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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他国分享经验和技术，以色列已将水当做外交和商业来往的一個重要工具，同时也帮助世界各地区的一些国家改善它们的水资源状况。以色列通过这些方法利用水来进行援助和交往，这差不多从其建国初日就开始了。就中国而言，以色列的水务专门知识在北京改变其长期以来和以色列的外交冻结中扮演了特殊的中心角色。如今，中国和以色列在许多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并且进行合作，但是，在这些领域中，很少有比以色列帮助中国解决其公认的水问题更有可能有益于加深两国关系的了。
1949年中国获得独立之后，以色列很快就向中国提出了建立外交关系的提议。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因为意识形态和实际国际形势拒绝与以色列建立联系。在意识形态上，以色列与美国利益攸关，而美国是中国的主要政治对手，中国作为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领袖避免与以色列这个小国家交往。但是，即便是在1971年美中关系破冰之后，因为实际因素考虑，中国继续拒绝和以色列交往。首先，中国想确保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能够稳定输入，供给其快速发展的经济。此外，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场所中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不想冒险触犯其阿拉伯盟友，和以色列往来可能还会减弱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策略的支持。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认识到以色列也拥有其需要的东西。
尽管中国有庞大的可用水资源，来自蓄水层、湖泊和河流等，但很多地区却备受水问题困扰。举几个例子就能够说明这个挑战的严重程度。中国北方干旱，不利于耕作，而其他地方许多农耕区域用水效率低下，而且经常有不少浪费。中国的基础设施负担过重，因为漏水问题而流失了很多水。而且污水通常没有充分处理。从法律和监管角度来说，因为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执行不力，水（和空气）污染加剧的情况未能得到遏制，这使得中国许多淡水水源严重恶化。
尽管两个国家在领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上有天壤之别，可中国认为以色列是在管理水资源方面的成就为其树立了榜样。
1983年末以及1984年初，发生了一件有趣事件，与其说这是一项援助项目，还不如说如同间谍片般精彩，中国允许以色列水务工程师秘密来到中国，在中南地区、靠近越南边界的广西省对集体农场进行考察。以色列人建议这些农场采用以色列提供的种子，他们认为这些种子适合当地的土壤和气候，并且建议采用滴灌。中国人答应了，但是要求移除灌溉设备和种子包装上所有可能会显示以色列产地的标记。
3年后，中国人又一次秘密邀请另一支以色列水文学家和地质学家队伍，来到在位于漠南地区的半干旱地带即武威地区帮助制定一个灌溉计划。那里的农民早就在利用当地所有可用的水，但是大部分是使用低效的漫灌方式。以色列人提议这些田地采用滴灌方式。他们也指出，正在种植的庄稼并不适应当地条件，并且建议使用其他作物品种，因为它们靠当地的水源可生长得更好。
不久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人就主动向以色列提出要采取措施发展两国的外交关系。尽管中国的动机不仅仅是水，但水是两国交往的核心内容。中国人提议，以色列向北京派遣一名灌溉和水务专家，同时，他们向以色列遣送一名旅游专家。前提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承认以色列时，不是建立在政府对政府的关系（互派大使）的基础上，而是个人名义上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水务管理是以色列对北京方面做出的核心贡献。北京方面鼓励以色列派遣一名国家科学院的代表来中国建立办事处，如此安排想必是中国人估计了国内民众的反应以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外交影响的结果。
