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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竭尽全力推进经济建设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却在不久前遭遇意外事件。一个涉嫌诈骗的虚假房地产项目案件被当地警方证明“与其有关”。来自云南省官方的消息表明，此事件已经引起云南省委和中纪委领导的注意，仇和已经被要求作出解释。
在长达半年时间里，一个名为“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的新地产项目，以“低碳生活”、“价廉物美的花园洋房”等噱头在各种媒体和活动中频繁亮相，并采取签订《职工集体委托代建协议书》、《项目建设投资协议》及《选房确认书》等方式，收取了2000多名购房者房款总价30％的“代建诚意金”高达3亿元。
按照昆明警方在2010年10月12日通报的情况，“云南君信投资有限公司、昆明宁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了市委仇和书记对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昆明办事处请示函的批示件”，以其中“会处答复”四个字误导公众视线、混淆视听，最终达到了诈骗目的。
“这个事件的出现及其被警方高调查处都非常蹊跷。众所周知，昆明绝大多数房地产项目都是用类似违规手段操作出来的，绝不仅仅这一家。”云南籍知名网络人士“边民”说，“情形犹如胜利在望的朝鲜人民军突然遭遇了‘仁川登陆’，这个事件将给仇和今后的工作开展带来负面影响，后期处理不好会形成遗憾结局。”昆明在改变
“流经城区的36条河水开始变得清澈了。”这是许多昆明人近两年来最开心看到的转变之一，而且他们都把这样的变化与仇和的执政联系在一起。
“由昆明市36名市级领导但任‘河长’，由各河道流经县区的主要领导担任‘段长’，对各条河道均做到分段监控、分段管理、分段考核、分段问责……”这就是仇和推行的“河长责任制”。而他自己也曾经“身先士卒，卷起裤腿站在盘龙江里，踩着又脏又臭的黑泥挥舞铁锹劳动”。
2007年12月末，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成为主政一方的“改革派官员”群体中极为罕见的能不断升迁、不断获得新平台继续其改革事业的翘楚，也一度成为“东部官员到西部任职”的新官场模式的代表人物之一。
“几乎所有昆明人早期都对仇和的到来倾注了美好的期望。” “边民”说，仇和给昆明带来的变化有许多，无论是观念还是具体事务，而其本人也在这样的过程中被争议，延续着他一贯的人生道路。
城市建设、滇池治理、招商引资、城中村改造，地铁工程，改变机关工作作风，甚至计划将教育、医疗行业进行民营化改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仇和已经在昆明掀起了很多不可阻挡的“旋风”。对于种种诧异与不解，仇和的表态是：“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
在“边民”看来，仇和一贯的工作风格就是这样，他并不热心打造民主决策机制， “使每个利益相关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在这样的形势下，“人行道种树”、“公职人员学习东南亚国家语言”等看似有益的工作安排，最后都被有意无意地扭曲，沦落成茶余饭后的笑谈。
“收入微薄的昆明财政根本无法支撑仇和那么多的工作，由于自身条件所限，短期内昆明也很难在招商引资方面获得巨大突破。”昆明市的一名官员说， “不过这些正是仇和希望改善昆明基础设施，提升投资环境的动力和理由。在地方税收来源严重缺乏、无太多财政潜力再挖的情况下，他也走上了许多地方政府流行的老路，即从土地上作文章。”
该官员表示，“整理土地”、“拆迁改造”等政策一时间让昆明“满城风雨”， “昆明主要是靠城中村改造来为房地产市场提供土地来源，随着拆迁成本越来越高，昆明的房價未来必将长期处在高位运行。”
生活在昆明的退休老干部康佳说：“由于涉及的工作内容太深、太广，他把昆明本地的老百姓、公务员、权贵三方都骚扰了，或者说得罪了，这样的情况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水平。“他认为，仇和的工作力度很大，给昆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昆明历史上难得的市委书记。
“仇和早期惩治公务员的举动获得了老百姓的叫好，但他后来决定拆除居民阳台上的防盗笼时，老百姓的反对声就来了。”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说， “民意也不一定靠得住，老百姓往往会因为个人的微小利益得失而发生变化。”
的确，“拆防盗笼”成为昆明老百姓对仇和评价变化的分水岭。被称为“中国网络知道分子”的“饕餮”表示，一方面昆明老百姓突然发现仇和的举动也会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仇和的这项政策设计还有许多纰漏。
