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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燕京学校的学生，我是打工子弟……我要从小事做起，现在做一个好学生，今后做社会的好公民。”9月9日上午，170余名燕京小天鹅打工子弟学校（以下简称为燕京学校）的学生聚集在简陋的教室门前，大声喊出誓言，这是他们每天例会上必做的功课。
2011年6月中旬起，北京市24所打工子弟学校遭遇新一轮“关闭潮”，触及海淀、朝阳和大兴三个区的1.4万余名孩子。
燕京学校侥幸顺利地迎来了新的学期。作为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打工子弟小学，一年来，燕兆时自己垫付了约15万元，未来如何，他依然不确定。但他说：我一定要看到它的生死——或者终于找到一种好的模式生存下去，或者就看着它倒闭。
游击战式生存
北京城西北郊西北旺镇六里屯村，位于北京北五环以外。从宽阔而繁华的中关村，渐渐转入越来越窄的小路，最后是一条没有名字的胡同，只能依靠路边电线杆上的喷绘指示牌指引。
这是一间面积数百平米的通間大仓库，由简易的夹芯板隔成八间教室。夹芯板不隔音，有的教室也没有门，坐在四年级的教室里，能清晰的听到五年级课程。屋顶用彩钢板铺就，冬冷夏热。校长办公室设在南面三间漏雨的小屋子里，这里还兼做图书室、小卖部，但大多数老师都没有办公室，批改作业就在每间教室后面的一张办公桌上。
这并不是燕京学校第一处校舍。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处。
一年前，燕京学校还在遍布蚁族的北京唐家岭。当时的校长是一对河南夫妻，燕兆时只是一名普通的支教教师。随着唐家岭地区改造，学校也面临必须搬迁的命运，而搬迁将令生源发生重大变动，学校也许会倒闭。
燕兆时记得清楚，去年7月下旬的一天，他一大早和朋友去学校上课，远远地看见校门前停着一辆厢式货车，校长正把自己的东西装车。
“真的要走？”燕兆时问。
校长说：“真的。”
“学校怎么办”
“关门。”
这简短的对话，成了42岁的燕兆时生活的一个转折点。
他个子不高，常穿着一条布裤子，一件牛仔衬衫，脚上一双布鞋。眼睛不大，因此总让人觉得他在笑，笑得眯起了眼。尽管才42岁，却已满头白发。燕兆时喜欢教书，上学时便以为同学讲题为乐。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来京打工子弟团体，重新燃起了“当老师”的想法，继而成了燕京学校的一名志愿支教老师。
虽然早听校长说过“太困难了，不想干了”，但燕兆时没想到这次是真的。
燕兆时当时和朋友面面相觑。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两条路：看着这些学生散了，或做点实际的事情，比如——接管学校。然而，单纯地任教，与全面负责一个学校，是两回事。
朋友问：“最坏的后果是什么？”
“两三个月以后还是倒闭。”燕兆时回答。
“会比现在倒闭还坏吗？”
“没有，至少我们能好好教他们两至三个月。”
“既然不比今天差，那有什么可怕的。”
抱着“教一天算一天”“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燕兆时撑起了这个烂摊子。决定做得非常快，这和他原来从事的职业有些不匹配——在航天系统从事结构的疲劳性研究，专业素养使他习惯考虑控制风险，但他只用一分钟就决定了这件事。“没有时间考虑，也没有必要考虑，考虑了又能怎么样？就两条路，关或者不关，管或者不管。”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找房子、改造、搬家，这些琐碎的事着实让燕兆时抓狂了一阵子。终于，2010年8月25日，燕京学校搬到了现在的位置，并正常开学。为了保证原来的学生都能继续上学，学校配了校车，对于距离较近、步行上学的孩子，学校也有专人接送。
好景不长，就在今年夏天，此地亦传出要拆迁改造的消息。整整一夏天，燕兆时都为是否要再度搬家捏了一把汗。曾有人问他：“如果你跪下就租给你，你跪吗？”
“当然，这太简单了。”他回答。
不过燕兆时已经渐渐坦然了。“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以及人口的流动性，赋予了打工子弟学校随时迁移这样的天然属性。”
