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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一种源远流长的规则体系
政治学意义上的特权，指少数人凭借政治、经济或身份地位上的优势而享有的法律与制度之外的特殊权利。特权往往与政治权力相伴相生，以其所寄宿的政治体制为“挡箭牌”粉饰自身正当性，又悄然侵蚀着政治体制的命脉与根基。法国近代政治家西耶斯在《论特权》一文中，从亲身经历出发，生动地揭示了特权阶层和特权现象的存在对国家社会的深刻危害：“他们充斥宫廷，包围大臣，独占所有的恩赐，所有的年金，所有的带薪职称。阴谋把目光普遍地投向教会、司法界和军界。它瞥见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或者一种可捞到这笔收入的权力，这种权力与无数的职位相连……设置这些职位不是为了完成应由才干之士来完成的职能，而是为了确保与特权家族相符的境况。”在西耶斯看来，特权最大的危害在于少数人不正当地侵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让某一个人对属于大家的东西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这等于为了某一个人而损害大家。”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断言，“就其本质而言，所有特权都是不公正的，令人憎恶的，与整个政治社会的最高目的背道而驰。”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在中国历史悠久。在王朝政治、农耕经济、等级秩序、尊卑观念以及财富、知识等社会资源占有的高度不平等基础上，传统中国逐渐形成了一套精致完整的特权规则体系，以及深入骨髓的特权思想。千百年间，王朝兴衰，朝代更替，江山易帜，特权规则体系和特权思想却有着“恒久远，永流传”的强大生命力。特权与社会秩序、文明教化深入融合，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能够精确地认知自身在特权规则体系中的位置，鼓舞人们奋斗的动力，不是创新，也不是变革，而是成为“人上人”，在特权规则体系中更进一步，取得对更大多数人的“相对优势”。时至今日，这种特权思想仍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改革是特权与生俱来的敌人
改革，就是要打破现有规则桎梏，改变既成利益格局，从封闭逐步走向開放，从垄断逐步走向共享，从特权逐步走向普惠。因此，它是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量，却是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天敌。无论古今中外，有改革就有杂音、有非议。越深刻、越全面的改革，往往也伴随着越刺耳的杂音、越多样的非议。这是人的天性使然，是社会心态的演变规律使然，更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自我维护的强大力量使然。《商君书》中再现了秦孝公变法廷议的场景，在商鞅提出变法国策，孝公言“善”，明确表示支持之后，上大夫甘龙依然坚决表示“不然”，并以“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若变法则“恐天下之议君”为正反两方面理由阻止国君决策。人言可畏，时隔两千年，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这段文字背后的阴冷与寒意，依然能够感受到特权阶层维护既得利益的强大力量。
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腐败是全人类共同打击的丑恶现象，世界各国，不分政治制度，不分宗教信仰，不分强弱贫富，皆以腐败为大患。但即使如此，非议和杂音依然不绝，《商君书》中的场景依然在重现：“有的人认为反腐败是刮一阵风，搞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现在打枪，暂且低头；有的人认为反腐败查下去会打击面过大，影响经济发展，导致消费需求萎缩，甚至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反腐败力度加大扯在一起；有的人认为反腐败会让干部变得缩手缩脚、明哲保身，不愿意干事了。”乍一看，竟然有人为腐败辩护，这是多么奇特的现象。但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出现这些声音也是再平常不过。秦孝公时代的甘龙、杜挚等人言必称“穆公祖制”，背后是他们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同样，今天的“反腐影响经济发展”论、“反腐影响干部积极性”论等论调背后，也无非是特权与既得利益自我维护的强大惯性而已。
反腐治本必须反特权
我们知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反腐必须“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只治标不治本的反腐有着巨大的风险隐患。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写道，这是由于对抗腐败的是关键政治人物的美德，“而不是因为维持着良好秩序的集体德行”。一旦关键政治人物的作用不再存在，“它便会重蹈覆辙”。马基雅维利举了底比斯城邦的例子，“它因为埃帕米农达斯的德行而能够维持共和国的形式及其帝国，但是随着他的死亡，底比斯又回到了最初的混乱状态”，“因为这种腐败，这种对自由生活的蔑视，是源于该城邦的不平等。如果有人打算使它平等，他就必须采取极不寻常的手段，而知道如何运用或愿意采用这种手段的人寥寥无几”。关键政治人物的雄心与力量能够主导一个时代，但这个时代之后呢？