“比如开始要全部拆，后来又变成沿道路拆，后来又变成沿街拆，变化很多、很快。”他说，“另外还有开始是自费拆，后来因为反对声音大了，又变成政府出钱拆，而且这项工作到今天也没有完成。”
对于建设昆明的思路，仇和的宣传口号也不少见，而且不断更新：2008年3月为“滇池流域城乡一体化”：2010年3月为“全域城乡—体化”；2010年10月为“全域城镇化”。同时，昆明还获奖不断：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软实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联合国宜居生态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佳休闲宜居绿色生态城市……2010年10月21日又收获了一项——中国国际形象最佳城市。
“边民”反问：昆明普通百姓的实际收入增长了吗?实际生活改善了吗?医疗、教育、住房负担实质减轻了吗?如果没有，仇和这样的官纯属作秀。
“仇和的做法肯定会让一些人不满意，但各方耍客观地看待这些问题。”石鹏飞说， “仇和在推进发展的同时，的确应该考虑本地老百姓的承受力，目前的建设是有些过于密集了，老百姓叫叫苦、骂几句也是在情理之中。”
他表示，云南是个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国与东南亚、东方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汇之地，远非一处边陲之地那么简单，而昆明作为云南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统筹好了一定会有更大作为， “所以仇和的工作面应该涉足更广泛，而不应该把精力完全集中在经济建设上，钱不一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仇和来到昆明后，很少与外界媒体打交道，更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访问。但也有人举例，《政道：仇和十年》一书一度摆满了云南省的各种书店、报摊，其“并非完全低调”， “只是表现的方式不—样”。
“一直处于非议之中”，似乎已经成为仇和仕途行为的特征。2010年4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交流中心设立了《“仇和新政”对政府管理创新的影响与评价》课题组，以期将其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政府管理创新和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案例，并上报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供高层决策参考。
发展中的缺憾
“没拆到你家你别笑，是因为仇和没看到。”类似曾经流传在江苏宿迁地区的民间话语，也随着仇和来到了昆明。
拆迁，始终是仇和不可回避的重要工 作标签。
为保证城中村改造工程的顺利推进，昆明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以仇和为政委，市长张祖林为组长，市政协主席田云翔、副市长陈勇等为副组长的昆明市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一名昆明房地产商透露，为了实现土地盘活，仇和想出了许多办法，“除了从以前已经获得土地的老板身上再收点差价，还千方百计让每一块土地的价格都往上升”。
“仇和几乎完全越过其他官员直接过问具体的土地项目。”这位房地产商说，”他经常组织各种部门领导、房地产老板在一起开会，直接谈想法、下命令，包括张祖林市长在内的其他领导很少有说话的机会，当然后者也清楚说了也白说。”
“昆明无市长!这是一种不准确的民间说法，但是也绝非空穴来风。”该商人说， “我们也理解仇和是因为着急，他太希望昆明早点变个样，他的宏伟蓝图早点造就。于是，为了提高效率他就采取了这样的工作方式，却也留下了许多麻烦和后患。”
“在我看来，仇和的风格和能力更像一名商人，整个昆明在他眼中就是一家大公司，自己是董事长，其他人只是项目经理，这也就是中国官场现在比较流行的‘经营城市’。”昆明市的一名官员说，“如果仅从经济收益、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仇和对国家政策和市场发展变化的判断水平很高，工作也很有效率。虽然昆明目前遭遇了许多困难，但是未来综合实力和形象都将大大提升。”
2010年第三季度，根据中国城市地价监测系统公布的信息，昆明综合地价环比涨幅超过5.0％，位列全国第三，同比涨幅超过20％，位列全国第二。一名昆明房地产商透露，仇和一方面希望控制好商品房的建设速度，寻找机遇继续提升其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则强令各区县必须限期完成经济适用房建设任务，以供应给本地普通老百姓， “他不可能不知道高房价背后的矛盾与危机，只是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过程”。
