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健勇的创作似乎不再纠缠于真实与现实之问的是是非非，更倾向于从自己内心出发去建构一个属于自我的真实世界。曾健勇认为这样的建构方式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艺术方法论，它代表了艺术家针对当代社会中种种荒谬和破坏的本质否定，代表了艺术家针对现实世界中高高在上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的价值怀疑。显而易見的是，曾健勇采取了某种“童话”式的叙述方式，并以此有意识地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或许有人会将曾健勇的创作与超现实主义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然而超现实主义的特征是致力于探索人类经验的先验层面，力求突为其艺术特色之一。
　　2010年对曾健勇的作品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首先，在他的画面中开始更加注重用笔墨探究人物与背景的关系，场景化的画面语言被强化，如《相拥》《相守》都传递出浓郁的生活和情感气息；同时，传统风格的山水花鸟开始出现，甚至有些作品出现人物缺席而突出表现作品的背景元素，如“还上枝头”系列，已然只有花鸟元素雀跃在纸间。其次，对人物内心的探索也从宗教语言和角色个性中愈发凸显，中西艺术语言的融合渐入佳境，如《牧歌》《归途》《圣夜静歌》等作品中，都是将人物设计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或者是牧羊人和布道者，又或者头戴荆棘手持十字。曾健勇将这些元素巧妙的搭配在自己的绘画中，艺术语言更加丰富的同时又具备了一种整体叙事性——懵懂的儿童成长为故事“主角”的整个人生发展轨迹。这些不断被更新的元素给了曾健勇的绘画以无限的生命力，变成种不断在成长和发展的绘画，而且成长的不仅是绘画中的人，同样包括他的艺术。虽然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探索，但曾健勇整体的绘画基调却依然令人印象深刻，他笔下突出的人物形象已经成为自己标志性的符号语言。艺术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这些“大小孩儿们”其实正是以他一家人为原型的写照，来源于他最真实的生活感受。从最初的“大队长”系列到后来的“主角”系列，这种有着“闪烁的眼球”、身上亦布满伤痕的形象是“成人化的小孩”也是“小孩化的成人”。曾健勇曾说，“我把一个成人画成了一个小孩。”即便如此，他们仍保持着彼得·潘那般永远长不大的面。这就使整个画面的人物形象变得矛盾、怪异又不失可爱。但看似普通的人物着装和片段式的场景却像达芬奇密码一般，让曾健勇的绘画充满神秘。也许我们会好奇：那些早期的“黑领巾”只是艺术家自身单纯的童年印象吗？贯穿始终的人物表情“闪烁的眼神”又具有何种深意，它所表现的是对外界的无知好奇、受伤后的可怜无辜、丧失了童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呆若木鸡、还是已然被社会同化了的麻木世故？后来作品的画面中不断出现的羔羊、荆棘头冠、黑皮书等又应该如何去阐释？
　　然而这些看似零散的线索，却在曾健勇笔下形成了共同的指向性。在笔者看来，这种指向性则是基于曾健勇真实的生活感受下，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即现代无形的社会暴力和严格的规训下，软弱的人性中对精神自由和心灵归宿的渴求。古往今来，人一直都在探索自己的精神救赎之路，不论是中国传统水墨中追求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绘画对“神性”的向往，都有更高的精神诉求蕴含其中。正如摇滚诗人帕蒂·史密斯在她的追忆录中所说，“艺术是赞美上帝的，并终将属于上帝。”曾健勇亦不例外，他将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而引发的对人性的思考融入其绘画脉络中，绘制出属于现代社会的迷茫软弱又布满伤痕的人的形象，载体却是一个不再单纯的“儿童”，这些矛盾的形象与中西结合的对立统共同成为作品的力量之源，在他富有现代感的“新水墨”的笔墨色调中成为一篇不断被丰富的叙事诗，而画面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既滑稽可笑又可悲可叹。此种复杂心情也许正是曾健勇希望观众能体会到的：无论社会带给我们多少沧桑，我们都依然有我们的信仰，我们只是上帝面前的孩子。
　　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