以色列代表约西·沙赫维（Yosi Shalhevet）刚结束在以色列农业部首席科学家的任期，而且长期在有威望的政府研究机构沃尔卡尼研究所任职。来到中国后不久，沙赫维开始和中国学术界人士以及其他人员会面。当时在中国官方媒体传播的关于以色列的新闻普遍带有敌意，而他所到之处的反应却恰恰与之相反。
“不管是和教授还是和普通农业从业人员会面，”沙赫维说，“我遇到的每个人和我见面时都很激动。他们对以色列只有正面印象。当他们听说我来自以色列，几乎每个人会说，‘犹太人，聪明！聪明！’好几次有人问我是不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亲戚。”尽管他们在新闻中听到各种报道，沙赫维说，“每个人似乎都崇拜以色列，而且认为犹太人和他们一样都拥有古老文明。唯一让他们吃惊的是以色列国土如此之小。他们会开玩笑说，以色列全部人口都可以住进一家中国旅馆。”
沙赫维到中国一年后，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有关灌溉的学术会议，与会人员包括10位以色列学者和几十位中国教授。“那是中国人和以色列人之间进行的第一次官方交流，”沙赫维说，“那次会议一年后，我参加了中以建交仪式。”
自1992年1月开始以色列就向中国派遣了一位大使，而在中国最积极支持以色列的人恐怕就是潘华耿了，他是一位中国公民和当地的前党委书记;有关水务问题，他肯定就是大力推广以色列技术的第一人了。离开政治圈后，他开办了一家制造节能系统和净水器的公司。主要是因为一个偶然机缘，他于2010年受邀拜访以色列，在以色列，他要求会见当地的水技术公司和教授。Danny Tal，作者电话采访，2014年10月22日。这次拜访让他确信以色列拥有中国需要的技术，以解决其众多的水问题。
潘华耿在首次访问以色列之后又多次拜访这个国家，还设立了一家公司将以色列水技术引入中国。在地方和国家政府金融资助下，他如今正在建造一个工业园，供以色列水公司入驻，走进当地市场。在文化上，中国人喜欢花时间慢慢地了解其合作伙伴，他说，这使得以色列公司有机会让中国各地的官员都得以了解它们。潘华耿预测到中以将建立稳健的关系，而且在清洁湖泊和河流、治理有毒物质渗入水源的垃圾填埋场、处理污水以及重新思考灌溉方式等方面，中国拥有巨大的商业机会。 “因为以色列拥有能够帮助中国解决水问题的方案，中国才比较看重和以色列的關系，”潘华耿通过一位翻译说，“而且还因为中国认为以色列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可以学习其精神。以色列人拥有良好的品格和特质，中国人认为他们可以受到良好的影响。不管我去中国哪个地方，每个人对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都非常看好。要解释清楚为何应该使用以色列水务解决方案，从来就不难。”
潘华耿不是唯一一个认为中国可从以色列在水务方面取得的进步中获益的人。2013年5月，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及其代表团来到北京天安门，会见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内塔尼亚胡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这样描述他们来时的情况：“我还记得当初中国拒绝承认以色列时的情形。”他说。但是，在他们到达北京时，代表团在欢迎仪式中发现了两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
“整个天安门广场都插满了中国和以色列国旗，”这位以色列官员说，“场面令人非常感动。我们被带到人民大会堂进行会谈，两国代表团相对而坐。他们很尊敬地称呼我们，并且平等地对待我们。”在以色列代表团前往中国之前，内塔尼亚胡及其高级官员已经同意在开场白中他会提议，以色列“作为一个新合伙人”，可以提供宝贵的经验来帮助中国进行水管理。但是，内塔尼亚胡一直没有机会来发布那个简短的演讲，因为他的中国主人为他讲了。“李总理首先对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一位参加会议开幕式的以色列人说，“然后他说，中国明白，以色列知道如何管理水，而且以色列拥有伟大的水务技术。他在结束讲话时说，中国有许多地方遭遇水问题，而且他希望两个国家可以并肩做一些事情。”
两位领导志同道合，这让内塔尼亚胡感到很高兴，他提议选一个中国小城市，让一家以色列财团重新建造该城市的全部水基础设施。这个提议的含意是，如果此项目成功，就会推广到中国其他城市。作为回应，李总理让一位在场的政府部长帮助选择了这个小城市，当他提议这位官员锁定了一座大约有100万人口的小城市时，以色列代表团不禁大笑，据报告，内塔尼亚胡解释说：“总理先生，我们整个以色列都没有一个城市拥有100万人口。对于我们来说，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不是小城市。”
