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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6日，北京。
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隆重举行。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向学员们作了题为《谈谈调查研究》的重要讲话。
在强调全党同志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习近平充满深情地说：“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这番诚挚而又恳切的话语，引起了人们的深思与共鸣。
80多年前，在戎马倥偬的战斗间隙，身为红四军首脑的毛泽东，缘何要“下大决心”在寻乌做社会调查？他是怎样“深入、唯实”开展寻乌调查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名言是怎么诞生的？他又为什么把在寻乌调查时写的文章称之为“失散多年的孩子”？
这里，有一段鲜为人知而发人启迪的故事。
利用红军战事较少的机会，毛泽东决定在寻乌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
自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红军历经一年多时间的浴血奋战，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很快，根据地人民以分配土地为中心的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到处呈现出“分田分地真忙”的喜人景象。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在北方准备同阎锡山、冯玉祥部作战，南方军阀金汉鼎部主力又受命入闽，赣粤闽边境地区敌军力量薄弱。鉴于此，毛泽东于1930年3月18日在赣州城郊楼梯岭召开前委会议，果断做出了红四军在赣南进行为期3个月“分兵游击”的决定，提出了争取群众、分配土地、建设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等四大任务。按照分兵计划，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经南康、大余、南雄、信丰、安远等地，于4月17日攻克会昌城。几天后，朱德率红四军大部继续向赣闽方向进发，在寻乌红五十团的配合下，于5月2日攻克寻乌县城，扫清了红军通往闽西的道路；毛泽东则与前委机关留驻会昌，继续开展群众发动工作。5月4日，毛泽东接到先行到达寻乌的朱德电报后，立即率前委机关启程，并于翌日赶到了寻乌县城，与朱德率领的红军主力汇合。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寻乌。一年多前，也就是1929年1月底，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突围时，曾途经寻乌菖蒲圩，部队夜宿吉潭圳下村，惨遭尾追之敌突袭，伤亡惨重。正当毛泽东与前委研究部队下一步行动时，时为寻乌党组织负责人的古柏，带领几个游击队员心急火燎地赶来，向毛泽东等人报告了敌军调集兵力从四面合围红四军的紧急敌情。在古柏的建议下，毛泽东、朱德火速率部向闽赣边境的武平和会昌突围，躲过了再次遭敌突袭的险境。
一年多过去了，毛泽东对这一经历仍刻骨铭心。在住地接见寻乌县委、县苏干部时，他一眼就认出了古柏。
在与古柏的交谈中，毛泽东了解到：寻乌地处赣粤闽三省交界的边陲之地，是赣南通往闽西的重要隘口。这里原有少量国民党驻军、警察及一些地主武装，另外还有零散的土匪武装。红四军攻占寻乌县城后，这些反动武装大部分已逃窜，与寻乌毗邻的安远、平远一带，敌人力量空前薄弱，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尤其是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支援红军、保卫根据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听完古柏的介绍，毛泽东备感欣慰。此时，他酝酿已久的一个想法，又在心头涌动。他决定利用这相对安定的环境和战事较少的难得机会，在寻乌作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
