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在外地休养的中共黑龙江省委原第一书记、原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得知了尉健行去世的消息。尉健行是8月7日去世的，家人怕他伤感，没有告诉他，但老人还是从报上看到了。
　　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健行同志去世了，我非常难过。”
　　1983年，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哈尔滨市长尉健行调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当时担任黑龙江省第二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李力安给习仲勋等中央书记处领导写信，请求让尉健行留在黑龙江，但中央没有同意。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是不是与尉健行在工作配合中结下并一直保持着友谊，李力安很肯定地说“是”，又喃喃地重复了一遍：“8月8日，我在报纸上看到尉健行同志去世了，我非常难过。……好，其他的我讲不了了。”95岁的老人哽咽起来，再也不说话了。

脱颖而出

　　李力安初识尉健行，还是“文革”前。1964年，他从中央组织部调黑龙江，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尉健行在国营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担任厂党委常委、生产总指挥等职。李力安分管农村工作，跟他并没有直接的工作联系，但有时开会能碰到，也知道各方面对他反映都不错。
　　没过两年，“文革”开始，两人都受到了很大冲击。李力安被造反派揪回中组部，关了5年多。尉健行也下放车间劳动。1972年，李力安恢复了工作，担任黑龙江省革委会政治部主任，尉健行也重新回到了厂领导的岗位上。
　　80年代初，正是干部新老交接、破格用人的非常之际。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四化”齐备的尉健行，进入了中央的视野。
　　李力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营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是中央管的大型军工厂，由苏联援建，尉健行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曾留学苏联，从基层一步步上来，在厂里威信很高，在工人中很有影响，各方面反映都很好，“中央很了解这个干部”。在他看来，尉健行的特点是“组织观念和群众观念都很强”，党性、能力俱佳。后来几次调动工作，都绝对服从。
　　1980年，尉健行进入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了一年。毕业后，担任了哈尔滨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长。1981年，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李力安兼任了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两人的工作接触真正多了起来。
　　在他们共同主持工作期间，遇到了两次突发事件。一次是松花江翻船，死了二三十人;另一次是火灾，损失很大。作为市委书记和市长，两人都受到了批评，作了检讨，但他们互相支持，共渡难关。
　　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尉健行被选为候补中委，在138位候补中委中排名第3（按得票多少排序）。1983年，他被调往北京，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就这样，尉健行离开了学习、工作了34年的东北。

“学工的”中组部副部长

　　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仅一年，尉健行又再次调动工作。这一次，更为“超常”。从未从事过党务或组织工作的他，调到了中组部。
　　中组部的老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胡耀邦有改革中组部结构的设想，希望在副部长中配备一个学文的，一个学工的。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组部部长乔石，对尉健行很了解。两人都是浙江人，先后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读书，都曾在东北的企业中工作。1984年9月，尉健行来到了中组部，成为乔石的副手。
　　这年年底，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的秘书任小彬调到中组部青年干部局，担任了副局长，和分管青干局的副部长尉健行有了直接的工作接触。
　　当时，解决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组建“第三梯队”名单，是中组部的中心工作，青干局就是专门为此成立的。“健行同志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其他局是老同志多，年轻人少;而青干局是年轻人多，老同志少，不能对这个局跟其他局一样看待。他要求青干局要有生动活泼的精神面貌、开拓进取的工作作风。”任小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人都提到，尉健行为人朴实，没有架子，能听取下属意见，对人客气尊重。任小彬回忆，尉健行的工作作风深入扎实，他经常到局里来，外表就像个“老工人”。无论是说话还是听人说话，“他眼睛盯着你，一眨一眨地”，特别认真。有人提到他“不苟言笑”，不过多数部下并没这种感觉，只是觉得他理工科出身，有事说事，很少开玩笑、讲俏皮话。
　　“学工的”中组部副部长，确实带来了新的气象和新的工作思路。任小彬的一个明显感觉，是“任务明确”。尉健行曾说，在工厂里，从90%的精度，提高到接近100%，那10%需要的努力，可能比前面的90%还多。是不是值得这么做？所以，重要的是确定适合的目标，不求全责备。
　　任小彬印象里，尉健行对新事物很敏感。有一次，尉健行看到《参考消息》上有一则消息，谈到美国的企业领导是五选一。他说：人家选企业领导都五选一，我们选一个省部级干部却是一对一，这怎么行？不能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行不行？
　　尉健行来到中组部的时候，“第三梯队”1100人的第一批名单刚出炉。但“第三梯队”是一项中远期工作，近期的干部调配仍然缺人，还需要加强后备干部建设。为此，尉健行几次到青干局来讨论工作。他总是带着问题清单而来，“我现在提几个问题”。结果，一口气提了31个问题。
　　任小彬还记得，第一个问题是：第三梯队建设和后备干部建设是什么关系？经过讨论明确了，前者是后备队，专指省部级后备干部的培养，着眼于长远;后者则重在满足当前领导班子建设的需要，包括三级后备干部（省部级、地厅级和县处级）建设。
　　还有一个问题是，第三梯队名单公开还是不公开，告诉不告诉本人？这样做各有利弊。公开的话有可能导致名单上的干部自满，不利于其本人的成长，也会影响其他干部的积极性;不公开则有神秘化之嫌。最后权衡利弊，还是决定暂时保密。
　　任小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将大规模的第三梯队建设，转化成组织部的日常业务，这项工作是在尉健行任上完成的。

