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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889年正月,光绪有点懵。年仅19岁的他不得不陷入文山会海之中,并且娶一个不太漂亮又没感情的老婆——没错,光绪亲政了。令他更懵的是,慈禧太后依然要训政。
按照大清礼法,小皇帝长大后就要走到第一线,太后再也没有理由垂帘听政,其间的分界线就是大婚。可是到了光绪这里,情况有点不一样。果然,光绪亲政没几天,醇亲王带头给慈禧上书,求老太太再训政几年,说得十分诚恳,仿佛慈禧不训政,大清就完了。老太太看到人心所向,只好勉为其难:“哎,年纪大了还要操心琐事,一点都不让人省心,一帮小坏蛋,都是你们逼我的。”
为了慈禧的训政大业,朝廷专门制定了《训政细则》,明文规定了皇帝和太后的权限。凡是需要皇帝主持的仪式,比如给优秀大臣颁奖、慰问退休官员等,都交给光绪出面。其他的行政事务,则需要慈禧监督。最重要的用人权和批阅奏折权,依然在慈禧手中。对于醇亲王等人来说,老太太大权在握,不论拍马屁或者明哲保身,大家都满意了。而刚刚亲政的光绪,只能捏着鼻子接受。
可让光绪大跌眼镜的是,慈禧两年训政期结束后,局面依然没有改变。每天的日常事务,光绪都可以单独决定,但事后必须向慈禧汇报,军机处也会呈送前一天的简报请老太太过目。而且慈禧可以向光绪下达命令,贯彻自己的意志,比如朝廷大臣的人选、重大事务的处理意见等。也就是说,光绪是总经理,慈禧是董事长。光绪可以在第一线感受皇帝应有的荣耀,但真正说了算的,依然是幕后的太后。假如光绪敢龇牙,呵呵,太后一根指头就可以打倒他。
二
不过身处权力场,但凡手中有点资源,都会吸引无数人前来投靠,何况是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帝党”,他们希望帮助光绪争取实权,同时打通自己的上升通道。这批人以帝师翁同龢为首,包括珍妃的堂兄志锐、文廷式、状元郎张謇等文人清流。他们是朝廷的在野党,努力争取主流话语权。
光绪亲政前,慈禧的权势扩张到极点。当初不听话的都被打趴下了,留下来的都是听话的自己人,也就是说,慈禧代表了大部分官员的利益。对于他们来说,维护慈禧,就是维护自己。而且多年从胜利走向胜利,所有人都见识到慈禧的狠辣,大家想投机之前,也要掂量掂量后果。
另外,慈禧惯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只会制衡而不是亲自动手,比如李鸿章和清流对立、满洲大臣和汉族地主对立。任何人想投机,很快会被另一派围攻,丝毫没有赢的机会。反正没有胜算,不如躺在舒适区。
在这种局势下,光绪的“帝党”想上位,简直是地狱难度,但是日本很快制造了机会,让“帝党”成员看到了逆风翻盘的希望。这就是甲午战争。
三
1894年7月,日本分别从海陆方向进攻,朝鲜很快陷落,北洋水师也在不久后全军覆没。当时的“帝党”和“后党”都是主战的,光绪为了保卫祖宗江山,慈禧为了能够好好过生日。但后来北洋水师战败,日军攻入辽东半岛,慈禧立马转变立场,希望议和了事,关起门来继续过日子。而且议和符合大多数官员的利益,毕竟打仗要死人要花钱,稍有不慎乌纱帽都保不住,甚至连累派系利益。因此,保持现有格局不变,成为“后党”的基本诉求。
但是光绪的“帝党”是想求变化的,如果继续死水一潭,“帝党”成员这辈子恐怕都别想出头了。所以,产权意识和现实诉求,迫使光绪和“帝党”成员极力主战,只要仗打赢了,什么都可以有。这是光绪的理想照进现实。
按照光绪和“帝党”的设想,甲午战争是自己的立威之战,一旦成功,便可以掌握朝廷的话语权,再不济也能获得自由身,就像康熙擒鳌拜一样。再加上翁同龢和李鸿章有私仇,所以他们不停催李鸿章出战,最好能把北洋的家底拼光,又把日本阻拦在国门之外。在全民打鸡血的时候,“后党”不得不暂时退让。
但光绪和翁同龢不知道的是,北洋水师的装备已经落伍了,不论船速还是大炮,都和日本不在一个档次上。而大清的官僚体系也烂到家,贪污腐败、贪生怕死成为朝廷的顽疾。日本在进攻朝鲜的时候,清军总指挥叶志超不停向朝廷要钱要粮,可日军攻入平壤时,却搜出价值1000万两白银的金锭和金砖,留下的粮食足够日军吃一个月。
光绪和慈禧的第一次交锋,失败。甲午战争在权力斗争、家事不和、公报私仇的纠葛中落下帷幕,李鸿章在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赔款2.3亿两白银。日本获得持续发展的巨额横财,大清则扯下“同光中興”的遮羞布,暴露出丰满的身躯,在条约上签字用玉玺时,光绪“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这一刻,光绪一定是为国而哭。
