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1年8月参加了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的部队，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1943年秋，刚刚入党的我，被师部选调到国际招待所工作。
　　我们的招待所就是招待美军在第五师情报联絡站的军官。当时招待所已经住有四位美国军人，一位中校，一位少校和两位军士，其中两名军士是美方的无线电收发报员。招待所下设有无线电台室、机要室、有线电话班、通讯班、饲养班、警卫排、普通食堂和西餐食堂，我主要从事后勤接待工作。
　　当时，我们国际招待所的一项特殊使命就是把我方掌握的武汉日军的军事设备、武器弹药库、军用油库、日本的驻军及首脑机关所在地等相关情报告诉美方，再由美方将这些情报转告驻湖北省老河口的“飞虎队”。在此期间，李先念师长和美国情报联络官经常召开情报联络会议，互通情况，每次开这样的会议，组织上总是安排我进入会场为首长们服务。
　　飞机坠向5里外的西山区
　　1943年初冬，美方得到我方的情报，派出轰炸机袭击武汉日军驻地。袭击中，美方一位中队长驾驶的飞机不幸被日本的防空炮击中，这位中队长驾驶着受伤的飞机，向我们招待所所在地大悟山飞行。
　　他边飞边紧急呼叫美方设在我所的情报联络站电台的番号，美方电台也不断地呼叫这架受伤的飞机，双方很快就联系上了，我们也看着这架飞机冒着浓烟在招待所上空盘旋。在我们所的领导和翻译以及美方电台人员的共同指挥下，这架飞机迅速坠向距我所5里外的西山区，中队长跳伞后，飞机坠毁了。
　　那天上午12点左右，正刮西北风，降落伞一直往东南方向飘，地面电台指挥他加快降落速度，因为再往东南方向飘，就是日本占领区了，在大悟山南边有条小溪，那里驻有日本军队。尽管如此，日本军队还是发现了这名飞行员。为了营救这名飞行员，五师师部派了一个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与日军的战斗持续到傍晚，飞行员终于被我军救走。营救中我军只有一名战士受伤，受伤战士又被当地母女俩救起后连夜送回我部队。
　　美方飞行员被安排在我们所休养调整。当我们看到这位身材高大魁梧的中队长时，他不断地向我们挥手致谢，当他得知我军一位战士因营救他而受伤后，更是无比感激。
　　在招待所停留的日子，生活上我们按照西式习惯尽心为他服务，提供了鲜美的烤肉、鸡蛋糕、咸甜饼、麦羹粥等饭菜。他习惯吃精细盐，而我们食用的是一种“大海盐”，是那种颗粒很大的盐。我们就想方设法，把颚粒盐放在锅中煮沸，盐粒化开后蒸发掉水分，变成细盐，他将细盐装在佐料盒里，需要时随时撒在食物上。他通过翻译说我们很有创意，表示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
　　血与火凝成的“混血家庭”
　　为了加强我方与美方的合作信任度，所里特意安排这位飞行中队长到我师的王牌旅第十三旅营地参观。
　　参观时，让我和其他几位同志随身服务，我们考虑到他爱喝凉水，就用美军带的“鳖子壶”先装满热茶水，然后放在冷水中冰凉，我挎在肩上，骑着马跟在他左右。当他喝到冰凉爽口的茶水时，又一次伸出大拇指。在十三旅，他看到了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我军严明的纪律和顽强的意志，这让他备受鼓舞，连连称赞我师不愧为威武之师，增强了他对新四军的信任。
　　美方飞行中队长在我所停留了十几天后，将要返回老河口飞行大队，师领导十分重视他的安全问题，派了联络官和护送部队，还带上马匹和一些食物。因我们招待所当时抽不出做西餐的师傅，领导就派我负责中队长一路上的食宿。我虽然平时观察了解了一些做西餐的常识，但还是非常不够，所以临行前，我又向所里做西餐的师傅请教了一些做西餐的简单方法，几天后我们出发了。
　　本来安排我们送中队长到应北岩子河后返回，但由于当时老河口至随州的公路被破坏，老河口派来的汽车只能到枣阳。所以这位中队长要求我们继续护送他。可是再往前走就到国民党占领区了，国民党方面也派了一支部队来接应。我们领导根据当时情况临时决定，除我和饲养员带上两匹马和物资随国民党部队一起护送美军飞行中队长到枣阳，其他护送人员全部撤回。
　　一路上，一匹马由美军骑用，一匹马驮着物资。虽然我们双方语言不通，可心心相印，相拥相扶，一会中队长下马与我们一起步行，一会中队长执意让我们骑马并行。我对中队长的饮食更是用心，变化着花样，还做上一份夹心蛋饼，端上一碗“麦羹汤”，中队长吃得津津有味。吃罢我问他吃饱了没有？他挺起高大的胸膛，用手拍拍肚子，意思是吃饱了，然后又伸出大拇指，表示很好。
　　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就像血与火凝成的一个“混血家庭”。
　　邢大军据《人民政协报》余群、涂宏伟/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