2014年11月下旬，以色列和中国推选委员会宣布将山东寿光作为中以水关系的第一个试点城市，该城市位于北京西南面300英里处，人口不超过100万，除了人口之外，该城市及其周边区域在水问题上面临一系列挑战，让它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该项目将针对水净化和污水处理，还有城市周边农场的节水灌溉问题。甚至还有寿光附近的工厂和造纸厂的特别污水处理。一共有15到20家以色列水技术公司联盟将帮助重新思考并设计该市的水资源利用问题。
“我不想要超越我们自己曾有的业绩，”一位参与该项目的高级以色列官员说，“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干得好，我们将有机会帮助重建中国各地的城市水系统。这不仅会给以色列公司带来巨额收入，还会在未来很长时期内加深中以关系。”他指出，“中国有很多城市。”
以色列水技术和产品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广为使用，其中一家以色列水公司，即泰合，专门从事发展中国家的水及相关活动。泰合在那些国家所及的范围和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以色列公司不可比拟的;该公司已帮助世界亿万最贫穷的人改善了生活。
泰合是20世纪50年代初由以色列政府发起的，用以规划并设计以色列复杂的水项目。但是，在50年代末，要在以色列开发的几乎所有重大项目都已经设计好了。这个政府公司急于避免裁员，就派了一名高级管理人员去刚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看看该公司在以色列进行的工作是否在这些国家也可行。结果确实如此。
到了60年代中期，泰合的500名员工分布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各个国家，为大城市开发供水和污水处理，并且为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大型农耕地区设计灌溉计划。
短短几年内，泰合在一些国家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该公司成为客户国家的半官方部门。因为泰合能为未来带来重要的好处，多个非洲政府雇用了这家公司，来为它们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建议，尽管有时候泰合本身没有参与这些项目。也许是因为这种核心的甚至是亲密的角色，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政府援助工作人员被从非洲驱逐出境，泰合却没有感到其在非洲的工作受到实质性干扰。
泰合在许多项目上担任顾问，这不仅仅让其东道国觉得它具有重大价值，而且还改进了泰合的专门知识，帮助公司后来发展，从专门做低酬设计和工程工作提升到更加昂贵的建造、采购和项目管理活动。这种顾问工作的经历也为大规模地扩大泰合业务范围撒播下了种子。泰合之前只在供水、污水和灌溉方面工作，后来还在环保以及农业经济等业务中寻求商业机会，最近甚至还从事天然气方面的工作。
90年代，以色列政府仿照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英国私有化范式，开始出售以色列的政府公司，包括其国有航空公司、所有国有银行以及该国的电话垄断公司。1996年，泰合也被出售，独立后的公司得到了显著发展。今天的公司拥有1200名员工，主要在30家欠发达国家从事几十个项目，年营业收入超过25亿美元，而且该公司也在其他几十个国家中展开工作。同时，该公司赢得了以色列所有涉水项目中约70%的设计竞赛，但是并没有参与发达世界其他地方的水项目建设竞争。
“泰合的成功，”公司首席执行官萨尔·布拉查（Saar Bracha）说，“与我们是以色列公司有关。每个人都知道，以色列独辟蹊径找到水源，让沙漠遍地开花。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使用特殊的灌溉技术用更少的水获取更好的收成。但是，当人们想到以色列的水，即使他们不知道泰合所扮演的确切角色，泰合也因为这些伟大的诸多利用水的成就而沾光，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拜访有水需求的国家时，他们早就知道我们了，即便我们从未曾共事过，因为他们知道了以色列所取得的成就。”
