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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除了学校教育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图书文物的收藏、保护和传播。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里，提出要妥善保存碑碣、壁画、造像、林野，以及名人故居、祠宇、坟墓等，即是此意。他当时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工作，京师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均属该司所管，他也一并做了很多工作。可见当时教育部所管，非独学校教育一个方面。这是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创立的体制，反映出一种宽广的教育理念。
中国原先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并不发达，但多私人收藏家，有些人藏书藏物很多，名气很响。宁波天一阁、常熟铁琴铜剑楼、南浔嘉业堂，就是江南有名的私家藏书处。但收藏需要相应的条件，首先是要有钱，其次还要有同业的交往，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了。
临海地处山区，较为偏僻，商业不甚发达，因此没有大资本家。虽然历代有人在外做官，但当大官的很少。因为缺乏财力，所以也就没有大收藏家。只有一块钱氏铁券—是唐代皇家所赐免死牌，世所罕见，大概属于国宝级文物，这是他们老祖宗吴越王钱镠传下来的，现在已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了。
但从宋代以后，由于地方文化的发展，士人们已注意收藏，特别是藏书，并陆续出现了一些藏书家。不过他们的声名并没有越出地方的范围。
到了清代乾嘉年间，临海出了三个很有特色也很出名的藏书家：洪颐煊、宋世荦、郭协寅。他们都有全国性的影响。
不过，他们的出名主要不在藏书本身，而在于利用所藏之书，做出了学术成绩，或编辑出版了乡邦文献，因而产生了影响。
洪颐煊自幼精研经学，为浙江学使阮元所赏识，进入杭州诂经精舍，并协助阮元编校《经籍纂诂》，后入山东粮道孙星衍馆中，撰《孙氏书目》及《平津读碑记》。《平津读碑记》考据精详，在金石学界评价很高，认为可与钱大昕《金石跋尾》相匹。后来洪氏宦游直隶、广东，适值阮元做两广总督，又招其入幕，谈经论史，并协助襄理文事。有此经历，当然见多识广，晚年回到临海，其“小停云山馆”藏书甚富，号称台州第一。他在其中读书写作，自得其乐。著作有数十种之多，如：《礼经宫室答问》《孔子三朝记注》《管子义证》《读书丛录》《台州札记》《筠轩文钞》《诗钞》《经典集林》《汉志水道疏证》《尚书古文叙录》《诸史考异》《倦舫书目》《碑目》等。
宋世荦博学多才，喜欢搜罗故书，而且加以研究、编辑、出版。他藏书的重点在于乡邦文献，其研究重点也在于乡邦文化。著有《台郡识小录》十六卷，并辑有《三台文钞》《台诗三录》《临海补志料》等，保存桑梓故实甚多。而影响最大、价值最高的，则是所辑的《台州丛书》。此书选材广泛，收罗精当，对保存和传播台州文化遗产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是国内较早出版之郡邑丛书，仿效者甚众，影响深远，还受到鲁迅的赏识。鲁迅一向重视乡邦文献，他从日本归国之后，就着意收罗，并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于一九一五年以周作人名义木刻印行；而且锐意搜集乡邦砖甓及拓本，欲著《越中专录》，可惜罗致不易，再加上其他原因，终于未成。而因有此同好，所以收藏了宋世荦所辑《台州丛书》。民国初年，鲁迅在北京收到周作人从绍兴寄来的《台州丛书》十八册，但是并非全帙。这套丛书共有二十册，所缺部分，鲁迅就从图书馆借来抄补，《石屏诗集》、《文则》、《滇考》卷下、《见闻随笔》、《广志绎》等都是他手抄，可见其重视。
郭协寅家贫，没有余钱广泛购书。但他爱书成癖，每自手抄，亦成一藏家。他也喜欢搜罗乡邦文献，并著有《台州述闻》稿本三卷。而且所藏之书并不私秘，宋世荦编书时每有缺本，常用郭藏补足。郭协寅还喜欢藏砖，他家藏书处就名叫“八砖书库”，所藏亦自成一格。
