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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在上海召集了一个名叫“留沪父老慰劳会”的座谈会，与会者均为抗战时期留住上海而未附逆的社会名人。在来宾中，有一个体躯微胖、须发皆白的老人，备受蒋介石的尊重和慰勉，他就是八十九岁高龄、唯一看到抗战胜利的前清封疆大吏陈夔龙。
陈夔龙(一八五七——一九四八)，字筱石，晚号庸庵居士，贵州贵阳人。夔龙八岁时，父亲去世，他和两个哥哥赖寡母姜氏教养成立，十六岁入泮，十八岁中举，可谓少年科第、一帆风顺，孰不料五次入京会试，均铩羽而归。被夔龙称之为“沉滞时代”的这段经历，为其今后“无日不在怵惕惟厉中”的生活道路，增加了“待人惟一恕字”的历练。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入川，就川督丁葆祯幕宾，得识王运。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中丙戌科进士，因“一字之误”而置三甲，被授以兵部主事，同科进士有徐世昌、杨士骧、冯煦、宋育仁、王树、陈三立等名流，贵阳赵以炯为是科状元。兵部补缺不易，夔龙心颇怏怏。十年后，陈夔龙比附荣禄，夤缘奕，仕途之顺，无人比肩。先是任京兆尹，以后继任河南、江苏巡抚，很快又升任湖广总督，至清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遭际时会”、“官符如火”。在清帝退位诏书下达的前几天，陈夔龙见大势已去，遂称病引去，寓居沪上，成为遗老。从此以后，他不问世事，只是和一些意气相投的遗老们诗酒遣兴，声色怡情。夔龙“律身惟一俭字”，故长于居积，宦囊颇充，得享清福三十余年。身后留下来唯一有价值的文字，就是这部《梦蕉亭杂记》。
《梦蕉亭杂记》是陈夔龙六十七岁时写的自述式笔记，分两卷，五万余言。他在引言中说：“前此一生之经历，暨耳所闻、目所见，虽无可述，亦有足资记忆者，爱成随笔若干条，……名曰《梦蕉亭杂记》。”综观此书，所记多为作者亲历之事，亦或得之亲友转述，不分章节，不按岁序，全凭记忆，信笔写来。其戊戌变法、庚子事变、辛丑订约、辛亥革命等时事及清末党争暗潮、政局演变、时人动向等情，均有一定事实根据，似非一般的笔记杂言所能比拟。但是，陈夔龙思想陈旧，顽梗不化，《杂记》中搀杂了不少个人恩怨和不识时务的议论。尽管如此，此书对于近代史研究，仍然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读者若想了解一个清末顽固派在政治上是如何逆潮流而动的，此书倒也不失为一部生动的自供状。
时人对陈夔龙，有巧宦之目，从《杂记》中看他在清末几次政治风浪中的所作所为，当不为虚誉。
荣禄的青睐和提携，是陈夔龙青云直上的重要原因，《杂记》对此记述甚详。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御史胡景桂参奏袁世凯，说他嗜杀擅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清廷派兵部尚书荣禄查办，夔龙随行。在小站，袁世凯派出队伍，“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荣禄问陈夔龙：“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夔龙答道：“……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色，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这一席话，甚合荣禄的心思，而袁世凯得荣禄知遇，亦自此始。事后，荣禄对陈夔龙说：“观君骨相气色，五年之内必有非常之遇”，暗寓提携之意。陈夔龙对荣禄自然是感恩图报，奉事惟谨。在《杂记》中将其比作独撑清廷危局的擎天柱，荣禄死后，他不无感伤地说，“国家大政有二，曰行政，曰治兵，综光绪一朝，荣文忠公实为此中枢纽，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其实，正是这个荣禄，与那拉氏内外呼应，助纣为虐，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从这个角度说，荣禄算得上是“沦夷”清廷的“枢纽”了。
陈夔龙说过，他一生中“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换言之，就是排斥一切与纲常名教相违背的东西。戊戌变法期间，他任总理衙门章京，对世界形势毫无所知，极力低诽维新法。他在谈到李端时说：“尚书时为仓场侍郎，封奏独多，均系变法维新，与平素旧学宗旨大不相符。”在他看来，李端之所以走入歧途，实为“新会某孝廉(指梁启超)……戊戌会试，寓尚书室，地近则言易入”的结果。当李端因支持变法而擢为礼部尚书时，陈夔龙以乡谊及弟子身份劝道：“今日为公贺，异日将为公吊耳。”并出了一个全身远祸的点子：“时局如此，成败利钝未能逆料，只有谢病辞官，尚是保身一法。……乾嘉时代，和擅权用事，闽中某中丞时为苏抚，与和素通声气，后知和将败，恐罹党祸，亟思请疾，而又无词可措，爰于大朝会时，观瞻所系，故作失足昏晕状，……公盖仿而行之。”李端果然依计而行，得以保全性命。