有时候泰合与以色列的关系对公司的商业发展有反作用。印度和以色列都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取得独立的，前后相差不到1年，尽管印度有许多水问题，印度与中国一样，拒绝和以色列有任何商业或者外交关系。印度是反西方不结盟运动三大领导国家之一。因为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有阿拉伯合作伙伴（而且也因为考虑到和以色列建交会激怒印度为数众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以色列的外交提议遭到印度的拒绝。 尽管印度在联合国还经常投票反对以色列，可是兩个国家如今在贸易和国防事务上紧密相关，已建立了真正友好的关系。但是，在80年代末两国开始贸易来往之前，印度一直拒绝和以色列之间有任何联系。1992年印度和以色列建交，而且泰合于1994年在印度赢得了第一个项目。
自从赢得第一个项目之后，泰合在印度水系统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相当大的角色。不管是为拉贾斯坦邦和古吉拉特邦等制定总规划，还是为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创建并实施灌溉基础设施，或是设计并建造阿萨姆邦的污水系统，在世界银行和印度有关邦举行的竞标活动中，泰合赢得了每一个项目。最近，泰合在另一个商业领域中表现了潜力： 运行一家主要的印度水务公司的部分设施。
尽管市政水务公司通常是一个政府机构，印度像世界各地其他政府一样，已经在道路和桥梁方面尝试公私合营（PPP）模式，还有国家基础设施的其他部分也是如此。2012年，印度决定要尝试看看一家主要水务公司根据盈利原则是否会运营得更好。
泰合和耶路撒冷水务公司以及印度基础设施公司合作，与其他单位在2013年和印度首都德里的水务公司达成一个新型协议。英国人在印度次大陆漫长的殖民统治后期，将德里设计成了一个拥有80万人口的城市。尽管在1947年英国人离开后，该城市增添了许多道路、电力设施和水管设施，但是该城市人口超过了160万，远远超出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
在整个德里市，用水经常只能通过水车购买。在这个合资企业中，泰合及其合作伙伴被引入两个街区——时髦高档的瓦桑维哈和拥挤贫穷的梅劳里，两个街区人口合起来超过100万。他们重新思考、重建并且运行水务公司。如果这个尝试成功了，该项目将被推广到德里其他区域，也许还会推广到印度其他地方。泰合也可能会将运行发展中国家市政水务公司列入其业务领域中。
在泰合得到允许进入印度前好几年，公司就开始在该区域工作了。从1975年开始，泰合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脉较低处工作了超过25年。泰合在那里工作的重心是派勒瓦和佛祖出生地蓝毗尼，公司被要求开发地下水资源并且建立一个灌溉系统，这样当地贫穷的农民就可以利用新发现的水源了。
“你几乎无法想象条件有多么糟糕，”现已退休的泰合行政官摩西·加布林格博士说，“没有道路和电力。对我们而言，这是最原始的居住条件。一天早上，我们团队中的一个成员醒来时发现房间里有一条蛇。”加布林格在泰合里担任好几个国际职务，其中包括10个南美国家和5个非洲国家，并且是加纳办事处的主任，但他说，像在尼泊尔最初几年遇到的情况，他从未曾经历过。“我们于2000年左右离开时，”他说，“我们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灌溉项目之一。该项目改变了那里数量众多的所有穷人的生活。”
加布林格认为，泰合和其他以色列人愿意去他所谓的“苦不堪言的地方”，这是以色列在世界各地水开发项目中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不管这个地方多么落后，以色列人都会愿意报名去执行任务。加布林格过着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在美国常春藤名牌大学获取工程学博士学位，他认为泰合人以及一般的以色列人能做到这些有三个理由。
“首先，”他说，“以色列有很多才能出众的人，”他谦虚地把自己排除在外，“以色列能够提供的挑战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想要把以色列当作自己的家园，但是不想局限于以色列可以提供的项目，尤其是在大部分水利基础设施已经建好，而且沙漠里也有水在流淌之后。”
第二个动机是他们有关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传统的自豪感。“不管我们去往哪里，”他说，“我们都想要人们知道，我们来自以色列，而且是犹太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让每个人都想起这是以色列做的。因为我们来自以色列，所以要求自己不管去往何方，总要表现得最好。如果泰合因为是以色列公司而获益，我们也想确保以色列的声誉也因为我们的工作得到提高。”
