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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昔日上海滩青春稚气的小少爷到被不毛之地的戈壁荒漠雕蚀成一个耄耋老者，从十万支边大军中的普通一员成长为兵团第一师的副师长，他的人生长河注定不会风平浪静。但是，在他的话语中，我们读到的却分明是一派田园诗般的旖旎风景。在他看来，人生没有苦难二字，有的只是因地制宜的生命律动。
杨海涵师长是个积极乐观的人。他精神矍铄，总是笑声朗朗，给人一种踏踏实实的亲近感。虽已75岁，但看上去似乎只有60出头。
讲起半个多世纪的支边生活，杨老滔滔不绝。谈到动情处，可以看到他眼眶中强忍的泪水。
“当有一种精神驱使着你向前，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一帆风顺的人生是空洞的，它绝不会给人留下值得回味的记忆。”说这番听来貌似“心灵鸡汤”式的话语时，老人表现得异常严肃。
8月28日，记者在喀什见到杨海涵老人时，他正在为“上海知青林”二期建设事宜奔波。
告别黄浦江
1963年到1966年，共有46500多名上海知青来到农一师;全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计96000多名上海知青，史称十万上海支边青年，年纪小的十四五岁，大的二十出头。
据一些老知青讲，那时进疆除了精神上的感召之外，最吸引年轻人的是能够穿上梦寐以求的绿军装。当时上海各级政府和媒体都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支边新疆，是准军事化的组织，可享受军人的待遇（满三年可以回来）。
那阵子，草绿色的军装成为上海火车站一道靓丽的风景。数以万计的上海知青穿上军装，背起行囊，响应党的号召，在报效祖国、为国分忧的精神感召下，毅然决然地告别上海奔赴新疆。月台上下，虽有与亲人惜别的不舍和泪水，但更多的是满怀屯垦戍边的一腔热血。
杨海涵回忆自己支边的动机时毫不讳言，“就我本人而言，来新疆支边到现在看来都是对的，因为我那时家庭出身不好，不来锻炼和改造，深感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养育之恩。”
杨海涵1941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家庭，父亲是国民党特务旅旅长，曾经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共过事，并密谋准备起义，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起义胎死腹中。
皖南事变后，杨父成为南通地区行署的主任，解放前因通共被免职，降职到上海崇明岛（县）当了保安大队的大队长。不久国民党又因他资助过当地的中共游击队，将其关入南京的国民党监狱，直至南京解放后被释放回到上海。
在解放初期的肃反运动中，军管会要求曾经的国民党要员自首。但杨海涵的父亲自首后不久便被请走，从此杳无音讯。母亲为了生计，只好带着几个孩子改嫁给上海一个普通的工人。
出身不好，曾给杨海涵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但让他感到庆幸的是，到了新疆，再也没有遭受到什么歧视，也没有遭遇什么运动冲击。“因为在这里只要埋头干活，不问政治，就没人会找你太多的麻烦（笑）。”
1963年7月30日，22岁的杨海涵和女朋友一同从上海来到新疆建设兵团，被分配在农垦第一师十三团老七连（后来的十七连）。150多人的连部，除了各级领导和技术人员，以及若干老军垦之外，大多数都是来自上海的知青。
刚来的时候，杨海涵和女朋友分在一个连队，但当时的知青政策是不允许谈恋爱的，他们的恋情被发现后，被迫分开到了两个连队。后经七年的苦恋，直到1970年才两张床板拼成一张地草草结了婚。
婚后，他们育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后来落实政策回了上海，大女儿先辗转江苏，后回到上海。老两口直到2001年退休，才得以回上海与两个女儿团聚。
原本以为退休后可以抚孙养花，尽享天伦之乐，但杨海涵坦诚，他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仍然生活在新疆。除去已经对上海气候和生活习惯的不适应，更多的是对新疆的一种依恋。
“虽然我们这些知青都出生在上海，但在新疆生活的时间却远远多于故乡，新疆早已经变成我们许多知青的第一故乡。”
艰辛铸深情
杨海涵自言，自己打小性格暴烈，所以父亲给他起了海涵这个名字，一是希望别人能包涵他，二是期望他时刻提醒克制自己的言谈举止。
