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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姆斯菲尔德阐述的三种“已知”和“未知”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齐泽克给其增加了另一种，定义了人的四种认知状态：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未知的已知。除了由齐泽克所加最后一种属于精神分析无意识概念的认知外，前者三种认知中的真实性却总是受到质疑。
无论谁想要否认作为个人的认知与跟其对象发生的一系列关系中，总是现实性地处在想象与象征的幻象状态中，如果对这一事实从未有过警觉的人，事件之后，极度的创伤性体验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而真正无意识，未知的已知，因其不可知而在实在界，在最确切的位置上保留着一席之地，也可说是在实在界唯一的位置上。这一表述更符合拉康早年对自己划分三界时，对实在界的定义。只是到了后期，他更愿意把实在界理解为需要悬置的理念，属于切实存在却不可说、不可知的，类似于自在之物的属性。
在我看来，拉康后期的转变，除了让人将他的思考与本体论牵联在一起外，对原本用于精神分析的三界概念来说，事实上是一种致命的损伤，实在界的概念将因此失去现实的意义。对此，我们可以用对策兰的《死亡赋格》文本的精神分析来发现这一区别所在：
死亡赋格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
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夜里喝
我们喝呀喝
我们在空中掘墓躺着挺宽敞
那房子里的人他玩蛇他写信
他写信当暮色降临德国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他写信走出屋星光闪烁他吹口哨召回猎犬
他吹口哨召来他的犹太人掘墓
他命令我们奏舞曲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早上中午喝我们傍晚喝
我们喝呀喝
那房子里的人他玩蛇他写信
他写信当暮色降临德国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你灰发的舒拉密兹我们在空中掘墓躺着挺宽敞
他高叫把地挖深些你们这伙你们那帮演唱
他抓住腰中手枪他挥舞他眼睛是蓝的
挖得深些你们这伙用锹你们那帮继续奏舞曲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傍晚喝
我们喝呀喝
那房子里的人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你灰发的舒拉密兹他玩蛇
他高叫把死亡奏得美妙些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他高叫你们把琴拉得更暗些你们就像烟升向天空
你们就在云中有个坟墓躺着挺宽敞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中午喝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我们傍晚早上喝我们喝呀喝
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眼睛是蓝的
他用铅弹射你他瞄得很准
那房子里的人你金發的马格丽特
他放出猎犬扑向我们许给我们空中的坟墓
他玩蛇做梦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你灰发的舒拉密兹
诗人把生活中的创伤经验带入他们的作品中，诗作中演绎的一系列活动都是来自他内心的想象，隶属于想象界的内容，这是一目了然的。在诗人内心的想象活动中出现的：黑牛奶、坟墓、写信……铅弹、猎犬、蛇、舒拉密兹，一系列象征物，各自的象征涵义，略一思考，尤其与其时代背景结合考虑之后，其真实的指向具可一一确证。北岛对这些象征有过很好的解读：奥斯威辛司令官的住宅常传出巴赫的赋格曲（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以黑牛奶这一极端意象开篇，并作为主格，显得尤为荒诞：作为人类生命之源的牛奶却是黑的。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夜里喝/我们喝呀喝，让人想起《旧约》中《创世纪》的开篇：“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上帝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一直命名到第七日。