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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给人类提出的问题，即什么是人、人类如何在日益被客体化功能化的过程中作为主体而生存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看重。中国的反帝运动构成了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坚决抵制，但是对于人类被日渐非人化的过程，特别是那种把人作为技术主义效率主义之功能和工具这样一种客体化的过程，在中国则没有引起多大反抗。
这种错位的出现是否全是中国人的错可以另当别论，但中国人自己在承担着后果。后果之一就是对“现代”所形成的一种深刻的、正在指导我们实践的误解和意识形态：根据流行的历史常识，“现代性”一词指涉一段“被动挨打”的惨痛历史经历。这已经是有纠缠旧梦或陷入意识形态误区的嫌疑了，因为实际上，中国近代是否就是今人所想的那么被动挨打，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在这个误区之上，还生出一种可以称为“发达情结”的东西。“发达情结”就是用经济和技术上的强势与弱势、征服者与挨打者（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来解释和判断先进与落后、富人社会与穷人社会、西方与第三世界的对立。不仅如此，“发达情结”还进一步把这一系列对立中的强势一方看成衡量中国身价、中国位置的惟一坐标系。它把西欧北美式的，或不如说“超”西欧北美的“发展”或“发达”看作是“中国未来”的参考系数。它把统计指标的上涨、数字的提高、增长率的维持、硬件功能的扩大当作是对“中国向哪里去”、“人类应该怎样生活”等真正问题的思考和解答。困在这个梦境中，无形中陷入的是这样一个矛盾：明明是在中国的历史和生活现实中造就的人，却谴责整个中国和中国人的历史现实和生存现实；同时，明明自认为是西方发达世界的“受害者”，却把“迫害者”的价值当作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的惟一生活价值。
有人可能会误会我是在这里反对“发达”，其实不然，我反对的是把人类——普通人贬低成为“发达”这个巨型列车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人类本应是发达列车上的“恩主”和“上帝”，而如今，发达主义却反倒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随手举几个例子：人的可工作年限大大缩短了，但同时却要用更多的工作来支付房款和学费；交通工具包括私人轿车日益发达，但人的出行却因交通阻塞而日益不便；对疾病的治疗正在一步步现代化国际化，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包括使用的药物，却一步步逃脱了人们自己能理解的知识范围，使人自己的身体变成非常容易被操纵被利用的东西。另一个普遍的症状是，统计数字、功能主义和功利主义正在取代诸如个人兴趣、个人特点、文化、审美等“没用”的职业和领域。愿意反省的人们不妨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有多少人会建议自己的后代按照个人兴趣去读一些有文化但是不卖钱、不物质的专业？就连清华北大这些有人文传统的高等学府如今也采用统计的方式衡量文史哲教授们的学术水平。人正在从主体转化成为发达的一个功能，不是人类在消费享受“发达”，而是资本和发达在消费人类。显而易见，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人首先体验到的那种在高度技术化客观化的知识社会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链环上的非人化经历，那种否定人类主体生活的力量，正在以更大的范围在中国上演——更大的范围是说，比如，就是英国的圈地运动也没有顺便把人和文化功能数字化到如此程度。