杨海涵告诉记者，进疆不到半个月，他在上海曾经是一个弄堂（巷子）的知青跑来告诉他说：“我中午去办事的路上看到你弟弟了，我把你的住址告诉了他，怎么他还没找来吗？”
杨海涵以为他在说胡话，“我弟弟在上海，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你是让太阳晒昏头了吧？”但话音未落，小他两岁的弟弟真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看着拎着大包小箱疲惫不堪的弟弟，我当时有种说不出的辛酸。你为什么要来？为什么？我问他。心酸之余，我的怒火腾地窜了上来。你也跑来，妈妈她怎么办啊……”说这话时，记者可以看到杨海涵老人眼眶中闪烁的泪水。
弟弟回说：“是妈妈让我来的。她怕你脾气不好，怕你和同事搞不好关系，怕你吃亏，所以让我来和你在一起。”
弟弟的到来，让杨海涵六神无主。毕竟是手足，看着弟弟消瘦的身形干着繁重的农活，他打心眼里心疼，但又无能为力。
当时兵团有句顺口溜：两头见月亮，中间见太阳;上午玉米糊，下午玉米饼。一天十几个小时的超负荷劳作，正应了那句“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老话。
“白天顶着太阳劳动，晚上点着油灯开会，不到十二点别想回去。”杨海涵回忆说，连长讲生产，指导员讲政治，文化教员读报纸。“好在油灯下面一片黑，你讲你的，我睡我的。”
当时的五一劳动节，也没有放假一说。“劳动节、劳动节，不劳动想干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才慢慢步入正轨，每天能够按时上下班，节假日也可正常休息了。
让杨海涵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知青们入疆吃的第一顿肉是近半年后的1964年元旦。那时每天的早饭是玉米面糊糊，午饭是玉米面饼子，外加一勺清水煮白菜或者清水煮葫芦瓜。
“元旦那天吃饭前，连里先给大家上了很多西瓜和哈密瓜。我聪明啊，知道这是想让大家先塞饱，所以只吃了一牙瓜，暗想留着肚子吃好的。”杨海涵狡黠地笑着说，“之后上来了七八盆菜，但基本都是平时的素菜，只是量大了很多。最后上来一小盆红烧肉，每桌10个人，火柴盒大小的肉块，每人也就分得一两块而已，连味道都没尝出来，就已经下肚了。那顿饭端上来的白面馒头也是我们进疆来的第一次，但可惜轮到我盆子已经被抢空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垦系统的各团场曾一度成立了劳改队，全国各地的劳改犯被押解到这里劳动改造，因此有部分知青转为干警。据说，当时有劳改犯对干警说，“报告长官，别看你现在管着我，但我是有期的，你可是无期的。”说的干警无言以对。
杨海涵自豪地说：当时的新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力十分低下，是三五九旅的老一辈垦荒者，以及我们十万上海知青大军在这片亘古荒原上，风餐露宿、开荒造田、筑穴而居、挖渠引水，硬生生地在戈壁荒漠上创造了稻麦飘香，棉海无垠，牛羊遍地，树木成行的塞外江南奇迹。
梦圆退休后
杨海涵2001年退休，退休前，他为自己设定了最后一个梦想，就是在战斗了近半个世纪的土地上，栽种一片知青纪念林。
“我曾在党委领导班子会议上提出过这个建议和设想，但被当时的党委书记否决了。”
书记对他说，老杨，你要记着你是第一师的副师长，不单单是上海知青的副师长。杨海涵说，那好，我不搞上海知青林，搞个知青林行不行？但仍被否决了。
但杨海涵明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坚信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
“我一直以为，我们这段激扬的知青岁月，不能就这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湮灭掉，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必须做点什么。”杨海涵说，“说实话，我虽说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但写东西实在没水平（笑），那么我就想，我种树造林总可以吧？我是搞农业的呀。”
杨海涵在退休后，又给师部新领导提议建知青林，新领导还是不敢批。幸运的是，兵团司令员兼党委副书记刘新齐2007年上任伊始，杨海涵趁他到阿克苏视察的间隙，再次提出自己的想法。刘司令员痛快答应：“简单说，你不就是想搞块地搞绿化吗？”杨海涵急忙说：“是是是，就是搞块地绿化绿化。”
两相一拍即合，建知青纪念林的事情就这么敲定了。
于是，杨海涵在阿拉尔市塔里木河畔获得了一块36亩的河滩地（事实上目前已接近百亩），“用于绿化，不可改做它用”。