陈夔龙竭诚拥护那拉氏的第三次垂帘听政，他为反动政变回护道：“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出而训政。”这种说法，不值识者一驳。惟所记审讯六君子一案事，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史料：陈夔龙正准备往刑部参与会审六君子时，铁良来到他家，说奕认为杨锐、刘光第“均系有学问之人，品行亦好，罗织一庭，殊非公道，须分别办理”，但还未等陈夔龙抵达刑部，六君子就被绑赴刑场杀害了。那拉氏的手段，就连陈夔龙这样的人，也感到出乎意外，心有余悸。
庚子年间，陈夔龙任京兆尹。《杂记》中，对自己经手的“四恒”钱庄借款、参加的两次御前会议、载漪、载澜诸人跋扈情形、李秉衡督师始末，均有记载。值得注意的一条史料是，那拉氏在向各国宣战之际，就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陈夔龙说：“时以衅端已启，成败未定，特命府尹筹备大车二百辆，以备万一翠华西幸之用，爰假转运军需之名，以镇人心。”那拉氏等顽固派在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事变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于此暴露无遗。
那拉氏逃离北京后，奕入京主持和议，邀陈夔龙参预机密，因此，《杂记》对此事的来龙去脉，庆王、李鸿章、荣禄等人所起的作用等情，记述详细，真实可信。和议开始后，俄国公使公然要挟亲俄派李鸿章“另行订约，先行结束东三省要案”，这件事在各国代表中引起不满，日本代表“争之尤力”。李鸿章慑于俄国的压力，遂“亦以为可，连电行在，乞先允俄所请”。这是李鸿章为取悦沙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卖国行径，执掌和议大权的庆王奕甚不以为然，嘱陈夔龙拟电参劾。陈夔龙劝道：“贸然奏劾，两宫必疑全权先不和衷，……生出枝节，贻误议款，朝廷责邸，必较责李相为严，……既不邀允，试问两全权随时与各使议约，相见之下，何以为情？”奕这才打消了参李的念头，只是按陈的意见“将此案详细曲折情形，缮函密寄西安枢府备查”。沙俄的无理要求，后因列强共同反对而不了了之。陈夔龙此举，既挽回了李鸿章的面子，又缓和了李、奕的矛盾，可谓处置得宜。事后，李鸿章对陈亦投桃报李，极力反对他的外放，说：“陈筱石外放藩司，我不赞成，目今外交才少，此人应留京大用。”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廷又苟延残喘了十年。在这段时间里，陈夔龙官运亨通，从河南布政使一直当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然政绩平平，一无足观。举凡办学校、兴实业、筹立宪，他都极力反对，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镇压尤力。《杂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庚子事变后，京城残破，陈夔龙首先报效一万两重修正阳门以壮观瞻，“各省督抚受恩深重，而竟置之不理，”经多方努力，终于凑得三十余万两，“南省某督(指张之洞)素负盛名，至谓如此巨款，可惜徒事工作，何不移作兴学之用，较有实际。”这个意见本来是不错的，可陈夔龙却认为：“宁知学堂之害，于今为烈，试问今日革命巨子，何一非学生造成！”仅此一端，即可概见其平日的政治态度。
陈夔龙不顺舆情，好官我自为之的作风，颇受时人讥评。宣统二年(一九一○)，御史江春霖奏劾奕，指斥他“老奸窃位，引用匪人”，其中一条就是“如直隶总督陈夔龙为奕之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朱纶为载振(奕子)之干儿”，言之凿凿，似有所据。疏入，朝廷斥为荒诞不经，谕令明白回奏，江春霖随即和盘托出：“夔龙继妻为前军机大臣许庚身之庶妹，曾拜奕福晋为义母。至朱纶拜载振为义父，乃袁世凯所引进也。”并揭露奕、袁世凯、陈夔龙一班权贵种种不法情事。这篇奏疏哄动朝野，有人写诗咏道：“居然满汉一家人，干女干儿色色新；也当陈朱通嫁娶，本来云贵是乡亲(朱家宝系云南人)；莺声呖呖呼爹日，豚子依依恋母辰；一种风情谁识得，劝君何必问前因；一堂二代作干爷，喜气重重出一门。照例定应呼格格，请安不应唤爸爸。岐王宅里开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直弄得陈夔龙官声扫地，狼狈不堪，可谓极尽嘲谑之能事。
(《梦蕉亭杂记》，陈夔龙著，上海古籍书店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一版，1.00元)
陈夔龙(一八五七——一九四八)，字筱石，晚号庸庵居士，贵州贵阳人。夔龙八岁时，父亲去世，他和两个哥哥赖寡母姜氏教养成立，十六岁入泮，十八岁中举，可谓少年科第、一帆风顺，孰不料五次入京会试，均铩羽而归。被夔龙称之为“沉滞时代”的这段经历，为其今后“无日不在怵惕惟厉中”的生活道路，增加了“待人惟一恕字”的历练。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入川，就川督丁葆祯幕宾，得识王