汪晖、瑞贝卡·卡尔、艾尔曼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所“忧”的实际比“国”要宽广很多。比如他们关注怎样想像一个好世界的问题——一个平等大同的世界，人人可以居住的世界，以及怎样想像一个好社会和好文明。不仅是谭嗣同的“仁”，康有为的“大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鲁迅的《人之历史》，就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晏阳初的乡村改革实践，都离不开这个内容。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在究竟什么是好世界好社会的问题上可以彼此争论得反目成仇，但这个事实也正好说明他们关怀的执著。后人更为熟悉的源自西方的那些关于“人”的理论，如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等，和曾经有过的这些大的对于人类和世界的关怀比，甚至也显出了几分小气。
在康有为、谭嗣同、鲁迅的时代之后，“人”不再是判断一个好社会好时代的标准。这不是被“打惨打怕”的结果，毋宁说是政治文化眼光上的某种缩小和退化。在发达主义兴盛的今天，甚至很少有人会再去问“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即使是知识分子也不太记得，在人类漫长的生存过程中，人的定义本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人曾经（在佛教术语中）是“有情”的一种，有受身报身之分，曾经是“生”即自然的一部分，曾经是心的载体，是道的化现，是魂魄所集，是天地精华之所聚，是承载万物的小宇宙，是“上帝的殿堂”。相比之下，现代人反而是对人最缺少理解的一类人，甚至忘记了上述这些描述到底都意味着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二十世纪以后，功能主义的人的概念虽然有很多人反对，却越来越广地被接受。人变成了公民，有公民的政治权利，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言论自由等权利。但这些观念所强调的权利，本身已经是人之外的东西了。能够与这些越来越细密的外在概念相平衡的人之内在定义，却发展得相对迟缓，甚至还缩减了。以至于在那些有“人权”保障的社会，人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作为经济功能来生存、来被定义和自我定义。
缺乏人的内在定义实际上是发达主义如此兴盛的另一个原因。就拿人和物的关系来分析：在“人”的定位上模糊不清的发达主义，直接造成了对物质的滥用，甚至把物质生活环境以及人类生活方式变成人类本身的敌人。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沥青水泥化倾向就是把物质生活环境变得非人化、非生命化的一例。
到目前为止，城市化的过程中包含城市规划如旧房拆建、筑路等和城市“开发”如建立开发区、建筑新住宅区和商业区等过程。从空间的功能和用途乃至经济效用上看，城市化为迅速扩大中的都市人口提供了新的住宅区、写字楼和商业购物中心、道路和立交桥等。然而，从物质环境的角度来讲，这些不同的空间都是用同样的形式和材料，即以沥青水泥化的形式来体现的。为了省工省料，原有的砖瓦兼水泥的房屋变成了全部水泥的房屋。为了汽车的方便，住宅密集区原有的红砖灰砖路统统变成了水泥路沥青路。就连北京园林里的路，只有颐和园和景山公园还保持了原有的青砖路，大部分都变成了水泥的。土壤就更不用说了，几乎全部被压在一个个商业购物中心写字楼居民小区的大片沥青水泥板块下面，少得看不见。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仅去年一年，中国就消耗了世界水泥总产量的40%。其中大部分建成了房屋公路，成为中国城市化最主要的原材料之一。沉浸于发达梦里的人们可能会把这看成是中国消费能力的又一个表现。然而若是替生活在中国和世界的人类想想，这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的事。水泥是一种需要千百年才可能变回土壤的材料，沥青则可能根本不能变为土壤。水泥和沥青都是无法再生出任何有机物，而且还释放放射性元素的物质。压在沥青水泥下面的土壤，在既不透气又不透水的情况下，逐渐沙化的可能是很大的。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控制人口早已成为一个不得不硬性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去年新进的水泥竟然比人口的比例还要高15%！后果难道不可怕吗？