毛泽东历来注重调查研究。在建党初和大革命时期，他身背雨伞，脚穿布鞋，深入于安源矿工之中，穿行于湘江之畔乡村，虚心拜工友、农夫为师，向他们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指导开展工农运动，并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斗争中，他又利用战斗间隙，亲赴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后来，虽战事频繁、斗争艰苦，他仍然十分注重调查当地的社会情况，仗打到哪里就调查到哪里。长期以来，调查研究已成为他的一种工作习惯。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以来，毛泽东对自己的调查活动进行了反思。他发现忽视了一点，这就是以前只注重农村调查而忽视了对城镇的调查。特别让他感到忧虑的是，在如何对待城市工商业问题上，一直没有找到合乎实际的措施。红四军中也曾有过对待城镇商店筹款等规定，但一些干部并不了解城市商业的真实情况，弄不懂什么是资产阶级，也分不清楚哪些是自食其力的经营者和手工业劳动者。就在一个多月前，红四军攻克信丰城后，竟把城内10余家日用百货店和杂货店，当作豪绅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浮财没收了，一度造成市民恐慌、商店关闭和群众生活不便。这不仅极大影响了城市工商业发展，而且十分不利于争取城市贫民支持革命，也给红军造成了极不好的负面影响。
这件事对毛泽东触动颇深。他认为：“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为此，他下决心要把这一问题调查清楚，从而为制定城市工商政策乃至土地革命政策提供重要依据。红四军在会昌发动群众时，他就曾与朱德一起，在筠门岭召开过一次手工业者代表专题座谈会，对手工业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做过调查。但由于时间短、准备不充分，而且能提供材料的人很少，对城市工商业方面情况还是没弄透。对此，他不无遗憾地说：“我是要下决心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
这次听了古柏的介绍，毛泽东对寻乌地处赣粤闽三省交界的地理位置甚感兴趣，感到寻乌县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阶级关系、风土人情、社会习俗等，在三省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只要“明了这个县城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为此，毛泽东“下定决心”，要“拼着精力”成为一个“了解城市问题的人”。
毛泽东对古柏说：“我对农村作过好些调查，对富农问题也还未彻底弄清楚；对城市问题，尤其是城市工商业问题，更是一个门外汉。我已跟朱德同志说好，他负责红四军在寻乌、安远、平远一带发动群众，我则利用这段时间战事较少的机会，对寻乌城的商业和农村富农问题作全面了解，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没问题，你需要了解寻乌哪方面情况，我一定全力协助！”毛泽东的想法，当即得到了古柏的积极响应。
“最重要的，就是要赶紧找一些了解寻乌社会情况，而且能充足提供材料的人。”毛泽东提醒道。
“请放心，我会安排好的。”古柏胸有成竹，接着又急切地问道：“什么时候开始调查呢？”
毛泽东爽朗一笑，说：“我们不是早已开始了么？”
古柏恍然大悟。原来，毛泽东一进入寻乌城，从接见县委、县苏干部开始，就已经对寻乌进行社会调查了。
“古柏同志，拜托了！”毛泽东握着古柏的手，诚挚地说。
“不客气，明天我们就到寻乌城去看看吧。”古柏建议道。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好，明天我们到城里长见识去！”毛泽东高兴地说。
在古柏的大力协助下，毛泽东开始了紧张有序的调查工作
第二天，恰逢乌城墟日（编者注：中国南方湘、赣、闽、粤等地区赶集的日子）。毛泽东在古柏的引领下，带着一名警卫员，先绕县城四周城墙走了一圈，接着便在城内大街小巷转了起来。县城不算大，街巷却不少。当毛泽东一行三人来到南门街时，已是晌午时分，正值当日最热闹之时。只见石街两旁，店铺鳞次栉比，街上人来人往，加上肩挑小贩的叫卖声，沿街摊贩的吆喝声，以及鸡鸭档口牲畜的嘶叫声，热闹非凡。
见到南街这么热闹的情景，毛泽东情不自禁地与入城赶集的农民和摆摊设点的商贩们攀谈起来，还进到一些档口店铺向老板详细询问生意情况。农民、商贩和老板们听不太懂毛泽东浓重的湘南口音，古柏就在一旁认真耐心地给双方做“翻译”。
从店铺出来，毛泽东意犹未尽。他想找一些对寻乌城历史沿革、商业状况有较全面了解，可以提供材料的老人，进行深入的调查。在此基础上，再请各个阶层和年龄段的人集中开调查会，对材料进行核实，确保调查结果的全面、真实、准确。
了解到毛泽东的想法后，古柏马上想到了一个杂货店老板。这人名叫郭友梅，时任寻乌商会会长，是个“寻乌通”，对毛泽东的调查肯定有帮助。于是，古柏把郭友梅老先生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介绍。
毛泽东十分高兴，得悉郭友梅的杂货店就在南街附近，当即决定亲自登门拜访。
当毛泽东一行来到杂货店时，只见一位穿着灰布长衫、戴着一副老花眼镜的老先生，坐在店堂里，手托着水烟筒吸着闷烟，老先生见古柏领来一位个头高大、面目清瘦的陌生人，赶忙起身让座。
古柏指着店铺里的老先生，向毛泽东介绍道：“这位就是寻乌商会会长郭友梅老先生，也是这个店铺的老板。”
毛泽东连忙上前，握着郭友梅的手，连声说：“郭老先生，幸会，幸会！”
古柏又转过身，指了指毛泽东，对郭友梅说：“这位是红四军前委的毛书记，就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毛委员。”
郭友梅得知站在眼前的陌生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毛委员”，又惊又喜，双手作揖，激动地说：“啊，毛委员！久仰，久仰！光临寒店，不胜荣幸，您快请坐！”
