他要尝试解答这一问题的“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人的生命存在，从低层次的物质需要和生理需要来说是生存，从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来说是存在。考察《雷雨》对人的生命存在的表现和思考，可以从剧中人物的生存动机和存在困境两个维度来分析。
一、生存动机的支配
“观察人类行为，我们常可以看到人类并不是为行为而行为、为活动而活动的；行为或是活动都是手段，是有所为而为的。”这“有所为”就是动机。人类行为是有动机的，其中最基本的是生存的动机。要分析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存动机，可以借用文学达尔文主义理论。
1975年，哈佛大学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在《社会生物学：新综合》一书中指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类与生活在自然界中的动物遵循共同的生物法则，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的行为，为文学研究开阔了视野。其后，文学达尔文主义的领军人物，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家约瑟夫·卡罗尔进一步将自然科学中的达尔文进化论和生物进化学引入到文学研究中，完善了文学达尔文主义理论。
文学达尔文主义者运用生物进化学的概念和科学的实证与量化的方法研究文学，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结合起来，使文学研究被纳入到科学研究的范畴。文学达尔文主义者认为文学是人类行为丰富的资料来源，是人类的自然史，因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适用于解读文学作品。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强调文学反映普遍人性及受到人性驱使的种种行为，因此，文学文本的解读应该从动物性的择偶、遗传基因、适应环境等角度加以分析。卡罗尔更将人性行为动机分成七类，分别是生存、技能、交配、养育子女、亲缘关系、社交和认知。卡罗尔主张从人性行为动机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的适应关系，把人类的进化需求和社会、文化、政治背景联系在一起来解读和诠释作品中的人物的生命形式。
《雷雨》以周、鲁两家三十年的恩怨为主线，讲述了八个主要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这些矛盾在一个雷雨之夜的爆发，造就了两家人的悲剧。剧本不仅反映了封建旧家庭、旧社会的腐朽和败落，更反映了在这种生存条件下，受人性支配的各个人物的行动。如前文所述，卡罗尔的文学批评体系将人性行为动机分为七类：生存、技能、交配、养育子女、亲缘关系、社交关系、认知。下面，笔者将从这七类动机出发，剖析主要人物及其行动背后所隐含的人性行为动机因素。
（一）生存
生存是所有动物最基本的需求，而维持生存最基本的物质资源就是食物。在现代人类社会中，食物的获得又与财富、地位直接联系起来。
《雷雨》中，在底层人物身上最能体现出作为人物行为最根本的生存动机。周家仆人，鲁家的家长鲁贵就是这样一个底层人物。鲁贵是一个心灵被金钱严重扭曲了的人，他鄙俗、自私、狡诈、卑劣，种种行为都是向钱看齐。他敲诈女儿四凤，嗜赌成性是为了发大财；他在知道女儿四凤与大少爷、二少爷关系暧昧时，想将她作为摇钱树；他知道周太太与大少爷的暧昧关系时，先是装聋作哑，但在被赶出周家后，就以此为条件威胁周太太，也是为了自己在周家生存下去；他对二少爷送的钱来者不拒，谄媚讨好……鲁贵不关心任何人，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财富以及由此而来的地位。
（二）技能
文学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必须掌握一定的技能。在原始时期，技能是制作刀具、制作捣杵、使用杠杆、使用火等等；而在现代社会，技能则有更广泛的意义，技能在生存中，往往是财富的来源或是地位的保障。
《雷雨》中，技能的支配作用体现不明显。但是通过周朴园的种种发财“技能”和处理问题的“技能”，也不难看出技能在人物生存需要中的作用。为了自己发财，周朴园故意让承包的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多名小工；为了镇压工人运动，他就叫警察开枪打死了几十名工人。显然，这样的“技能”让周朴园和周家的财富、地位得到了维持。
（三）交配
文学达尔文主义认为，自然选择使生物体形成了最大限度地传播自己基因的动机和情感。在动物身上，传播基因的动机和情感转化为交配的行为动机。而交配又包括评估和吸引、性伴侣、战胜竞争者、避免乱伦等方面。在人类身上，交配又往往与爱情联系起来。《雷雨》中，繁漪和周萍之间的纠葛最明显地体现出了人性行为动机中的交配动机。繁漪虽然与周朴园结婚生子，却得不到想要的爱情，更没有幸福。在周公馆中，繁漪能看到的男人，除了周朴园之外，只有鲁贵等奴才，这些人没法点燃她的爱情之火。于是，繁漪只能把眼光投向了周萍。顯然，周萍这样一个懦弱的人也并不值得繁漪去爱，但是正如曹禺在《〈雷雨〉序》中写到的：“这只好问她的命运，为什么她会落在周朴园这样的家庭中。”繁漪选择了周萍，成为周萍的情妇，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的真情、姓名、名誉都交到了周萍手上。但是周萍为了避免乱伦，选择远离繁漪而且还爱上了四凤。这对繁漪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重新回到令人窒息的生活中去。因此，繁漪想尽一切办法想要战胜四凤夺回周萍。在意识到无可挽回时，繁漪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在众人面前揭露了自己与周萍的乱伦关系，在周朴园认下鲁侍萍后又碰巧让周萍再一次陷入乱伦关系中。周萍在痛苦和悔恨中自杀身亡，而繁漪也终于走向了悲剧的末路。 （四）养育子女