不仅如此。城市化除了带来过多的沥青水泥外，还永久带走了人类不可或缺的资源：土地和生机。城市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一个吞噬土壤和生机的不可逆过程。我们知道，中国的可耕地面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整个国土面积而言是偏低的。中国国土面积同美国差不多，人口却是美国的七倍，而可耕地面积则仅仅是美国的一半。可利用土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较低，不足世界平均值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在过去的十年里，每一年都在大量流失稀缺的可耕地。从《中国环境公报》上的数据看，从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九年之间，可耕地每年净减几十万公顷，二○○○年以后每年净减一百至两百多万公顷。
城市化把水泥给了房屋，道路化把沥青给了汽车，受害者当然不仅是农民。都市人和水泥沥青交换了工资、积蓄、财产，而且还被迫或主动地和水泥沥青永久性地交换了生存环境，即周围的土壤、空气和土壤空气中的一切生机。可以算一笔账看看。在中国，人均土地占有量不到零点七八公顷，约九亩左右，人均可耕地占有量则更少，不到一亩半地。从一九九七年到二○○三年的《中国环境状况报告》来看，人均耕地占有量已经从0.11公顷下降到0.095公顷，平均每年下降0.01公顷。在惯于杞人忧天的我看来，如果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那么不出十年，中国人均可耕地的占有量就将是零！如今已经“发达”起来的中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的跨国上层社会早已形成，占城市人口百分之四十的中产阶层也已经出现。不论是从数字上还是从实际上，中国的上层社会确实是堪与世界富豪阶级相匹敌了。但是，即使是风流一时的上层社会，难道真有本事仅靠沥青水泥过活、靠进口的柴米油盐过活吗？
对于“人”的意义的了解欠缺以及对生命本身的无知，还培养了符合发达主义和西方生活方式的日常生活习惯。这些习惯导致了对于身体的滥用，并进而给自然环境、农业、淡水、空气和世界资源带来耗损和威胁。一九九四年，一本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美国书在国内激起了很大反感。书中讨论的是中国人的吃——世界上的资源是否能够喂饱日渐富裕起来的大国的十四亿人口。其实这个问题，用《大分流》的作者彭慕兰的分析角度很好回答。认为喂饱中国人口要耗用世界大量资源的说法，是根据西方人吃肉为主的饮食习惯和这种习惯所需要消耗的土地、水等方面的资源来计算的。吃肉为主的饮食并不比菜蔬豆类为主的饮食更营养更健康，但却耗去大量的土地资源。事实上，如果中国人按照自己本来的饮食习惯，在饮食中吃八成以上的蔬菜杂粮，这个资源的问题就立刻可以得到缓解。如果说江南的农业文明有什么地方比西方农业领先的话，那首先是对植物土壤品性的了解，再就是多种节能而富于营养的饮食习惯了。这就是为什么十五至十八世纪中国和西欧同样面对人口增长的土地压力，但是中国并没有出现像西欧国家那样面临饥荒和大面积水土流失的原因。然而，在发达主义情结的影响下，关于谁来养活中国的争论焦点即资源问题被忽视，使讨论再一次沦为“中国要否发达”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讨论。而且显然，争论者对于什么是“发达”和先进实际上并不清楚。尽管“发达”国家的“先进”饮食已经从九十年代末就趋于大量素食乃至生食，但是对刚刚在学习西方的国人来讲，有多少人会承认江南的以多种素食为主、肉食为辅的饮食习惯比西方食肉为主的饮食习惯更“进步”而更合乎人性呢？
结果是，随发达而来的一个流行看法是把肉食为主的饮食当作是人类“好生活”的标志。当今，肉食工业已经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工业，吃肉更便宜更容易了。不少城市人正在变成真正的肉食者，即以肉食兼鱼类为主，蔬菜谷物为辅，甚至干脆不吃。实际上，很多科学研究都已证明，人类的内脏的生理构造是不适合肉食的，从猿类发展进化而来的人类，本来就是素食者。人的牙齿细密，肠子长，为的就是消化有纤维的蔬菜谷物水果，而食肉动物则肠子短，牙齿尖利。如今，富裕起来的人们反倒把更适合自己身体的、以五谷蔬菜水果为主的饮食，变成了偶尔吃吃的减肥食谱了。