加布林格说，和其他两个解释同样重要的是利他主义，尽管也有点变味，利他也是利己。“我们愿意前往那些没有丝毫现代便利设施的地方，我们也会为那里的人们呐喊，”他说，“我们能够帮助穷人和穷国并且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这是一种荣耀。这几乎像是《圣经》规定的谕令，我们有想要帮助世界各地人们的感觉。”
创水记
作者：
水是中以两国交往的核心内容
1949年中国获得独立之后，以色列很快就向中国提出了建立外交关系的提议。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因为意识形态和实际国际形势拒绝与以色列建立联系。在意识形态上，以色列与美国利益攸关，而美国是中国的主要政治对手，中国作为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领袖避免与以色列这个小国家交往。但是，即便是在1971年美中关系破冰之后，因为实际因素考虑，中国继续拒绝和以色列交往。首先，中国想确保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能够稳定输入，供给其快速发展的经济。此外，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场所中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不想冒险触犯其阿拉伯盟友，和以色列往来可能还会减弱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策略的支持。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认识到以色列也拥有其需要的东西。
尽管中国有庞大的可用水资源，来自蓄水层、湖泊和河流等，但很多地区却备受水问题困扰。举几个例子就能够说明这个挑战的严重程度。中国北方干旱，不利于耕作，而其他地方许多农耕区域用水效率低下，而且经常有不少浪费。中国的基础设施负担过重，因为漏水问题而流失了很多水。而且污水通常没有充分处理。从法律和监管角度来说，因为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执行不力，水（和空气）污染加剧的情况未能得到遏制，这使得中国许多淡水水源严重恶化。
尽管两个国家在领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上有天壤之别，可中国认为以色列是在管理水资源方面的成就为其树立了榜样。
1983年末以及1984年初，发生了一件有趣事件，与其说这是一项援助项目，还不如说如同间谍片般精彩，中国允许以色列水务工程师秘密来到中国，在中南地区、靠近越南边界的广西省对集体农场进行考察。以色列人建议这些农场采用以色列提供的种子，他们认为这些种子适合当地的土壤和气候，并且建议采用滴灌。中国人答应了，但是要求移除灌溉设备和种子包装上所有可能会显示以色列产地的标记。
3年后，中国人又一次秘密邀请另一支以色列水文学家和地质学家队伍，来到在位于漠南地区的半干旱地带即武威地区帮助制定一个灌溉计划。那里的农民早就在利用当地所有可用的水，但是大部分是使用低效的漫灌方式。以色列人提议这些田地采用滴灌方式。他们也指出，正在种植的庄稼并不适应当地条件，并且建议使用其他作物品种，因为它们靠当地的水源可生长得更好。
不久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人就主动向以色列提出要采取措施发展两国的外交关系。尽管中国的动机不仅仅是水，但水是两国交往的核心内容。中国人提议，以色列向北京派遣一名灌溉和水务专家，同时，他们向以色列遣送一名旅游专家。前提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承认以色列时，不是建立在政府对政府的关系（互派大使）的基础上，而是个人名义上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水务管理是以色列对北京方面做出的核心贡献。北京方面鼓励以色列派遣一名国家科学院的代表来中国建立办事处，如此安排想必是中国人估计了国内民众的反应以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外交影响的结果。
以色列代表约西·沙赫维（Yosi Shalhevet）刚结束在以色列农业部首席科学家的任期，而且长期在有威望的政府研究机构沃尔卡尼研究所任职。来到中国后不久，沙赫维开始和中国学术界人士以及其他人员会面。当时在中国官方媒体传播的关于以色列的新闻普遍带有敌意，而他所到之处的反应却恰恰与之相反。
“不管是和教授还是和普通农业从业人员会面，”沙赫维说，“我遇到的每个人和我见面时都很激动。他们对以色列只有正面印象。当他们听说我来自以色列，几乎每个人会说，‘犹太人，聪明！聪明！’好几次有人问我是不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亲戚。”尽管他们在新闻中听到各种报道，沙赫维说，“每个人似乎都崇拜以色列，而且认为犹太人和他们一样都拥有古老文明。唯一让他们吃惊的是以色列国土如此之小。他们会开玩笑说，以色列全部人口都可以住进一家中国旅馆。”
