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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问西东》的导演，想必把名家散文、小说看得很熟，某些镜头划过时，文学爱好者看了，总忍不住会心一笑。比如王力宏的冰糖莲子，日本飞机在上空炸着，他神色自若，拿着漱口缸煮莲子喝，似乎还有几颗红枣、枸杞，难免不让人想起汪曾祺的《跑警报》：
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能发生交集的，当然不只是冰糖莲子。无论是一连片的茅草屋顶、抱着恐龙化石跑警报、“山羊胡子”教授念民离散而相失兮……都能从故纸堆里，找出相关的对应，每一幕流动的人像，就是一个线索，观影后深挖，都是宝藏。
电影有四个章节，心醉的唯有第二章节，讲述西南联大的部分，因此也只做了些与之有关的考据。
茅草屋、林徽因和五易其稿
汪曾祺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写过不少回忆文章，连《昆明的雨》都有，说雨季相当长，下下停停、停停下下。电影里，也是同样的雨多，教授一边讲课，一边雨冲漏了屋顶，淋湿了他的蓝色长衫。
在一些回忆文章里，也有不漏雨的铁皮屋顶，一下雨，铁皮屋顶就响了。有次，金岳霖上课，正好下大雨，他嗓门大不过屋顶上的雨声，说，咱们停课赏雨吧。也有一说是陈岱孙，在黑板上一笔一笔描出4个尺长大字——“停课赏雨”，两人的特点都是没结婚。
杨振宁也有对西南联大的记忆：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这样的房屋，显然违背了设计者的初衷，然而也是不得已为之，设计者至今都很有名气，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抗日战争来临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渡（参照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说法），先是在长沙办学，但当地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又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西南联大。梁思成、林徽因都是建筑专家，接受了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的任务。
当时，三个学校校长，分别是清华大学梅贻琦、北京大学蒋梦麟和南开大学张伯苓，西南联大成立后，由三校校长轮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后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于昆明，故没有实施轮任制度，真正管理联大的人只有梅贻琦。
在众多回忆文章里，梅贻琦都是老好人的形象，却唯独给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个钉子。据称，两人辛苦了一个月，把一流的校舍方案放在梅贻琦面前，梅贻琦却摇头否定：学校没钱实施这样的方案。
夫妻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手稿，梅贻琦还是一再否定，改到第五稿时，高楼变矮楼、矮楼变平房、砖墙变土墙了，梅贻琦还是没通过。据说梁思成很生气，把图纸一摔，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校舍？
梅贻琦说，除了图书资料室做砖瓦建筑，部分教室用铁皮做顶，其余统统做茅草屋。梁思成仍然生气，农民都会建茅草屋，还需要找我这个建筑专家？梅贻琦忙劝住他：国难当头，茅草建大学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事实上，从1938年7月，西南联大选定昆明西北城外三分寺的120余亩土地作为校舍时，初步预算暂定为20万元，但随着战事扩大，拨款经费被砍掉六成，剩下的经费，还很难到位，茅草屋確实也是不得已。
后来，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曾回忆两人当初改设计稿的情形，说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
跑警报、冰糖莲子和聪明女人的信
跑警报本是件性命攸关的事，但西南联大的师生，偏偏都要装得不在乎，比如电影里王力宏扮演的沈光耀，还能煮一盅冰糖莲子来。
鹿桥在小说《未央歌》里，也写出这份得意——外文系的学生说“警报是对学习第二外国语最有利的，我非在躲警报躺在山上树下时记不熟法文里不规则动词的变化”。
林徽因也是如此，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里，她一方面吐槽“我恨不得有一支庞大的秘书队伍，用她们打字机的猛烈敲击声去盖过刺耳的空袭警报”，一方面又说“每次空袭过后，我们总会像专家一样略作评论，这个炸弹很一般嘛”。
汪曾祺则专门写了一篇《跑警报》，还特意解释了这个跑字，说是：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这种风度，有点像吴岭澜听泰戈尔访华演讲时，王国维、梁启超、徐志摩等，“那些人站在那里，自信而笃定，那种从容让我十分羡慕”。
不只冰糖莲子，汪曾祺还贡献了不少八卦，比如金岳霖的情书：
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
