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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通过对马克思·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研究和探索，试图阐述官僚制度的具体内容及其特征，并尝试对是否应对实行官僚制的国家权力机关进行监督、官僚制能不能保证政府和国家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立于不败之地等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官僚制；监督；层级制
一、现代官僚制理论的基本内容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是基于其组织社会学框架之中进行分析论证的，其核心是官僚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首先，论述其“合理性”也就是论述了官僚制理论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说明其可以从根本上影响政府体制的发展进程。韦伯认为，实行官僚制的目的在于让领导阶级能更好实现统治、服从阶级能更顺利完成领导的任务。这里说的“统治”，就是领导者的命令被一些特定的人执行或跟随，当然这种统治不能是以纯暴力的手段进行实施的，而是需要被这些特定的人主动接受并服从，这就要求每个个体的“信仰体系”一定是与政府的预设要求一致，这样才能够保证个体自愿服从来自上级的命令和指挥，从而保证在行动上保持和政府的高度一致性和紧密联系性。当个体自愿服从这种“信仰体系”时，这个秩序就具有被服从者接受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的产生就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制度的合理性。
至于官僚制的“合法性”，韦伯在《社会与经济》书中对权威类型进行了区分，并概括为“魅力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法理性统治”三种权威类型。“魅力型统治”建立在一个人非凡的献身以及由他所默视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传统型统治” 建立在对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的信任的基础之上；“法理型统治”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韦伯通常所指的官僚制概念就是建立在法理型权威之下的理性官僚制概念。在他看来，这是最具有“合法性”的一种权威类型。
韦伯从组织社会学角度对官僚制进行的阐述在毕瑟姆的《官僚制》中也有充分的讨论，而除去组织社会学这一领域的讨论，后者还从政治经济学、公共行政管理学的角度对官僚制进行了补充说明。根据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官僚制是一种通过法定拨款，而非在市场上出售产品而获得资金的行政（管理层）机制”。由于官僚制的资金并非来源于市场，因而并不会像企业一样面临破产风险，进而缺乏监管、热衷于组织扩张、关注于内部利益大于外部利益，从而导致组织无效率。公共行政管理学的关注点并非是个人而是公共福利，其显著特征是其“服务的政治性”，即“决定这种服務的内容和水平的，是定性判断和可以公开辩驳的相互竞争的价值观之间的妥协，而不是诸如是否有利可图这样的单一标准”。从这一角度来看，官僚制的界限在于组织履行义务的方式上，即在公共与私人之间只有公共的才是官僚制的。公共行政管理学强调组织的文化和履行责任的方式，以及组织对个人的规范决定了组织的效率。但由于不同的原因，专制政权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毕瑟姆看来只拥有非常虚弱的公共服务精神和公共责任程序，其行政管理常常受到官僚的武断和傲慢自大的指责，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违背了韦伯提出的“照章办事的程序性”和“不带感情或偏见、非人格化地处理公务”的官僚制标准，所以从公共行政管理学的角度看，这些政权到底在什么程度上还符合“官僚制”这一定义还有待商榷。
此外，比瑟姆在书中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官僚制的论述进行了评析。马克思反对黑格尔的观点，将官僚制看做是统治阶级维护其自身统治的工具，认为官僚制是依附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对韦伯认为的官僚制行政管理仅仅是出于现代化生产的技术复杂性的需要的论点提出了挑战，认为它忽略了官僚制所具有的核心的阶级功能。官僚制的保密性、对知识和组织创新的垄断、社会凝聚力和优越性等特征，使其成为一种“强大的和自我封闭的权力结构”。而这就体现出了官僚制的阶级功能。
二、现代官僚制的特征
（1）层级制
官僚制采用一种层级划分的劳动分工，每个官员都有明确界定的权限，并在履行职责时对其上级负责。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官僚制组织具有明确的分层等级制度，具体是以分部对分层、集权对统一、指挥对服从为特征的，这种政治体制是为了保证政府可以按照既定的法律规章进行制度改革和发展。在组织中，他认为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的建构，是一种职权明确的等级制度，而非因人先天或生活上的差异性而造成身份高低。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层级节制是由等级实体组成，各种公职和权力属性在特定范围内结合，每个层级的权力职责分明，并且最高层的组织控制下一层的组织，最底层的组织服从上一层的命令，形成执行层，从上而下权责分明，层级严密，指挥有序形成一整套链条，政令在组织权力中得以畅通行事。