沙赫维到中国一年后，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有关灌溉的学术会议，与会人员包括10位以色列学者和几十位中国教授。“那是中国人和以色列人之间进行的第一次官方交流，”沙赫维说，“那次会议一年后，我参加了中以建交仪式。”
帮助中国解决水问题
自1992年1月开始以色列就向中国派遣了一位大使，而在中国最积极支持以色列的人恐怕就是潘华耿了，他是一位中国公民和当地的前党委书记;有关水务问题，他肯定就是大力推广以色列技术的第一人了。离开政治圈后，他开办了一家制造节能系统和净水器的公司。主要是因为一个偶然机缘，他于2010年受邀拜访以色列，在以色列，他要求会见当地的水技术公司和教授。Danny Tal，作者电话采访，2014年10月22日。这次拜访让他确信以色列拥有中国需要的技术，以解决其众多的水问题。
潘华耿在首次访问以色列之后又多次拜访这个国家，还设立了一家公司将以色列水技术引入中国。在地方和国家政府金融资助下，他如今正在建造一个工业园，供以色列水公司入驻，走进当地市场。在文化上，中国人喜欢花时间慢慢地了解其合作伙伴，他说，这使得以色列公司有机会让中国各地的官员都得以了解它们。潘华耿预测到中以将建立稳健的关系，而且在清洁湖泊和河流、治理有毒物质渗入水源的垃圾填埋场、处理污水以及重新思考灌溉方式等方面，中国拥有巨大的商业机会。 “因为以色列拥有能够帮助中国解决水问题的方案，中国才比较看重和以色列的關系，”潘华耿通过一位翻译说，“而且还因为中国认为以色列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可以学习其精神。以色列人拥有良好的品格和特质，中国人认为他们可以受到良好的影响。不管我去中国哪个地方，每个人对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都非常看好。要解释清楚为何应该使用以色列水务解决方案，从来就不难。”
潘华耿不是唯一一个认为中国可从以色列在水务方面取得的进步中获益的人。2013年5月，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及其代表团来到北京天安门，会见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内塔尼亚胡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这样描述他们来时的情况：“我还记得当初中国拒绝承认以色列时的情形。”他说。但是，在他们到达北京时，代表团在欢迎仪式中发现了两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
“整个天安门广场都插满了中国和以色列国旗，”这位以色列官员说，“场面令人非常感动。我们被带到人民大会堂进行会谈，两国代表团相对而坐。他们很尊敬地称呼我们，并且平等地对待我们。”在以色列代表团前往中国之前，内塔尼亚胡及其高级官员已经同意在开场白中他会提议，以色列“作为一个新合伙人”，可以提供宝贵的经验来帮助中国进行水管理。但是，内塔尼亚胡一直没有机会来发布那个简短的演讲，因为他的中国主人为他讲了。“李总理首先对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一位参加会议开幕式的以色列人说，“然后他说，中国明白，以色列知道如何管理水，而且以色列拥有伟大的水务技术。他在结束讲话时说，中国有许多地方遭遇水问题，而且他希望两个国家可以并肩做一些事情。”
两位领导志同道合，这让内塔尼亚胡感到很高兴，他提议选一个中国小城市，让一家以色列财团重新建造该城市的全部水基础设施。这个提议的含意是，如果此项目成功，就会推广到中国其他城市。作为回应，李总理让一位在场的政府部长帮助选择了这个小城市，当他提议这位官员锁定了一座大约有100万人口的小城市时，以色列代表团不禁大笑，据报告，内塔尼亚胡解释说：“总理先生，我们整个以色列都没有一个城市拥有100万人口。对于我们来说，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不是小城市。”
2014年11月下旬，以色列和中国推选委员会宣布将山东寿光作为中以水关系的第一个试点城市，该城市位于北京西南面300英里处，人口不超过100万，除了人口之外，该城市及其周边区域在水问题上面临一系列挑战，让它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该项目将针对水净化和污水处理，还有城市周边农场的节水灌溉问题。甚至还有寿光附近的工厂和造纸厂的特别污水处理。一共有15到20家以色列水技术公司联盟将帮助重新思考并设计该市的水资源利用问题。