在仇和所率领的如火如荼的城市拆迁及建设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和谐事件”。2009年11月21日，市内螺蛳湾大型批发市场由于拆迁引发数干商户上街堵路事件：2010年3月26日，五华区城管部门在整治占道经营摊点时，与经营者发生纠纷并导致大规模>中突，包括一名采访记者在内的10多人受伤，多辆城管、警察执法车辆被损坏：2010年8月20日，梁家河村发生一起被拆迁人员引爆液化气罐事件，一对农村母女和拆迁人员共10人受伤。
“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百姓的!”2010年8月14日，平时并不多见发表言论的昆明市市长张祖林在现场调研滇池草海北片区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情况时，突然对现场媒体记者有了这样一番表示，暗示出了另外一种声音。
仇和最让昆明官员们胆战心惊的是人人必须完成的“招商引资任务”，反之就是降级、撤职、自动辞职。昆明市的一名官员说： “所谓‘全官动员’的招商引资，由于缺乏基础性、计划性和系统性，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或者只得到一些名不副实的合同。这种招商引资的方法有些不切实际，也让人无法忍受。”
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昆明市一些“有门路”的官员，纷纷打起了“赶快调往省级单位，让仇和管不着”的主意。来自官场的对抗力量，成为仇和所面临的最大的执政危机。尤其是那些与其级别、实力相当的官员， “他们也需要政绩，也想升迁，而仇和把所有事情都做了，别人哪里还有空间?”该官员说。
“边民”表示，单纯发展经济的模式需要警惕，昆明要实现全面发展，需要同时辅以开明的基层民主，以及法制的文明治理。但仇和在这些方面做得并不够。“最让我不能理解的一个情况是，对于昆明市公安局治下出现的‘躲猫猫’、 ‘小学生卖淫’和‘人民币开手铐’等全国震动的司法事件，作为昆明‘一把手’的仇和却从来没有表示过意见，这让许多人颇有微词。”他说， “包括昆明市公安局局长杜敏最后被换，新局长赵立功到任，他也没有过什么公开态度。我想说的是，你仇和不‘关心’警方，不代表警方也不‘关心’你，这次警方积极侦办的‘华西项目诈骗案’，应该算一次警示了。”
“诈骗案”的隐忧
伴随着昆明市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陆续开工，为避免“项目上马、干部倒下”，昆明市委、市政府39名市级官员在2008年12月签名承诺廉洁从政，仇和名列第一。该承诺书表示：决不采取暗示、授意、打招呼、递条子、指定、强令等方式，干预和插手工程建设项目，决不允许配偶、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私利，以实际行动营造昆明市建筑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长期观察仇和情况的“边民”认为，“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诈骗案件的出现，让许多官员难辞其咎。一块还没有被政府批准开发的土地项目，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却能将“价廉物美的花园洋房”的广告做得铺天盖地满城皆知，发布广告的媒体固然拿人手软吃人嘴短不验看开发商必备的合法手续，更奇怪的是市场监管主体国土局、规划局、住建局等政府部门视而不见无所作为，甚至昆明市委机关报《昆明日报》还联合多部门评颁了“城市低碳地产最佳实践区”、“宜居昆明低碳地产先锋示范大奖”给这个项目。
按照昆明警方公布的消息，该案已抓获云南君信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庆荣等16名犯罪嫌疑人，冻结涉案资金1.84亿余元，追回并扣押涉案款项1537万余元及高档车辆18辆，冻结涉案房产4套。
一名为这个项目支付了20余万元的昆明律师说： “首先是因为这个项目的房子价格的确便宜，其次是看见那么多人都在买，尤其法院、公安、药监等政府部门的人都在集体购买，而且昆明这样违规集资的楼盘非常多，使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它最后会变成一个诈骗案。”
不过，对于这个案件的性质，目前昆明本地各种人士的说法很多，并不完全认同警方宣称的“诈骗”。
“我当时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第一感觉就认为‘不可能是诈骗案’，谁会傻到诈骗了3个亿还要等着警察来抓，居然还在银行账户上放着1.84亿，而是早就逃之夭夭了。”昆明市一名房地产商说，“做这一行的都清楚，這家地产公司是在违规操作先吸纳资金，但最终的目的肯定不是诈骗，而是要把此项目做成，因为后者一旦成功也意味着巨大的利润，其没有必要冒诈骗的风险。”
“作为市委书记，仇和有必要亲自批这样的字吗?这些事情应该由政府官员出面完成，何况对方仅仅是一个村级的办事处。” “边民”说，“华西村何时直接请示仇和，请示内容是否与‘华西’”项目有关，政府最后确定不批准是何时间等，市委、政府有责任明确告知公众。