文學达尔文主义认为，人既不是适应最大化者， 也不是适应执行者。他们是由人类生命历史循环逻辑所构成和指挥的行为系统高度融合的定势。人是由有条理的行为系统定势构成的， 这些行为系统定势有利于分布在身体冲动和繁衍冲动基本功能中的目标的实现。在这样的系统行为定势的影响下，出于繁衍后代的定势和本能，上一代非常重视对后代的投入。对后代的投入，包括养育、供给、培育、教导等方面。
《雷雨》中，周朴园非常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其间虽然也有要维持封建大家庭秩序的原因，但也必然包含着养育子女的动机。对于周家来说，养育后代是不成问题的。除了养育和供给，周朴园也非常重视对后代的培育和教导。周朴园时常会教导周萍，比如他对周萍说“一个人敢做一件事就要当一件事”“将近三十的人应当懂得自爱”；对于小儿子周冲，周朴园更是喜爱，花了不少钱来让他接受先进的教育。除了让周冲接受先进教育，周朴园也常常教导周冲，例如对周冲说“傻小子，没有经验只会胡喊是不成的”，直指周冲的缺点；而对于鲁大海，得知了他是自己的儿子之后，周朴园的态度也一下子缓和了起来，能够在鲁大海面前软着性子，耐心地教导他看清世间所谓的“真理”，认清那些工人代表们的嘴脸。
（五）亲缘关系和社交关系
文学达尔文主义认为，由于亲戚之间比起其他人之间可以交换更多的资源，所以人类总是倾向于亲戚的识别和亲戚网的建立。除了维系亲戚关系，人类还需要通过建立和维持社交关系来获得利益，包括建立联盟、获得地位等方面。而婚姻则是建立亲戚关系和社交关系的共同路径，因此，古往今来，婚姻都往往不仅仅是两个人的选择，而更多的背负着家族利益的选择。《雷雨》中，周朴园舍弃鲁侍萍就是一个通过婚姻建立亲缘关系和社交关系从而获取利益的例子。周朴园年轻时曾看上侍女侍萍，并与侍萍生下了两个孩子。由于二人身份和地位的悬殊差距，周家人是不可能让二人结婚的。周家人为了家族的利益，赶走了侍萍，让周朴园娶了一个有钱有地位的小姐。周家人通过这样的婚姻，与有钱有势的小姐家建立了姻亲关系，从而使得周家的利益和地位更加稳固。而这中间，周朴园的内心真实想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与家人的亲缘关系，与有钱有地位人家建立社交关系的诱惑确实让周朴园无法真正地站在侍萍一边。
（六）认知
文学达尔文主义认为认知世界是人类的一项基本需求。认知世界既是认识自我的过程，也可能是解构自我的过程。
《雷雨》中，主要人物大都经历了对自身、对他人、对所处环境的认识过程。而在这样一个悲剧中，认知并不总是美好的，因而认知的过程也是每一个主要人物走向悲剧的过程。周冲曾抱有入世之初年轻人的梦幻，但在屡屡受挫的情况下，逐渐地认识了成人的世界。周冲曾想帮助四凤接受教育，但在目睹父权制控制下母亲和哥哥的艰难处境后，只能放弃这个梦想。周冲还曾怀着善意去鲁家送钱，却遭遇了鲁大海的攻击，终于认识到两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立场的不可调和。而在认识到哥哥周萍与母亲的乱伦以及和四凤的乱伦之后，在未来得及受到精神的煎熬就触电而亡了。
三、生命存在的困境
以文学达尔文主义去解读剧中人物行为，固然可以找寻到其背后的动机。但是，曹禺对人性的哲学思考显然也不止于基本的生存层面，而是向深入开掘，表达了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曹禺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在对被人性动机支配的行为的背后所隐含着的人的自由意志与社会权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把握中来进行的。这里的人的自由意志，指向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欲望或是前文所述的人性动机，也是曹禺所说的“原始或野蛮的情绪”。这里的社会权力，它是社会出于各种目的对人进行规训的权力的总和。它通常不是那种如周家人赶走侍萍或周朴园勾结警察打死工人的实在的表现的权力，而是与话语纠缠在一起的权力。举例来说，社会权力在福柯那里指的是话语权力，在费孝通那里指的是长老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那里指的是家族政治、伦理道德、文化权威，在中国叙事文学原型那里社会权力对人的规训常常表现为情与理的冲突。福柯认为：“权力关系只是因为有抵抗点才能存在。权力无处不在，那么，抵抗也无处不在。抵抗在权力关系中起着对手、靶子的功能，抵抗也只是在权力关系之内，‘抵抗点出现在权力网中的每个角落’，也就是说，在权力关系中，权力和抵抗是如影随形的一对。”有权力就会有抵抗，人的自由意志与社会权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在《雷雨》的不同人物身上有不同的呈现，或表现在反抗的程度上，或表现在社会权力和自由意志的具体内容上。