“我不想要超越我们自己曾有的业绩，”一位参与该项目的高级以色列官员说，“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干得好，我们将有机会帮助重建中国各地的城市水系统。这不仅会给以色列公司带来巨额收入，还会在未来很长时期内加深中以关系。”他指出，“中国有很多城市。”
为最贫穷的人服务
以色列水技术和产品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广为使用，其中一家以色列水公司，即泰合，专门从事发展中国家的水及相关活动。泰合在那些国家所及的范围和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以色列公司不可比拟的;该公司已帮助世界亿万最贫穷的人改善了生活。
泰合是20世纪50年代初由以色列政府发起的，用以规划并设计以色列复杂的水项目。但是，在50年代末，要在以色列开发的几乎所有重大项目都已经设计好了。这个政府公司急于避免裁员，就派了一名高级管理人员去刚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看看该公司在以色列进行的工作是否在这些国家也可行。结果确实如此。
到了60年代中期，泰合的500名员工分布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各个国家，为大城市开发供水和污水处理，并且为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大型农耕地区设计灌溉计划。
短短几年内，泰合在一些国家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该公司成为客户国家的半官方部门。因为泰合能为未来带来重要的好处，多个非洲政府雇用了这家公司，来为它们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建议，尽管有时候泰合本身没有参与这些项目。也许是因为这种核心的甚至是亲密的角色，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政府援助工作人员被从非洲驱逐出境，泰合却没有感到其在非洲的工作受到实质性干扰。
泰合在许多项目上担任顾问，这不仅仅让其东道国觉得它具有重大价值，而且还改进了泰合的专门知识，帮助公司后来发展，从专门做低酬设计和工程工作提升到更加昂贵的建造、采购和项目管理活动。这种顾问工作的经历也为大规模地扩大泰合业务范围撒播下了种子。泰合之前只在供水、污水和灌溉方面工作，后来还在环保以及农业经济等业务中寻求商业机会，最近甚至还从事天然气方面的工作。
90年代，以色列政府仿照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英国私有化范式，开始出售以色列的政府公司，包括其国有航空公司、所有国有银行以及该国的电话垄断公司。1996年，泰合也被出售，独立后的公司得到了显著发展。今天的公司拥有1200名员工，主要在30家欠发达国家从事几十个项目，年营业收入超过25亿美元，而且该公司也在其他几十个国家中展开工作。同时，该公司赢得了以色列所有涉水项目中约70%的设计竞赛，但是并没有参与发达世界其他地方的水项目建设竞争。
“泰合的成功，”公司首席执行官萨尔·布拉查（Saar Bracha）说，“与我们是以色列公司有关。每个人都知道，以色列独辟蹊径找到水源，让沙漠遍地开花。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使用特殊的灌溉技术用更少的水获取更好的收成。但是，当人们想到以色列的水，即使他们不知道泰合所扮演的确切角色，泰合也因为这些伟大的诸多利用水的成就而沾光，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拜访有水需求的国家时，他们早就知道我们了，即便我们从未曾共事过，因为他们知道了以色列所取得的成就。”
有时候泰合与以色列的关系对公司的商业发展有反作用。印度和以色列都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取得独立的，前后相差不到1年，尽管印度有许多水问题，印度与中国一样，拒绝和以色列有任何商业或者外交关系。印度是反西方不结盟运动三大领导国家之一。因为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有阿拉伯合作伙伴（而且也因为考虑到和以色列建交会激怒印度为数众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以色列的外交提议遭到印度的拒绝。 尽管印度在联合国还经常投票反对以色列，可是兩个国家如今在贸易和国防事务上紧密相关，已建立了真正友好的关系。但是，在80年代末两国开始贸易来往之前，印度一直拒绝和以色列之间有任何联系。1992年印度和以色列建交，而且泰合于1994年在印度赢得了第一个项目。
