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永州交通局局长周某不仅用公款行贿，而且案件曝光后 ，居然还可以平级调动，不受任何处理。实际上，这种对用公款行贿的纵容，在立法层面就已经埋下伏笔。
　　所谓“公款行贿”，有四种组合类型：单位为谋取某种利益给予单位公款；单位为谋取某种利益给予个人公款；个人为谋取某种利益给予单位公款；个人为谋取某种利益给予个人公款。在现实的情况中，以第四种占绝大多数，即使是以单位的名义用公款行贿，最终和最大的受益者，往往还是单位的头头脑脑。
　　据河南省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至2002年审理的贿赂案中，公款行贿高达60%以上；山东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96年至2003年审理的贿赂案中，公款行贿比例更高达83%。
　　在1997年修改刑法之前，對于用公款行贿这个情况，是存在法律空白的。1997年在对刑法进行修正时，增加了单位行贿犯罪的内容。根据刑法的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一般情况下贿赂罪的定罪标准是：个人向个人行贿1万元，即构成行贿罪，但是在单位行贿案中，数额要达到20万元，才构成行贿罪。

　　比如，上文提到的湖南永州冷水滩区交通局局长周某用公款行贿15万免于处罚，就是因为低于20万元的标准。二者如此巨大的差别，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从刑法的一般理论看，犯罪客体是决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的首要条件，单位行贿罪属于贪污贿赂罪中的一项罪名，其客体是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不可收买性，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不可收买性的侵犯，应该都是一样的。
　　在量刑标准方面，根刑法第390条的规定，个人向个人行贿的，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没收财产；而单位向个人行贿的，按照刑法第393条的规定，法定最高刑仅为5年有期徒刑。
　　事实上，由于单位行贿罪量刑的过轻，使得许多单位对于行贿犯罪无所畏惧，当成是习以为常的事。
　　一直以来，我国都有对受贿者处罚相对重，而对行贿者处罚相对轻的现实背景。很多人认为，受贿者一方拥有权力，能制造索贿的机会，一般是主动的，而行贿者多是被动的。据牛津大学博士尹伊文分析，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在贿赂案中，究竟是受贿者主动发起，还是行贿者主动发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熟人贿赂中，受贿者认识行贿者，这就给受贿者很大的方便，通过明示或暗示、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发起贿赂行动；但在生人贿赂中，行贿者多数扮演了主动发起者的角色。随着传统人际结构的不断剥离和现代人际结构的不断发展，现在生人贿赂更易发生。
　　之所以有大部分行贿用公款的情况存在，还和政府机关可以随意“走账”有关。因为中国现在的财政资金支出，都是一把手或者分管财务的副职说了算，只要有他们的签字就可以支款。
　　行贿的危害并不比受贿小，用公款行贿相比自掏腰包行贿，危害更大，所以对用公款行贿的纵容，更难让人接受。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公款行贿相比于普通行贿是否危害更大？
　　腾讯今日话题：公款行贿，实质就是慷国家之慨，为自己铺路，应追究行贿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