地虽然拿到了，但种树不是种空气，树苗、人力、设备等等都得花钱。杨海涵开始四处向昔日的老部下、老同事、有知青情结的有识之士募集资金。当时一师的纪委书记为此还找到杨海涵了解募集资金的情况，好言提醒他不要晚节不保。
杨海涵胸有成竹地告诉书记，所有募集资金都不可能打入自己的个人账户，他已经向当时的阿拉尔市市政府提出申请，由政府出面为这笔资金指定了一个专有账户，该资金落户于阿拉尔市工业园区管委会的一个账户上，专款专用，资金流向由阿拉尔市财务局副局长负责管理。
“知青林的所有建设项目都需要对外招投标，我只告诉工业园区要干什么，至于找谁干，怎么干是工业园区的事，我无权过问。”杨海涵说。
在建纪念林的倡议书上记者看到这样一句话：“让葱茏的绿荫见证这一段拓荒者的历史，让生命的绿色告诉后人上海支边知青这一群体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倡议书上签名的有：杨海涵、杨永青、茅国生、丁言鸣、谢敏干、倪豪梅、曹国琴、陈生初、袁鸿富、鱼姗玲、郑连贞、毛国胜、王圣葆等人，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着一段精彩的人生故事。
纪念林“一片林，几块石，一条路”的规划目标按步骤实施。一片林带，环河而筑;几块石碑，朝阳而立;一条小路，逶迤而行。胡耀邦同志的题词被镌刻在一块巨石之上，“历史贡献与托木尔峰共存，新的业绩同塔里木河长流”，红色的字迹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如今的上海知青纪念林，已经远近闻名，每天来此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在一师知青们的眼中，杨海涵是个雷厉风行的老大哥。他放弃上海安逸舒适的退休生活，告别年已花甲的妻子和儿孙，每年都要孤身一人回到塔里木，而且一待就是大半年。他既是知青林的倡议者，又是整个工程的设计师和监理人。妻子谙知他的脾性，从不拖他的后腿，只希望他早日能把知青林建成，早日了却上海知青的一个心愿。
目前上海知青林一期工程已经竣工，整体项目也被纳入到了阿拉尔市的整体规划和长效管理之中。杨海涵坦言，后面还会有二期、三期，他现在正在为此事奔波，不久的将来，知青林将成为那段历史的美好延续。
杨海涵老人以坚毅的语调告诉记者：“我们要让知青林成为纪念自己豆蔻年华的一种记忆，让新一代的援疆人和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三五九旅以及他们父辈艰苦卓绝的屯垦戍边精神。”
杨海涵师长是个积极乐观的人。他精神矍铄，总是笑声朗朗，给人一种踏踏实实的亲近感。虽已75岁，但看上去似乎只有60出头。
讲起半个多世纪的支边生活，杨老滔滔不绝。谈到动情处，可以看到他眼眶中强忍的泪水。
“当有一种精神驱使着你向前，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一帆风顺的人生是空洞的，它绝不会给人留下值得回味的记忆。”说这番听来貌似“心灵鸡汤”式的话语时，老人表现得异常严肃。
8月28日，记者在喀什见到杨海涵老人时，他正在为“上海知青林”二期建设事宜奔波。
告别黄浦江
1963年到1966年，共有46500多名上海知青来到农一师;全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计96000多名上海知青，史称十万上海支边青年，年纪小的十四五岁，大的二十出头。
据一些老知青讲，那时进疆除了精神上的感召之外，最吸引年轻人的是能够穿上梦寐以求的绿军装。当时上海各级政府和媒体都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支边新疆，是准军事化的组织，可享受军人的待遇（满三年可以回来）。
那阵子，草绿色的军装成为上海火车站一道靓丽的风景。数以万计的上海知青穿上军装，背起行囊，响应党的号召，在报效祖国、为国分忧的精神感召下，毅然决然地告别上海奔赴新疆。月台上下，虽有与亲人惜别的不舍和泪水，但更多的是满怀屯垦戍边的一腔热血。
杨海涵回忆自己支边的动机时毫不讳言，“就我本人而言，来新疆支边到现在看来都是对的，因为我那时家庭出身不好，不来锻炼和改造，深感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养育之恩。”
杨海涵1941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家庭，父亲是国民党特务旅旅长，曾经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共过事，并密谋准备起义，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起义胎死腹中。