四
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洒满落日余晖,只有权力的游戏越演越烈,下一轮较量来自变法。
甲午战败之后,大清朝野都被日本震惊了,区区一个日本居然可以干翻大清帝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仔细研究之后,大家恍然大悟:“原来日本变法了,看来大清也到不变不行的时候了。”此时大清朝野已经取得变法的共识。
可共识归共识,具体怎么操作、由谁主导,还需要一番争夺。假如慈禧是皇帝或者干脆没有慈禧,那么一切都不会有问题,所有事都有一个主心骨,可以按部就班推下去。问题就在于,朝廷是双头格局,双方的矛盾基本不可调和,只能有一个胜利者。
顺应人心时,慈禧是执刀人。一旦不能顺应人心,慈禧就变成刀下鬼,就像后来的袁世凯。戊戌变法和甲午战争一样,是光绪和慈禧、帝党和后党、政策和权力的斗争,他们为大清,也为自己。因此,变法成为必然。
变法的第一步是练兵。1895底,袁世凯接替不熟悉军事的胡燏棻,正式在小站练兵,开启近代陆军的先河。此时的袁世凯不知道,三年后,维新派想利用这支军队,让谭嗣同找他商议“围园劫后”的事情。
第二步则是更改制度。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上至朝廷下至民间,都对变法抱有极大兴趣,尤其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封疆大吏。而康、梁只是其中之二罢了。根据清史档案记载,光绪接见康有为的时间不过一刻钟,估计是北京话和粤语没法交流,根本没有所谓的两小时,更谈不上康有为情绪激昂地描述变法大纲。
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变法开启。他们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发布了100多道诏书,想要彻底颠覆大清帝国,迅速搭建好强大帝国的架子。然而9月21日凌晨,慈禧突然从颐和园返回皇宫,限制了光绪的自由,紧接着将光绪囚禁在瀛台,再次宣布训政。
1889年正月,光绪有点懵。年仅19岁的他不得不陷入文山会海之中,并且娶一个不太漂亮又没感情的老婆——没错,光绪亲政了。令他更懵的是,慈禧太后依然要训政。
按照大清礼法,小皇帝长大后就要走到第一线,太后再也没有理由垂帘听政,其间的分界线就是大婚。可是到了光绪这里,情况有点不一样。果然,光绪亲政没几天,醇亲王带头给慈禧上书,求老太太再训政几年,说得十分诚恳,仿佛慈禧不训政,大清就完了。老太太看到人心所向,只好勉为其难:“哎,年纪大了还要操心琐事,一点都不让人省心,一帮小坏蛋,都是你们逼我的。”
为了慈禧的训政大业,朝廷专门制定了《训政细则》,明文规定了皇帝和太后的权限。凡是需要皇帝主持的仪式,比如给优秀大臣颁奖、慰问退休官员等,都交给光绪出面。其他的行政事务,则需要慈禧监督。最重要的用人权和批阅奏折权,依然在慈禧手中。对于醇亲王等人来说,老太太大权在握,不论拍马屁或者明哲保身,大家都满意了。而刚刚亲政的光绪,只能捏着鼻子接受。
可让光绪大跌眼镜的是,慈禧两年训政期结束后,局面依然没有改变。每天的日常事务,光绪都可以单独决定,但事后必须向慈禧汇报,军机处也会呈送前一天的简报请老太太过目。而且慈禧可以向光绪下达命令,贯彻自己的意志,比如朝廷大臣的人选、重大事务的处理意见等。也就是说,光绪是总经理,慈禧是董事长。光绪可以在第一线感受皇帝应有的荣耀,但真正说了算的,依然是幕后的太后。假如光绪敢龇牙,呵呵,太后一根指头就可以打倒他。
二
不过身处权力场,但凡手中有点资源,都会吸引无数人前来投靠,何况是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帝党”,他们希望帮助光绪争取实权,同时打通自己的上升通道。这批人以帝师翁同龢为首,包括珍妃的堂兄志锐、文廷式、状元郎张謇等文人清流。他们是朝廷的在野党,努力争取主流话语权。
光绪亲政前,慈禧的权势扩张到极点。当初不听话的都被打趴下了,留下来的都是听话的自己人,也就是说,慈禧代表了大部分官员的利益。对于他们来说,维护慈禧,就是维护自己。而且多年从胜利走向胜利,所有人都见识到慈禧的狠辣,大家想投机之前,也要掂量掂量后果。