这种因“发达梦”派生而来的肉食者的生活方式正在甚至已经成为人类本身的敌人。首先，肉食业带来的各种污染已经远远大于工业污染。美国EPA已经确认，畜牧业污染物（包括动物粪便和排泄物）是全美60%以上废水河和废水溪的主要污染源。而牛的打嗝放屁和圈养牲畜的粪便污染是臭氧层遭到破坏的最直接原因之一。其次，肉类并不健康，恰恰相反。虽然人类的疾病大多数来自牲畜，但最先进的抗菌素却首先用来防止肉食动物因生病而“减低产量”。美国每年产的抗菌素中有70%被用来给动物喷洒防病，这也就是一旦人类传染了牲畜的病毒，通常很难救治的原因。同时，肉鸡肉猪肉牛的饲养方式完全是反生命的——不仅是观念上的，而且是物质上的反生命。家禽业把肉鸡像塞电池一样塞在笼子里，每只鸡一生的空间不超过一张信纸的面积。可怜的牲畜身上布满了脓疮腐肉，连同粪便一起形成的毒气使养殖场工人不得不带着防毒面具工作。给动物注射的生长激素、抗生素、催生瘦肉的兴奋剂，连同饲料中高于蔬菜十五到三十倍的农药化肥，随着动物的肉一起进入人类口中，成为各种癌症的主要来源之一。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这里的“食”却已经到了既反天、又反人的地步。“发达梦”深刻的反讽就在这里，人类的身体、胃口、饮食习惯已经成为可怖的大型肉食业发展的钱袋、毒素收集站和垃圾桶，而我们有些人却还把它当作是自己好生活开始的标志。
对于人均耕地占有量仅有一点四亩,而且还在逐年递减的中国人而言，近十几年滋生起来的肉食习惯毋宁更是一场资源噩梦的实现。原因很简单，动物吃饲料长大所消耗的土地和淡水资源远远大于人类。据保守统计，按照常规的肉类喂养方式，得到一斤牛肉需要喂进七倍的饲料，得到一斤猪肉需要喂二点六斤的养分，得到一斤鸡肉需要喂两倍的营养。因此，为人类肉食习惯多养一头牲畜就如同在已经超载的人/土比例上再大幅度增添人口的比重。下面是关于肉类浪费环境资源的几个数据：
养活一个肉食者耗用的耕地足以养活十四个素食者；生产一斤牛肉所用的耕地可以生产十七斤黄豆；生产一斤牛肉所用的耕地可以生产二百五十斤马铃薯；饲养一只鸡吃掉的蛋白质是六个人的所需；生产一斤猪蛋白耗用的水可以灌溉并收获十五斤植物蛋白；饲养一只牲畜,消耗的全球淡水可供四个人生存；而三只牲畜养活世界人口年均不到零点八人；圈养一只猪一天所排放的废污水是五个人的总合；仅仅一只牛一天排放破坏臭氧层的甲烷二百多升；圈养一千只鸡每星期制造无法回收的粪便一点四吨；消费二点三两牛排意味着永久剥夺二十多种植物、一百种昆虫、二十种鸟兽的栖息地（John Robins,Diet for a New America，许兆隆著《素食与环保》,Journal of American Diet等）。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欧美的一些关注人类共同利益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就已经把包括饮食在内的日常生活作为公共意识以及人类公共性的重要一部分。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把饮食和人类平等、饥荒、地球资源以及人类未来联系在一起。这些研究使我们看到，目前，为人类的肉食为主的习惯而强迫饲养的牲畜已达世界人口的三倍之多，消耗世界一半的淡水，占用将近一半的耕地，毁掉地球八分之七的森林，排泄占总量20%—30%的导致温室效应的甲烷和氮氧化物，制造亿万吨含有各种化学物质的粪便，食用世界谷类总产量近40%，却仍有九亿人——包括四亿孩子——在挨饿！
在中国，近年来出现在我们饮食习惯上的意识形态误区正在把“谁来养活中国”，至少，谁来养活中国以肉食为主的那部分人口，变成一个真正的迫在眉睫的问题。然而，虽说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及媒体也关注环境、饥饿、生命等重大问题，却似乎不大留意随着发达主义和“现代”概念而流行起来的日常生活习惯中的政治学内涵。我们的政治关注多半停留在机构性和政策性的层面，而没有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私人行为中的公共道德伦理。在饮食习惯问题上，更是动辄把它归结为养生之类的闲谈。结果是这种由生活饮食习惯而造成的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因为没有以工资、收入和金钱物质等传统形式反映出来，甚至很难得到有公德心的人们的关注。其结果是，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学这样一些重大领域往往是由商家，以及国内国外的大型肉类工业来垄断的。事实是，如果中国有两亿人口也就是每七人中有一人养成吃肉为主的习惯，就已经超出了我国的土地资源的负荷，而另外十二亿人口则要靠进口粮过活。如果中国再多一些肉食为主的人口，那么在本土之外所占用的世界的土地和水资源也是相当可观的。即使《谁来养活中国》一书的作者对中国可能抱有种种偏见，乃至用心不良，但是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却的确已经到了正视资源问题，把自己从连西方发达世界都已经偿付不起的现代“肉食者梦”中解救出来的时候了。