（2）连续性
官僚制借助于提供有规则的晋升机会的职业结构，使公职成为一种专职的、领薪的职业。官僚制整体组织是有明确分工的，这种分工方式是统一化、整体化的，通过分工使官僚体制更加合理化。具体的分工为是把整体工作成若干个大的部分，再把大的部分分为若干小的方面，最后小的方面由具体职务来承担，在承担过程中职务个人为分工的一个单元，每一个职位均有其特定权责的范围，提高政府公职人员的技术水平，使其工作更具专业化，这样就能更好的为统治机关服务。此外，在分工结果中管理人员的上任（除了少数必须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外）是直接任命的，在具体职位的升迁和调动中不是从一而就的，并且所有管理人员不是终身的，是可以随时撤换的。
（3）非人格性
在官僚制这一制度下，所有工作按照既定的规则进行，而不听任于个人偏好，每一项事务都要被记录在案。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僚制度存在的基础是政府组织，这种政府组织崇尚的是体制和整体的权威性，至于领袖的模范作用则不是政府打造的重点，也就是说官僚体制是制度的体制，这是区别于单独某个人存在的体制，政府组织的发展依靠的是体制的进步和维护，个体要摒弃自己的个人价值，和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 （4）专业化
官僚制在运行过程中，根据官员们的实际绩效进行考核选拔，依据他们各自的职责进行培训，通过存档的信息对他们进行控制。专业的培训可以帮助政府内的公职人员学习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在提升个人能力的基础上，保证工作效率，为政府谋求最大的发展利益。
三、对官僚制进行监督的必要性探讨
作为一种政府组织形式的官僚制是一种精英统治形式，是人类理性化的结果。这种体制的存在要求不断吸收大量精英进入体制，而要留住这些精英就需要维护好他们的利益。对于社会来讲，若大量精英对进入官僚体制趋之若鹜，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是不利的。官僚制本身是统治的手段，具有一种封闭性，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一个凌驾于社会的阶层，形成利益集团，这种集团由于缺乏社会的有效监督，且体制本身掌握的权力在社会各个领域无孔不入，就为贪污和腐败留下了空间，这就是官僚制的制度性腐败。
前文讨论到层级制或者说职务等级原则是官僚制的最主要特征。等级制的重要性对一个组织而言无可非议，但也不能否认这样会给权力监督造成一定的困难。从权力运行的角度看，等级制度不利于对权力的监督。根据韦伯的观点，权力实质上就是一种强制性服从的力量。官僚制内部的强制性服从有助于实现组织运行的高效率。这种纵向关系上高度依赖组织内部的逐级授权能够有效地实现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和管理，但同时它也使得下级只可能对上级负责而不可能对上级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从监督者的视角看，这里存在着监督悖论。官僚制呈现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组织结构，离顶层越远权力越小，而随着权力层级的下降，人数则会越来越多。一般而言，权力级别越高，对组织的监管力度越大，权力越小意味着对组织的控制力也就越弱。但是现实政治生活与官僚制的逻辑恰好相反：居于高层级的权力并不能对低层级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管，并且随着层级距离的扩大，监督的力度会越来越弱化。为了加大监督的力度必然会要求强化高层的权力，而这又可能导致更多的层级，随着层级的增多，高层与底层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监管会更加无力。
专业化是人类各类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官僚制的一个典型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事务面临的事务日益繁杂，行政组织内部的分工也越来越细化，行政官员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提高工作效率，也逐渐变成熟知本领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家。这是现代组织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行政官员的客观要求。这种专业化的结果固然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也给行政官员带来了更加难以监督的巨大权力。马克斯·韦伯也注意到了官僚制带来的这个问题并指出：“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根据知识进行统治：这是它所固有的特别合理的基本性质。除了受专业知识制约的巨大的实力地位外，官僚体制（或者利用它的统治者）还倾向于通过公务知识，进一步提高其权力：在公务交往中获得的或者‘熟谙档案的’实践知识。”也就是说，行政官员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知识无形中给他们自身带来了巨大的权力，这种知识和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使得他们在与其他个人或组织打交道的过程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也正是这种优势，使得他们在与任何体制外的监督主体的监督博弈过程中都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进而可能逃避對他们进行的有效监督。