作为中国社会发展人口迁徙过程中一个特殊的产物，打工子弟学校是民间为解决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对策”，因而大多是民办学校，并处于“未批准状态”。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将这类学校纳入民办学校的扶持和管理范畴”。在此之后，北京市先后有一些打工子弟学校获得了审批。
但审批是短暂的。2004年，海淀区政府宣布，提倡以公办校接收为主，在保证每个学生都能进入学校读书的前提下，逐步取缔非法打工子弟学校，并不再给予合法办学批复。2006年8月，朝阳区政府确定了对打工子弟学校规范整顿的“服务、规范、改革、提升”八字方针和“先服务后扩招，先指导后审批，先分流后关闭”的工作要求，并决定不再审批新的打工子弟学校。
“未经批准办学”不仅使得打工子弟学校得不到有关部门的资助和支持，还使其进入了不断搬迁、倒闭的游击战似的生存状态。
据北京市教委今年8月公布的数据，目前北京市共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43.37万人，其中约10万人分散在114所打工子弟学校。
不能制造第三代农民工
燕京学校的未来也扑朔迷离。
显然，从各个方面来看，燕京学校都比不上公立学校。但在燕兆时看来，打工子弟学校对于城市来说，就好比流动的早餐车，公办学校是大饭店，条件好，师资稳定，具有天然的优势，然而打工家庭要去这些“大饭店”就餐并不容易。
按照相关政策，非京籍学生需提供“五证”方可进入北京公办小学就学，包括法定监护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即可取得由暂住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开具的在京借读证明，之后便可凭此证明到暂住地就近的中小学校联系借读。
办理证件的手续繁，亦不是每个人都能开全所有证件，比如“户口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大多数打工子弟在家乡都有留守老人，不能说没有监护条件，但大多父母还是愿意把孩子带在身边。再如，这些打工者，大部分从事种菜、卖菜、装修、收废品等工作，这些工作，也似乎不容易找到地方能“证明”。
即便证件齐全，相当一部分公办学校的位置多与这些贫困的打工家庭住址相距甚远，打工者的工作大多不允许他们花费太多时间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路上。
事实上，燕兆时也喜欢学生们努力进入公立学校上校。去年，燕京学校共有8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转入了附近的永丰中心小学，不过，“公立学校能够接收的名额有限”。
因此，入学手续简单、学费便宜并且适应流动人口居住地点变化的打工子弟学校成了外来务工人员的选择，并且在政府多年禁止、疏导下，依然存在。但即使在这样的学校里，也随时有学生流失。
四年级曾有一个叫玉儿的小姑娘，今年5月，她对同班同学讲：我要去剧组拍戏了，当群众演员，每天能赚35元钱，还包吃。不少同学听了羡慕不已。老师们听了喜忧参半，虽然感慨孩子不读书，但也知道每天35元的收入对于这些家庭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但就在“六一”前一天，学校一位老师开车去学校的路上，远远地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吃力地蹬着一个三轮车迎面而来，车上装着些杂物，还坐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李老师在心里嘀咕，上学时间这个孩子不上学，骑着三轮车去做什么？近了才发现，竟然是大家认为已经去当群众演员的玉儿！她头发蓬乱，脸上脏兮兮的。老师们推测，玉儿可能仅仅是帮亲戚家看孩子，为了面子，才跟大家说要去当群众演员。
在校学生的前景亦不乐观。
燕兆时常听到高年级学生聊天时讲：“长大后我要推销啤酒，因为推销啤酒比保洁赚钱。”或者开小铺、当保镖。“他们是看着周围的人长大的，他们的哥哥姐姐都是做这些，他们知道自己成不了科学家，因此便想也不去想。”
这令燕兆时感到最悲哀。照此下去，即使有学上，这些孩子长大后依然是农民工第二代、第三代，他们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却依然延续着没有生活梦想、没有一技之长的上一辈的轨迹。
为此，燕兆时特意在学校名字中加上了“小天鹅”三个字，希望孩子们能认识到：“你本来是只小天鹅。”他同时还在高校中征集志愿者，周末给孩子们开设美术、英语等课程，培养他们多方面的兴趣和能力。