这种错位的出现是否全是中国人的错可以另当别论，但中国人自己在承担着后果。后果之一就是对“现代”所形成的一种深刻的、正在指导我们实践的误解和意识形态：根据流行的历史常识，“现代性”一词指涉一段“被动挨打”的惨痛历史经历。这已经是有纠缠旧梦或陷入意识形态误区的嫌疑了，因为实际上，中国近代是否就是今人所想的那么被动挨打，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在这个误区之上，还生出一种可以称为“发达情结”的东西。“发达情结”就是用经济和技术上的强势与弱势、征服者与挨打者（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来解释和判断先进与落后、富人社会与穷人社会、西方与第三世界的对立。不仅如此，“发达情结”还进一步把这一系列对立中的强势一方看成衡量中国身价、中国位置的惟一坐标系。它把西欧北美式的，或不如说“超”西欧北美的“发展”或“发达”看作是“中国未来”的参考系数。它把统计指标的上涨、数字的提高、增长率的维持、硬件功能的扩大当作是对“中国向哪里去”、“人类应该怎样生活”等真正问题的思考和解答。困在这个梦境中，无形中陷入的是这样一个矛盾：明明是在中国的历史和生活现实中造就的人，却谴责整个中国和中国人的历史现实和生存现实；同时，明明自认为是西方发达世界的“受害者”，却把“迫害者”的价值当作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的惟一生活价值。
有人可能会误会我是在这里反对“发达”，其实不然，我反对的是把人类——普通人贬低成为“发达”这个巨型列车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人类本应是发达列车上的“恩主”和“上帝”，而如今，发达主义却反倒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随手举几个例子：人的可工作年限大大缩短了，但同时却要用更多的工作来支付房款和学费；交通工具包括私人轿车日益发达，但人的出行却因交通阻塞而日益不便；对疾病的治疗正在一步步现代化国际化，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包括使用的药物，却一步步逃脱了人们自己能理解的知识范围，使人自己的身体变成非常容易被操纵被利用的东西。另一个普遍的症状是，统计数字、功能主义和功利主义正在取代诸如个人兴趣、个人特点、文化、审美等“没用”的职业和领域。愿意反省的人们不妨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有多少人会建议自己的后代按照个人兴趣去读一些有文化但是不卖钱、不物质的专业？就连清华北大这些有人文传统的高等学府如今也采用统计的方式衡量文史哲教授们的学术水平。人正在从主体转化成为发达的一个功能，不是人类在消费享受“发达”，而是资本和发达在消费人类。显而易见，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人首先体验到的那种在高度技术化客观化的知识社会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链环上的非人化经历，那种否定人类主体生活的力量，正在以更大的范围在中国上演——更大的范围是说，比如，就是英国的圈地运动也没有顺便把人和文化功能数字化到如此程度。
汪晖、瑞贝卡·卡尔、艾尔曼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所“忧”的实际比“国”要宽广很多。比如他们关注怎样想像一个好世界的问题——一个平等大同的世界，人人可以居住的世界，以及怎样想像一个好社会和好文明。不仅是谭嗣同的“仁”，康有为的“大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鲁迅的《人之历史》，就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晏阳初的乡村改革实践，都离不开这个内容。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在究竟什么是好世界好社会的问题上可以彼此争论得反目成仇，但这个事实也正好说明他们关怀的执著。后人更为熟悉的源自西方的那些关于“人”的理论，如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等，和曾经有过的这些大的对于人类和世界的关怀比，甚至也显出了几分小气。