“死亡赋格”的主题，显然戏仿《创世纪》对时间的命名过程，而黑牛奶改变了这命名的神圣性，似乎在以上帝之声反驳圣言。他——在房子里、玩蛇、写信、吹口哨、做梦、放出猎犬;我们——喝黑牛奶、奏舞曲、在空中掘墓。其实，他和我们在同一个地方，使用同一种语言，对音乐有相似的趣味。但他拥有一种绝对的权力：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金发的马格丽特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典型，与歌德《浮士德》的女主角同名。而灰发的舒拉密兹则代表了犹太人。
实在界最根本的本质在于它并不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显现，总是在其所在完成后，实在界的脉络才会逐渐被思维所发掘，而这种发掘最好的切入点就是其象征中最重要的象征物，在策兰这，其最重要的象征无疑就是巴赫的赋格曲（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了，他们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从原有的想象与象征的位置上（财富的拥有者、社会精英）遭遇了纳粹——这一以种族灭绝为手段掠夺财富的意识形态的现实，在此之前，犹太人对此实在的入侵并无预警（或是没有足够提防），他们没有准备也没有能力抵挡来自德国大师的死亡，在奥斯维辛，诗人在想象生活与在象征界中通过诗歌接受了他们新的位置。
除了诗歌中的历史性事件外，在日常生活中，三界交互作用影响的事件总是不停在发生。以一对夫妻为例：妻子某天表现得比平常更体贴自己的丈夫，花上几个小时给他熬一锅鲜美鸡汤，在床上也表现得更加地温存。对于这些体贴与温存的来处，也许丈夫更愿意认为是自己的妻子因为体谅自己工作的辛劳，变得更加理解和更加爱自己。如果这个丈夫所想象的理由，把鸡汤看作妻子对自己爱的象征物是与事实相吻合的话，那么他的所有看法就是与现实性同一的。但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个丈夫的妻子在丈夫外出工作的白天曾有过偷情，那么这位丈夫的想象与促成其所看到现实的实在性是相悖的。这个妻子可以是出于内疚，她还爱着自己的丈夫，并不想离开他，想通过补偿来降低自己的愧疚，那么这位妻子端到丈夫面前的鸡汤可以说是实在界原质对丈夫想像与象征界的一次入侵，在这样的入侵中，并不是每个丈夫都能有所警觉，更多的是出于对自身的肯定，更愿意想象成妻子更爱自己是基于自身魅力的缘故。在这个妻子的偷情这一行为，如果其呈现的现象并不为可传递至其丈夫那的中介所知，而她自身亦能永远保守这个秘密的话，这一实在发生过的偷情行为可以当作并不存在。然而存在另一种可能，这个妻子也可以在给丈夫的鸡汤中加入某种致命的药剂，如果她已经下定决心跟情人双宿双飞的话，也许大家都还记得潘金莲对武大郎说的： “大郎，该起床吃药了。” 在此类的偷情事件里，生活中出现更多的却是第三种情况：妻子觉得情人更胜自己的丈夫，回到家后，不会因为愧疚而试图补偿自己的丈夫，也不会狠心到毒死他，只是放大他生活中原有的缺点，不停地挑刺。这位丈夫对妻子突然的转变感到莫名其妙，最后想着，这个女人怕是更年期提前了。他对影响自己生活，让其变得更舒适或是更坏的实质缘由不可而知。在福楼拜的名著《包法利夫人》中，爱玛有时演绎着偷情后更爱自己丈夫的妻子，有时演绎着更加嫌弃自己丈夫的妻子，而作为这些行为的承受者包法利医生在这一过程中毫不知情，直到他临终前，才从妻子与情夫的通信中得知真相——他生活中一直面对着却是未知的实在。
也许我们可以责怪二战前的犹太人，责怪包法利医生过于迟钝，本来有足够多的线索足以让他们警醒，是他们的愚蠢让他们放弃了某种机会。还有人会指责那些看到事实真相却选择掩盖真相的人。确实如此，足够的警醒和他人的提醒有助于我们更早地与实在相交，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有办法逃避自身的命运。人可以探知未知，但却很难改变其打交道的人格图式。俄狄浦斯的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人以为自己能够逃脱命运的主宰时恰好是在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命运。当你以为自己已看到自身生活的实在部分后，这些你所认为的实在将转化为想象与象征，另一重实在将再次遁入你不可知且难以探寻的位置。