在“边民”看来：“各种官员们现在可以说自己也被骗了，自己也是受害者，这是最好的金蝉脱壳之计。但是官员频频出面为开发商造势的行为本身，已经构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官商勾结，与仇和带头签署不插手工程项目的承诺书似乎背道而 驰，而且至今没有任何人受到追究。”
目前，对于“华西”案件被查处的原因，昆明本地至少有着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仇和主动出击打击房地产商的不法行为。国家三令五申，房地产项目手续不全不准以任何名义提前集资，但是这样的情况在昆明地区屡禁不止，“几乎90％以上的房地产公司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此前昆明市曾经对20家有类似问题的地产项目发出过警告，这个“华西”项目也在其中。由于这家公司的表现也过于高调，加之并没有多少实力背景，所以不幸被仇和拿来”杀鸡给猴看“，也在情理之中。
二是有人故意给仇和找事儿。由于该案件涉及到江苏企业，势必有人想当然地以为“与仇和有关”。在一种可以想象的政治或利益斗争中，由警察力量出面成功打击，势必会让仇和难堪，甚至能达到更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个事件发生后，昆明许多地产项目老板都被吓住了，可以说仇和的目的已经达到。”一名房地产商说， “至于有人认为这是针对仇和的一次政治斗争行动，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众所周知，他目前在昆明的地位很稳固，也没有明显的女人、贪腐问题，而且一些上级领导还很支持他。”
应保护改革派官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仍然处于改革阶段，或者说仍然必须依靠强势改革来获得发展的国度而言，身在其中的各种改革者始终无法脱离公众的视线和舆论的旋涡。由于国情所限，目前这些情况往往还只能出现在各种基层官员身上。研究他们的观点、方法和经验，可以窥视出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些走向，即他们的所作所为要么被吸收，要么被否定。
长期关注中国改革派官员命运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认为，所有的改革都会有问题和矛盾产生，尤其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深水区”的历史阶段，因此行为更为激进的改革派官员自然要比其他人遭遇更多的压力与考验。他表示：”能够真正进行改革的官员难能可贵，他们的付出和牺牲其实也很多，社会各阶层都应该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甚至协助其完善与升华，而不是简单的反对甚至否定。”
徐湘林指出，仇和是目前中国仍不多见，并且非常难得的改革型官员，其经历和成功表现得很特殊。 “他能够长期获得媒体的关注，与其一直坚持大刀阔斧，努力改变现状，不瞻前顾后，不计较短期个人得失的风格有关。本来这样的官员在全国其他地区还有一些，比如山西省的吕日周，但是能够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或者说有机会坚持工作的，也似乎只有仇和了。”
徐湘林认为，类似仇和这样的官员，必须拥有“一把手”的工作权力与空间，而且必须在第一线主持工作才会有成就，这也就是他在江苏省副省长职位上没干多久，就被上级调到昆明任市委书记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他而言，到昆明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发展经济，同时进行的还有整顿吏治改善干群关系，帮助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因此，他们在早期总是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这样的工作内容也很容易出彩。
但是，改革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与重新分配，难度可想而知。像仇和这样的官员，更容易在其改革推进中造成当地衍生出许多难以短期调和的矛盾。对此，徐湘林认为，任何一项改革政策都不可能让不同利益群体同时满意，其中总会有被忽略、被牺牲的群体，这是各个国家都会出现的情况。作为改革官员本身，需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进行多方协商、细致考虑，尤其要把近期与长远的关系摆正。“现在，一些政治成熟的官员都减少了蛮干乱干，变得求知欲望很高，即便是一些他们不认同的知識和观点，他们也会因为与自己利益有关而显得很关心，这样的转变很有积极意义。”
徐湘林说，仇和不是神仙，所以他在改革中遇到困难是可以预见的。其目前所遭遇的种种情况其实是在推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危机。在这样的阶段，仇和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对承诺的事情要按期到位，对于已经出现的矛盾不能久拖不决；二是要说服上级继续支持自己的既定工作，后者的态度非常关键。