到得民国时期，临海又出了一个很有特色的收藏家：项士元。
项士元于清末毕业于杭州府中学堂，是一位革命志士。其主要志业是办学、办报，并任职于图书馆、通志馆，做的是启蒙工作。
项士元是临海新式学校的开创者。民国元年（1912年），即与卓荦等创办了临海私立高等小学，次年由陆翰文接手，改名为回浦小学，后来增加中学部，发展成浙江名校；项士元旋即又与李超群等创办赤城初级师范学校，该校虽然没有存留下来，但在临海教育界，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好事。后来，他又断断续续做了很多年教员：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年之间，他兼任台州六中和回浦学校的国文教员；一九二一年起，他执教于浙江第十一师范、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浙江美术专科学校、蚕桑学校、安定中学、清波中学；抗战时期，他回到故乡，任教于回浦中学、省立医药专科学校、省立高级医士学校，是一名老教育工作者。
项士元同时又是临海报业的先驱。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时，他创办了《时事日刊》，撰文痛斥，可惜只出了三天，就被封了，复辟失败后，他又写了《复辟始末记》加以痛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项士元发动台州各界响应，被推选为台州救国协会会长，并创办了《救国旬刊》；一九二四年起，他在杭州从事新闻工作十余年，曾任《杭州国民新闻》总编、《之江日报》主笔，并办有《杭州商报》等。他的《浙江新闻史》也是那段时期的产物。当初是杭州新闻记者联合会决定，组织人员编写一部杭州新闻史，推项士元起草大纲，但各人未能积极进行，后由项士元单独编纂，扩大为浙江新闻史。
项士元还是资深的图书馆、方志馆工作者。当初因为革命工作的关系，他结识了光复会创始人之一、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龚未生赏识其文史之才，民国初年筹建浙江图书馆时，就聘项士元为馆员。因为有了省馆的工作经验，也看到了图书馆对民众教育的重要，他回临海后就与同仁一起，于一九一八年筹建了临海县立图书馆，并担任馆长。抗战时期，他曾任浙江史志馆浙东办事处主任；一九四五年，被聘为临海县志馆总纂；一九四七年，浙江通志馆成立，又被聘为编纂。
当时职业多变，项士元做过的工作真不少。但无论做什么工作，他始终有一个不变的兴趣爱好，即是购书藏书。正如他在自订年谱中所说：“予自弱冠负笈游杭，辄喜聚书，五十年来，先后游沪、游粤、游苏赣，以暨里居讲学，薄奉所入，尽投故纸堆中，寒石草堂所聚总不下三万余卷。” 寒石草堂，是项士元在一九二四年所建的藏书馆。因当年他父亲曾购得“谁园”废石二块，放置在庭前，因以名之。作为一个工薪阶层，能聚那么多书，还有字画和其他藏品，的确很不容易。他也自得其乐，曾题对联云：“幽闭不摹子云居，小阁三间胜故庐。”
寒石草堂藏书比较宽泛，而对乡邦文献则特别注意。项士元自己说过：“凡有关国家史料，地方文献之作，尤好什袭珍藏。”他编有《寒石草堂所藏台州书目》，收书七百一十五种，其中明刊本二十余种，明抄本一种，稿本五十一种，精写本十种，其他旧椠、稿本、抄校本不下五百种，都比较珍贵。他所撰写的《台州经籍志》，所用资料有许多就是自己所藏。此书精博信实，深得学界好评。章太炎称道：“寻其结撰，至思不贰，绍闻用心亦良勤矣。”马一浮赞为：“考证详密，大裨文献。”
藏书家们有一个通病，就是把所藏之书当作传家之宝，秘不示人。有些人在书页中钤上“子孙永葆”之类的印章，有些人还告诫子孙，如若示人，即为不孝。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葆或永秘的。古人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收藏家的东西，能葆个二三代就相当不错了。特别是在政治大变动时期，随着主人政治地位的改变，藏书藏物也散失得更快。临海名人屈映光，在民国时期曾经做过大官，也喜收藏，曾请项士元为他编过一套《精一堂藏书目录》，有四卷之多，内多李慈铭越缦堂旧藏，又有葛咏裳忆绿阴室藏品，颇为珍贵。一九四九年之后，除一部分拨交他所创办之振华中学外，其余也就荡然了。一九五五年项士元曾到屈氏家乡东塍镇访书，见之感叹道：“屈氏收藏图书金石字画颇富，是时已片纸只字无存。”