拉康三界的实在界像维特思根坦所言的不能说的那部分，我们应当保持沉默的部分。但有区别。就像看到美杜莎的眼睛的人都会变成石头一样，她的眼睛是可见的，但却是不可说的，见者都成了失去開口说话这一功能的石头。但是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达成这一愿望，或许也可以说是部分的达成，那就是通过去看别人看美杜莎眼睛的这一过程，而获得关于美杜莎的眼睛这一知识的部分认知，而这个别人恰是（也只能是）被自我外化的白体客体——我更愿意称其为小白体。这种部分的认知似乎已到关于此的极限，属于难于描述更难于理解的思维，齐泽克对这一认知的描述用了一些电影片段，很吃力地阐述，想要被人接收则更难了，在这里可以引用维特根思坦的一句话，“或许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理解这本书，他自己已经想到过表达于其中的思想——或者至少是类似的思想”。对于实在界，我们可以这样说，只有他对实在界的存在有所体会的人才能明白他人对实在界的部分描述，也就是美杜莎的眼睛是两个都观望过小白体看见美杜莎眼睛的过程的人彼此才有可能谈论的。
而它是如此地流动不具实体（不为实体限制正是实在的基础），那些匆匆一瞥的人在他们看到后又再次失聪，剩余的仅是一段不明确的回忆（此回忆是欲望满足后留作酵母的粉团生存的土壤，是拉康所说欲望的剩余，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当你站在一个圈内，看到圈外时，你又将置身于另一个圈之内），而这段回忆恰是其将来实在重现时与之对抗的最坚实的力量——白体在小白体所表述的实在之物在其表述过程中被符号化，进入象征界。这一符号化的过程是人用于消解恐惧的防御。这一符号化的过程象征着实在的消亡，个体于是再次被捕获。粗浅看去似乎有了比以往更强的脱离之力，但捕获的力量也在同步增长，于是我们可以认为，认知的深浅与疯癫的机率是不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如此刺激（居于疯癫的临界上）的次数与强度在造就一个人反思的尝试的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疯癫的可能。
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这疯癫的临界点上，造就了自性的可能。这是人真正能为之人的部分，与自我和白体相关，它们却又是彼此独立的。它脱离愿望、思虑、行为等一切可描述的自我或自体功能，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与动物性最彻底的对立面。
无论谁想要否认作为个人的认知与跟其对象发生的一系列关系中，总是现实性地处在想象与象征的幻象状态中，如果对这一事实从未有过警觉的人，事件之后，极度的创伤性体验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而真正无意识，未知的已知，因其不可知而在实在界，在最确切的位置上保留着一席之地，也可说是在实在界唯一的位置上。这一表述更符合拉康早年对自己划分三界时，对实在界的定义。只是到了后期，他更愿意把实在界理解为需要悬置的理念，属于切实存在却不可说、不可知的，类似于自在之物的属性。
在我看来，拉康后期的转变，除了让人将他的思考与本体论牵联在一起外，对原本用于精神分析的三界概念来说，事实上是一种致命的损伤，实在界的概念将因此失去现实的意义。对此，我们可以用对策兰的《死亡赋格》文本的精神分析来发现这一区别所在：
死亡赋格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
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夜里喝
我们喝呀喝
我们在空中掘墓躺着挺宽敞
那房子里的人他玩蛇他写信
他写信当暮色降临德国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他写信走出屋星光闪烁他吹口哨召回猎犬
他吹口哨召来他的犹太人掘墓
他命令我们奏舞曲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早上中午喝我们傍晚喝
我们喝呀喝
那房子里的人他玩蛇他写信
他写信当暮色降临德国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你灰发的舒拉密兹我们在空中掘墓躺着挺宽敞
他高叫把地挖深些你们这伙你们那帮演唱
他抓住腰中手枪他挥舞他眼睛是蓝的
挖得深些你们这伙用锹你们那帮继续奏舞曲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傍晚喝