皖南事变后，杨父成为南通地区行署的主任，解放前因通共被免职，降职到上海崇明岛（县）当了保安大队的大队长。不久国民党又因他资助过当地的中共游击队，将其关入南京的国民党监狱，直至南京解放后被释放回到上海。
在解放初期的肃反运动中，军管会要求曾经的国民党要员自首。但杨海涵的父亲自首后不久便被请走，从此杳无音讯。母亲为了生计，只好带着几个孩子改嫁给上海一个普通的工人。
出身不好，曾给杨海涵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但让他感到庆幸的是，到了新疆，再也没有遭受到什么歧视，也没有遭遇什么运动冲击。“因为在这里只要埋头干活，不问政治，就没人会找你太多的麻烦（笑）。”
1963年7月30日，22岁的杨海涵和女朋友一同从上海来到新疆建设兵团，被分配在农垦第一师十三团老七连（后来的十七连）。150多人的连部，除了各级领导和技术人员，以及若干老军垦之外，大多数都是来自上海的知青。
刚来的时候，杨海涵和女朋友分在一个连队，但当时的知青政策是不允许谈恋爱的，他们的恋情被发现后，被迫分开到了两个连队。后经七年的苦恋，直到1970年才两张床板拼成一张地草草结了婚。
婚后，他们育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后来落实政策回了上海，大女儿先辗转江苏，后回到上海。老两口直到2001年退休，才得以回上海与两个女儿团聚。
原本以为退休后可以抚孙养花，尽享天伦之乐，但杨海涵坦诚，他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仍然生活在新疆。除去已经对上海气候和生活习惯的不适应，更多的是对新疆的一种依恋。
“虽然我们这些知青都出生在上海，但在新疆生活的时间却远远多于故乡，新疆早已经变成我们许多知青的第一故乡。”
艰辛铸深情
杨海涵自言，自己打小性格暴烈，所以父亲给他起了海涵这个名字，一是希望别人能包涵他，二是期望他时刻提醒克制自己的言谈举止。
杨海涵告诉记者，进疆不到半个月，他在上海曾经是一个弄堂（巷子）的知青跑来告诉他说：“我中午去办事的路上看到你弟弟了，我把你的住址告诉了他，怎么他还没找来吗？”
杨海涵以为他在说胡话，“我弟弟在上海，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你是让太阳晒昏头了吧？”但话音未落，小他两岁的弟弟真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看着拎着大包小箱疲惫不堪的弟弟，我当时有种说不出的辛酸。你为什么要来？为什么？我问他。心酸之余，我的怒火腾地窜了上来。你也跑来，妈妈她怎么办啊……”说这话时，记者可以看到杨海涵老人眼眶中闪烁的泪水。
弟弟回说：“是妈妈让我来的。她怕你脾气不好，怕你和同事搞不好关系，怕你吃亏，所以让我来和你在一起。”
弟弟的到来，让杨海涵六神无主。毕竟是手足，看着弟弟消瘦的身形干着繁重的农活，他打心眼里心疼，但又无能为力。
当时兵团有句顺口溜：两头见月亮，中间见太阳;上午玉米糊，下午玉米饼。一天十几个小时的超负荷劳作，正应了那句“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老话。
“白天顶着太阳劳动，晚上点着油灯开会，不到十二点别想回去。”杨海涵回忆说，连长讲生产，指导员讲政治，文化教员读报纸。“好在油灯下面一片黑，你讲你的，我睡我的。”
当时的五一劳动节，也没有放假一说。“劳动节、劳动节，不劳动想干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才慢慢步入正轨，每天能够按时上下班，节假日也可正常休息了。
让杨海涵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知青们入疆吃的第一顿肉是近半年后的1964年元旦。那时每天的早饭是玉米面糊糊，午饭是玉米面饼子，外加一勺清水煮白菜或者清水煮葫芦瓜。
“元旦那天吃饭前，连里先给大家上了很多西瓜和哈密瓜。我聪明啊，知道这是想让大家先塞饱，所以只吃了一牙瓜，暗想留着肚子吃好的。”杨海涵狡黠地笑着说，“之后上来了七八盆菜，但基本都是平时的素菜，只是量大了很多。最后上来一小盆红烧肉，每桌10个人，火柴盒大小的肉块，每人也就分得一两块而已，连味道都没尝出来，就已经下肚了。那顿饭端上来的白面馒头也是我们进疆来的第一次，但可惜轮到我盆子已经被抢空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垦系统的各团场曾一度成立了劳改队，全国各地的劳改犯被押解到这里劳动改造，因此有部分知青转为干警。据说，当时有劳改犯对干警说，“报告长官，别看你现在管着我，但我是有期的，你可是无期的。”说的干警无言以对。