毛泽东坐下，环视店内摆设，只见不算宽敞的店铺里，三面环墙处有几排货架，货架上稀稀落落摆着几卷布匹及一些土纸；收银台旁的长桌上，摆放着一些日常家用副食品，显眼处还摆放了一些洋蜡烛、洋纱巾等“洋货”。店里冷冷清清，想必生意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郭友梅为毛泽东、古柏倒上茶水，问清缘由之后，十分爽快地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今年59岁，祖籍万安县，12岁时就随父亲郭恰和来到寻乌做生意。没来寻乌之前，他的叔父经营了60年的杂货布匹生意，连他父亲算在一起，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清光绪二十五六年生意鼎盛时，店铺有本3000多元，是当时寻乌城里的第一大商户。后来，由于外国洋货侵入，生意开始惨淡，杂货店也就逐年衰落。
“哎，生意难做啊！”郭友梅说到这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道，“为了自救，前些年县城一些老板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商会，大家互通有无，互助经营，将就着过日子吧。”
古柏接着向毛泽东补充介绍说：“郭老先生在寻乌经商了40多年，又有文化，买卖公平，在商界很有威望，曾担任过两任寻乌商会的会长。他对寻乌县城的历史和现状十分熟悉，是个‘寻乌通’。”
毛泽东听完郭友梅、古柏的介绍，连忙站起身，拉着郭友梅的手，高兴地说道：“你是我打着灯笼要找的行家，真是我可敬爱的先生啊！”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接着，毛泽东又说：“我想近日开个调查会，约请一些对寻乌城各方面熟悉的人了解一些情况，最好能提供一些准确数据和材料，你算一个，不知是否肯赏光？”
郭友梅爽快地答应：“一定去！只要你认为有用，我所有知道的事和材料都可以提供！”
临别时，郭友梅一再挽留毛泽东、古柏等人吃顿饭。毛泽东婉言谢绝。他紧紧握住郭友梅的手，连声道谢：“多谢先生盛情，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辞别了郭友梅，已是傍晚时分了。
回到住地，古柏又给毛泽东介绍了另一位“寻乌通”——范大明。
范大明，51岁，寻乌城区人。他出身于世代贫困的农民家庭，对旧社会的辛酸苦辣体会最深，参加革命斗争非常坚决，已被选为县苏维埃政府委员。他曾读过几年私塾，有一定文化，受聘做过几年初小教员。由于他聪明好学，接触面广，对革命前后的情况及城郊居民对革命的态度都非常清楚。
听完古柏的介绍，毛泽东来不及吃晚饭，又与古柏一起，来到县苏维埃政府住地登门拜访范大明。由于范大明外出未归，毛泽东只好作罢，但一再嘱咐古柏，开调查会时不要忘记把范大明一同请来。
在回住地的路上，毛泽东把这次调查会的时间定在了2天之后。
为把调查会开好，刚吃过晚饭，毛泽东又把古柏叫到住地，对参加调查会的对象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参加者的年龄及职业范围等。
对于参加调查会的人，毛泽东提出：“要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士兵也要，流氓也要，调查到哪个问题，就请哪方面人士参加。”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古柏很快拟出了一份包括郭友梅、范大明在内共11人的名单。他们当中有老年、中年、青年，最大的62岁，最小的23岁。
对于古柏提出的这份名单，毛泽东感到十分满意。
考虑西井巷天主堂住地太小，为便于组织开好这次调查会，古柏建议，毛泽东搬到较为宽敞的马蹄岗天主堂办公居住。
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古柏的建议。
持续10余天的调查会，毛泽东亲自主持和记录
5月7日，在古柏的安排下，毛泽东与红四军前委机关人员一起，搬进了县城南门外的马蹄岗天主堂。刚安顿下来，毛泽东就催促古柏赶紧准备召开调查会事宜。其实，古柏早已派人分头通知受邀人士今天上午召开调查会，并亲自布置好了调查会会场。当古柏把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上午约10时，调查会在天主堂楼上一个大房间里举行。
参加这次调查会的，除了郭友梅、范大明外，还有曾做过铁匠、小商贩，又在军阀陈炯明部下当过排长，阅历丰富的县苏维埃委员张镜清；有曾任县衙门钱粮办事员，了解反动政府敲诈勒索内幕的城郊苏维埃主席刘亮凡；有年过花甲、明了世事变迁的前清秀才郭清如；还有其他不同年龄又较熟悉情况的区乡干部、乡村教师和商店职员等。大家围坐在房中间一张长条桌子周围，古柏坐在毛泽东的旁边，他既是调查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还兼做毛泽东的“翻译”。
除已认识的郭友梅外，对其他人毛泽东都是初次见面，古柏一一向毛泽东作了介绍。
毛泽东一边听古柏介绍，一边微笑着同他们握手，热情地请他们入座。