我们喝呀喝
那房子里的人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你灰发的舒拉密兹他玩蛇
他高叫把死亡奏得美妙些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他高叫你们把琴拉得更暗些你们就像烟升向天空
你们就在云中有个坟墓躺着挺宽敞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中午喝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我们傍晚早上喝我们喝呀喝
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眼睛是蓝的
他用铅弹射你他瞄得很准
那房子里的人你金發的马格丽特
他放出猎犬扑向我们许给我们空中的坟墓
他玩蛇做梦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你灰发的舒拉密兹
诗人把生活中的创伤经验带入他们的作品中，诗作中演绎的一系列活动都是来自他内心的想象，隶属于想象界的内容，这是一目了然的。在诗人内心的想象活动中出现的：黑牛奶、坟墓、写信……铅弹、猎犬、蛇、舒拉密兹，一系列象征物，各自的象征涵义，略一思考，尤其与其时代背景结合考虑之后，其真实的指向具可一一确证。北岛对这些象征有过很好的解读：奥斯威辛司令官的住宅常传出巴赫的赋格曲（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以黑牛奶这一极端意象开篇，并作为主格，显得尤为荒诞：作为人类生命之源的牛奶却是黑的。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夜里喝/我们喝呀喝，让人想起《旧约》中《创世纪》的开篇：“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上帝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一直命名到第七日。“死亡赋格”的主题，显然戏仿《创世纪》对时间的命名过程，而黑牛奶改变了这命名的神圣性，似乎在以上帝之声反驳圣言。他——在房子里、玩蛇、写信、吹口哨、做梦、放出猎犬;我们——喝黑牛奶、奏舞曲、在空中掘墓。其实，他和我们在同一个地方，使用同一种语言，对音乐有相似的趣味。但他拥有一种绝对的权力：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金发的马格丽特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典型，与歌德《浮士德》的女主角同名。而灰发的舒拉密兹则代表了犹太人。
实在界最根本的本质在于它并不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显现，总是在其所在完成后，实在界的脉络才会逐渐被思维所发掘，而这种发掘最好的切入点就是其象征中最重要的象征物，在策兰这，其最重要的象征无疑就是巴赫的赋格曲（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了，他们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从原有的想象与象征的位置上（财富的拥有者、社会精英）遭遇了纳粹——这一以种族灭绝为手段掠夺财富的意识形态的现实，在此之前，犹太人对此实在的入侵并无预警（或是没有足够提防），他们没有准备也没有能力抵挡来自德国大师的死亡，在奥斯维辛，诗人在想象生活与在象征界中通过诗歌接受了他们新的位置。
除了诗歌中的历史性事件外，在日常生活中，三界交互作用影响的事件总是不停在发生。以一对夫妻为例：妻子某天表现得比平常更体贴自己的丈夫，花上几个小时给他熬一锅鲜美鸡汤，在床上也表现得更加地温存。对于这些体贴与温存的来处，也许丈夫更愿意认为是自己的妻子因为体谅自己工作的辛劳，变得更加理解和更加爱自己。如果这个丈夫所想象的理由，把鸡汤看作妻子对自己爱的象征物是与事实相吻合的话，那么他的所有看法就是与现实性同一的。但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个丈夫的妻子在丈夫外出工作的白天曾有过偷情，那么这位丈夫的想象与促成其所看到现实的实在性是相悖的。这个妻子可以是出于内疚，她还爱着自己的丈夫，并不想离开他，想通过补偿来降低自己的愧疚，那么这位妻子端到丈夫面前的鸡汤可以说是实在界原质对丈夫想像与象征界的一次入侵，在这样的入侵中，并不是每个丈夫都能有所警觉，更多的是出于对自身的肯定，更愿意想象成妻子更爱自己是基于自身魅力的缘故。