就在这样的兴趣课上，北京农业大学志愿者李尚睿发现了一个有美术天赋的小男孩儿，名叫魏星宇，李尚睿形容这个从没学过美术的小男孩儿的画：“透视非常正确，用笔相当利落。”李尚睿曾下定决心，要一直陪着星宇长大，教他画画儿。
然而一个安静的夜晚，她接到了学校后勤负责人的电话：“魏星宇回老家了。”电话两头都沉默了，双方都有些不知所措。后来得知，魏星宇妈妈患了重病，在北京治不起，只好回老家。爸爸不在北京，哥哥已经结婚了，兄嫂都打工，无暇照顾他。
李尚睿当时的感觉是：“大脑空白了。我无数次想象的美好蓝图，突然被现实打了个大叉。”她曾设想蓝图其实很简单，继续教星宇画画儿，使他走上一条更适合的道路。然而她意识到，残酷的现实是，也许过不了两年，小星宇可能会和哥哥一样，外出打工，四处为家，原本天赋极高的孩子，也只能成为芸芸众生的一员。
每个孩子都是小天鹅
这些“小天鹅”的确具备一些让燕兆时意料之外的品质。
一个小女孩丢了五毛钱，上课时不停地找，为了让她安心听课，燕兆时答应给她五毛钱。由于没有零钱，燕兆时答应她第二天再给。
学校事情太多，直到第三天时，小女孩找到燕兆时，低声说：“老师，你说过给我5毛钱的……”燕兆时立刻掏钱，但只有一元钱的，于是给了她1块钱。
“老师，我丢的是5毛，不是1块。”小姑娘说。
“没有零钱了，只有1块的了。”
一天之后，这个小姑娘找到燕兆时：“老师，还给你5毛钱。”
燕京学校学生的午饭标准是一二年级每月60元，其余年级每月70元，随便吃。一天，燕兆时接到一个学生妈妈的电话，这个学生是单亲，妈妈一人带着姐弟俩生活。母亲告诉燕兆时：“老师，该交下一个月的饭钱了，我家两个孩子，我就交一个的，另一个不在学校吃了。”
燕兆时以为是对学校的午饭不满意，但对方的回答是“太贵了”：让上一年级的小儿子中午吃个热的，而让三年级的大女儿在外面买点吃，“一包干脆面才４毛多，吃两包也不到一块钱”。
燕兆时后来几次让这个小姑娘去打饭，她不去。于是燕兆时自己打了菜、拿了馒头给她，以老师的身份让她接受。过了半小时再去看，菜没有动，馒头象征性地吃了一半，“那一刻我知道我又错了，她虽然仅仅是三年级小孩，但是她已经有了强烈的自我尊严……”
一定要看到它的生死
燕兆时也明白，打工子弟学校几乎不可能完全靠自身力量经营下去，但他认为，过去的问题是将打工子弟学校完全抛给市场，“那意味着追逐利润”，于是导致打工子弟学校出现了各种问题，如学校截留捐款、只聘用廉价低水平的教师，孩子们获得教育的水平不高。曾有报道指出，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小升初的毕业成绩平均分仅为15分。
在燕兆时看来，“办学或者关注学校的最终目的是教育出合格的学生。”他认为社会对打工学校的怜悯多集中在教室、电脑等硬件，但“教师比电脑和书包重要，没有书包可以用塑料袋，沒有好的老师仅有书包，培养不出来合格的学生”。
燕兆时接管燕京学校后，将教师的工资由原来的1000元提高到了2000元；同时也提高了对老师的学历及能力的要求，目前燕京学校有9名专职教师，5名是本科毕业，4名为大专毕业。
燕京学校的政策是：所有报名的孩子都可以入学，每学年费用为700至800元，贫困家庭可以减免；同时设立奖学金制度，对优秀或者成绩进步大的学生给予奖励。
燕兆时也在寻找基金会和企业支持。但寻找的结果令他有些失望，名目众多的基金会大多致力于打造“课外读书室”、建造“多媒体教室”等“看得见”的项目，真正对于主科的关注却并不多。
燕兆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改变一个孩子的成本其实很低。”他算了一笔账：学校目前教师工资每月2000元，如果能涨到3000元，将聘请到更好的老师，这将改变一整个班学生的命运。按一班30名学生计算，平均每个孩子的教育成本每月只增加33元，一年只增加1200元。如果有10个人来资助分担这笔费用，每人每年只需要出120块钱。“这并不是难事。”他说。
9月12日，燕兆时在微博中发出了新的招聘启事：“教师是学校的重中之重，给予学生良好的教育是学生、他们的家庭以及社会的需求。我们希望能与您一起探索一条公益性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之路。”
他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是理想主义者，但是我们是愿意为着自己残存的理想而做点事情的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否会失败，但是我不相信在我们开始的时候，它已经注定要失败，我只知道我一定要见到生死，我不会在生死之前半途而废。”