应邀到会的人，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调查会，大家显得有点拘谨。毛泽东见状笑着说：“我的祖辈先前也是江西老表，排起辈份来，也许与大家还沾点亲带点故哩！”
别开生面的一句开场白，引来了一阵笑声。顿时，原先紧张拘谨的气氛烟消云散了。
“我到寻乌才几天，对寻乌是个‘睁眼瞎’。为了熟悉寻乌城状况，对当前或今后红军工作有所帮助，我下了决心要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今天我是诚心来向大家请教的。”毛泽东态度诚恳，开门见山地把此次调查会的目的告诉了大家。
到会的人见毛泽东如此谦逊、平易近人，不由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毛泽东拿起桌上一份调查提纲，说：“大家别急，我提一个问题，你们就回答一个，知道多少就说多少，随便谈，不要紧。”
对于这次调查活动，毛泽东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事先列出了周密的调查提纲，共有5个大目：即“寻乌的政治区划”、“寻乌的交通”、“寻乌的商业”、“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寻乌的土地斗争”。在每个大目之下，又列有几个至十几个细目。
毛泽东按照调查提纲，一个个地提出问题，到会人员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回答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特别是郭友梅、范大明两位老先生，更是侃侃而谈，对于寻乌城的情况，介绍得具体翔实，并提供了相关的书面材料。
调查会上，毛泽东就像一名小学生，静静地听，认真地记，边听边思考，不明白之处就提问，他把这些参加调查会的人当成“可敬爱的先生”，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请教。有听不懂的寻乌方言，就请古柏“翻译”。会场上，大家畅所欲言，气氛热烈。
为了弄清楚寻乌城商业情况，毛泽东一共向与会人员提出了25个问题，如“杂货”、“小货”、“油”、“盐”，甚至包括“娼妓”、“同善社”等情况，通过各种货物去剖析寻乌城的生活状态和组织内容。在了解寻乌的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情况时，毛泽东不仅询问了全县农村人口成分、旧有田地分配和每户大地主的情况；还不厌其烦地了解了地主剥削农民的手段和程度，对全县土地革命斗争中的土地、房屋的分配方法和标准，以及各阶级、阶层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一直到土地斗争中妇女地位的变化等，无不问得清清楚楚。
对寻乌农村土地分配的情况，毛泽东尤为关注。他问：“你们寻乌分田时，是以人口来分还是以劳动力来分？”
古柏对这个政策最清楚，他回答道：“开始时，我们县革命委员会提出四种办法供大家选择：一是照人口平分；二是按劳动力状况分配；三是按生活财源多寡分配，如做手艺的少分，无其他职业的多分；四是按土地肥瘦分配，肥的少分，瘦的多分。以上办法公布后，大多数地方选择第一种办法来分田。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县委就以按人口平分的方式作为主要办法，在全县推行，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和拥护。”
毛泽东边听边记，又问：“在分田时，有没有碰到过什么难题？”
古柏反映说：“碰到过。在农民分田过程中，没收富农的土地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富农霸着自己的肥田不肯拿出来，贫苦农民往往平分到的只是些瘦田。”说到这，他还举例说，“双桥区枫山乡有个姓刘的小地主，霸住自己的肥田不肯平分，拿出来的只是些坏田。当地群众强迫他拿出好田的时候，他竟说‘遭人命也不拿’！乡里解决不了，直到县苏维埃政府派人到枫山去，这个小地主才把肥田让出来。全县类似情况还为数不少。”
“不是农民分不分田？”毛泽东又问。
“我们县委对这个问题也进行过激烈争论，最后统一了意见。具体做法是：流氓（游民）在城区范围内，有耕种能力的准许分田，毫无耕种能力的不分田；工、商、学无可靠收入的准许分田，县城及城镇有可靠收入的不分；红军士兵和革命职业者，不但分田，而且苏维埃动员农民替他们耕种；地主在乡居住的准许分田；僧尼、道士、传教士要改变职业才能分田。”
“古柏同志，看来寻乌这方面有许多经验可总结借鉴。”毛泽东赞许地说。
为了了解寻乌农民卖儿卖女的情况，毛泽东特邀了刘亮凡、李大顺、梅治平3个农民开调查会。他们分别向毛泽东介绍了富福山、黄砂、兰田三个村贫苦人家卖儿卖女的情况。毛泽东把他们的谈话一字一句地记下，并得出结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调查会白天开，晚上也开，持续开了十几天。参加调查会的都是深切了解社会情况的人，除全程协助毛泽东组织调查的古柏外，郭友梅、范大明、赵镜清、刘亮凡四人参加调查会的次数最多，所提供的材料也最多。
翻阅着沉甸甸的调查记录，毛泽东思绪翻滚。在深感欣慰之余，他更多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待续）（题图为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