如果说专业化是官僚制给权力监督带来的天然障碍，那么职务机密无疑成为官僚制逃避监督的人为借口。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任何官僚制都在追求这种职业内部人的优势，都会通过对它的信息和意图的保密手段而进一步增大这种优势。官僚制行政总是倾向于排斥公众，尽可能隐蔽它的信息和行动不受批评。行政官员在履职过程中，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获得普通大众难以接触到的大量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又以工作需要的理由，被冠之以公务秘密受到人为的封锁。外部监督主体由于不能了解和接触这些所谓的公务秘密，而对行政事务很难做到有效的监督。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官僚制对公务信息的垄断远远超越了公务机密需要的特殊领域，而向更广阔的领域扩散。他们对公共事务的保密，并不全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量，甚至可以说，更多的是出于对维护自身权力的关切，尽可能地逃避外部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官僚制利用那个臭名昭著的“公务机密”概念把公务信息变成了保密材料。归根到底，这不过是让行政当局免于监督的一种手段。行政官员以所谓公务机密为由对信息进行封锁，是逃避监督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在监督主体要求行政机构或行政官员提供相关信息，特别是不利于他们的信息时，他们要么以公务机密为由拒绝提供，要么经过筛选提供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正因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监督主体在与行政机关或行政人员的博弈过程中处于劣势。如果监督主体不能获得真正需要的全面而真实的信息，有效监督就必然成为无稽之谈。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对一些政务活动信息是否应该保密很难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仅仅依靠政府主动推行的政务公开制度了解相关的信息，监督不可能真正有效。这也是官僚制自身难以克服的痼疾之一。可见，官僚制在理性精神缺失的情况下很难实现其组织机构的科学化和高效率，在运行中呈现出的明显的人格化倾向，会使官员充分利用官僚制自身存在的缺陷逃避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存在重重困境。
此外，官僚制中行政人员的非人格性也存在着一定弊端。虽然这种做法在形式上体现了公平的理念，旨在防止人情、关系等腐败行为在行政活动中的泛滥，但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合法而不合理”的做法。行政自由裁量权赋予了行政官员一定的自主性，使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自由行使权力。一些行政官员不是在良知和理性的作用下正确运用这种权力，而是在欲望的支配下滥用这种权力，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这种情形被称为“新滥用权力”。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只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但是否合理的问题如何去判断？如何去监督？一到具体实施的时候便出现问题了。因此，这类合法但不合理的问题给行政监督带来了困境。
综合上面的论述，本文认为，由于其制度本身的特征及其实践中的非理想化表现，对官僚制进行监督是非常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王余生，陈越.韦伯官僚制理论：逻辑、困境与启示[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6，7（05）：5-10.
[2]陈家浩.官僚制批判研究的新视角——一个文献述评[J].公共管理学报，2010，7（01）：116-122+128.
[3]马剑银.现代法治、科层官僚制与“理性铁笼”——从韦伯的社会理论之法出发[J].清华法学，2008（02）：33-53.
[4]黄小勇.韦伯理性官僚制范畴的再认识[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2）：50-54.
[5]张康之.韦伯对官僚制的理论确认[J].教学与研究，2001（06）：27-32.
[6]张康之.韦伯官僚制合理性设计的悖论[J].江苏社会科学，2001（02）：60-65.
[7]孔繁斌.行政管理理性化的追求与困境──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8（01）：177-182.
[8]王一星：现代官僚制给行政监督带来的困境及走出困境设想[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7，（06）：14-17.