“老同志的事无小事”

　　1985年7月，尉健行接替乔石，升任中组部部长。不久后的9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尉健行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乔石则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
　　尉健行接任部长后抓全面工作，老干部局副局长李有存与他的联系多了起来。
　　李有存196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和这位知识分子部长感觉很有共同语言。她印象中，尉健行话不是很多，但很有工作方法，老在写东西，“爱思考问题”。尉健行女儿身体不太好，李有存管老干部工作，常联系北京协和医院等地，她提出帮忙安排看病，尉健行谢绝了，说自己挂号就行。
　　当时刚刚废除了事实上的干部终身制，开始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老干部局工作繁重，对老干部应享有什么样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怎么计算等，都要进行调研，起草文件。尉健行经常说，“老同志的事没小事”，能解决的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解决不了的一定要耐心解释。
　　按照规定，省部级干部的生平、悼词要由中组部来审，需要由部长签字。尉健行刚开始对有些情况还不太熟悉，总是虚心了解。“尉部长曾对我说，每一个老同志的生平都是党史的组成部分，了解党的历史对做好老干部工作很重要。”李有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实行工资改革，她自己都涨了几十块钱，但离退休人员不论级别一律只补17块。财政部的解释是，国家经济有困难。对此，老同志意见很大。她向尉健行汇报，尉健行让她组织一个座谈会，听取意见。她记得，座谈会是在中组部的翠明庄招待所开的，参加的是一些省部级老干部。收集了意见后，她去向尉健行汇报，尉健行很重视，让她在部办公会议上汇报。虽然问题暂时没得到解决，但尉健行的支持让她至今记忆犹新。
　　尉健行对下属工作的支持，当时老干部局二处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印象更是深刻。有一天，尉健行的秘书突然找他，说部长有请。他很忐忑，不知部长有什么事不找局长、副局长，要找他这个小干事。
　　到了部长办公室后，尉健行拿出了一封电报，让他看。电报巨长，落款有一两百个，都是东三省的老同志，他记得自己当时想，这么长的电报，得花多少钱啊。他才知道，自己被老同志告了。
　　他所在的二处的一项主要工作，是确定老干部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按政策规定，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只有此前参加革命工作、并享受供给制待遇的才算离休。东北解放比较早，在建国前就实行了薪金制。为此，部里向中央书记处写了报告，提出了处理意见：按文件精神，这种情况不算作离休。书记处批示同意。一天，信访室来了五六十人，指名找他。当时，文件已在印制中，但还未下发，他苦于无法透露。这些老同志不服，就直接去找了尉健行。
　　听了这位工作人员的汇报后，尉健行又通知局长、副局长到他办公室，核实情况后，他毫不犹豫，当场拿起电话，给辽宁省委组织部部长打电话，要他们做好老同志的思想工作。随后，又分别给黑龙江和吉林的省委组织部打了电话。
　　这位“小干事”很震动。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做法与机关里逐级打报告批报告、不揽责任上身的作风完全不同，如此为下属承担责任，让他当时很是感动。
　　1987年5月，尉健行调离中组部。当时，一切都非常匆忙。李有存到他办公室去跟他告别，他嘱咐李有存，老干部工作很重要，做老干部工作就得认真负责、耐心细致。“他说，我不能一一向老同志告别了。你见到他们转达我的问候，有什么照顾不到的地方，请他们多多谅解。”
　　尉健行离开时，中组部的工作已由大规模拨乱反正、新老交替向正常工作转轨。“那时候老干部工作、青年干部工作基本上就比较有制度了，比较稳定了，他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李有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创建监察部