（文中部分采访学生为化名。实习生李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2011年6月中旬起，北京市24所打工子弟学校遭遇新一轮“关闭潮”，触及海淀、朝阳和大兴三个区的1.4万余名孩子。
燕京学校侥幸顺利地迎来了新的学期。作为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打工子弟小学，一年来，燕兆时自己垫付了约15万元，未来如何，他依然不确定。但他说：我一定要看到它的生死——或者终于找到一种好的模式生存下去，或者就看着它倒闭。
游击战式生存
北京城西北郊西北旺镇六里屯村，位于北京北五环以外。从宽阔而繁华的中关村，渐渐转入越来越窄的小路，最后是一条没有名字的胡同，只能依靠路边电线杆上的喷绘指示牌指引。
这是一间面积数百平米的通間大仓库，由简易的夹芯板隔成八间教室。夹芯板不隔音，有的教室也没有门，坐在四年级的教室里，能清晰的听到五年级课程。屋顶用彩钢板铺就，冬冷夏热。校长办公室设在南面三间漏雨的小屋子里，这里还兼做图书室、小卖部，但大多数老师都没有办公室，批改作业就在每间教室后面的一张办公桌上。
这并不是燕京学校第一处校舍。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处。
一年前，燕京学校还在遍布蚁族的北京唐家岭。当时的校长是一对河南夫妻，燕兆时只是一名普通的支教教师。随着唐家岭地区改造，学校也面临必须搬迁的命运，而搬迁将令生源发生重大变动，学校也许会倒闭。
燕兆时记得清楚，去年7月下旬的一天，他一大早和朋友去学校上课，远远地看见校门前停着一辆厢式货车，校长正把自己的东西装车。
“真的要走？”燕兆时问。
校长说：“真的。”
“学校怎么办”
“关门。”
这简短的对话，成了42岁的燕兆时生活的一个转折点。
他个子不高，常穿着一条布裤子，一件牛仔衬衫，脚上一双布鞋。眼睛不大，因此总让人觉得他在笑，笑得眯起了眼。尽管才42岁，却已满头白发。燕兆时喜欢教书，上学时便以为同学讲题为乐。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来京打工子弟团体，重新燃起了“当老师”的想法，继而成了燕京学校的一名志愿支教老师。
虽然早听校长说过“太困难了，不想干了”，但燕兆时没想到这次是真的。
燕兆时当时和朋友面面相觑。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两条路：看着这些学生散了，或做点实际的事情，比如——接管学校。然而，单纯地任教，与全面负责一个学校，是两回事。
朋友问：“最坏的后果是什么？”
“两三个月以后还是倒闭。”燕兆时回答。
“会比现在倒闭还坏吗？”
“没有，至少我们能好好教他们两至三个月。”
“既然不比今天差，那有什么可怕的。”
抱着“教一天算一天”“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燕兆时撑起了这个烂摊子。决定做得非常快，这和他原来从事的职业有些不匹配——在航天系统从事结构的疲劳性研究，专业素养使他习惯考虑控制风险，但他只用一分钟就决定了这件事。“没有时间考虑，也没有必要考虑，考虑了又能怎么样？就两条路，关或者不关，管或者不管。”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找房子、改造、搬家，这些琐碎的事着实让燕兆时抓狂了一阵子。终于，2010年8月25日，燕京学校搬到了现在的位置，并正常开学。为了保证原来的学生都能继续上学，学校配了校车，对于距离较近、步行上学的孩子，学校也有专人接送。
好景不长，就在今年夏天，此地亦传出要拆迁改造的消息。整整一夏天，燕兆时都为是否要再度搬家捏了一把汗。曾有人问他：“如果你跪下就租给你，你跪吗？”
“当然，这太简单了。”他回答。
不过燕兆时已经渐渐坦然了。“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以及人口的流动性，赋予了打工子弟学校随时迁移这样的天然属性。”
作为中国社会发展人口迁徙过程中一个特殊的产物，打工子弟学校是民间为解决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对策”，因而大多是民办学校，并处于“未批准状态”。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将这类学校纳入民办学校的扶持和管理范畴”。在此之后，北京市先后有一些打工子弟学校获得了审批。