《梦蕉亭杂记》是陈夔龙六十七岁时写的自述式笔记，分两卷，五万余言。他在引言中说：“前此一生之经历，暨耳所闻、目所见，虽无可述，亦有足资记忆者，爱成随笔若干条，……名曰《梦蕉亭杂记》。”综观此书，所记多为作者亲历之事，亦或得之亲友转述，不分章节，不按岁序，全凭记忆，信笔写来。其戊戌变法、庚子事变、辛丑订约、辛亥革命等时事及清末党争暗潮、政局演变、时人动向等情，均有一定事实根据，似非一般的笔记杂言所能比拟。但是，陈夔龙思想陈旧，顽梗不化，《杂记》中搀杂了不少个人恩怨和不识时务的议论。尽管如此，此书对于近代史研究，仍然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读者若想了解一个清末顽固派在政治上是如何逆潮流而动的，此书倒也不失为一部生动的自供状。
时人对陈夔龙，有巧宦之目，从《杂记》中看他在清末几次政治风浪中的所作所为，当不为虚誉。
荣禄的青睐和提携，是陈夔龙青云直上的重要原因，《杂记》对此记述甚详。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御史胡景桂参奏袁世凯，说他嗜杀擅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清廷派兵部尚书荣禄查办，夔龙随行。在小站，袁世凯派出队伍，“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荣禄问陈夔龙：“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夔龙答道：“……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色，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这一席话，甚合荣禄的心思，而袁世凯得荣禄知遇，亦自此始。事后，荣禄对陈夔龙说：“观君骨相气色，五年之内必有非常之遇”，暗寓提携之意。陈夔龙对荣禄自然是感恩图报，奉事惟谨。在《杂记》中将其比作独撑清廷危局的擎天柱，荣禄死后，他不无感伤地说，“国家大政有二，曰行政，曰治兵，综光绪一朝，荣文忠公实为此中枢纽，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其实，正是这个荣禄，与那拉氏内外呼应，助纣为虐，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从这个角度说，荣禄算得上是“沦夷”清廷的“枢纽”了。
陈夔龙说过，他一生中“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换言之，就是排斥一切与纲常名教相违背的东西。戊戌变法期间，他任总理衙门章京，对世界形势毫无所知，极力低诽维新法。他在谈到李端
陈夔龙竭诚拥护那拉氏的第三次垂帘听政，他为反动政变回护道：“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出而训政。”这种说法，不值识者一驳。惟所记审讯六君子一案事，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史料：陈夔龙正准备往刑部参与会审六君子时，铁良来到他家，说奕
庚子年间，陈夔龙任京兆尹。《杂记》中，对自己经手的“四恒”钱庄借款、参加的两次御前会议、载漪、载澜诸人跋扈情形、李秉衡督师始末，均有记载。值得注意的一条史料是，那拉氏在向各国宣战之际，就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陈夔龙说：“时以衅端已启，成败未定，特命府尹筹备大车二百辆，以备万一翠华西幸之用，爰假转运军需之名，以镇人心。”那拉氏等顽固派在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事变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于此暴露无遗。
那拉氏逃离北京后，奕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廷又苟延残喘了十年。在这段时间里，陈夔龙官运亨通，从河南布政使一直当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然政绩平平，一无足观。举凡办学校、兴实业、筹立宪，他都极力反对，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镇压尤力。《杂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庚子事变后，京城残破，陈夔龙首先报效一万两重修正阳门以壮观瞻，“各省督抚受恩深重，而竟置之不理，”经多方努力，终于凑得三十余万两，“南省某督(指张之洞)素负盛名，至谓如此巨款，可惜徒事工作，何不移作兴学之用，较有实际。”这个意见本来是不错的，可陈夔龙却认为：“宁知学堂之害，于今为烈，试问今日革命巨子，何一非学生造成！”仅此一端，即可概见其平日的政治态度。
陈夔龙不顺舆情，好官我自为之的作风，颇受时人讥评。宣统二年(一九一○)，御史江春霖奏劾奕
(《梦蕉亭杂记》，陈夔龙著，上海古籍书店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一版，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