在这个妻子的偷情这一行为，如果其呈现的现象并不为可传递至其丈夫那的中介所知，而她自身亦能永远保守这个秘密的话，这一实在发生过的偷情行为可以当作并不存在。然而存在另一种可能，这个妻子也可以在给丈夫的鸡汤中加入某种致命的药剂，如果她已经下定决心跟情人双宿双飞的话，也许大家都还记得潘金莲对武大郎说的： “大郎，该起床吃药了。” 在此类的偷情事件里，生活中出现更多的却是第三种情况：妻子觉得情人更胜自己的丈夫，回到家后，不会因为愧疚而试图补偿自己的丈夫，也不会狠心到毒死他，只是放大他生活中原有的缺点，不停地挑刺。这位丈夫对妻子突然的转变感到莫名其妙，最后想着，这个女人怕是更年期提前了。他对影响自己生活，让其变得更舒适或是更坏的实质缘由不可而知。在福楼拜的名著《包法利夫人》中，爱玛有时演绎着偷情后更爱自己丈夫的妻子，有时演绎着更加嫌弃自己丈夫的妻子，而作为这些行为的承受者包法利医生在这一过程中毫不知情，直到他临终前，才从妻子与情夫的通信中得知真相——他生活中一直面对着却是未知的实在。
也许我们可以责怪二战前的犹太人，责怪包法利医生过于迟钝，本来有足够多的线索足以让他们警醒，是他们的愚蠢让他们放弃了某种机会。还有人会指责那些看到事实真相却选择掩盖真相的人。确实如此，足够的警醒和他人的提醒有助于我们更早地与实在相交，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有办法逃避自身的命运。人可以探知未知，但却很难改变其打交道的人格图式。俄狄浦斯的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人以为自己能够逃脱命运的主宰时恰好是在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命运。当你以为自己已看到自身生活的实在部分后，这些你所认为的实在将转化为想象与象征，另一重实在将再次遁入你不可知且难以探寻的位置。
拉康三界的实在界像维特思根坦所言的不能说的那部分，我们应当保持沉默的部分。但有区别。就像看到美杜莎的眼睛的人都会变成石头一样，她的眼睛是可见的，但却是不可说的，见者都成了失去開口说话这一功能的石头。但是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达成这一愿望，或许也可以说是部分的达成，那就是通过去看别人看美杜莎眼睛的这一过程，而获得关于美杜莎的眼睛这一知识的部分认知，而这个别人恰是（也只能是）被自我外化的白体客体——我更愿意称其为小白体。这种部分的认知似乎已到关于此的极限，属于难于描述更难于理解的思维，齐泽克对这一认知的描述用了一些电影片段，很吃力地阐述，想要被人接收则更难了，在这里可以引用维特根思坦的一句话，“或许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理解这本书，他自己已经想到过表达于其中的思想——或者至少是类似的思想”。对于实在界，我们可以这样说，只有他对实在界的存在有所体会的人才能明白他人对实在界的部分描述，也就是美杜莎的眼睛是两个都观望过小白体看见美杜莎眼睛的过程的人彼此才有可能谈论的。
而它是如此地流动不具实体（不为实体限制正是实在的基础），那些匆匆一瞥的人在他们看到后又再次失聪，剩余的仅是一段不明确的回忆（此回忆是欲望满足后留作酵母的粉团生存的土壤，是拉康所说欲望的剩余，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当你站在一个圈内，看到圈外时，你又将置身于另一个圈之内），而这段回忆恰是其将来实在重现时与之对抗的最坚实的力量——白体在小白体所表述的实在之物在其表述过程中被符号化，进入象征界。这一符号化的过程是人用于消解恐惧的防御。这一符号化的过程象征着实在的消亡，个体于是再次被捕获。粗浅看去似乎有了比以往更强的脱离之力，但捕获的力量也在同步增长，于是我们可以认为，认知的深浅与疯癫的机率是不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如此刺激（居于疯癫的临界上）的次数与强度在造就一个人反思的尝试的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疯癫的可能。
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这疯癫的临界点上，造就了自性的可能。这是人真正能为之人的部分，与自我和白体相关，它们却又是彼此独立的。它脱离愿望、思虑、行为等一切可描述的自我或自体功能，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与动物性最彻底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