在康有为、谭嗣同、鲁迅的时代之后，“人”不再是判断一个好社会好时代的标准。这不是被“打惨打怕”的结果，毋宁说是政治文化眼光上的某种缩小和退化。在发达主义兴盛的今天，甚至很少有人会再去问“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即使是知识分子也不太记得，在人类漫长的生存过程中，人的定义本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人曾经（在佛教术语中）是“有情”的一种，有受身报身之分，曾经是“生”即自然的一部分，曾经是心的载体，是道的化现，是魂魄所集，是天地精华之所聚，是承载万物的小宇宙，是“上帝的殿堂”。相比之下，现代人反而是对人最缺少理解的一类人，甚至忘记了上述这些描述到底都意味着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二十世纪以后，功能主义的人的概念虽然有很多人反对，却越来越广地被接受。人变成了公民，有公民的政治权利，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言论自由等权利。但这些观念所强调的权利，本身已经是人之外的东西了。能够与这些越来越细密的外在概念相平衡的人之内在定义，却发展得相对迟缓，甚至还缩减了。以至于在那些有“人权”保障的社会，人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作为经济功能来生存、来被定义和自我定义。
缺乏人的内在定义实际上是发达主义如此兴盛的另一个原因。就拿人和物的关系来分析：在“人”的定位上模糊不清的发达主义，直接造成了对物质的滥用，甚至把物质生活环境以及人类生活方式变成人类本身的敌人。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沥青水泥化倾向就是把物质生活环境变得非人化、非生命化的一例。
到目前为止，城市化的过程中包含城市规划如旧房拆建、筑路等和城市“开发”如建立开发区、建筑新住宅区和商业区等过程。从空间的功能和用途乃至经济效用上看，城市化为迅速扩大中的都市人口提供了新的住宅区、写字楼和商业购物中心、道路和立交桥等。然而，从物质环境的角度来讲，这些不同的空间都是用同样的形式和材料，即以沥青水泥化的形式来体现的。为了省工省料，原有的砖瓦兼水泥的房屋变成了全部水泥的房屋。为了汽车的方便，住宅密集区原有的红砖灰砖路统统变成了水泥路沥青路。就连北京园林里的路，只有颐和园和景山公园还保持了原有的青砖路，大部分都变成了水泥的。土壤就更不用说了，几乎全部被压在一个个商业购物中心写字楼居民小区的大片沥青水泥板块下面，少得看不见。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仅去年一年，中国就消耗了世界水泥总产量的40%。其中大部分建成了房屋公路，成为中国城市化最主要的原材料之一。沉浸于发达梦里的人们可能会把这看成是中国消费能力的又一个表现。然而若是替生活在中国和世界的人类想想，这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的事。水泥是一种需要千百年才可能变回土壤的材料，沥青则可能根本不能变为土壤。水泥和沥青都是无法再生出任何有机物，而且还释放放射性元素的物质。压在沥青水泥下面的土壤，在既不透气又不透水的情况下，逐渐沙化的可能是很大的。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控制人口早已成为一个不得不硬性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去年新进的水泥竟然比人口的比例还要高15%！后果难道不可怕吗？
不仅如此。城市化除了带来过多的沥青水泥外，还永久带走了人类不可或缺的资源：土地和生机。城市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一个吞噬土壤和生机的不可逆过程。我们知道，中国的可耕地面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整个国土面积而言是偏低的。中国国土面积同美国差不多，人口却是美国的七倍，而可耕地面积则仅仅是美国的一半。可利用土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较低，不足世界平均值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在过去的十年里，每一年都在大量流失稀缺的可耕地。从《中国环境公报》上的数据看，从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九年之间，可耕地每年净减几十万公顷，二○○○年以后每年净减一百至两百多万公顷。