繁漪身上，呈现出的是人的自由意志与社会权力之间不可调和的激烈矛盾。繁漪的性格里潜藏着某种原始的野蛮，“她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对社会权力对其所进行的规训有着最彻底的反抗。这集中体现在当周萍用社会权力的表征之一伦理道德对其告诫道“你没有权利说这种话，你是冲弟弟的母亲”时，繁漪对此所做的反应则是“我不是！我不是！自从我把我的性命，名誉，交给你，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他的母亲，不是，不是，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这句话表明繁漪是把自己作为自由的个体来看待的，并不对作为社会权力表征的伦理道德屈服。
在周朴园身上，体现出的是在自由意志与社会权力矛盾之下精神的矛盾。周朴园常常被认为是社会权力的代言人，但周朴园作为代言人之前也不乏对社会权力进行抗争，在成为代言人之后，也不免在撇开这一角色之后，表现出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体现了周朴园精神上的矛盾。周朴园作为封建大家庭的家长，遵循着社会权力的规训，对家庭上下表现出极强的控制欲望，她对繁漪提出“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对周萍、周冲也时常训诫，而其目的是“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也就是说，其目的在于遵循社会权力中的社会期望、文化习俗、封建秩序。但是，在为社会权力所规训之前，周朴园也曾有过反抗。侍萍对周朴园的控诉：“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这里，侍萍兼用了“你”和“你们”，由此我们可以推想，赶走侍萍更多的是已被社会权力规训的周家人所期望并付诸的行动，而周朴园可能是反抗过但没有结果。而在被社会权力规训之后，在对侍萍的怀念、渴求周冲对自己的亲近而不得、得知鲁大海身份之后的态度缓和之中，周朴园的自由意志也不时显现。但在周公馆的他人面前，这自由意志很快就被掩藏起来。周公馆是社会权力的象征，而他人作为他者，是需要规训的对象，于是，作为社会权力规训者的周朴园不得不对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规训。 在周萍身上，体现出的是在自由意志与社会权力矛盾之下精神的焦虑。周萍确实爱过繁漪——周冲对繁漪转述过周萍对自己说的话，“最后他忽然说，他从前爱过一个他决不应该爱的女人”，这“不应该爱的女人”毫无疑问指的是繁漪。 “他是经过了雕琢的，虽然性格上那些粗涩的滓渣经过了教育的提炼，成为精细而优美的了；但是一种可以炼钢融铁，火炽的，不成形的原始人生活中所有的那种‘蛮力’，也就因为郁闷，长久离开了空气的原因，成为怀疑的，怯弱的，莫名其妙的了。”在社会权力尤其是其中的伦理道德、父权统治的规训之下，周萍精神焦虑不堪，于是他紧紧握着四凤这个可以拯救他的稻草，试图远离繁漪，远离周公馆，远离自己的自由意志。
在周冲身上，体现出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在社会权力的规训下的退却。周冲曾想帮助四凤接受教育，认为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但在目睹父权制控制下母亲和哥哥的艰难处境后，只能放棄这个梦想，只能承认“妈的话是对的”。周冲还曾怀着善意去鲁家送钱，却遭遇了鲁大海的攻击，终于认识到两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立场的不可调和。在四凤将和周萍同走的时候，他只说：“我忽然发现……我觉得……我好像并不是真爱四凤；以前，——我，我，我——大概是胡闹。”周冲作为个体的自由意志已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除了这几个人物，在侍萍、四凤等人的身上，也能发现自由意志与社会权力对抗的踪影。无论是谁，无论反抗的程度，无论自由意志与社会权力的具体内容如何，他们都有共同的结局——失败和毁灭。
文学是人学，钱谷融著有《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丹麦著名批评家勃兰兑斯也指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毋庸置疑，曹禺的《雷雨》体现了文学作品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从低层次的物质需要和生理需要的角度，表现人的生存动机及其行为；从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的角度，表现人的存在困境。正是从这两个角度，我们可以开掘出曹禺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哲学思考。“曹禺正是凭借自己细腻敏感的生存认知触及了人类隐蔽于内心深处的‘存在’意识，他试图体察人类‘存在’所包纳的一切世态炎凉，并将自我的存在体验最终上升为对于整个宇宙人生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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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魏江北，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