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这就让人浮想联翩了）。
山羊胡子、定胜糕和联大教授
《无问西东》的末尾，是一组组老照片，那些照片上的人，正是那个时代的明星，一张张看下去，会让人忍不住落下泪来。
比如那个只有下巴上有胡子的，所谓“山羊胡子”，是闻一多。去云南时，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一多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他在电影教授学生的，正是楚辞，《九章》里的句子“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胜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意为上天不善待地下生灵，为什么要用战争来惩罚人们的罪过，百姓分离散开彼此失去联系，正在仲春播种季却不得不向东迁移。也是很应景了。 抱着恐龙跑警报的，应该是袁复礼，他是有名的地质学专家，发现过二齿器和袁氏龙等72具各类爬行动物化石。
西迁昆明时，同行教师有闻一多、袁复礼等11位，他当时已45岁，是这支队伍中的长者之一。他和学生们一起，每天步行30多千米，行程1 663千米，步行了68天。他为此感叹：“年近五十（岁），步行三千（里）。”
袁复礼是地质学的专家，长途步行中，常手持地质锤，腰系罗盘，不时敲打着岩石露头，有时还在小本上记录和画图。每天能画出一条路线地质图。一路上，他带着学生采集标本、化石，一路观察记录，路过贵州侗乡时，还参观了一个汞矿，了解矿工们如何用土法炼出朱砂。沿途中，他还拍摄了不少照片，闻一多、李继侗、黄子坚等老师都在合影上，只没有他，因为都是他拍的。
冯友兰回忆梅贻琦时，说：清华建校以来，有个问题，一直是教授们不断争论的焦点，那就是大学该培养怎样的人才。如何教育学生，培养什么人才，大家各持己见，彼此各不相让。梅贻琦则始终认为：大学教育之重，在于人格。如果一个学生没有完善的人格，那么走上社会也不会对社会有利。在他看来，教师除了传授知识，也要树立德行楷模：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关于梅贻琦，倒也说得出有趣的八卦，是他夫人卖点心。
西南联大时期，不少教授家里都清苦，比如朱自清家孩子多，他天冷了只有披蓑衣。梅贻琦虽然是校长，家里五个子女都在读书，也是艰苦。夫人韩咏华没有工作，为了给他减轻负担，就和赵瑞云、袁复礼、潘光旦的夫人合作，做了一种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卖，米糕表面，还用红糖浆写上“定胜糕”的名字，取抗战一定胜利的意思。
下着雨，还和学生一起奔跑在操场的，是马约翰，如今清华大学体育馆旁，还有他一座大理石石像。
何炳棣说，即便是冬天，马约翰也要学生和他一样，只穿背心裤衩，一起做体操、打球。学生回忆他上课，一直用英文强调：You young boys， Should exercise，exercise！有一次，他骑自行车时，一位年轻人骑车超过了他，还讥笑他。他拼命追上了，却得了感冒，还不幸转成了肺炎，后来才治好。
汪曾祺说他面色红润，连光秃秃的头顶也红润，脑后一圈雪白的鬈发。学生列队，他要求学生必须站直：“Boys！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他年轻时就有点驼背，始终没有straight起来。
沈光耀、飞虎队和八百学子上战场
沈崇诲虽然为沈光耀原型，但他并没有读过西南联大，事实上，西南联大投笔从戎的学生不少，有800人之说，也有1 100人之说。
在朱洪海记录的王伯惠（曾以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大四学生身份参军）口述文章里，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是西南聯大1944届的毕业生，当时国民政府征调从军，这一届的大学毕业生全部被征调2年从军当翻译，大学三年级以下、中学的不征调。西南联大咱们这一届从军的有1 100人。当时在昆明成立译员训练班，重庆也有，主要目的是培训翻译，在部队就叫译员。
西南联大就在院内立了个石碑，把所有从军同学的名字都刻到碑上，碑上有八百多人的名字，后来就有八百学子上战场这么一个说法。
正如他的口述，当时美军前来，需要不少翻译人才。1943年11月，梅贻琦就做过动员讲话，因为缺乏翻译人才，数百名美军不能发挥作用，“国家急切需要你们，希望同学们能踊跃参加通译工作”，他的一对儿女梅祖彦、梅祖彤也报名参军。
特别的是，林徽因和飞行员们也有交集，在梁从诫的回忆里，他们逃往昆明时，林徽因在湘西患上急性肺炎，得到了一群空军学员的帮助，彼此成了朋友。萧乾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期，梁家周末聚会时，“徽因就像往时谈论文学作品那样，充满激情地谈论着空军英雄们的事迹”。
看过白先勇《一把青》的人都知道，空军是很容易牺牲的，家属往往容易守寡，嫁了这一个，死了，嫁另一个，可能也死了。
林徽因的空军弟弟们，也一个个为国捐躯了，他们后方没有亲属，留的联系地址都是梁思成、林徽因家。于是，梁家一次又一次收到部队寄来的阵亡通知书，以及他们的日记本、钢笔、照片、喜爱的西洋唱片和留声机等私人遗物。每一次接到遗物，林徽因都捧着它们，泣不成声，心“炸成了窟窿”。
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进入空军学校，他也在空战中牺牲了，林徽因病中写下《哭三弟恒》，哀悼所有当空军的弟弟们：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虽然如此，她懂其中的意义，却依然为这些年轻的生命伤痛：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来源：《华西都市报》 张路延/文）
