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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5年中国共产党于12月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总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略任务。本文论述了这次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
关键词：瓦窑堡会议；抗日；统一战线；意义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发展过程。“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抗日救亡逐渐成为历史主题。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声明、通电等，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坚决主张抗日。其中对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已经有初步的反映，认识上也在不断深化。但是，直至瓦窑堡会议之前，就全党的基本状况而言，由于存在着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以及深受共产国际一些错误策略的影响，因而还不可能提出完整和正确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
1935年10月，红军历经万里转战到达陕北，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伟大战略转移，中国共产党在西北重新建立起全国革命的大本营。立足稍稳，中共中央即一边指挥红军迎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一边深入研究和制定党在抗日救亡新形势下的策略和任务。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在此基础上，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制定党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会议于12月23日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27日，毛泽东依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报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石。
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在瓦窑堡会议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策略方针的指导下，根据急剧变化的时局形势，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适时调整具体的方针、政策，全力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贯彻这一精神，中共中央于瓦窑堡会议以后，侧重对西北军的杨虎城、东北军的张学良开展了争取和团结工作，并把建立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作为推动全国抗日民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环节。1936年上半年，西北大联合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开花结果。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报告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认为不可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认识；批判了以往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的联合“下层”、排斥“上层”、“要兵不要官”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以下层为基础、上层为重点，以上层领导下层、上下结合的统战原则。为贯彻这一策略，毛泽东、周恩来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民主人士、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与他们在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建立起共识和合作关系；广泛联系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以及失势的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各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争取他们的支持；还直接致信、电给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汤恩伯、陈诚、贺耀祖等人，力陈抗日救国大义，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
大敌当前，民族危亡，同执掌全国政权，拥有庞大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合作抗日，是中华民族利益的需要，是实现全民族抗战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首要标志。为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领导全党，不计较历史恩怨，从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出发，以是否抗日为判断标准，把蒋介石及其政府同汉奸、亲日派区别开来，提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为抗日救国而奋斗的总目标，积极向国民党呼吁合作抗日。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报告在着重批评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的同时，告诫全党汲取历史教训，避免重犯大革命期间实行统一战线时的右倾错误。强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提出共产党和红军应成为统一战线坚强的台柱子。遵循这一思想，毛泽东领导全党克服和纠正了在抗日战争初期发生的类似陈独秀投降主义的“不讲斗争，只讲联合，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反对独立自主原则，放弃领导权，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第二次王明路线。在实践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扩大和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壮大人民力量；另一方面，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统一战线中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同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提出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策略。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砥柱中流，自觉地担负起民族斗争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在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和历史的比较中体现出了先进性。开辟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崭新局面，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展开和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瓦窑堡会议；抗日；统一战线；意义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发展过程。“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抗日救亡逐渐成为历史主题。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声明、通电等，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坚决主张抗日。其中对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已经有初步的反映，认识上也在不断深化。但是，直至瓦窑堡会议之前，就全党的基本状况而言，由于存在着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以及深受共产国际一些错误策略的影响，因而还不可能提出完整和正确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
1935年10月，红军历经万里转战到达陕北，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伟大战略转移，中国共产党在西北重新建立起全国革命的大本营。立足稍稳，中共中央即一边指挥红军迎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一边深入研究和制定党在抗日救亡新形势下的策略和任务。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在此基础上，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制定党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会议于12月23日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27日，毛泽东依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报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石。
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在瓦窑堡会议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策略方针的指导下，根据急剧变化的时局形势，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适时调整具体的方针、政策，全力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贯彻这一精神，中共中央于瓦窑堡会议以后，侧重对西北军的杨虎城、东北军的张学良开展了争取和团结工作，并把建立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作为推动全国抗日民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环节。1936年上半年，西北大联合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开花结果。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报告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认为不可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认识；批判了以往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的联合“下层”、排斥“上层”、“要兵不要官”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以下层为基础、上层为重点，以上层领导下层、上下结合的统战原则。为贯彻这一策略，毛泽东、周恩来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民主人士、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与他们在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建立起共识和合作关系；广泛联系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以及失势的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各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争取他们的支持；还直接致信、电给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汤恩伯、陈诚、贺耀祖等人，力陈抗日救国大义，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
大敌当前，民族危亡，同执掌全国政权，拥有庞大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合作抗日，是中华民族利益的需要，是实现全民族抗战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首要标志。为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领导全党，不计较历史恩怨，从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出发，以是否抗日为判断标准，把蒋介石及其政府同汉奸、亲日派区别开来，提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为抗日救国而奋斗的总目标，积极向国民党呼吁合作抗日。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报告在着重批评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的同时，告诫全党汲取历史教训，避免重犯大革命期间实行统一战线时的右倾错误。强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提出共产党和红军应成为统一战线坚强的台柱子。遵循这一思想，毛泽东领导全党克服和纠正了在抗日战争初期发生的类似陈独秀投降主义的“不讲斗争，只讲联合，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反对独立自主原则，放弃领导权，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第二次王明路线。在实践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扩大和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壮大人民力量；另一方面，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统一战线中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同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提出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策略。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砥柱中流，自觉地担负起民族斗争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在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和历史的比较中体现出了先进性。开辟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崭新局面，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展开和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