（责任编辑：徐 嘉）
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隆重举行。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向学员们作了题为《谈谈调查研究》的重要讲话。
在强调全党同志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习近平充满深情地说：“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这番诚挚而又恳切的话语，引起了人们的深思与共鸣。
80多年前，在戎马倥偬的战斗间隙，身为红四军首脑的毛泽东，缘何要“下大决心”在寻乌做社会调查？他是怎样“深入、唯实”开展寻乌调查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名言是怎么诞生的？他又为什么把在寻乌调查时写的文章称之为“失散多年的孩子”？
这里，有一段鲜为人知而发人启迪的故事。
利用红军战事较少的机会，毛泽东决定在寻乌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
自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红军历经一年多时间的浴血奋战，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很快，根据地人民以分配土地为中心的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到处呈现出“分田分地真忙”的喜人景象。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在北方准备同阎锡山、冯玉祥部作战，南方军阀金汉鼎部主力又受命入闽，赣粤闽边境地区敌军力量薄弱。鉴于此，毛泽东于1930年3月18日在赣州城郊楼梯岭召开前委会议，果断做出了红四军在赣南进行为期3个月“分兵游击”的决定，提出了争取群众、分配土地、建设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等四大任务。按照分兵计划，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经南康、大余、南雄、信丰、安远等地，于4月17日攻克会昌城。几天后，朱德率红四军大部继续向赣闽方向进发，在寻乌红五十团的配合下，于5月2日攻克寻乌县城，扫清了红军通往闽西的道路；毛泽东则与前委机关留驻会昌，继续开展群众发动工作。5月4日，毛泽东接到先行到达寻乌的朱德电报后，立即率前委机关启程，并于翌日赶到了寻乌县城，与朱德率领的红军主力汇合。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寻乌。一年多前，也就是1929年1月底，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突围时，曾途经寻乌菖蒲圩，部队夜宿吉潭圳下村，惨遭尾追之敌突袭，伤亡惨重。正当毛泽东与前委研究部队下一步行动时，时为寻乌党组织负责人的古柏，带领几个游击队员心急火燎地赶来，向毛泽东等人报告了敌军调集兵力从四面合围红四军的紧急敌情。在古柏的建议下，毛泽东、朱德火速率部向闽赣边境的武平和会昌突围，躲过了再次遭敌突袭的险境。
一年多过去了，毛泽东对这一经历仍刻骨铭心。在住地接见寻乌县委、县苏干部时，他一眼就认出了古柏。
在与古柏的交谈中，毛泽东了解到：寻乌地处赣粤闽三省交界的边陲之地，是赣南通往闽西的重要隘口。这里原有少量国民党驻军、警察及一些地主武装，另外还有零散的土匪武装。红四军攻占寻乌县城后，这些反动武装大部分已逃窜，与寻乌毗邻的安远、平远一带，敌人力量空前薄弱，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尤其是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支援红军、保卫根据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听完古柏的介绍，毛泽东备感欣慰。此时，他酝酿已久的一个想法，又在心头涌动。他决定利用这相对安定的环境和战事较少的难得机会，在寻乌作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
毛泽东历来注重调查研究。在建党初和大革命时期，他身背雨伞，脚穿布鞋，深入于安源矿工之中，穿行于湘江之畔乡村，虚心拜工友、农夫为师，向他们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指导开展工农运动，并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斗争中，他又利用战斗间隙，亲赴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后来，虽战事频繁、斗争艰苦，他仍然十分注重调查当地的社会情况，仗打到哪里就调查到哪里。长期以来，调查研究已成为他的一种工作习惯。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以来，毛泽东对自己的调查活动进行了反思。他发现忽视了一点，这就是以前只注重农村调查而忽视了对城镇的调查。特别让他感到忧虑的是，在如何对待城市工商业问题上，一直没有找到合乎实际的措施。红四军中也曾有过对待城镇商店筹款等规定，但一些干部并不了解城市商业的真实情况，弄不懂什么是资产阶级，也分不清楚哪些是自食其力的经营者和手工业劳动者。就在一个多月前，红四军攻克信丰城后，竟把城内10余家日用百货店和杂货店，当作豪绅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浮财没收了，一度造成市民恐慌、商店关闭和群众生活不便。这不仅极大影响了城市工商业发展，而且十分不利于争取城市贫民支持革命，也给红军造成了极不好的负面影响。