作者简介：
马天羽（1994.01-），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江苏省徐州市，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治理。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关键词：官僚制；监督；层级制
一、现代官僚制理论的基本内容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是基于其组织社会学框架之中进行分析论证的，其核心是官僚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首先，论述其“合理性”也就是论述了官僚制理论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说明其可以从根本上影响政府体制的发展进程。韦伯认为，实行官僚制的目的在于让领导阶级能更好实现统治、服从阶级能更顺利完成领导的任务。这里说的“统治”，就是领导者的命令被一些特定的人执行或跟随，当然这种统治不能是以纯暴力的手段进行实施的，而是需要被这些特定的人主动接受并服从，这就要求每个个体的“信仰体系”一定是与政府的预设要求一致，这样才能够保证个体自愿服从来自上级的命令和指挥，从而保证在行动上保持和政府的高度一致性和紧密联系性。当个体自愿服从这种“信仰体系”时，这个秩序就具有被服从者接受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的产生就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制度的合理性。
至于官僚制的“合法性”，韦伯在《社会与经济》书中对权威类型进行了区分，并概括为“魅力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法理性统治”三种权威类型。“魅力型统治”建立在一个人非凡的献身以及由他所默视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传统型统治” 建立在对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的信任的基础之上；“法理型统治”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韦伯通常所指的官僚制概念就是建立在法理型权威之下的理性官僚制概念。在他看来，这是最具有“合法性”的一种权威类型。
韦伯从组织社会学角度对官僚制进行的阐述在毕瑟姆的《官僚制》中也有充分的讨论，而除去组织社会学这一领域的讨论，后者还从政治经济学、公共行政管理学的角度对官僚制进行了补充说明。根据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官僚制是一种通过法定拨款，而非在市场上出售产品而获得资金的行政（管理层）机制”。由于官僚制的资金并非来源于市场，因而并不会像企业一样面临破产风险，进而缺乏监管、热衷于组织扩张、关注于内部利益大于外部利益，从而导致组织无效率。公共行政管理学的关注点并非是个人而是公共福利，其显著特征是其“服务的政治性”，即“决定这种服務的内容和水平的，是定性判断和可以公开辩驳的相互竞争的价值观之间的妥协，而不是诸如是否有利可图这样的单一标准”。从这一角度来看，官僚制的界限在于组织履行义务的方式上，即在公共与私人之间只有公共的才是官僚制的。公共行政管理学强调组织的文化和履行责任的方式，以及组织对个人的规范决定了组织的效率。但由于不同的原因，专制政权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毕瑟姆看来只拥有非常虚弱的公共服务精神和公共责任程序，其行政管理常常受到官僚的武断和傲慢自大的指责，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违背了韦伯提出的“照章办事的程序性”和“不带感情或偏见、非人格化地处理公务”的官僚制标准，所以从公共行政管理学的角度看，这些政权到底在什么程度上还符合“官僚制”这一定义还有待商榷。
此外，比瑟姆在书中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官僚制的论述进行了评析。马克思反对黑格尔的观点，将官僚制看做是统治阶级维护其自身统治的工具，认为官僚制是依附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对韦伯认为的官僚制行政管理仅仅是出于现代化生产的技术复杂性的需要的论点提出了挑战，认为它忽略了官僚制所具有的核心的阶级功能。官僚制的保密性、对知识和组织创新的垄断、社会凝聚力和优越性等特征，使其成为一种“强大的和自我封闭的权力结构”。而这就体现出了官僚制的阶级功能。
二、现代官僚制的特征
（1）层级制
官僚制采用一种层级划分的劳动分工，每个官员都有明确界定的权限，并在履行职责时对其上级负责。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官僚制组织具有明确的分层等级制度，具体是以分部对分层、集权对统一、指挥对服从为特征的，这种政治体制是为了保证政府可以按照既定的法律规章进行制度改革和发展。在组织中，他认为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的建构，是一种职权明确的等级制度，而非因人先天或生活上的差异性而造成身份高低。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层级节制是由等级实体组成，各种公职和权力属性在特定范围内结合，每个层级的权力职责分明，并且最高层的组织控制下一层的组织，最底层的组织服从上一层的命令，形成执行层，从上而下权责分明，层级严密，指挥有序形成一整套链条，政令在组织权力中得以畅通行事。
（2）连续性