腐败与特权交织纠缠，是传统中国政治的痼疾。一个没有理想，没有信念，没有政治责任感，江山安危、社稷存亡事不关己的技术官僚阶层，将腐败与特权的游戏打磨得登峰造极。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缓慢复苏、低速增长状态，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三期叠加”阶段性特征和较大下行压力。严峻的发展形势似乎给了质疑反腐的声音更大的底气。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质疑之声不仅存在于官场，“官员只要能干点实事，贪一点无所谓”的说法仍未绝于民间。百年前辜鸿铭曾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人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要实现“治本”的反腐，还是要从这条“无形的辫子”下手，从更深的层次上应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在时代发展中寻找终结特权的力量
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与繁荣，让公权力和官僚体系产生了本末倒置、唯我独尊的错觉。正因如此，“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这种荒诞至极的论调才有滋长空间。终结这种荒诞的，并不是少数人一厢情愿的美好希望，更不是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浪漫主义幻想，而是不可逆转的时代发展趋势。社会需要从变革创新而不是故步自封中取得巨大的发展动能，市场经济的魔力来自于千百万民众的勤奋与智慧，而不是来自于无所不能的政府和公权力。当我们看到技术变革的力量，看到互联网和信息化的力量，看到共享经济的力量，看到智能时代的力量，并且看到这些无比震撼的力量背后的逻辑，特权的优越感和自我正名将自然而然地走向终结。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全新发展理念。我们目前尚无法估量，发展理念的这次重大变革将给国家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但我们无疑能从中感受到时代进步的趋势，感受到社会前进的步伐，感受到我们终将走向一个不再故作神秘、不再笨拙刻板、不再矫揉伪善的时代，终将走向一个透明、高效、合理、充满变革精神的时代。那个时代的阳光，也必将普照腐败与特权残存、蜷缩的每一个缝隙、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阴影。
（责编 / 梁晓娟）
政治学意义上的特权，指少数人凭借政治、经济或身份地位上的优势而享有的法律与制度之外的特殊权利。特权往往与政治权力相伴相生，以其所寄宿的政治体制为“挡箭牌”粉饰自身正当性，又悄然侵蚀着政治体制的命脉与根基。法国近代政治家西耶斯在《论特权》一文中，从亲身经历出发，生动地揭示了特权阶层和特权现象的存在对国家社会的深刻危害：“他们充斥宫廷，包围大臣，独占所有的恩赐，所有的年金，所有的带薪职称。阴谋把目光普遍地投向教会、司法界和军界。它瞥见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或者一种可捞到这笔收入的权力，这种权力与无数的职位相连……设置这些职位不是为了完成应由才干之士来完成的职能，而是为了确保与特权家族相符的境况。”在西耶斯看来，特权最大的危害在于少数人不正当地侵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让某一个人对属于大家的东西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这等于为了某一个人而损害大家。”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断言，“就其本质而言，所有特权都是不公正的，令人憎恶的，与整个政治社会的最高目的背道而驰。”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在中国历史悠久。在王朝政治、农耕经济、等级秩序、尊卑观念以及财富、知识等社会资源占有的高度不平等基础上，传统中国逐渐形成了一套精致完整的特权规则体系，以及深入骨髓的特权思想。千百年间，王朝兴衰，朝代更替，江山易帜，特权规则体系和特权思想却有着“恒久远，永流传”的强大生命力。特权与社会秩序、文明教化深入融合，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能够精确地认知自身在特权规则体系中的位置，鼓舞人们奋斗的动力，不是创新，也不是变革，而是成为“人上人”，在特权规则体系中更进一步，取得对更大多数人的“相对优势”。时至今日，这种特权思想仍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改革是特权与生俱来的敌人