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能发生交集的，当然不只是冰糖莲子。无论是一连片的茅草屋顶、抱着恐龙化石跑警报、“山羊胡子”教授念民离散而相失兮……都能从故纸堆里，找出相关的对应，每一幕流动的人像，就是一个线索，观影后深挖，都是宝藏。
电影有四个章节，心醉的唯有第二章节，讲述西南联大的部分，因此也只做了些与之有关的考据。
茅草屋、林徽因和五易其稿
汪曾祺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写过不少回忆文章，连《昆明的雨》都有，说雨季相当长，下下停停、停停下下。电影里，也是同样的雨多，教授一边讲课，一边雨冲漏了屋顶，淋湿了他的蓝色长衫。
在一些回忆文章里，也有不漏雨的铁皮屋顶，一下雨，铁皮屋顶就响了。有次，金岳霖上课，正好下大雨，他嗓门大不过屋顶上的雨声，说，咱们停课赏雨吧。也有一说是陈岱孙，在黑板上一笔一笔描出4个尺长大字——“停课赏雨”，两人的特点都是没结婚。
杨振宁也有对西南联大的记忆：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这样的房屋，显然违背了设计者的初衷，然而也是不得已为之，设计者至今都很有名气，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抗日战争来临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渡（参照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说法），先是在长沙办学，但当地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又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西南联大。梁思成、林徽因都是建筑专家，接受了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的任务。
当时，三个学校校长，分别是清华大学梅贻琦、北京大学蒋梦麟和南开大学张伯苓，西南联大成立后，由三校校长轮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后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于昆明，故没有实施轮任制度，真正管理联大的人只有梅贻琦。
在众多回忆文章里，梅贻琦都是老好人的形象，却唯独给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个钉子。据称，两人辛苦了一个月，把一流的校舍方案放在梅贻琦面前，梅贻琦却摇头否定：学校没钱实施这样的方案。
夫妻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手稿，梅贻琦还是一再否定，改到第五稿时，高楼变矮楼、矮楼变平房、砖墙变土墙了，梅贻琦还是没通过。据说梁思成很生气，把图纸一摔，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校舍？
梅贻琦说，除了图书资料室做砖瓦建筑，部分教室用铁皮做顶，其余统统做茅草屋。梁思成仍然生气，农民都会建茅草屋，还需要找我这个建筑专家？梅贻琦忙劝住他：国难当头，茅草建大学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事实上，从1938年7月，西南联大选定昆明西北城外三分寺的120余亩土地作为校舍时，初步预算暂定为20万元，但随着战事扩大，拨款经费被砍掉六成，剩下的经费，还很难到位，茅草屋確实也是不得已。
后来，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曾回忆两人当初改设计稿的情形，说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
跑警报、冰糖莲子和聪明女人的信
跑警报本是件性命攸关的事，但西南联大的师生，偏偏都要装得不在乎，比如电影里王力宏扮演的沈光耀，还能煮一盅冰糖莲子来。
鹿桥在小说《未央歌》里，也写出这份得意——外文系的学生说“警报是对学习第二外国语最有利的，我非在躲警报躺在山上树下时记不熟法文里不规则动词的变化”。
林徽因也是如此，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里，她一方面吐槽“我恨不得有一支庞大的秘书队伍，用她们打字机的猛烈敲击声去盖过刺耳的空袭警报”，一方面又说“每次空袭过后，我们总会像专家一样略作评论，这个炸弹很一般嘛”。
汪曾祺则专门写了一篇《跑警报》，还特意解释了这个跑字，说是：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这种风度，有点像吴岭澜听泰戈尔访华演讲时，王国维、梁启超、徐志摩等，“那些人站在那里，自信而笃定，那种从容让我十分羡慕”。
不只冰糖莲子，汪曾祺还贡献了不少八卦，比如金岳霖的情书：
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
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这就让人浮想联翩了）。
山羊胡子、定胜糕和联大教授
《无问西东》的末尾，是一组组老照片，那些照片上的人，正是那个时代的明星，一张张看下去，会让人忍不住落下泪来。