另外,慈禧惯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只会制衡而不是亲自动手,比如李鸿章和清流对立、满洲大臣和汉族地主对立。任何人想投机,很快会被另一派围攻,丝毫没有赢的机会。反正没有胜算,不如躺在舒适区。
在这种局势下,光绪的“帝党”想上位,简直是地狱难度,但是日本很快制造了机会,让“帝党”成员看到了逆风翻盘的希望。这就是甲午战争。
三
1894年7月,日本分别从海陆方向进攻,朝鲜很快陷落,北洋水师也在不久后全军覆没。当时的“帝党”和“后党”都是主战的,光绪为了保卫祖宗江山,慈禧为了能够好好过生日。但后来北洋水师战败,日军攻入辽东半岛,慈禧立马转变立场,希望议和了事,关起门来继续过日子。而且议和符合大多数官员的利益,毕竟打仗要死人要花钱,稍有不慎乌纱帽都保不住,甚至连累派系利益。因此,保持现有格局不变,成为“后党”的基本诉求。
但是光绪的“帝党”是想求变化的,如果继续死水一潭,“帝党”成员这辈子恐怕都别想出头了。所以,产权意识和现实诉求,迫使光绪和“帝党”成员极力主战,只要仗打赢了,什么都可以有。这是光绪的理想照进现实。
按照光绪和“帝党”的设想,甲午战争是自己的立威之战,一旦成功,便可以掌握朝廷的话语权,再不济也能获得自由身,就像康熙擒鳌拜一样。再加上翁同龢和李鸿章有私仇,所以他们不停催李鸿章出战,最好能把北洋的家底拼光,又把日本阻拦在国门之外。在全民打鸡血的时候,“后党”不得不暂时退让。
但光绪和翁同龢不知道的是,北洋水师的装备已经落伍了,不论船速还是大炮,都和日本不在一个档次上。而大清的官僚体系也烂到家,贪污腐败、贪生怕死成为朝廷的顽疾。日本在进攻朝鲜的时候,清军总指挥叶志超不停向朝廷要钱要粮,可日军攻入平壤时,却搜出价值1000万两白银的金锭和金砖,留下的粮食足够日军吃一个月。
光绪和慈禧的第一次交锋,失败。甲午战争在权力斗争、家事不和、公报私仇的纠葛中落下帷幕,李鸿章在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赔款2.3亿两白银。日本获得持续发展的巨额横财,大清则扯下“同光中興”的遮羞布,暴露出丰满的身躯,在条约上签字用玉玺时,光绪“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这一刻,光绪一定是为国而哭。
四
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洒满落日余晖,只有权力的游戏越演越烈,下一轮较量来自变法。
甲午战败之后,大清朝野都被日本震惊了,区区一个日本居然可以干翻大清帝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仔细研究之后,大家恍然大悟:“原来日本变法了,看来大清也到不变不行的时候了。”此时大清朝野已经取得变法的共识。
可共识归共识,具体怎么操作、由谁主导,还需要一番争夺。假如慈禧是皇帝或者干脆没有慈禧,那么一切都不会有问题,所有事都有一个主心骨,可以按部就班推下去。问题就在于,朝廷是双头格局,双方的矛盾基本不可调和,只能有一个胜利者。
顺应人心时,慈禧是执刀人。一旦不能顺应人心,慈禧就变成刀下鬼,就像后来的袁世凯。戊戌变法和甲午战争一样,是光绪和慈禧、帝党和后党、政策和权力的斗争,他们为大清,也为自己。因此,变法成为必然。
变法的第一步是练兵。1895底,袁世凯接替不熟悉军事的胡燏棻,正式在小站练兵,开启近代陆军的先河。此时的袁世凯不知道,三年后,维新派想利用这支军队,让谭嗣同找他商议“围园劫后”的事情。
第二步则是更改制度。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上至朝廷下至民间,都对变法抱有极大兴趣,尤其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封疆大吏。而康、梁只是其中之二罢了。根据清史档案记载,光绪接见康有为的时间不过一刻钟,估计是北京话和粤语没法交流,根本没有所谓的两小时,更谈不上康有为情绪激昂地描述变法大纲。
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变法开启。他们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发布了100多道诏书,想要彻底颠覆大清帝国,迅速搭建好强大帝国的架子。然而9月21日凌晨,慈禧突然从颐和园返回皇宫,限制了光绪的自由,紧接着将光绪囚禁在瀛台,再次宣布训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