但审批是短暂的。2004年，海淀区政府宣布，提倡以公办校接收为主，在保证每个学生都能进入学校读书的前提下，逐步取缔非法打工子弟学校，并不再给予合法办学批复。2006年8月，朝阳区政府确定了对打工子弟学校规范整顿的“服务、规范、改革、提升”八字方针和“先服务后扩招，先指导后审批，先分流后关闭”的工作要求，并决定不再审批新的打工子弟学校。
“未经批准办学”不仅使得打工子弟学校得不到有关部门的资助和支持，还使其进入了不断搬迁、倒闭的游击战似的生存状态。
据北京市教委今年8月公布的数据，目前北京市共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43.37万人，其中约10万人分散在114所打工子弟学校。
不能制造第三代农民工
燕京学校的未来也扑朔迷离。
显然，从各个方面来看，燕京学校都比不上公立学校。但在燕兆时看来，打工子弟学校对于城市来说，就好比流动的早餐车，公办学校是大饭店，条件好，师资稳定，具有天然的优势，然而打工家庭要去这些“大饭店”就餐并不容易。
按照相关政策，非京籍学生需提供“五证”方可进入北京公办小学就学，包括法定监护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即可取得由暂住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开具的在京借读证明，之后便可凭此证明到暂住地就近的中小学校联系借读。
办理证件的手续繁，亦不是每个人都能开全所有证件，比如“户口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大多数打工子弟在家乡都有留守老人，不能说没有监护条件，但大多父母还是愿意把孩子带在身边。再如，这些打工者，大部分从事种菜、卖菜、装修、收废品等工作，这些工作，也似乎不容易找到地方能“证明”。
即便证件齐全，相当一部分公办学校的位置多与这些贫困的打工家庭住址相距甚远，打工者的工作大多不允许他们花费太多时间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路上。
事实上，燕兆时也喜欢学生们努力进入公立学校上校。去年，燕京学校共有8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转入了附近的永丰中心小学，不过，“公立学校能够接收的名额有限”。
因此，入学手续简单、学费便宜并且适应流动人口居住地点变化的打工子弟学校成了外来务工人员的选择，并且在政府多年禁止、疏导下，依然存在。但即使在这样的学校里，也随时有学生流失。
四年级曾有一个叫玉儿的小姑娘，今年5月，她对同班同学讲：我要去剧组拍戏了，当群众演员，每天能赚35元钱，还包吃。不少同学听了羡慕不已。老师们听了喜忧参半，虽然感慨孩子不读书，但也知道每天35元的收入对于这些家庭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但就在“六一”前一天，学校一位老师开车去学校的路上，远远地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吃力地蹬着一个三轮车迎面而来，车上装着些杂物，还坐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李老师在心里嘀咕，上学时间这个孩子不上学，骑着三轮车去做什么？近了才发现，竟然是大家认为已经去当群众演员的玉儿！她头发蓬乱，脸上脏兮兮的。老师们推测，玉儿可能仅仅是帮亲戚家看孩子，为了面子，才跟大家说要去当群众演员。
在校学生的前景亦不乐观。
燕兆时常听到高年级学生聊天时讲：“长大后我要推销啤酒，因为推销啤酒比保洁赚钱。”或者开小铺、当保镖。“他们是看着周围的人长大的，他们的哥哥姐姐都是做这些，他们知道自己成不了科学家，因此便想也不去想。”
这令燕兆时感到最悲哀。照此下去，即使有学上，这些孩子长大后依然是农民工第二代、第三代，他们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却依然延续着没有生活梦想、没有一技之长的上一辈的轨迹。
为此，燕兆时特意在学校名字中加上了“小天鹅”三个字，希望孩子们能认识到：“你本来是只小天鹅。”他同时还在高校中征集志愿者，周末给孩子们开设美术、英语等课程，培养他们多方面的兴趣和能力。
就在这样的兴趣课上，北京农业大学志愿者李尚睿发现了一个有美术天赋的小男孩儿，名叫魏星宇，李尚睿形容这个从没学过美术的小男孩儿的画：“透视非常正确，用笔相当利落。”李尚睿曾下定决心，要一直陪着星宇长大，教他画画儿。