而项士元则并不把藏品作为个人财富看待，而另有一种处理方法。他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他的办学、办报和从事图书馆工作，都是为了启民众之蒙，收藏虽属他的兴趣爱好，其实也与此目的相联系。所以，他的收藏，除了自己用以鉴赏、研究和著述之外，还极愿意用来作为社会教育的材料。这样，他就将自己节衣缩食、辛辛苦苦搜集来的藏品，分批捐献给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物管理委员会。有过多次大捐献：
一九一八年，项士元在筹办临海图书馆时，就捐书万余册，作为馆藏图书的基础；并且动员其父捐献银洋二百元，作为营造馆舍开工费用。他还劝说晚清学者、临海收藏家黄瑞的后裔，将“秋籁阁”旧藏寄存于临海图书馆。
一九四五年，他捐助志书多种给浙江地方行政学会。
一九五○年初，从杭州返回临海之前，他“举所有寓庐图书什物，分别捐赠省文管会及杭州亲友”。
一九五一年三月，台州专区文物管理筹备委员会（后改为临海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项士元被推为委员，兼任征集组组长。他于四月份即向文管会捐献了文物十五箱，图书五千余卷。
一九五三年六月，他又将寒石草堂所藏乡邦文献二十四箱、书画四箱，连同书橱、书架、书箱等都一并捐献给文管会。
此后还有一些零星的捐献。如一九五六年五月，他向文管会捐献出上个月刚从杭州买回的古籍多种；一九五七年六月，又向文管会捐献所藏书画多种。
因为不图回报，所以他历次捐献连目录都不留。
项士元的捐献，当初为临海图书馆和临海博物馆的开馆奠定了基础。后来又不断充实两馆的藏品。
项士元生于一八八七年，一九五一年参加文管会，担任征集组组长之时，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但他不顾年迈，却是全身心地投入图书文物的征集和保管工作中去。次年，他就搬到文管会藏书藏物的东湖双柏山房来住，“与木石居，结诗书伴”。他在这里一边照看图书文物，一边编制收藏目录，并部署文物展览等事。
当时正值土地改革时期，地主人家的藏品流失很多，有些人不懂得古物的价值，把它们当作废品处理掉，这需要进行抢救。项士元常带征集组工作人员，到台州土特产运销公司去查检，将有价值的书籍、字画和器物截住。有一次，他们就捡回了书籍、字画四百九十斤—将书籍字画论斤处理，也就可见它们的命运了。
除了到土特产公司去拦截以外，项士元还经常带人下乡收购。开始，文管会属台州专区时，他们就要在台州六县到处奔走，后来，这个文管会改为临海县属，他们就在临海四乡寻觅，有如一群货郎。这种下乡收购工作，跋山涉水，栉风沐雨，非常辛苦。蒋竹仙在《项士元先生故事》中记道：“一九五五年四月八日，年近古稀的项先生，身穿灰布中山装，脚穿新布鞋，与同志们一起步行（因解放初交通不便，出门没汽车，只好步行或坐船），从西门出发，沿西北乡城西大石绕回大田、东塍，又转至岭根，十三日到康谷，次日过小芝，后转至桃渚，长途跋涉，直至二十日，才把沿途征集的文物移装‘江大’小火轮，九时半抵临。回家时，他脚上的‘新布鞋’鞋底已磨穿了；一次为征集文物，途中遇暴雨，山洪暴发，雨雾迷茫，两眼昏花，一不留神，滑入水沟，摔落门牙，幸被一青年救起。”但项士元为了抢救图书文物，却不辞劳苦，经常下乡征集。
东湖是临海有名的风景区，但当时市民生计艰难，游人不多，倒是个清静之地。项士元在此，除了保护文物之外，还可读书著述，非常用功。项士元一生勤奋，著作宏富，总计有一百五十七种。一九五八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委托他校订宋慈抱遗稿《两浙著述考》，这时他虽已年逾古稀，但还是接受下来，而且经常工作至午夜十二时，甚至凌晨一时半。因“事关两浙文献，所以半载以来，晨夕不遑，未敢稍懈也”。这部书稿原来的分类颇为杂乱，材料也有所欠缺，项士元细心加以调整和补充，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次年五月，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审订完成。
一九五九年夏秋间，双柏山房漏水，淋湿了一些书籍，他又亲自参与抢救、晒书。由于过于劳累，终于一病不起，于该年十一月病逝。终年七十三岁。
