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峰的题材常常剑走偏锋：她笔下多有来自底层甚至可以归入“边缘”的人物，他们或者因为某种特别的境遇，或者因为某种与生俱来的禀赋和天性而时运不济、命运多舛，无论是《此地》中开小档口的离异女人那欢;还是《此处有掌声》中窥见了丈夫婚外情，明白了自己不过是一个“生育工具”，夫妻之间陷于无性状态的肖玉……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敢作敢当，甘冒风险，因为家庭不幸、婚姻不幸，更不惜以一种飞蛾扑火的姿态追求身心的幸福，这些勇于追求自我的女性，决不以“弱者”的形象示人，乐于改变、崇尚行动，但最终，她们仍然难以逃脱命定的劫数。与略嫌“重口”的题材形成反差的是，李月峰的文字并不浓烈强悍，反倒是一派清脆利落，极其生活化、口语化，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却摒弃了其中的油滑，时而谐谑，时而凌厉，时而激昂，是和风中遇到的一处羁绊，清流中翻飞的一片落叶，任其人物在故事中载沉载浮，作者始终冷眼相看，不动声色。这种题材和文字的反差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和写作技巧，更是一种态度：作者对其笔下的人物多有理解、甚至怀有一些带有保留成分的赏识，却并无“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之情。
　　在新作《愤怒之名》中，李月峰延续了她小说一贯的特色，背景更加宏阔，笔锋更加锐利，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在一个相对更长一些的时间跨度内，书写了一个女人从贫穷到富有、从单纯到复杂、从了无心机到学会谋虑、从麻木到“愤怒”的人生历程。
　　何三妮十四岁便从乡下来到城市打工，从小馆子、大排档、饭店、学校食堂里的服务员，到皮具厂女工，她先后从事过各式各样的工作，也接受了各式各样的“上岗培训”——可以说，和众多打工仔、打工妹一样，这“上岗培训”正是现代社会按照自己的秩序和逻辑对他们所实施的、最初的涂画与塑形，他们的认知、行为规范乃至世界观在不知不觉中一步一步被固化。何三妮就不止一次地被告知：你的一切举止言行都得注意，绝不能给客人留下坏印象，客人永远是对的，要做到有求必应，任何情况下都要委婉，要微笑，还要学会沉默。所以，有权贵之人邀她一起坐下来时，她“窘迫得厉害，心也慌，屁股在椅子边上挂着”，因为她“更习惯于站立”。哀其不幸吗？怒其不争吗？哪怕像金丝鸟一样被囚禁起来，他们也决不把自己归于“被侮辱与被迫害的”，没准倒会深感荣幸和庆幸呢。何三妮十六岁在皮具厂打工时，就因为“陪伴费”得到了“五千块巨款”，并且“第一次意识到生活中有许多明的暗的绿色通道，是对漂亮女孩儿开放的”，从此便“隐隐约约有了某种无形的，影影绰绰的憧憬”。她所憧憬的是富贵、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但绝不包括尊严。
　　在那个由旧游轮改造的豪华会所里做餐厅服务员时，何三妮终于遇到了她一生的“贵人”，“好运”如她所期盼的那样降临了。因为副市长于之谦，何三妮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但她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三重褫夺，不可谓不惨重：第一重褫夺的是她的姓名。“何三妮”已经不能叫何三妮了，她有了新的名字“何丽君”。因为，直到于之谦事发落马，小报才披露出这位前市长拥有多位情妇，因酷爱邓丽君，便“别出心裁地将所有情婦的名字都改成丽君”。第二重褫夺的是她的人生。除了于之谦为她安排的朝九晚五的工作之外，她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即便是于之谦，也是“十天半月，仨月俩月，五月半载，最长有过两年多”才见一次面。这样的人生与囚徒无异。第三重，对灵魂的褫夺，也是最彻底的褫夺：她几乎全盘交出了自己的灵魂。只要有了钱，她甘愿融入这种生活，从肉体到精神，她已经彻头彻尾地被“归化”了。
　　在“何丽君”濒临枯竭的意识里，还有一丝游魂般的存在，那就是她的初中同学，那个“爱在黑板上画小动物，画的所有动物都笑眉笑眼的”男孩石头。当于之谦被“双规”后借病出逃，潜入何三妮的住处，暗中谋划偷渡出境时，她并没有拒绝，也没有去告发，因为她“内心希望于之谦能逃出去，这样，我们就永远不再相见，而且我再也不会受到牵连”。就在于之谦办理好潜逃国外的手续时，何三妮无意中得到一个消息：也在本市打工的石头在一场车祸中因为不公正的判决，不得不拖着伤残之躯回了乡。一边是善良、为讨生活奔命的人遭遇不测之灾，另一边是身负通缉犯之罪却依然“堂而皇之地耀武扬威”，何丽君——曾经的何三妮愤然举报了于之谦。
　　愤怒——而不是出于正义或道义——终于使一个浑噩之人觉醒。但李月峰显然并不津津乐道于这样的“反转”，借叙述者的淡漠口吻，她再一次消解了关乎“启蒙”，关乎“道德，良知，觉醒，人格”的命题——至此，作家完成了对这个不算全新题材的全新开掘。面对复杂多元的当代生活，作家显示出了一种准确的把握能力和判断能力。对笔下女性为改变命运、摆脱贫穷乃至追求幸福所做的努力，哪怕因此走上一条不归路，她也总是怀着深深的理解、甚至带有一丝淡淡的袒护，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月峰的小说不仅提供了新的角度，更提供了新的认知。
　　责任编辑 杨静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