然而一个安静的夜晚，她接到了学校后勤负责人的电话：“魏星宇回老家了。”电话两头都沉默了，双方都有些不知所措。后来得知，魏星宇妈妈患了重病，在北京治不起，只好回老家。爸爸不在北京，哥哥已经结婚了，兄嫂都打工，无暇照顾他。
李尚睿当时的感觉是：“大脑空白了。我无数次想象的美好蓝图，突然被现实打了个大叉。”她曾设想蓝图其实很简单，继续教星宇画画儿，使他走上一条更适合的道路。然而她意识到，残酷的现实是，也许过不了两年，小星宇可能会和哥哥一样，外出打工，四处为家，原本天赋极高的孩子，也只能成为芸芸众生的一员。
每个孩子都是小天鹅
这些“小天鹅”的确具备一些让燕兆时意料之外的品质。
一个小女孩丢了五毛钱，上课时不停地找，为了让她安心听课，燕兆时答应给她五毛钱。由于没有零钱，燕兆时答应她第二天再给。
学校事情太多，直到第三天时，小女孩找到燕兆时，低声说：“老师，你说过给我5毛钱的……”燕兆时立刻掏钱，但只有一元钱的，于是给了她1块钱。
“老师，我丢的是5毛，不是1块。”小姑娘说。
“没有零钱了，只有1块的了。”
一天之后，这个小姑娘找到燕兆时：“老师，还给你5毛钱。”
燕京学校学生的午饭标准是一二年级每月60元，其余年级每月70元，随便吃。一天，燕兆时接到一个学生妈妈的电话，这个学生是单亲，妈妈一人带着姐弟俩生活。母亲告诉燕兆时：“老师，该交下一个月的饭钱了，我家两个孩子，我就交一个的，另一个不在学校吃了。”
燕兆时以为是对学校的午饭不满意，但对方的回答是“太贵了”：让上一年级的小儿子中午吃个热的，而让三年级的大女儿在外面买点吃，“一包干脆面才４毛多，吃两包也不到一块钱”。
燕兆时后来几次让这个小姑娘去打饭，她不去。于是燕兆时自己打了菜、拿了馒头给她，以老师的身份让她接受。过了半小时再去看，菜没有动，馒头象征性地吃了一半，“那一刻我知道我又错了，她虽然仅仅是三年级小孩，但是她已经有了强烈的自我尊严……”
一定要看到它的生死
燕兆时也明白，打工子弟学校几乎不可能完全靠自身力量经营下去，但他认为，过去的问题是将打工子弟学校完全抛给市场，“那意味着追逐利润”，于是导致打工子弟学校出现了各种问题，如学校截留捐款、只聘用廉价低水平的教师，孩子们获得教育的水平不高。曾有报道指出，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小升初的毕业成绩平均分仅为15分。
在燕兆时看来，“办学或者关注学校的最终目的是教育出合格的学生。”他认为社会对打工学校的怜悯多集中在教室、电脑等硬件，但“教师比电脑和书包重要，没有书包可以用塑料袋，沒有好的老师仅有书包，培养不出来合格的学生”。
燕兆时接管燕京学校后，将教师的工资由原来的1000元提高到了2000元；同时也提高了对老师的学历及能力的要求，目前燕京学校有9名专职教师，5名是本科毕业，4名为大专毕业。
燕京学校的政策是：所有报名的孩子都可以入学，每学年费用为700至800元，贫困家庭可以减免；同时设立奖学金制度，对优秀或者成绩进步大的学生给予奖励。
燕兆时也在寻找基金会和企业支持。但寻找的结果令他有些失望，名目众多的基金会大多致力于打造“课外读书室”、建造“多媒体教室”等“看得见”的项目，真正对于主科的关注却并不多。
燕兆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改变一个孩子的成本其实很低。”他算了一笔账：学校目前教师工资每月2000元，如果能涨到3000元，将聘请到更好的老师，这将改变一整个班学生的命运。按一班30名学生计算，平均每个孩子的教育成本每月只增加33元，一年只增加1200元。如果有10个人来资助分担这笔费用，每人每年只需要出120块钱。“这并不是难事。”他说。
9月12日，燕兆时在微博中发出了新的招聘启事：“教师是学校的重中之重，给予学生良好的教育是学生、他们的家庭以及社会的需求。我们希望能与您一起探索一条公益性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之路。”
他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是理想主义者，但是我们是愿意为着自己残存的理想而做点事情的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否会失败，但是我不相信在我们开始的时候，它已经注定要失败，我只知道我一定要见到生死，我不会在生死之前半途而废。”
（文中部分采访学生为化名。实习生李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