城市化把水泥给了房屋，道路化把沥青给了汽车，受害者当然不仅是农民。都市人和水泥沥青交换了工资、积蓄、财产，而且还被迫或主动地和水泥沥青永久性地交换了生存环境，即周围的土壤、空气和土壤空气中的一切生机。可以算一笔账看看。在中国，人均土地占有量不到零点七八公顷，约九亩左右，人均可耕地占有量则更少，不到一亩半地。从一九九七年到二○○三年的《中国环境状况报告》来看，人均耕地占有量已经从0.11公顷下降到0.095公顷，平均每年下降0.01公顷。在惯于杞人忧天的我看来，如果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那么不出十年，中国人均可耕地的占有量就将是零！如今已经“发达”起来的中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的跨国上层社会早已形成，占城市人口百分之四十的中产阶层也已经出现。不论是从数字上还是从实际上，中国的上层社会确实是堪与世界富豪阶级相匹敌了。但是，即使是风流一时的上层社会，难道真有本事仅靠沥青水泥过活、靠进口的柴米油盐过活吗？
对于“人”的意义的了解欠缺以及对生命本身的无知，还培养了符合发达主义和西方生活方式的日常生活习惯。这些习惯导致了对于身体的滥用，并进而给自然环境、农业、淡水、空气和世界资源带来耗损和威胁。一九九四年，一本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美国书在国内激起了很大反感。书中讨论的是中国人的吃——世界上的资源是否能够喂饱日渐富裕起来的大国的十四亿人口。其实这个问题，用《大分流》的作者彭慕兰的分析角度很好回答。认为喂饱中国人口要耗用世界大量资源的说法，是根据西方人吃肉为主的饮食习惯和这种习惯所需要消耗的土地、水等方面的资源来计算的。吃肉为主的饮食并不比菜蔬豆类为主的饮食更营养更健康，但却耗去大量的土地资源。事实上，如果中国人按照自己本来的饮食习惯，在饮食中吃八成以上的蔬菜杂粮，这个资源的问题就立刻可以得到缓解。如果说江南的农业文明有什么地方比西方农业领先的话，那首先是对植物土壤品性的了解，再就是多种节能而富于营养的饮食习惯了。这就是为什么十五至十八世纪中国和西欧同样面对人口增长的土地压力，但是中国并没有出现像西欧国家那样面临饥荒和大面积水土流失的原因。然而，在发达主义情结的影响下，关于谁来养活中国的争论焦点即资源问题被忽视，使讨论再一次沦为“中国要否发达”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讨论。而且显然，争论者对于什么是“发达”和先进实际上并不清楚。尽管“发达”国家的“先进”饮食已经从九十年代末就趋于大量素食乃至生食，但是对刚刚在学习西方的国人来讲，有多少人会承认江南的以多种素食为主、肉食为辅的饮食习惯比西方食肉为主的饮食习惯更“进步”而更合乎人性呢？
结果是，随发达而来的一个流行看法是把肉食为主的饮食当作是人类“好生活”的标志。当今，肉食工业已经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工业，吃肉更便宜更容易了。不少城市人正在变成真正的肉食者，即以肉食兼鱼类为主，蔬菜谷物为辅，甚至干脆不吃。实际上，很多科学研究都已证明，人类的内脏的生理构造是不适合肉食的，从猿类发展进化而来的人类，本来就是素食者。人的牙齿细密，肠子长，为的就是消化有纤维的蔬菜谷物水果，而食肉动物则肠子短，牙齿尖利。如今，富裕起来的人们反倒把更适合自己身体的、以五谷蔬菜水果为主的饮食，变成了偶尔吃吃的减肥食谱了。
这种因“发达梦”派生而来的肉食者的生活方式正在甚至已经成为人类本身的敌人。首先，肉食业带来的各种污染已经远远大于工业污染。美国EPA已经确认，畜牧业污染物（包括动物粪便和排泄物）是全美60%以上废水河和废水溪的主要污染源。而牛的打嗝放屁和圈养牲畜的粪便污染是臭氧层遭到破坏的最直接原因之一。其次，肉类并不健康，恰恰相反。虽然人类的疾病大多数来自牲畜，但最先进的抗菌素却首先用来防止肉食动物因生病而“减低产量”。美国每年产的抗菌素中有70%被用来给动物喷洒防病，这也就是一旦人类传染了牲畜的病毒，通常很难救治的原因。同时，肉鸡肉猪肉牛的饲养方式完全是反生命的——不仅是观念上的，而且是物质上的反生命。家禽业把肉鸡像塞电池一样塞在笼子里，每只鸡一生的空间不超过一张信纸的面积。可怜的牲畜身上布满了脓疮腐肉，连同粪便一起形成的毒气使养殖场工人不得不带着防毒面具工作。给动物注射的生长激素、抗生素、催生瘦肉的兴奋剂，连同饲料中高于蔬菜十五到三十倍的农药化肥，随着动物的肉一起进入人类口中，成为各种癌症的主要来源之一。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这里的“食”却已经到了既反天、又反人的地步。“发达梦”深刻的反讽就在这里，人类的身体、胃口、饮食习惯已经成为可怖的大型肉食业发展的钱袋、毒素收集站和垃圾桶，而我们有些人却还把它当作是自己好生活开始的标志。