在长达半年时间里，一个名为“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的新地产项目，以“低碳生活”、“价廉物美的花园洋房”等噱头在各种媒体和活动中频繁亮相，并采取签订《职工集体委托代建协议书》、《项目建设投资协议》及《选房确认书》等方式，收取了2000多名购房者房款总价30％的“代建诚意金”高达3亿元。
按照昆明警方在2010年10月12日通报的情况，“云南君信投资有限公司、昆明宁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了市委仇和书记对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昆明办事处请示函的批示件”，以其中“会处答复”四个字误导公众视线、混淆视听，最终达到了诈骗目的。
“这个事件的出现及其被警方高调查处都非常蹊跷。众所周知，昆明绝大多数房地产项目都是用类似违规手段操作出来的，绝不仅仅这一家。”云南籍知名网络人士“边民”说，“情形犹如胜利在望的朝鲜人民军突然遭遇了‘仁川登陆’，这个事件将给仇和今后的工作开展带来负面影响，后期处理不好会形成遗憾结局。”昆明在改变
“流经城区的36条河水开始变得清澈了。”这是许多昆明人近两年来最开心看到的转变之一，而且他们都把这样的变化与仇和的执政联系在一起。
“由昆明市36名市级领导但任‘河长’，由各河道流经县区的主要领导担任‘段长’，对各条河道均做到分段监控、分段管理、分段考核、分段问责……”这就是仇和推行的“河长责任制”。而他自己也曾经“身先士卒，卷起裤腿站在盘龙江里，踩着又脏又臭的黑泥挥舞铁锹劳动”。
2007年12月末，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成为主政一方的“改革派官员”群体中极为罕见的能不断升迁、不断获得新平台继续其改革事业的翘楚，也一度成为“东部官员到西部任职”的新官场模式的代表人物之一。
“几乎所有昆明人早期都对仇和的到来倾注了美好的期望。” “边民”说，仇和给昆明带来的变化有许多，无论是观念还是具体事务，而其本人也在这样的过程中被争议，延续着他一贯的人生道路。
城市建设、滇池治理、招商引资、城中村改造，地铁工程，改变机关工作作风，甚至计划将教育、医疗行业进行民营化改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仇和已经在昆明掀起了很多不可阻挡的“旋风”。对于种种诧异与不解，仇和的表态是：“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
在“边民”看来，仇和一贯的工作风格就是这样，他并不热心打造民主决策机制， “使每个利益相关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在这样的形势下，“人行道种树”、“公职人员学习东南亚国家语言”等看似有益的工作安排，最后都被有意无意地扭曲，沦落成茶余饭后的笑谈。
“收入微薄的昆明财政根本无法支撑仇和那么多的工作，由于自身条件所限，短期内昆明也很难在招商引资方面获得巨大突破。”昆明市的一名官员说， “不过这些正是仇和希望改善昆明基础设施，提升投资环境的动力和理由。在地方税收来源严重缺乏、无太多财政潜力再挖的情况下，他也走上了许多地方政府流行的老路，即从土地上作文章。”
该官员表示，“整理土地”、“拆迁改造”等政策一时间让昆明“满城风雨”， “昆明主要是靠城中村改造来为房地产市场提供土地来源，随着拆迁成本越来越高，昆明的房價未来必将长期处在高位运行。”
生活在昆明的退休老干部康佳说：“由于涉及的工作内容太深、太广，他把昆明本地的老百姓、公务员、权贵三方都骚扰了，或者说得罪了，这样的情况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水平。“他认为，仇和的工作力度很大，给昆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昆明历史上难得的市委书记。
“仇和早期惩治公务员的举动获得了老百姓的叫好，但他后来决定拆除居民阳台上的防盗笼时，老百姓的反对声就来了。”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说， “民意也不一定靠得住，老百姓往往会因为个人的微小利益得失而发生变化。”
的确，“拆防盗笼”成为昆明老百姓对仇和评价变化的分水岭。被称为“中国网络知道分子”的“饕餮”表示，一方面昆明老百姓突然发现仇和的举动也会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仇和的这项政策设计还有许多纰漏。
“比如开始要全部拆，后来又变成沿道路拆，后来又变成沿街拆，变化很多、很快。”他说，“另外还有开始是自费拆，后来因为反对声音大了，又变成政府出钱拆，而且这项工作到今天也没有完成。”