改革，就是要打破现有规则桎梏，改变既成利益格局，从封闭逐步走向開放，从垄断逐步走向共享，从特权逐步走向普惠。因此，它是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量，却是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天敌。无论古今中外，有改革就有杂音、有非议。越深刻、越全面的改革，往往也伴随着越刺耳的杂音、越多样的非议。这是人的天性使然，是社会心态的演变规律使然，更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自我维护的强大力量使然。《商君书》中再现了秦孝公变法廷议的场景，在商鞅提出变法国策，孝公言“善”，明确表示支持之后，上大夫甘龙依然坚决表示“不然”，并以“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若变法则“恐天下之议君”为正反两方面理由阻止国君决策。人言可畏，时隔两千年，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这段文字背后的阴冷与寒意，依然能够感受到特权阶层维护既得利益的强大力量。
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腐败是全人类共同打击的丑恶现象，世界各国，不分政治制度，不分宗教信仰，不分强弱贫富，皆以腐败为大患。但即使如此，非议和杂音依然不绝，《商君书》中的场景依然在重现：“有的人认为反腐败是刮一阵风，搞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现在打枪，暂且低头；有的人认为反腐败查下去会打击面过大，影响经济发展，导致消费需求萎缩，甚至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反腐败力度加大扯在一起；有的人认为反腐败会让干部变得缩手缩脚、明哲保身，不愿意干事了。”乍一看，竟然有人为腐败辩护，这是多么奇特的现象。但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出现这些声音也是再平常不过。秦孝公时代的甘龙、杜挚等人言必称“穆公祖制”，背后是他们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同样，今天的“反腐影响经济发展”论、“反腐影响干部积极性”论等论调背后，也无非是特权与既得利益自我维护的强大惯性而已。
反腐治本必须反特权
我们知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反腐必须“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只治标不治本的反腐有着巨大的风险隐患。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写道，这是由于对抗腐败的是关键政治人物的美德，“而不是因为维持着良好秩序的集体德行”。一旦关键政治人物的作用不再存在，“它便会重蹈覆辙”。马基雅维利举了底比斯城邦的例子，“它因为埃帕米农达斯的德行而能够维持共和国的形式及其帝国，但是随着他的死亡，底比斯又回到了最初的混乱状态”，“因为这种腐败，这种对自由生活的蔑视，是源于该城邦的不平等。如果有人打算使它平等，他就必须采取极不寻常的手段，而知道如何运用或愿意采用这种手段的人寥寥无几”。关键政治人物的雄心与力量能够主导一个时代，但这个时代之后呢？
腐败与特权交织纠缠，是传统中国政治的痼疾。一个没有理想，没有信念，没有政治责任感，江山安危、社稷存亡事不关己的技术官僚阶层，将腐败与特权的游戏打磨得登峰造极。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缓慢复苏、低速增长状态，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三期叠加”阶段性特征和较大下行压力。严峻的发展形势似乎给了质疑反腐的声音更大的底气。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质疑之声不仅存在于官场，“官员只要能干点实事，贪一点无所谓”的说法仍未绝于民间。百年前辜鸿铭曾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人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要实现“治本”的反腐，还是要从这条“无形的辫子”下手，从更深的层次上应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在时代发展中寻找终结特权的力量
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与繁荣，让公权力和官僚体系产生了本末倒置、唯我独尊的错觉。正因如此，“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这种荒诞至极的论调才有滋长空间。终结这种荒诞的，并不是少数人一厢情愿的美好希望，更不是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浪漫主义幻想，而是不可逆转的时代发展趋势。社会需要从变革创新而不是故步自封中取得巨大的发展动能，市场经济的魔力来自于千百万民众的勤奋与智慧，而不是来自于无所不能的政府和公权力。当我们看到技术变革的力量，看到互联网和信息化的力量，看到共享经济的力量，看到智能时代的力量，并且看到这些无比震撼的力量背后的逻辑，特权的优越感和自我正名将自然而然地走向终结。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全新发展理念。我们目前尚无法估量，发展理念的这次重大变革将给国家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但我们无疑能从中感受到时代进步的趋势，感受到社会前进的步伐，感受到我们终将走向一个不再故作神秘、不再笨拙刻板、不再矫揉伪善的时代，终将走向一个透明、高效、合理、充满变革精神的时代。那个时代的阳光，也必将普照腐败与特权残存、蜷缩的每一个缝隙、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阴影。
（责编 / 梁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