杨海涵自豪地说：当时的新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力十分低下，是三五九旅的老一辈垦荒者，以及我们十万上海知青大军在这片亘古荒原上，风餐露宿、开荒造田、筑穴而居、挖渠引水，硬生生地在戈壁荒漠上创造了稻麦飘香，棉海无垠，牛羊遍地，树木成行的塞外江南奇迹。
梦圆退休后
杨海涵2001年退休，退休前，他为自己设定了最后一个梦想，就是在战斗了近半个世纪的土地上，栽种一片知青纪念林。
“我曾在党委领导班子会议上提出过这个建议和设想，但被当时的党委书记否决了。”
书记对他说，老杨，你要记着你是第一师的副师长，不单单是上海知青的副师长。杨海涵说，那好，我不搞上海知青林，搞个知青林行不行？但仍被否决了。
但杨海涵明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坚信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
“我一直以为，我们这段激扬的知青岁月，不能就这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湮灭掉，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必须做点什么。”杨海涵说，“说实话，我虽说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但写东西实在没水平（笑），那么我就想，我种树造林总可以吧？我是搞农业的呀。”
杨海涵在退休后，又给师部新领导提议建知青林，新领导还是不敢批。幸运的是，兵团司令员兼党委副书记刘新齐2007年上任伊始，杨海涵趁他到阿克苏视察的间隙，再次提出自己的想法。刘司令员痛快答应：“简单说，你不就是想搞块地搞绿化吗？”杨海涵急忙说：“是是是，就是搞块地绿化绿化。”
两相一拍即合，建知青纪念林的事情就这么敲定了。
于是，杨海涵在阿拉尔市塔里木河畔获得了一块36亩的河滩地（事实上目前已接近百亩），“用于绿化，不可改做它用”。
地虽然拿到了，但种树不是种空气，树苗、人力、设备等等都得花钱。杨海涵开始四处向昔日的老部下、老同事、有知青情结的有识之士募集资金。当时一师的纪委书记为此还找到杨海涵了解募集资金的情况，好言提醒他不要晚节不保。
杨海涵胸有成竹地告诉书记，所有募集资金都不可能打入自己的个人账户，他已经向当时的阿拉尔市市政府提出申请，由政府出面为这笔资金指定了一个专有账户，该资金落户于阿拉尔市工业园区管委会的一个账户上，专款专用，资金流向由阿拉尔市财务局副局长负责管理。
“知青林的所有建设项目都需要对外招投标，我只告诉工业园区要干什么，至于找谁干，怎么干是工业园区的事，我无权过问。”杨海涵说。
在建纪念林的倡议书上记者看到这样一句话：“让葱茏的绿荫见证这一段拓荒者的历史，让生命的绿色告诉后人上海支边知青这一群体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倡议书上签名的有：杨海涵、杨永青、茅国生、丁言鸣、谢敏干、倪豪梅、曹国琴、陈生初、袁鸿富、鱼姗玲、郑连贞、毛国胜、王圣葆等人，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着一段精彩的人生故事。
纪念林“一片林，几块石，一条路”的规划目标按步骤实施。一片林带，环河而筑;几块石碑，朝阳而立;一条小路，逶迤而行。胡耀邦同志的题词被镌刻在一块巨石之上，“历史贡献与托木尔峰共存，新的业绩同塔里木河长流”，红色的字迹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如今的上海知青纪念林，已经远近闻名，每天来此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在一师知青们的眼中，杨海涵是个雷厉风行的老大哥。他放弃上海安逸舒适的退休生活，告别年已花甲的妻子和儿孙，每年都要孤身一人回到塔里木，而且一待就是大半年。他既是知青林的倡议者，又是整个工程的设计师和监理人。妻子谙知他的脾性，从不拖他的后腿，只希望他早日能把知青林建成，早日了却上海知青的一个心愿。
目前上海知青林一期工程已经竣工，整体项目也被纳入到了阿拉尔市的整体规划和长效管理之中。杨海涵坦言，后面还会有二期、三期，他现在正在为此事奔波，不久的将来，知青林将成为那段历史的美好延续。
杨海涵老人以坚毅的语调告诉记者：“我们要让知青林成为纪念自己豆蔻年华的一种记忆，让新一代的援疆人和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三五九旅以及他们父辈艰苦卓绝的屯垦戍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