这件事对毛泽东触动颇深。他认为：“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为此，他下决心要把这一问题调查清楚，从而为制定城市工商政策乃至土地革命政策提供重要依据。红四军在会昌发动群众时，他就曾与朱德一起，在筠门岭召开过一次手工业者代表专题座谈会，对手工业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做过调查。但由于时间短、准备不充分，而且能提供材料的人很少，对城市工商业方面情况还是没弄透。对此，他不无遗憾地说：“我是要下决心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
这次听了古柏的介绍，毛泽东对寻乌地处赣粤闽三省交界的地理位置甚感兴趣，感到寻乌县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阶级关系、风土人情、社会习俗等，在三省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只要“明了这个县城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为此，毛泽东“下定决心”，要“拼着精力”成为一个“了解城市问题的人”。
毛泽东对古柏说：“我对农村作过好些调查，对富农问题也还未彻底弄清楚；对城市问题，尤其是城市工商业问题，更是一个门外汉。我已跟朱德同志说好，他负责红四军在寻乌、安远、平远一带发动群众，我则利用这段时间战事较少的机会，对寻乌城的商业和农村富农问题作全面了解，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没问题，你需要了解寻乌哪方面情况，我一定全力协助！”毛泽东的想法，当即得到了古柏的积极响应。
“最重要的，就是要赶紧找一些了解寻乌社会情况，而且能充足提供材料的人。”毛泽东提醒道。
“请放心，我会安排好的。”古柏胸有成竹，接着又急切地问道：“什么时候开始调查呢？”
毛泽东爽朗一笑，说：“我们不是早已开始了么？”
古柏恍然大悟。原来，毛泽东一进入寻乌城，从接见县委、县苏干部开始，就已经对寻乌进行社会调查了。
“古柏同志，拜托了！”毛泽东握着古柏的手，诚挚地说。
“不客气，明天我们就到寻乌城去看看吧。”古柏建议道。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好，明天我们到城里长见识去！”毛泽东高兴地说。
在古柏的大力协助下，毛泽东开始了紧张有序的调查工作
第二天，恰逢乌城墟日（编者注：中国南方湘、赣、闽、粤等地区赶集的日子）。毛泽东在古柏的引领下，带着一名警卫员，先绕县城四周城墙走了一圈，接着便在城内大街小巷转了起来。县城不算大，街巷却不少。当毛泽东一行三人来到南门街时，已是晌午时分，正值当日最热闹之时。只见石街两旁，店铺鳞次栉比，街上人来人往，加上肩挑小贩的叫卖声，沿街摊贩的吆喝声，以及鸡鸭档口牲畜的嘶叫声，热闹非凡。
见到南街这么热闹的情景，毛泽东情不自禁地与入城赶集的农民和摆摊设点的商贩们攀谈起来，还进到一些档口店铺向老板详细询问生意情况。农民、商贩和老板们听不太懂毛泽东浓重的湘南口音，古柏就在一旁认真耐心地给双方做“翻译”。
从店铺出来，毛泽东意犹未尽。他想找一些对寻乌城历史沿革、商业状况有较全面了解，可以提供材料的老人，进行深入的调查。在此基础上，再请各个阶层和年龄段的人集中开调查会，对材料进行核实，确保调查结果的全面、真实、准确。
了解到毛泽东的想法后，古柏马上想到了一个杂货店老板。这人名叫郭友梅，时任寻乌商会会长，是个“寻乌通”，对毛泽东的调查肯定有帮助。于是，古柏把郭友梅老先生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介绍。
毛泽东十分高兴，得悉郭友梅的杂货店就在南街附近，当即决定亲自登门拜访。
当毛泽东一行来到杂货店时，只见一位穿着灰布长衫、戴着一副老花眼镜的老先生，坐在店堂里，手托着水烟筒吸着闷烟，老先生见古柏领来一位个头高大、面目清瘦的陌生人，赶忙起身让座。
古柏指着店铺里的老先生，向毛泽东介绍道：“这位就是寻乌商会会长郭友梅老先生，也是这个店铺的老板。”
毛泽东连忙上前，握着郭友梅的手，连声说：“郭老先生，幸会，幸会！”
古柏又转过身，指了指毛泽东，对郭友梅说：“这位是红四军前委的毛书记，就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毛委员。”
郭友梅得知站在眼前的陌生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毛委员”，又惊又喜，双手作揖，激动地说：“啊，毛委员！久仰，久仰！光临寒店，不胜荣幸，您快请坐！”