当时恰值反右运动之后，知识分子正在挨整之时，所以对于这样一位有功于地方文化之人，不可能有什么纪念活动。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乡人才在一九八七年为纪念项士元诞生一百周年和逝世二十八年，以临海博物馆的名义，为他重建坟墓。墓侧写有一副对联：“功存文物千秋业，望重台山百代师。”是其友人董范苇在他生前赠他的诗句，道出了他对故乡的贡献。
中国原先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并不发达，但多私人收藏家，有些人藏书藏物很多，名气很响。宁波天一阁、常熟铁琴铜剑楼、南浔嘉业堂，就是江南有名的私家藏书处。但收藏需要相应的条件，首先是要有钱，其次还要有同业的交往，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了。
临海地处山区，较为偏僻，商业不甚发达，因此没有大资本家。虽然历代有人在外做官，但当大官的很少。因为缺乏财力，所以也就没有大收藏家。只有一块钱氏铁券—是唐代皇家所赐免死牌，世所罕见，大概属于国宝级文物，这是他们老祖宗吴越王钱镠传下来的，现在已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了。
但从宋代以后，由于地方文化的发展，士人们已注意收藏，特别是藏书，并陆续出现了一些藏书家。不过他们的声名并没有越出地方的范围。
到了清代乾嘉年间，临海出了三个很有特色也很出名的藏书家：洪颐煊、宋世荦、郭协寅。他们都有全国性的影响。
不过，他们的出名主要不在藏书本身，而在于利用所藏之书，做出了学术成绩，或编辑出版了乡邦文献，因而产生了影响。
洪颐煊自幼精研经学，为浙江学使阮元所赏识，进入杭州诂经精舍，并协助阮元编校《经籍纂诂》，后入山东粮道孙星衍馆中，撰《孙氏书目》及《平津读碑记》。《平津读碑记》考据精详，在金石学界评价很高，认为可与钱大昕《金石跋尾》相匹。后来洪氏宦游直隶、广东，适值阮元做两广总督，又招其入幕，谈经论史，并协助襄理文事。有此经历，当然见多识广，晚年回到临海，其“小停云山馆”藏书甚富，号称台州第一。他在其中读书写作，自得其乐。著作有数十种之多，如：《礼经宫室答问》《孔子三朝记注》《管子义证》《读书丛录》《台州札记》《筠轩文钞》《诗钞》《经典集林》《汉志水道疏证》《尚书古文叙录》《诸史考异》《倦舫书目》《碑目》等。
宋世荦博学多才，喜欢搜罗故书，而且加以研究、编辑、出版。他藏书的重点在于乡邦文献，其研究重点也在于乡邦文化。著有《台郡识小录》十六卷，并辑有《三台文钞》《台诗三录》《临海补志料》等，保存桑梓故实甚多。而影响最大、价值最高的，则是所辑的《台州丛书》。此书选材广泛，收罗精当，对保存和传播台州文化遗产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是国内较早出版之郡邑丛书，仿效者甚众，影响深远，还受到鲁迅的赏识。鲁迅一向重视乡邦文献，他从日本归国之后，就着意收罗，并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于一九一五年以周作人名义木刻印行；而且锐意搜集乡邦砖甓及拓本，欲著《越中专录》，可惜罗致不易，再加上其他原因，终于未成。而因有此同好，所以收藏了宋世荦所辑《台州丛书》。民国初年，鲁迅在北京收到周作人从绍兴寄来的《台州丛书》十八册，但是并非全帙。这套丛书共有二十册，所缺部分，鲁迅就从图书馆借来抄补，《石屏诗集》、《文则》、《滇考》卷下、《见闻随笔》、《广志绎》等都是他手抄，可见其重视。
郭协寅家贫，没有余钱广泛购书。但他爱书成癖，每自手抄，亦成一藏家。他也喜欢搜罗乡邦文献，并著有《台州述闻》稿本三卷。而且所藏之书并不私秘，宋世荦编书时每有缺本，常用郭藏补足。郭协寅还喜欢藏砖，他家藏书处就名叫“八砖书库”，所藏亦自成一格。
到得民国时期，临海又出了一个很有特色的收藏家：项士元。
项士元于清末毕业于杭州府中学堂，是一位革命志士。其主要志业是办学、办报，并任职于图书馆、通志馆，做的是启蒙工作。