对于建设昆明的思路，仇和的宣传口号也不少见，而且不断更新：2008年3月为“滇池流域城乡一体化”：2010年3月为“全域城乡—体化”；2010年10月为“全域城镇化”。同时，昆明还获奖不断：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软实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联合国宜居生态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佳休闲宜居绿色生态城市……2010年10月21日又收获了一项——中国国际形象最佳城市。
“边民”反问：昆明普通百姓的实际收入增长了吗?实际生活改善了吗?医疗、教育、住房负担实质减轻了吗?如果没有，仇和这样的官纯属作秀。
“仇和的做法肯定会让一些人不满意，但各方耍客观地看待这些问题。”石鹏飞说， “仇和在推进发展的同时，的确应该考虑本地老百姓的承受力，目前的建设是有些过于密集了，老百姓叫叫苦、骂几句也是在情理之中。”
他表示，云南是个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国与东南亚、东方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汇之地，远非一处边陲之地那么简单，而昆明作为云南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统筹好了一定会有更大作为， “所以仇和的工作面应该涉足更广泛，而不应该把精力完全集中在经济建设上，钱不一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仇和来到昆明后，很少与外界媒体打交道，更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访问。但也有人举例，《政道：仇和十年》一书一度摆满了云南省的各种书店、报摊，其“并非完全低调”， “只是表现的方式不—样”。
“一直处于非议之中”，似乎已经成为仇和仕途行为的特征。2010年4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交流中心设立了《“仇和新政”对政府管理创新的影响与评价》课题组，以期将其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政府管理创新和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案例，并上报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供高层决策参考。
发展中的缺憾
“没拆到你家你别笑，是因为仇和没看到。”类似曾经流传在江苏宿迁地区的民间话语，也随着仇和来到了昆明。
拆迁，始终是仇和不可回避的重要工 作标签。
为保证城中村改造工程的顺利推进，昆明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以仇和为政委，市长张祖林为组长，市政协主席田云翔、副市长陈勇等为副组长的昆明市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一名昆明房地产商透露，为了实现土地盘活，仇和想出了许多办法，“除了从以前已经获得土地的老板身上再收点差价，还千方百计让每一块土地的价格都往上升”。
“仇和几乎完全越过其他官员直接过问具体的土地项目。”这位房地产商说，”他经常组织各种部门领导、房地产老板在一起开会，直接谈想法、下命令，包括张祖林市长在内的其他领导很少有说话的机会，当然后者也清楚说了也白说。”
“昆明无市长!这是一种不准确的民间说法，但是也绝非空穴来风。”该商人说， “我们也理解仇和是因为着急，他太希望昆明早点变个样，他的宏伟蓝图早点造就。于是，为了提高效率他就采取了这样的工作方式，却也留下了许多麻烦和后患。”
“在我看来，仇和的风格和能力更像一名商人，整个昆明在他眼中就是一家大公司，自己是董事长，其他人只是项目经理，这也就是中国官场现在比较流行的‘经营城市’。”昆明市的一名官员说，“如果仅从经济收益、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仇和对国家政策和市场发展变化的判断水平很高，工作也很有效率。虽然昆明目前遭遇了许多困难，但是未来综合实力和形象都将大大提升。”
2010年第三季度，根据中国城市地价监测系统公布的信息，昆明综合地价环比涨幅超过5.0％，位列全国第三，同比涨幅超过20％，位列全国第二。一名昆明房地产商透露，仇和一方面希望控制好商品房的建设速度，寻找机遇继续提升其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则强令各区县必须限期完成经济适用房建设任务，以供应给本地普通老百姓， “他不可能不知道高房价背后的矛盾与危机，只是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过程”。
在仇和所率领的如火如荼的城市拆迁及建设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和谐事件”。2009年11月21日，市内螺蛳湾大型批发市场由于拆迁引发数干商户上街堵路事件：2010年3月26日，五华区城管部门在整治占道经营摊点时，与经营者发生纠纷并导致大规模>中突，包括一名采访记者在内的10多人受伤，多辆城管、警察执法车辆被损坏：2010年8月20日，梁家河村发生一起被拆迁人员引爆液化气罐事件，一对农村母女和拆迁人员共10人受伤。