毛泽东坐下，环视店内摆设，只见不算宽敞的店铺里，三面环墙处有几排货架，货架上稀稀落落摆着几卷布匹及一些土纸；收银台旁的长桌上，摆放着一些日常家用副食品，显眼处还摆放了一些洋蜡烛、洋纱巾等“洋货”。店里冷冷清清，想必生意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郭友梅为毛泽东、古柏倒上茶水，问清缘由之后，十分爽快地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今年59岁，祖籍万安县，12岁时就随父亲郭恰和来到寻乌做生意。没来寻乌之前，他的叔父经营了60年的杂货布匹生意，连他父亲算在一起，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清光绪二十五六年生意鼎盛时，店铺有本3000多元，是当时寻乌城里的第一大商户。后来，由于外国洋货侵入，生意开始惨淡，杂货店也就逐年衰落。
“哎，生意难做啊！”郭友梅说到这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道，“为了自救，前些年县城一些老板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商会，大家互通有无，互助经营，将就着过日子吧。”
古柏接着向毛泽东补充介绍说：“郭老先生在寻乌经商了40多年，又有文化，买卖公平，在商界很有威望，曾担任过两任寻乌商会的会长。他对寻乌县城的历史和现状十分熟悉，是个‘寻乌通’。”
毛泽东听完郭友梅、古柏的介绍，连忙站起身，拉着郭友梅的手，高兴地说道：“你是我打着灯笼要找的行家，真是我可敬爱的先生啊！”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接着，毛泽东又说：“我想近日开个调查会，约请一些对寻乌城各方面熟悉的人了解一些情况，最好能提供一些准确数据和材料，你算一个，不知是否肯赏光？”
郭友梅爽快地答应：“一定去！只要你认为有用，我所有知道的事和材料都可以提供！”
临别时，郭友梅一再挽留毛泽东、古柏等人吃顿饭。毛泽东婉言谢绝。他紧紧握住郭友梅的手，连声道谢：“多谢先生盛情，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辞别了郭友梅，已是傍晚时分了。
回到住地，古柏又给毛泽东介绍了另一位“寻乌通”——范大明。
范大明，51岁，寻乌城区人。他出身于世代贫困的农民家庭，对旧社会的辛酸苦辣体会最深，参加革命斗争非常坚决，已被选为县苏维埃政府委员。他曾读过几年私塾，有一定文化，受聘做过几年初小教员。由于他聪明好学，接触面广，对革命前后的情况及城郊居民对革命的态度都非常清楚。
听完古柏的介绍，毛泽东来不及吃晚饭，又与古柏一起，来到县苏维埃政府住地登门拜访范大明。由于范大明外出未归，毛泽东只好作罢，但一再嘱咐古柏，开调查会时不要忘记把范大明一同请来。
在回住地的路上，毛泽东把这次调查会的时间定在了2天之后。
为把调查会开好，刚吃过晚饭，毛泽东又把古柏叫到住地，对参加调查会的对象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参加者的年龄及职业范围等。
对于参加调查会的人，毛泽东提出：“要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士兵也要，流氓也要，调查到哪个问题，就请哪方面人士参加。”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古柏很快拟出了一份包括郭友梅、范大明在内共11人的名单。他们当中有老年、中年、青年，最大的62岁，最小的23岁。
对于古柏提出的这份名单，毛泽东感到十分满意。
考虑西井巷天主堂住地太小，为便于组织开好这次调查会，古柏建议，毛泽东搬到较为宽敞的马蹄岗天主堂办公居住。
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古柏的建议。
持续10余天的调查会，毛泽东亲自主持和记录
5月7日，在古柏的安排下，毛泽东与红四军前委机关人员一起，搬进了县城南门外的马蹄岗天主堂。刚安顿下来，毛泽东就催促古柏赶紧准备召开调查会事宜。其实，古柏早已派人分头通知受邀人士今天上午召开调查会，并亲自布置好了调查会会场。当古柏把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上午约10时，调查会在天主堂楼上一个大房间里举行。
参加这次调查会的，除了郭友梅、范大明外，还有曾做过铁匠、小商贩，又在军阀陈炯明部下当过排长，阅历丰富的县苏维埃委员张镜清；有曾任县衙门钱粮办事员，了解反动政府敲诈勒索内幕的城郊苏维埃主席刘亮凡；有年过花甲、明了世事变迁的前清秀才郭清如；还有其他不同年龄又较熟悉情况的区乡干部、乡村教师和商店职员等。大家围坐在房中间一张长条桌子周围，古柏坐在毛泽东的旁边，他既是调查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还兼做毛泽东的“翻译”。
除已认识的郭友梅外，对其他人毛泽东都是初次见面，古柏一一向毛泽东作了介绍。
毛泽东一边听古柏介绍，一边微笑着同他们握手，热情地请他们入座。
应邀到会的人，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调查会，大家显得有点拘谨。毛泽东见状笑着说：“我的祖辈先前也是江西老表，排起辈份来，也许与大家还沾点亲带点故哩！”
别开生面的一句开场白，引来了一阵笑声。顿时，原先紧张拘谨的气氛烟消云散了。