自从赢得第一个项目之后，泰合在印度水系统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相当大的角色。不管是为拉贾斯坦邦和古吉拉特邦等制定总规划，还是为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创建并实施灌溉基础设施，或是设计并建造阿萨姆邦的污水系统，在世界银行和印度有关邦举行的竞标活动中，泰合赢得了每一个项目。最近，泰合在另一个商业领域中表现了潜力： 运行一家主要的印度水务公司的部分设施。
尽管市政水务公司通常是一个政府机构，印度像世界各地其他政府一样，已经在道路和桥梁方面尝试公私合营（PPP）模式，还有国家基础设施的其他部分也是如此。2012年，印度决定要尝试看看一家主要水务公司根据盈利原则是否会运营得更好。
泰合和耶路撒冷水务公司以及印度基础设施公司合作，与其他单位在2013年和印度首都德里的水务公司达成一个新型协议。英国人在印度次大陆漫长的殖民统治后期，将德里设计成了一个拥有80万人口的城市。尽管在1947年英国人离开后，该城市增添了许多道路、电力设施和水管设施，但是该城市人口超过了160万，远远超出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
在整个德里市，用水经常只能通过水车购买。在这个合资企业中，泰合及其合作伙伴被引入两个街区——时髦高档的瓦桑维哈和拥挤贫穷的梅劳里，两个街区人口合起来超过100万。他们重新思考、重建并且运行水务公司。如果这个尝试成功了，该项目将被推广到德里其他区域，也许还会推广到印度其他地方。泰合也可能会将运行发展中国家市政水务公司列入其业务领域中。
在泰合得到允许进入印度前好几年，公司就开始在该区域工作了。从1975年开始，泰合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脉较低处工作了超过25年。泰合在那里工作的重心是派勒瓦和佛祖出生地蓝毗尼，公司被要求开发地下水资源并且建立一个灌溉系统，这样当地贫穷的农民就可以利用新发现的水源了。
“你几乎无法想象条件有多么糟糕，”现已退休的泰合行政官摩西·加布林格博士说，“没有道路和电力。对我们而言，这是最原始的居住条件。一天早上，我们团队中的一个成员醒来时发现房间里有一条蛇。”加布林格在泰合里担任好几个国际职务，其中包括10个南美国家和5个非洲国家，并且是加纳办事处的主任，但他说，像在尼泊尔最初几年遇到的情况，他从未曾经历过。“我们于2000年左右离开时，”他说，“我们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灌溉项目之一。该项目改变了那里数量众多的所有穷人的生活。”
加布林格认为，泰合和其他以色列人愿意去他所谓的“苦不堪言的地方”，这是以色列在世界各地水开发项目中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不管这个地方多么落后，以色列人都会愿意报名去执行任务。加布林格过着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在美国常春藤名牌大学获取工程学博士学位，他认为泰合人以及一般的以色列人能做到这些有三个理由。
“首先，”他说，“以色列有很多才能出众的人，”他谦虚地把自己排除在外，“以色列能够提供的挑战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想要把以色列当作自己的家园，但是不想局限于以色列可以提供的项目，尤其是在大部分水利基础设施已经建好，而且沙漠里也有水在流淌之后。”
第二个动机是他们有关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传统的自豪感。“不管我们去往哪里，”他说，“我们都想要人们知道，我们来自以色列，而且是犹太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让每个人都想起这是以色列做的。因为我们来自以色列，所以要求自己不管去往何方，总要表现得最好。如果泰合因为是以色列公司而获益，我们也想确保以色列的声誉也因为我们的工作得到提高。”
加布林格说，和其他两个解释同样重要的是利他主义，尽管也有点变味，利他也是利己。“我们愿意前往那些没有丝毫现代便利设施的地方，我们也会为那里的人们呐喊，”他说，“我们能够帮助穷人和穷国并且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这是一种荣耀。这几乎像是《圣经》规定的谕令，我们有想要帮助世界各地人们的感觉。”
创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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