“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百姓的!”2010年8月14日，平时并不多见发表言论的昆明市市长张祖林在现场调研滇池草海北片区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情况时，突然对现场媒体记者有了这样一番表示，暗示出了另外一种声音。
仇和最让昆明官员们胆战心惊的是人人必须完成的“招商引资任务”，反之就是降级、撤职、自动辞职。昆明市的一名官员说： “所谓‘全官动员’的招商引资，由于缺乏基础性、计划性和系统性，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或者只得到一些名不副实的合同。这种招商引资的方法有些不切实际，也让人无法忍受。”
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昆明市一些“有门路”的官员，纷纷打起了“赶快调往省级单位，让仇和管不着”的主意。来自官场的对抗力量，成为仇和所面临的最大的执政危机。尤其是那些与其级别、实力相当的官员， “他们也需要政绩，也想升迁，而仇和把所有事情都做了，别人哪里还有空间?”该官员说。
“边民”表示，单纯发展经济的模式需要警惕，昆明要实现全面发展，需要同时辅以开明的基层民主，以及法制的文明治理。但仇和在这些方面做得并不够。“最让我不能理解的一个情况是，对于昆明市公安局治下出现的‘躲猫猫’、 ‘小学生卖淫’和‘人民币开手铐’等全国震动的司法事件，作为昆明‘一把手’的仇和却从来没有表示过意见，这让许多人颇有微词。”他说， “包括昆明市公安局局长杜敏最后被换，新局长赵立功到任，他也没有过什么公开态度。我想说的是，你仇和不‘关心’警方，不代表警方也不‘关心’你，这次警方积极侦办的‘华西项目诈骗案’，应该算一次警示了。”
“诈骗案”的隐忧
伴随着昆明市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陆续开工，为避免“项目上马、干部倒下”，昆明市委、市政府39名市级官员在2008年12月签名承诺廉洁从政，仇和名列第一。该承诺书表示：决不采取暗示、授意、打招呼、递条子、指定、强令等方式，干预和插手工程建设项目，决不允许配偶、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私利，以实际行动营造昆明市建筑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长期观察仇和情况的“边民”认为，“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诈骗案件的出现，让许多官员难辞其咎。一块还没有被政府批准开发的土地项目，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却能将“价廉物美的花园洋房”的广告做得铺天盖地满城皆知，发布广告的媒体固然拿人手软吃人嘴短不验看开发商必备的合法手续，更奇怪的是市场监管主体国土局、规划局、住建局等政府部门视而不见无所作为，甚至昆明市委机关报《昆明日报》还联合多部门评颁了“城市低碳地产最佳实践区”、“宜居昆明低碳地产先锋示范大奖”给这个项目。
按照昆明警方公布的消息，该案已抓获云南君信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庆荣等16名犯罪嫌疑人，冻结涉案资金1.84亿余元，追回并扣押涉案款项1537万余元及高档车辆18辆，冻结涉案房产4套。
一名为这个项目支付了20余万元的昆明律师说： “首先是因为这个项目的房子价格的确便宜，其次是看见那么多人都在买，尤其法院、公安、药监等政府部门的人都在集体购买，而且昆明这样违规集资的楼盘非常多，使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它最后会变成一个诈骗案。”
不过，对于这个案件的性质，目前昆明本地各种人士的说法很多，并不完全认同警方宣称的“诈骗”。
“我当时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第一感觉就认为‘不可能是诈骗案’，谁会傻到诈骗了3个亿还要等着警察来抓，居然还在银行账户上放着1.84亿，而是早就逃之夭夭了。”昆明市一名房地产商说，“做这一行的都清楚，這家地产公司是在违规操作先吸纳资金，但最终的目的肯定不是诈骗，而是要把此项目做成，因为后者一旦成功也意味着巨大的利润，其没有必要冒诈骗的风险。”
“作为市委书记，仇和有必要亲自批这样的字吗?这些事情应该由政府官员出面完成，何况对方仅仅是一个村级的办事处。” “边民”说，“华西村何时直接请示仇和，请示内容是否与‘华西’”项目有关，政府最后确定不批准是何时间等，市委、政府有责任明确告知公众。
在“边民”看来：“各种官员们现在可以说自己也被骗了，自己也是受害者，这是最好的金蝉脱壳之计。但是官员频频出面为开发商造势的行为本身，已经构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官商勾结，与仇和带头签署不插手工程项目的承诺书似乎背道而 驰，而且至今没有任何人受到追究。”