项士元是临海新式学校的开创者。民国元年（1912年），即与卓荦等创办了临海私立高等小学，次年由陆翰文接手，改名为回浦小学，后来增加中学部，发展成浙江名校；项士元旋即又与李超群等创办赤城初级师范学校，该校虽然没有存留下来，但在临海教育界，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好事。后来，他又断断续续做了很多年教员：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年之间，他兼任台州六中和回浦学校的国文教员；一九二一年起，他执教于浙江第十一师范、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浙江美术专科学校、蚕桑学校、安定中学、清波中学；抗战时期，他回到故乡，任教于回浦中学、省立医药专科学校、省立高级医士学校，是一名老教育工作者。
项士元同时又是临海报业的先驱。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时，他创办了《时事日刊》，撰文痛斥，可惜只出了三天，就被封了，复辟失败后，他又写了《复辟始末记》加以痛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项士元发动台州各界响应，被推选为台州救国协会会长，并创办了《救国旬刊》；一九二四年起，他在杭州从事新闻工作十余年，曾任《杭州国民新闻》总编、《之江日报》主笔，并办有《杭州商报》等。他的《浙江新闻史》也是那段时期的产物。当初是杭州新闻记者联合会决定，组织人员编写一部杭州新闻史，推项士元起草大纲，但各人未能积极进行，后由项士元单独编纂，扩大为浙江新闻史。
项士元还是资深的图书馆、方志馆工作者。当初因为革命工作的关系，他结识了光复会创始人之一、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龚未生赏识其文史之才，民国初年筹建浙江图书馆时，就聘项士元为馆员。因为有了省馆的工作经验，也看到了图书馆对民众教育的重要，他回临海后就与同仁一起，于一九一八年筹建了临海县立图书馆，并担任馆长。抗战时期，他曾任浙江史志馆浙东办事处主任；一九四五年，被聘为临海县志馆总纂；一九四七年，浙江通志馆成立，又被聘为编纂。
当时职业多变，项士元做过的工作真不少。但无论做什么工作，他始终有一个不变的兴趣爱好，即是购书藏书。正如他在自订年谱中所说：“予自弱冠负笈游杭，辄喜聚书，五十年来，先后游沪、游粤、游苏赣，以暨里居讲学，薄奉所入，尽投故纸堆中，寒石草堂所聚总不下三万余卷。” 寒石草堂，是项士元在一九二四年所建的藏书馆。因当年他父亲曾购得“谁园”废石二块，放置在庭前，因以名之。作为一个工薪阶层，能聚那么多书，还有字画和其他藏品，的确很不容易。他也自得其乐，曾题对联云：“幽闭不摹子云居，小阁三间胜故庐。”
寒石草堂藏书比较宽泛，而对乡邦文献则特别注意。项士元自己说过：“凡有关国家史料，地方文献之作，尤好什袭珍藏。”他编有《寒石草堂所藏台州书目》，收书七百一十五种，其中明刊本二十余种，明抄本一种，稿本五十一种，精写本十种，其他旧椠、稿本、抄校本不下五百种，都比较珍贵。他所撰写的《台州经籍志》，所用资料有许多就是自己所藏。此书精博信实，深得学界好评。章太炎称道：“寻其结撰，至思不贰，绍闻用心亦良勤矣。”马一浮赞为：“考证详密，大裨文献。”
藏书家们有一个通病，就是把所藏之书当作传家之宝，秘不示人。有些人在书页中钤上“子孙永葆”之类的印章，有些人还告诫子孙，如若示人，即为不孝。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葆或永秘的。古人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收藏家的东西，能葆个二三代就相当不错了。特别是在政治大变动时期，随着主人政治地位的改变，藏书藏物也散失得更快。临海名人屈映光，在民国时期曾经做过大官，也喜收藏，曾请项士元为他编过一套《精一堂藏书目录》，有四卷之多，内多李慈铭越缦堂旧藏，又有葛咏裳忆绿阴室藏品，颇为珍贵。一九四九年之后，除一部分拨交他所创办之振华中学外，其余也就荡然了。一九五五年项士元曾到屈氏家乡东塍镇访书，见之感叹道：“屈氏收藏图书金石字画颇富，是时已片纸只字无存。”
而项士元则并不把藏品作为个人财富看待，而另有一种处理方法。他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他的办学、办报和从事图书馆工作，都是为了启民众之蒙，收藏虽属他的兴趣爱好，其实也与此目的相联系。所以，他的收藏，除了自己用以鉴赏、研究和著述之外，还极愿意用来作为社会教育的材料。这样，他就将自己节衣缩食、辛辛苦苦搜集来的藏品，分批捐献给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物管理委员会。有过多次大捐献：
