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初涉政坛的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深为乌干达美丽的大草原所震撼，将之誉为“非洲的明珠”。20世纪初，乌干达成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名噪一时，而它的邻国卢旺达（当时属德意志帝国）到處是丘陵和山谷，素有“非洲小瑞士”的美誉。
　　事实上，秀丽的景色和独特的热带风光并不是把这两个非洲国家联系起来的唯一因素。获得独立地位之后，两国都经历了大规模的种族屠杀，而且至今没能完全恢复过来。在乌干达，屠杀本国居民的是20世纪70年代军事政变后执政的伊迪·阿明，数十万人在他的镇压下遇害，由他亲自拷问并杀害的人就将近2000名，有的人甚至被他吃掉，他的暴行最终被邻国坦桑尼亚的军队所终结。坦桑尼亚军队占领了乌干达，迫使阿明总统逃亡，乌干达从此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00年初的经济状况仅为1972年的水平。
　　然而，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遇害者却达到了80万～100万人，规模之大在非洲历史上绝无仅有，被联合国称为“20世纪最恐怖的事件之一”。但它最恐怖的地方并不在于遇害者的人数，也不在于其种族冲突的特征（胡图族人曾大肆屠杀图西族人，将他们视为土地和资源的掠夺者），最令人震惊的是，大屠杀就发生在现代，而且在国际社会的眼皮底下持续了100天——1994年4月到7月。国际社会未曾出面干预，也没有设法加以阻止。另一个让人胆寒的细节是，人们用来杀死邻居的都是些常见的工具——锤子、棍棒，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砍刀。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大屠杀的凶手和受害者的亲人是如何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这一问题很难有个明确的答案。
　　快要抵达卢旺达边境时，我们的乌干达司机说：“乌干达和卢旺达很像，同时又有很多不同。我们国家腐败严重，卢旺达几乎没有腐败现象。卢旺达干净，乌干达肮脏。我们的东西便宜，他们的东西贵。我们宽松，他们严格……”
　　我们在边境上已经感受到了这些鲜明的不同之处。首先，我们得扔掉箱子里的一些东西。因为卢旺达禁止使用塑料袋，甚至不允许保存塑料袋。卢旺达的洁净程度甚至超过了某些西方城市。
　　卢旺达的道路堪称完美，跟俄罗斯有天壤之别，只不过路上移动着的不是汽车，而是行人。汽车只在首都和一些大城市里才有，马路上是一望无际的人流。“我们有的是时间，因此花3个小时朝一个方向走很正常。浪费50个生丁（法国辅币，100生丁合1法郎）坐车，还不如走着去。”当地居民说。
　　卢旺达人处处勤俭节约，却为旅游者开辟了豪华的绿洲。国家火山公园里，前来观看世界上仅存的700只山地猩猩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我们来到宾馆吧台，一打听才知道，一晚的房费为每人1200美元，但已经满员。晚餐则是每人50美元，这对当地人来说可是一大笔钱。
　　同样高昂的价格也体现在当地特色风情的消费上。当我们惊叹于在乌干达观看大猩猩太贵（每人600美元）时，乌干达人却淡定地说，“在卢旺达看猩猩要1500美元呢”。
　　然而，高得离谱的价格并没有让外国游客望而却步。俄罗斯纳米公司集团领导人阿纳托利·丘拜斯就曾到此地欢度新年，他将自己和大猩猩的照片发到脸书上，并用大量篇幅讲述了1994年图西族惨遭屠杀的情景。卢旺达大屠杀是“人为制造的最血腥的种族灾难”之一，阿纳托利·丘拜斯将其与希特勒在德国犯下的罪行等而视之。这位俄罗斯纳米公司集团领导人坦陈：“灾难发生的时候，全世界各自忙碌，就是不管卢旺达。当时我正在政府部门工作，也听说了这件事，可是我并没有仔细研究。”
　　真相不容抹煞。来到卢旺达而不去关注25年前的大屠杀事件是不可能的，为此不一定要等到参加官方举办的纪念活动。现在，卢旺达每个省都有为受难者设立的纪念场馆。我们见到的最恐怖的一个场馆位于南部的姆拉比。在这座有7万图西人遇害的技校大楼里，上千名受难者的头骨陈列在托盘上，有的头骨上还有头发……导游在讲解大屠杀事件时引用了官方的说法，即人口占大多数的胡图族人意欲将图西族人斩尽杀绝，但是强调了法国对当时卢旺达政府所起的作用。所有的纪念馆均可免费参观，但是禁止拍照，只有在首都纪念馆里每拍一张照片须付费20美元。由好莱坞明星主演的著名影片《卢旺达大饭店》鲜活地再现了图西族人惨遭屠杀的场面，但是它比相同题材纪录片的表现手法温和了很多。