目前，对于“华西”案件被查处的原因，昆明本地至少有着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仇和主动出击打击房地产商的不法行为。国家三令五申，房地产项目手续不全不准以任何名义提前集资，但是这样的情况在昆明地区屡禁不止，“几乎90％以上的房地产公司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此前昆明市曾经对20家有类似问题的地产项目发出过警告，这个“华西”项目也在其中。由于这家公司的表现也过于高调，加之并没有多少实力背景，所以不幸被仇和拿来”杀鸡给猴看“，也在情理之中。
二是有人故意给仇和找事儿。由于该案件涉及到江苏企业，势必有人想当然地以为“与仇和有关”。在一种可以想象的政治或利益斗争中，由警察力量出面成功打击，势必会让仇和难堪，甚至能达到更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个事件发生后，昆明许多地产项目老板都被吓住了，可以说仇和的目的已经达到。”一名房地产商说， “至于有人认为这是针对仇和的一次政治斗争行动，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众所周知，他目前在昆明的地位很稳固，也没有明显的女人、贪腐问题，而且一些上级领导还很支持他。”
应保护改革派官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仍然处于改革阶段，或者说仍然必须依靠强势改革来获得发展的国度而言，身在其中的各种改革者始终无法脱离公众的视线和舆论的旋涡。由于国情所限，目前这些情况往往还只能出现在各种基层官员身上。研究他们的观点、方法和经验，可以窥视出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些走向，即他们的所作所为要么被吸收，要么被否定。
长期关注中国改革派官员命运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认为，所有的改革都会有问题和矛盾产生，尤其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深水区”的历史阶段，因此行为更为激进的改革派官员自然要比其他人遭遇更多的压力与考验。他表示：”能够真正进行改革的官员难能可贵，他们的付出和牺牲其实也很多，社会各阶层都应该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甚至协助其完善与升华，而不是简单的反对甚至否定。”
徐湘林指出，仇和是目前中国仍不多见，并且非常难得的改革型官员，其经历和成功表现得很特殊。 “他能够长期获得媒体的关注，与其一直坚持大刀阔斧，努力改变现状，不瞻前顾后，不计较短期个人得失的风格有关。本来这样的官员在全国其他地区还有一些，比如山西省的吕日周，但是能够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或者说有机会坚持工作的，也似乎只有仇和了。”
徐湘林认为，类似仇和这样的官员，必须拥有“一把手”的工作权力与空间，而且必须在第一线主持工作才会有成就，这也就是他在江苏省副省长职位上没干多久，就被上级调到昆明任市委书记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他而言，到昆明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发展经济，同时进行的还有整顿吏治改善干群关系，帮助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因此，他们在早期总是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这样的工作内容也很容易出彩。
但是，改革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与重新分配，难度可想而知。像仇和这样的官员，更容易在其改革推进中造成当地衍生出许多难以短期调和的矛盾。对此，徐湘林认为，任何一项改革政策都不可能让不同利益群体同时满意，其中总会有被忽略、被牺牲的群体，这是各个国家都会出现的情况。作为改革官员本身，需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进行多方协商、细致考虑，尤其要把近期与长远的关系摆正。“现在，一些政治成熟的官员都减少了蛮干乱干，变得求知欲望很高，即便是一些他们不认同的知識和观点，他们也会因为与自己利益有关而显得很关心，这样的转变很有积极意义。”
徐湘林说，仇和不是神仙，所以他在改革中遇到困难是可以预见的。其目前所遭遇的种种情况其实是在推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危机。在这样的阶段，仇和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对承诺的事情要按期到位，对于已经出现的矛盾不能久拖不决；二是要说服上级继续支持自己的既定工作，后者的态度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