一九一八年，项士元在筹办临海图书馆时，就捐书万余册，作为馆藏图书的基础；并且动员其父捐献银洋二百元，作为营造馆舍开工费用。他还劝说晚清学者、临海收藏家黄瑞的后裔，将“秋籁阁”旧藏寄存于临海图书馆。
一九四五年，他捐助志书多种给浙江地方行政学会。
一九五○年初，从杭州返回临海之前，他“举所有寓庐图书什物，分别捐赠省文管会及杭州亲友”。
一九五一年三月，台州专区文物管理筹备委员会（后改为临海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项士元被推为委员，兼任征集组组长。他于四月份即向文管会捐献了文物十五箱，图书五千余卷。
一九五三年六月，他又将寒石草堂所藏乡邦文献二十四箱、书画四箱，连同书橱、书架、书箱等都一并捐献给文管会。
此后还有一些零星的捐献。如一九五六年五月，他向文管会捐献出上个月刚从杭州买回的古籍多种；一九五七年六月，又向文管会捐献所藏书画多种。
因为不图回报，所以他历次捐献连目录都不留。
项士元的捐献，当初为临海图书馆和临海博物馆的开馆奠定了基础。后来又不断充实两馆的藏品。
项士元生于一八八七年，一九五一年参加文管会，担任征集组组长之时，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但他不顾年迈，却是全身心地投入图书文物的征集和保管工作中去。次年，他就搬到文管会藏书藏物的东湖双柏山房来住，“与木石居，结诗书伴”。他在这里一边照看图书文物，一边编制收藏目录，并部署文物展览等事。
当时正值土地改革时期，地主人家的藏品流失很多，有些人不懂得古物的价值，把它们当作废品处理掉，这需要进行抢救。项士元常带征集组工作人员，到台州土特产运销公司去查检，将有价值的书籍、字画和器物截住。有一次，他们就捡回了书籍、字画四百九十斤—将书籍字画论斤处理，也就可见它们的命运了。
除了到土特产公司去拦截以外，项士元还经常带人下乡收购。开始，文管会属台州专区时，他们就要在台州六县到处奔走，后来，这个文管会改为临海县属，他们就在临海四乡寻觅，有如一群货郎。这种下乡收购工作，跋山涉水，栉风沐雨，非常辛苦。蒋竹仙在《项士元先生故事》中记道：“一九五五年四月八日，年近古稀的项先生，身穿灰布中山装，脚穿新布鞋，与同志们一起步行（因解放初交通不便，出门没汽车，只好步行或坐船），从西门出发，沿西北乡城西大石绕回大田、东塍，又转至岭根，十三日到康谷，次日过小芝，后转至桃渚，长途跋涉，直至二十日，才把沿途征集的文物移装‘江大’小火轮，九时半抵临。回家时，他脚上的‘新布鞋’鞋底已磨穿了；一次为征集文物，途中遇暴雨，山洪暴发，雨雾迷茫，两眼昏花，一不留神，滑入水沟，摔落门牙，幸被一青年救起。”但项士元为了抢救图书文物，却不辞劳苦，经常下乡征集。
东湖是临海有名的风景区，但当时市民生计艰难，游人不多，倒是个清静之地。项士元在此，除了保护文物之外，还可读书著述，非常用功。项士元一生勤奋，著作宏富，总计有一百五十七种。一九五八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委托他校订宋慈抱遗稿《两浙著述考》，这时他虽已年逾古稀，但还是接受下来，而且经常工作至午夜十二时，甚至凌晨一时半。因“事关两浙文献，所以半载以来，晨夕不遑，未敢稍懈也”。这部书稿原来的分类颇为杂乱，材料也有所欠缺，项士元细心加以调整和补充，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次年五月，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审订完成。
一九五九年夏秋间，双柏山房漏水，淋湿了一些书籍，他又亲自参与抢救、晒书。由于过于劳累，终于一病不起，于该年十一月病逝。终年七十三岁。
当时恰值反右运动之后，知识分子正在挨整之时，所以对于这样一位有功于地方文化之人，不可能有什么纪念活动。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乡人才在一九八七年为纪念项士元诞生一百周年和逝世二十八年，以临海博物馆的名义，为他重建坟墓。墓侧写有一副对联：“功存文物千秋业，望重台山百代师。”是其友人董范苇在他生前赠他的诗句，道出了他对故乡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