　　1987年5月，尉健行调任监察部部长。监察部是1986年12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决定设立的，1987年7月正式挂牌，当时还在筹备中。
　　1987年5月，中纪委纪检三室副主任张厚模等一批办案人员被抽调出来，到了监察部。监察部成立了三个组（以后改称局），张厚模担任三组的牵头负责人。三组分管西南、中南地区以及卫生部等一些部委。这个组由部长尉健行亲自分管。
　　和尉健行在中组部的部下一样，张厚模也用了“平易近人”来形容他，觉得他跟想象中的位高权重的“吏部尚书”完全不同。张厚模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照相，尉健行竟然挎着他的胳膊，让他感到十分亲切。
　　三个组的负责人中，只有他是从中纪委过去的。成立之初，尉健行问他：老张，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抓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抓案件！要查办案件，而且，对于一些重要的案件要公开见报，社会和群众才能知道你这个监察部的存在。
　　不久，他们组就抓了卫生部的一个案子。当时，日本援助了中国一批医疗器械，但卫生部的一个部门以权谋私，将其中一部分器械换成了小汽车。查实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并在《人民日报》头版公布了案情。
　　尉健行经常召集局长办公会议，对一些重大案子进行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当时监察部的人员是从各个部门抽调来的，有的局长来自气象局，从没办过案子。因此，这样的会议不但有助于民主讨论，而且培养了干部。
　　张厚模记得，有一次，尉健行在局长办公会上提出，我们这个单位不要那么大的权力，只要严重警告处分的权力，就可以了。但大家认为，这样不利于办案，应像中纪委一样，对有些腐败干部，就应该撤职。尉健行听从了大家的意见。 　　监察部成立之初，张厚模常跟着尉健行去各地调研，开座谈会，听取意见。“我发现健行同志的脑子特别好使，有时候他坐在那里听各方提意见，也没见他动笔记，但最后大家七嘴八舌提出的问题，他都能一一回答出来。”张厚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深圳调研时，尉健行问深圳一位市领导，你这工作好不好干啊？这位市领导说：有难题！有一些高官从深圳通过香港出国，中央问起，深圳市委常感为难。
　　他们还走访了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因为这些单位常收到举报材料，从中可以搜集一些线索。
　　尉健行总是尽力支持办案人员的工作。张厚模记得，办海南一位主要负责人的案子时，尉健行亲自带他去其家中，与其见面。尉健行对这位海南领导说，这是监察部在这里的负责人，有什么事你跟他联系，他有什么事也会找你。尉健行还为张厚模在海南的住处安装了一部保密电话，直通监察部。“这对我们这些办案人员来讲，提供了很大的工作便利，方方面面领导都帮你考虑到了。”他说。
　　张厚模记得，有一次，他跟尉健行去湖南出差。当地送了他们一些水果，还送了每个人一套24头的青花瓷。尉健行看后说，水果留下，24件套拉回去。“尉部长给我们这些部下做了好样子。你想，部长都不收礼，下面的人下去敢收礼吗？”
　　1992年十四大以后，乔石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尉健行再次接过他的班，成为中纪委书记，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很快，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张厚模成了中纪委监察部派驻司法部纪检组监察局局长。那之后，他见到尉健行就少了。有一次一起开会，吃饭的时候，尉健行主动到他那桌来，跟他打招呼：“老张，开会来了。”这让他很感动。
　　张厚模至今清楚地记得他和尉健行的一次聊天。
　　那是出差时，吃完了饭，他们在院子里散步。张厚模说，在深圳调研的时候，一位县长问了他一个问题：是法大还是权大。“我说，当然是法大了，因为我们现在要依法治国。但是现在也不是完全做到了，一些地方还是有领导说了算的现象。”讲完这个小故事后，他问尉健行，今后德高望重的领导们先后都去世了，会不会就是法律说了算呢？他记得，尉健行回答得非常实在。
　　“他说，不见得。到那个时候，可能又有新的德高望重的人出来了。如果没有制度建设，以权代法的事最后还是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