“我到寻乌才几天，对寻乌是个‘睁眼瞎’。为了熟悉寻乌城状况，对当前或今后红军工作有所帮助，我下了决心要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今天我是诚心来向大家请教的。”毛泽东态度诚恳，开门见山地把此次调查会的目的告诉了大家。
到会的人见毛泽东如此谦逊、平易近人，不由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毛泽东拿起桌上一份调查提纲，说：“大家别急，我提一个问题，你们就回答一个，知道多少就说多少，随便谈，不要紧。”
对于这次调查活动，毛泽东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事先列出了周密的调查提纲，共有5个大目：即“寻乌的政治区划”、“寻乌的交通”、“寻乌的商业”、“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寻乌的土地斗争”。在每个大目之下，又列有几个至十几个细目。
毛泽东按照调查提纲，一个个地提出问题，到会人员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回答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特别是郭友梅、范大明两位老先生，更是侃侃而谈，对于寻乌城的情况，介绍得具体翔实，并提供了相关的书面材料。
调查会上，毛泽东就像一名小学生，静静地听，认真地记，边听边思考，不明白之处就提问，他把这些参加调查会的人当成“可敬爱的先生”，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请教。有听不懂的寻乌方言，就请古柏“翻译”。会场上，大家畅所欲言，气氛热烈。
为了弄清楚寻乌城商业情况，毛泽东一共向与会人员提出了25个问题，如“杂货”、“小货”、“油”、“盐”，甚至包括“娼妓”、“同善社”等情况，通过各种货物去剖析寻乌城的生活状态和组织内容。在了解寻乌的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情况时，毛泽东不仅询问了全县农村人口成分、旧有田地分配和每户大地主的情况；还不厌其烦地了解了地主剥削农民的手段和程度，对全县土地革命斗争中的土地、房屋的分配方法和标准，以及各阶级、阶层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一直到土地斗争中妇女地位的变化等，无不问得清清楚楚。
对寻乌农村土地分配的情况，毛泽东尤为关注。他问：“你们寻乌分田时，是以人口来分还是以劳动力来分？”
古柏对这个政策最清楚，他回答道：“开始时，我们县革命委员会提出四种办法供大家选择：一是照人口平分；二是按劳动力状况分配；三是按生活财源多寡分配，如做手艺的少分，无其他职业的多分；四是按土地肥瘦分配，肥的少分，瘦的多分。以上办法公布后，大多数地方选择第一种办法来分田。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县委就以按人口平分的方式作为主要办法，在全县推行，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和拥护。”
毛泽东边听边记，又问：“在分田时，有没有碰到过什么难题？”
古柏反映说：“碰到过。在农民分田过程中，没收富农的土地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富农霸着自己的肥田不肯拿出来，贫苦农民往往平分到的只是些瘦田。”说到这，他还举例说，“双桥区枫山乡有个姓刘的小地主，霸住自己的肥田不肯平分，拿出来的只是些坏田。当地群众强迫他拿出好田的时候，他竟说‘遭人命也不拿’！乡里解决不了，直到县苏维埃政府派人到枫山去，这个小地主才把肥田让出来。全县类似情况还为数不少。”
“不是农民分不分田？”毛泽东又问。
“我们县委对这个问题也进行过激烈争论，最后统一了意见。具体做法是：流氓（游民）在城区范围内，有耕种能力的准许分田，毫无耕种能力的不分田；工、商、学无可靠收入的准许分田，县城及城镇有可靠收入的不分；红军士兵和革命职业者，不但分田，而且苏维埃动员农民替他们耕种；地主在乡居住的准许分田；僧尼、道士、传教士要改变职业才能分田。”
“古柏同志，看来寻乌这方面有许多经验可总结借鉴。”毛泽东赞许地说。
为了了解寻乌农民卖儿卖女的情况，毛泽东特邀了刘亮凡、李大顺、梅治平3个农民开调查会。他们分别向毛泽东介绍了富福山、黄砂、兰田三个村贫苦人家卖儿卖女的情况。毛泽东把他们的谈话一字一句地记下，并得出结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调查会白天开，晚上也开，持续开了十几天。参加调查会的都是深切了解社会情况的人，除全程协助毛泽东组织调查的古柏外，郭友梅、范大明、赵镜清、刘亮凡四人参加调查会的次数最多，所提供的材料也最多。
翻阅着沉甸甸的调查记录，毛泽东思绪翻滚。在深感欣慰之余，他更多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待续）（题图为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
（责任编辑：徐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