对于人均耕地占有量仅有一点四亩,而且还在逐年递减的中国人而言，近十几年滋生起来的肉食习惯毋宁更是一场资源噩梦的实现。原因很简单，动物吃饲料长大所消耗的土地和淡水资源远远大于人类。据保守统计，按照常规的肉类喂养方式，得到一斤牛肉需要喂进七倍的饲料，得到一斤猪肉需要喂二点六斤的养分，得到一斤鸡肉需要喂两倍的营养。因此，为人类肉食习惯多养一头牲畜就如同在已经超载的人/土比例上再大幅度增添人口的比重。下面是关于肉类浪费环境资源的几个数据：
养活一个肉食者耗用的耕地足以养活十四个素食者；生产一斤牛肉所用的耕地可以生产十七斤黄豆；生产一斤牛肉所用的耕地可以生产二百五十斤马铃薯；饲养一只鸡吃掉的蛋白质是六个人的所需；生产一斤猪蛋白耗用的水可以灌溉并收获十五斤植物蛋白；饲养一只牲畜,消耗的全球淡水可供四个人生存；而三只牲畜养活世界人口年均不到零点八人；圈养一只猪一天所排放的废污水是五个人的总合；仅仅一只牛一天排放破坏臭氧层的甲烷二百多升；圈养一千只鸡每星期制造无法回收的粪便一点四吨；消费二点三两牛排意味着永久剥夺二十多种植物、一百种昆虫、二十种鸟兽的栖息地（John Robins,Diet for a New America，许兆隆著《素食与环保》,Journal of American Diet等）。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欧美的一些关注人类共同利益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就已经把包括饮食在内的日常生活作为公共意识以及人类公共性的重要一部分。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把饮食和人类平等、饥荒、地球资源以及人类未来联系在一起。这些研究使我们看到，目前，为人类的肉食为主的习惯而强迫饲养的牲畜已达世界人口的三倍之多，消耗世界一半的淡水，占用将近一半的耕地，毁掉地球八分之七的森林，排泄占总量20%—30%的导致温室效应的甲烷和氮氧化物，制造亿万吨含有各种化学物质的粪便，食用世界谷类总产量近40%，却仍有九亿人——包括四亿孩子——在挨饿！
在中国，近年来出现在我们饮食习惯上的意识形态误区正在把“谁来养活中国”，至少，谁来养活中国以肉食为主的那部分人口，变成一个真正的迫在眉睫的问题。然而，虽说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及媒体也关注环境、饥饿、生命等重大问题，却似乎不大留意随着发达主义和“现代”概念而流行起来的日常生活习惯中的政治学内涵。我们的政治关注多半停留在机构性和政策性的层面，而没有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私人行为中的公共道德伦理。在饮食习惯问题上，更是动辄把它归结为养生之类的闲谈。结果是这种由生活饮食习惯而造成的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因为没有以工资、收入和金钱物质等传统形式反映出来，甚至很难得到有公德心的人们的关注。其结果是，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学这样一些重大领域往往是由商家，以及国内国外的大型肉类工业来垄断的。事实是，如果中国有两亿人口也就是每七人中有一人养成吃肉为主的习惯，就已经超出了我国的土地资源的负荷，而另外十二亿人口则要靠进口粮过活。如果中国再多一些肉食为主的人口，那么在本土之外所占用的世界的土地和水资源也是相当可观的。即使《谁来养活中国》一书的作者对中国可能抱有种种偏见，乃至用心不良，但是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却的确已经到了正视资源问题，把自己从连西方发达世界都已经偿付不起的现代“肉食者梦”中解救出来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