比如那个只有下巴上有胡子的，所谓“山羊胡子”，是闻一多。去云南时，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一多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他在电影教授学生的，正是楚辞，《九章》里的句子“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胜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意为上天不善待地下生灵，为什么要用战争来惩罚人们的罪过，百姓分离散开彼此失去联系，正在仲春播种季却不得不向东迁移。也是很应景了。 抱着恐龙跑警报的，应该是袁复礼，他是有名的地质学专家，发现过二齿器和袁氏龙等72具各类爬行动物化石。
西迁昆明时，同行教师有闻一多、袁复礼等11位，他当时已45岁，是这支队伍中的长者之一。他和学生们一起，每天步行30多千米，行程1 663千米，步行了68天。他为此感叹：“年近五十（岁），步行三千（里）。”
袁复礼是地质学的专家，长途步行中，常手持地质锤，腰系罗盘，不时敲打着岩石露头，有时还在小本上记录和画图。每天能画出一条路线地质图。一路上，他带着学生采集标本、化石，一路观察记录，路过贵州侗乡时，还参观了一个汞矿，了解矿工们如何用土法炼出朱砂。沿途中，他还拍摄了不少照片，闻一多、李继侗、黄子坚等老师都在合影上，只没有他，因为都是他拍的。
冯友兰回忆梅贻琦时，说：清华建校以来，有个问题，一直是教授们不断争论的焦点，那就是大学该培养怎样的人才。如何教育学生，培养什么人才，大家各持己见，彼此各不相让。梅贻琦则始终认为：大学教育之重，在于人格。如果一个学生没有完善的人格，那么走上社会也不会对社会有利。在他看来，教师除了传授知识，也要树立德行楷模：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关于梅贻琦，倒也说得出有趣的八卦，是他夫人卖点心。
西南联大时期，不少教授家里都清苦，比如朱自清家孩子多，他天冷了只有披蓑衣。梅贻琦虽然是校长，家里五个子女都在读书，也是艰苦。夫人韩咏华没有工作，为了给他减轻负担，就和赵瑞云、袁复礼、潘光旦的夫人合作，做了一种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卖，米糕表面，还用红糖浆写上“定胜糕”的名字，取抗战一定胜利的意思。
下着雨，还和学生一起奔跑在操场的，是马约翰，如今清华大学体育馆旁，还有他一座大理石石像。
何炳棣说，即便是冬天，马约翰也要学生和他一样，只穿背心裤衩，一起做体操、打球。学生回忆他上课，一直用英文强调：You young boys， Should exercise，exercise！有一次，他骑自行车时，一位年轻人骑车超过了他，还讥笑他。他拼命追上了，却得了感冒，还不幸转成了肺炎，后来才治好。
汪曾祺说他面色红润，连光秃秃的头顶也红润，脑后一圈雪白的鬈发。学生列队，他要求学生必须站直：“Boys！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他年轻时就有点驼背，始终没有straight起来。
沈光耀、飞虎队和八百学子上战场
沈崇诲虽然为沈光耀原型，但他并没有读过西南联大，事实上，西南联大投笔从戎的学生不少，有800人之说，也有1 100人之说。
在朱洪海记录的王伯惠（曾以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大四学生身份参军）口述文章里，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是西南聯大1944届的毕业生，当时国民政府征调从军，这一届的大学毕业生全部被征调2年从军当翻译，大学三年级以下、中学的不征调。西南联大咱们这一届从军的有1 100人。当时在昆明成立译员训练班，重庆也有，主要目的是培训翻译，在部队就叫译员。
西南联大就在院内立了个石碑，把所有从军同学的名字都刻到碑上，碑上有八百多人的名字，后来就有八百学子上战场这么一个说法。
正如他的口述，当时美军前来，需要不少翻译人才。1943年11月，梅贻琦就做过动员讲话，因为缺乏翻译人才，数百名美军不能发挥作用，“国家急切需要你们，希望同学们能踊跃参加通译工作”，他的一对儿女梅祖彦、梅祖彤也报名参军。
特别的是，林徽因和飞行员们也有交集，在梁从诫的回忆里，他们逃往昆明时，林徽因在湘西患上急性肺炎，得到了一群空军学员的帮助，彼此成了朋友。萧乾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期，梁家周末聚会时，“徽因就像往时谈论文学作品那样，充满激情地谈论着空军英雄们的事迹”。
看过白先勇《一把青》的人都知道，空军是很容易牺牲的，家属往往容易守寡，嫁了这一个，死了，嫁另一个，可能也死了。
林徽因的空军弟弟们，也一个个为国捐躯了，他们后方没有亲属，留的联系地址都是梁思成、林徽因家。于是，梁家一次又一次收到部队寄来的阵亡通知书，以及他们的日记本、钢笔、照片、喜爱的西洋唱片和留声机等私人遗物。每一次接到遗物，林徽因都捧着它们，泣不成声，心“炸成了窟窿”。
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进入空军学校，他也在空战中牺牲了，林徽因病中写下《哭三弟恒》，哀悼所有当空军的弟弟们：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虽然如此，她懂其中的意义，却依然为这些年轻的生命伤痛：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来源：《华西都市报》 张路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