官僚制借助于提供有规则的晋升机会的职业结构，使公职成为一种专职的、领薪的职业。官僚制整体组织是有明确分工的，这种分工方式是统一化、整体化的，通过分工使官僚体制更加合理化。具体的分工为是把整体工作成若干个大的部分，再把大的部分分为若干小的方面，最后小的方面由具体职务来承担，在承担过程中职务个人为分工的一个单元，每一个职位均有其特定权责的范围，提高政府公职人员的技术水平，使其工作更具专业化，这样就能更好的为统治机关服务。此外，在分工结果中管理人员的上任（除了少数必须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外）是直接任命的，在具体职位的升迁和调动中不是从一而就的，并且所有管理人员不是终身的，是可以随时撤换的。
（3）非人格性
在官僚制这一制度下，所有工作按照既定的规则进行，而不听任于个人偏好，每一项事务都要被记录在案。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僚制度存在的基础是政府组织，这种政府组织崇尚的是体制和整体的权威性，至于领袖的模范作用则不是政府打造的重点，也就是说官僚体制是制度的体制，这是区别于单独某个人存在的体制，政府组织的发展依靠的是体制的进步和维护，个体要摒弃自己的个人价值，和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 （4）专业化
官僚制在运行过程中，根据官员们的实际绩效进行考核选拔，依据他们各自的职责进行培训，通过存档的信息对他们进行控制。专业的培训可以帮助政府内的公职人员学习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在提升个人能力的基础上，保证工作效率，为政府谋求最大的发展利益。
三、对官僚制进行监督的必要性探讨
作为一种政府组织形式的官僚制是一种精英统治形式，是人类理性化的结果。这种体制的存在要求不断吸收大量精英进入体制，而要留住这些精英就需要维护好他们的利益。对于社会来讲，若大量精英对进入官僚体制趋之若鹜，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是不利的。官僚制本身是统治的手段，具有一种封闭性，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一个凌驾于社会的阶层，形成利益集团，这种集团由于缺乏社会的有效监督，且体制本身掌握的权力在社会各个领域无孔不入，就为贪污和腐败留下了空间，这就是官僚制的制度性腐败。
前文讨论到层级制或者说职务等级原则是官僚制的最主要特征。等级制的重要性对一个组织而言无可非议，但也不能否认这样会给权力监督造成一定的困难。从权力运行的角度看，等级制度不利于对权力的监督。根据韦伯的观点，权力实质上就是一种强制性服从的力量。官僚制内部的强制性服从有助于实现组织运行的高效率。这种纵向关系上高度依赖组织内部的逐级授权能够有效地实现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和管理，但同时它也使得下级只可能对上级负责而不可能对上级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从监督者的视角看，这里存在着监督悖论。官僚制呈现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组织结构，离顶层越远权力越小，而随着权力层级的下降，人数则会越来越多。一般而言，权力级别越高，对组织的监管力度越大，权力越小意味着对组织的控制力也就越弱。但是现实政治生活与官僚制的逻辑恰好相反：居于高层级的权力并不能对低层级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管，并且随着层级距离的扩大，监督的力度会越来越弱化。为了加大监督的力度必然会要求强化高层的权力，而这又可能导致更多的层级，随着层级的增多，高层与底层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监管会更加无力。
专业化是人类各类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官僚制的一个典型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事务面临的事务日益繁杂，行政组织内部的分工也越来越细化，行政官员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提高工作效率，也逐渐变成熟知本领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家。这是现代组织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行政官员的客观要求。这种专业化的结果固然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也给行政官员带来了更加难以监督的巨大权力。马克斯·韦伯也注意到了官僚制带来的这个问题并指出：“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根据知识进行统治：这是它所固有的特别合理的基本性质。除了受专业知识制约的巨大的实力地位外，官僚体制（或者利用它的统治者）还倾向于通过公务知识，进一步提高其权力：在公务交往中获得的或者‘熟谙档案的’实践知识。”也就是说，行政官员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知识无形中给他们自身带来了巨大的权力，这种知识和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使得他们在与其他个人或组织打交道的过程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也正是这种优势，使得他们在与任何体制外的监督主体的监督博弈过程中都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进而可能逃避對他们进行的有效监督。