　　大屠杀之后，乌干达换了6任总统，长期以来，国家始终未能摆脱混乱无序的政治态势。与此不同的是，卢旺达走上了自己的道路。2000年赢得大选的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采取了政治妥协策略，由其领导的卢旺达图西族爱国战线结束了大屠杀，这得益于该组织的很多领导人在美国接受过军事教育。根据卢旺达新制定的国家宪法，总统以及国会上下议院领导人不能由同一党派的代表担任。但是，保罗·卡加梅本人也未能摆脱独裁主义的嫌疑，为了能在2017年再次竞选总统，他在全民公决时修改了立法制度——现在他可以统治到2034年。卡加梅的肖像被挂在宾馆和艺术长廊里，甚至被挂在亚洲人开设的赌场里，而卢旺达人似乎并不介意。
　　“大屠杀之后，我们的国家不复存在，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食物，没有住处，人都死了，很多人背井离乡……总统说‘要么大家一起饿死，要么共同生活’。现在已经不存在任何民族争端了。”29岁的卢旺达人扬·乌瓦苏对我说。在大屠杀的高潮时期，乌瓦苏的父母——母亲是图西族人，父亲是荷兰人——带着他逃到了荷兰，后来他们又回到了这里。身为图西族的卡加梅总统经常强调，在他所管理的国家内，大家都是卢旺达人。
　　这么做有用吗？我们在去往首都基加利的途中，留宿在卢旺达富豪乔治家里，当我问他“你是图西族人还是胡图族人”时，他显得挺尴尬。“这就跟问你更爱父亲，还是更爱母亲一样。”他说。接着他解释道，他父亲是卢旺达第三大民族——特瓦族人，母亲是比利时人。在谈到卢旺达所取得的成就时，这位大财主很有信心。他把保存在手机里的照片拿给我们看，那是由卡加梅总统创办的一家德国汽车组装车间，并自豪地讲起了源源不断的投资流。“乌干达人可嫉妒我们了。”最后他说道。
　　现在的卢旺达几乎是世界上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以前10个孩子中只有3个能存活，现在都能活下来。国家的领土面积没变，但人口越来越多了。”扬·乌瓦苏说道。卢旺达政府对降低生育率的重要性进行了宣传，但一个家庭中有10个孩子的情况仍很普遍。生育多个孩子的母亲在住院时，医生会建议她们避孕。在首都基加利的街道上悬挂着大型广告牌“你的选择就是你的未来——请用避孕套”。
　　由于人口太多，加上大量难民从欧洲和美国返回卢旺达，这里的失业率很高。城市人口的月平均工资为50美元，乡镇人则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虽然宾馆里有人发放五颜六色的介绍卢旺达的宣传单，但是在“非洲小瑞士”的乡下，白人仍被视为一个收入来源。“穆祖古，马尼。”大意是“白人先生，给点儿钱吧”。只要我们一下车，就会遭到包围，而包围我们的不但有孩子，还有成年人。
　　我们在基加利的集市上选购卢旺达和刚果生产的布料时，好多裁缝跟在我们身后说“给找点活儿干吧”。然而有别于其他非洲国家的是，这里没有街头犯罪，即使在夜里，游客也可以放心地在街上散步。有一次我把摄像机落在了首都的小酒馆里，一小时后我回到那里去取时，根本没费什么周折。
　　我们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纽格威国家公园，发现了25年前那场惨案留下的痕迹。游客需要沿着事先铺好的路线，在导游的陪同下进行参观。这期间，我们偶尔会遇见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军人列队走过。当问到他们，为什么公园里会有这么多军人时，他们拒绝回答，也不允许我们拍照。国家公园宾馆的人告诉我们，卢旺达人担心邻国布隆迪入侵，而国家公园里有两国的边境线。布隆迪境内也有胡图人和图西人，但与卢旺达不同的是，布隆迪的种族冲突还没有结束，时常会发展成内战，有时甚至演变成种族屠杀。“我们经历过这种事，特别担心矛盾激化，因为我们国家也有很多失业的年轻人。”宾馆的人如是说。
　　〔本刊责任编辑 马海丽〕
　　〔原载《海外文摘》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