如果说专业化是官僚制给权力监督带来的天然障碍，那么职务机密无疑成为官僚制逃避监督的人为借口。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任何官僚制都在追求这种职业内部人的优势，都会通过对它的信息和意图的保密手段而进一步增大这种优势。官僚制行政总是倾向于排斥公众，尽可能隐蔽它的信息和行动不受批评。行政官员在履职过程中，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获得普通大众难以接触到的大量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又以工作需要的理由，被冠之以公务秘密受到人为的封锁。外部监督主体由于不能了解和接触这些所谓的公务秘密，而对行政事务很难做到有效的监督。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官僚制对公务信息的垄断远远超越了公务机密需要的特殊领域，而向更广阔的领域扩散。他们对公共事务的保密，并不全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量，甚至可以说，更多的是出于对维护自身权力的关切，尽可能地逃避外部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官僚制利用那个臭名昭著的“公务机密”概念把公务信息变成了保密材料。归根到底，这不过是让行政当局免于监督的一种手段。行政官员以所谓公务机密为由对信息进行封锁，是逃避监督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在监督主体要求行政机构或行政官员提供相关信息，特别是不利于他们的信息时，他们要么以公务机密为由拒绝提供，要么经过筛选提供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正因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监督主体在与行政机关或行政人员的博弈过程中处于劣势。如果监督主体不能获得真正需要的全面而真实的信息，有效监督就必然成为无稽之谈。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对一些政务活动信息是否应该保密很难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仅仅依靠政府主动推行的政务公开制度了解相关的信息，监督不可能真正有效。这也是官僚制自身难以克服的痼疾之一。可见，官僚制在理性精神缺失的情况下很难实现其组织机构的科学化和高效率，在运行中呈现出的明显的人格化倾向，会使官员充分利用官僚制自身存在的缺陷逃避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存在重重困境。
此外，官僚制中行政人员的非人格性也存在着一定弊端。虽然这种做法在形式上体现了公平的理念，旨在防止人情、关系等腐败行为在行政活动中的泛滥，但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合法而不合理”的做法。行政自由裁量权赋予了行政官员一定的自主性，使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自由行使权力。一些行政官员不是在良知和理性的作用下正确运用这种权力，而是在欲望的支配下滥用这种权力，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这种情形被称为“新滥用权力”。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只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但是否合理的问题如何去判断？如何去监督？一到具体实施的时候便出现问题了。因此，这类合法但不合理的问题给行政监督带来了困境。
综合上面的论述，本文认为，由于其制度本身的特征及其实践中的非理想化表现，对官僚制进行监督是非常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王余生，陈越.韦伯官僚制理论：逻辑、困境与启示[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6，7（05）：5-10.
[2]陈家浩.官僚制批判研究的新视角——一个文献述评[J].公共管理学报，2010，7（01）：116-122+128.
[3]马剑银.现代法治、科层官僚制与“理性铁笼”——从韦伯的社会理论之法出发[J].清华法学，2008（02）：33-53.
[4]黄小勇.韦伯理性官僚制范畴的再认识[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2）：50-54.
[5]张康之.韦伯对官僚制的理论确认[J].教学与研究，2001（06）：27-32.
[6]张康之.韦伯官僚制合理性设计的悖论[J].江苏社会科学，2001（02）：60-65.
[7]孔繁斌.行政管理理性化的追求与困境──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8（01）：177-182.
[8]王一星：现代官僚制给行政监督带来的困境及走出困境设想[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7，（06）：14-17.
作者简介：
马天羽（1994.01-），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江苏省徐州市，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治理。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