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5月的最后一周，深圳市2013年公务员招考即将收官，510个职位吸引了42279人报名，不同的是，500多个职位并非“铁饭碗”，而是“雇员”。
从官员到雇员，深圳市的公务员聘任制改革已走过六个年头。在深圳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了近三年的唐舸涵说：“说实话，报考时我都不知道是聘任制的，考上之后才知道要签合同。”
2013年以后，多个地方省、市宣布推行公务员聘任制试点。作为一项被视为撬动“铁饭碗”的改革，各地方路径不一、成效有别，收获掌声时也得到了一些“板砖”。
而在最早试水的深圳，不论改革参与者，还是改革的对象，都已在心态上波澜不惊、处之泰然。
25岁的唐舸涵现在是药监局7级行政执法类聘任制公务员，三年的工作经历，让她变得成熟干练，“父母可能有点担心聘任制公务员的稳定性，但我觉得这是件好事，给了我们双向选择的自由。”
曾有媒体报道，网络上有人将委任制和聘任制公务员拿出来做对比，从薪酬到晋升、从政治地位到养老，得出聘任制“完败”的结论。
结论的依据来自于一些若隐若现的“不公”：收入比委任制公务员低、不能做领导、还需要买保险。
“我没有过这种‘二等公民’的感受，干的活都一样。”深圳市水务局2010年入职的聘任制公务员梁辉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一种外界的误解，“工作内容一样，同级别的收入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养老保险和签合同。”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改革初期，的确有过此类争议。深圳首批聘任制公务员招考始于2007年，2009年进行了第二轮试水，两次共招录了53名聘任制公务员，大多是专业技术类职位和辅助性岗位。
即使是一些单位内部，最初还把聘任制当做合同工或临时雇员来看待。干同样的活，聘任制待遇比委任制待遇低，一些聘任制公务员对此表示了不满。
在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务员管理处副处长禹明看来，前两轮试水是改革的第一阶段，取得了成绩，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一时期，聘任制公务员范围比较小，未来职业发展通道不清晰，是个少数群体，久而久之就会感觉自己是临时工，是‘二等公民’。”禹明坦言，由于前景不清晰，待遇有差别，不少人积极性开始降低，一部分想法动摇的人，干脆再去考委任制公务员，希望挤进“铁饭碗”，“用人单位也有不满，感觉聘任制公务员不稳定，留不住人”。
面对双重困惑，从2010年开始，深圳市公务员聘任制改革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调整：聘任制公务员的范围“由点到面”铺开，所有新进公务员全部实行聘任制，化解聘任制公务员在待遇、上升通道和心态方面的“孤岛效应”。
其他地方的改革之路似乎也在走深圳早期曾经走过的路：福建厦门首批聘任的职位是园林局轨道交通建设高级职员、市政府外事办高级翻译等高级人才，广西首批聘任的是总经济师、总规划师、总会计师等职位……
“以我们的经验，改革初期不光要解决好眼前的待遇问题，还要解决好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通道问题，要考虑聘任制公务员和委任制公务员如何衔接。”禹明说。
养老和晋升是深圳市改革的最大动作，也是整个公务员聘任制改革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与传统委任制公务员不参与养老保险、财政全额支付退休金的方式不同，聘任制公务员在养老方面享受的是“社会养老保险 职业年金”制，即个人和财政各拿出月工资总额的8%和10%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同时，市财政每月按聘任制公务员月工资总额的8%为其缴纳职业年金，年金与其奖惩挂钩，退休时可一次性提取，正常离职时也可随人转移，但在因违法违纪被辞退时则会被收回。
“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的话，和委任制公务员相比有一些差别，但差别不大。”目前在深圳市水务局工作的梁辉强算了一笔账，按平均月薪1万元的水平来计算，每月8%的职业年金即800元，一年将近1万元，以30年工龄来计算，到退休时累积的职业年金是30余万元。
假设60岁退休，75岁去世，相当于每年可以领取职业年金2万多元，每月2000多元。再加上社保领取的养老金，参照目前企业的普遍标准，每月5000多元的水平，如此算来，聘任制公务员退休后，每月可以领取的退休金也在七八千元左右。“目前委任制公务员退休工资的替代率（退休金占在职时工资的比例），最高也就69.5%，通常是67.5%的水平。”
“这种养老模式其实也挺好的。”梁辉强说，前两年，水务局有一名处级干部选择去了企业，虽然年薪更高，但在社保方面却“净身出户”，“如果他是聘任制公务员，就能带着社保走，还能拿走职业年金，委任制公务员最大的问题是跟社会无法衔接。”
在改革的推动者看来，聘任制公务员“养老保险 职业年金”的模式，相对解决了公务员养老制内部不公的问题，更大的价值在于为公务员职业建立了一个能进能出的渠道，实现与企业和社会的接轨。
在晋升通道上，公务员分类改革和聘任制改革同步推进，所有公务员被分为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三个类别，以激励和实现各类公务员在各自的类别里有上升通道，而不必都去挤“当官”的独木桥。
以唐舸涵所属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为例，共设7个职级，每个级别之间，如同楼层一样，想要上升，需要迈过几个阶梯。“我现在还是7级，明年才可以升6级。升级的条件是工作时间至少满三年，且三年中有一次年度考核为优，否则就要满六年才能升级。”
“我们单位有29个编制，今年拿到年度考核优秀的全是3个聘任制公务员。”唐舸涵说，尽管如此，她仍觉得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应该在考核方面区别对待，适当加大行政执法类的评优比例，“评优对聘任制公务员来说太重要了，市直机关综合管理类公务员正常情况下七到八年就可以拿到主任科员的待遇，我们最起码要走十年以上。”
（资料图片）在深圳市的一场聘任制公务员面试中，两名面试完的考生在室外紧张地等候成绩。摄影 / 霍健斌
“聘任制公务员和委任制公务员，在同一个类别内部，晋升平台和方式完全相同。”禹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曾有媒体报道，聘任制公务员晋升慢，且某些领导岗位明确不用聘任制公务员，均属误传，“别说处级干部，就是局级干部，组织部门也没有对聘任制公务员设置特殊性规定。”
打破铁饭碗是各方对聘任制改革的“厚望”，但即使在已试了六年的深圳，情况也远比想象中复杂。
据深圳市公布的数据，2007年以来，深圳的聘任公务员已超3000人，只有二十余位因自身意愿等原因主动辞职，2010年后大批入职的聘任制公务员尚无一人被辞退。
全部合格的结果引发社会对深圳改革“考核走过场”“一考定终身”“有人进无人出”等讨论。
禹明对此解释说，聘任制公务员大批入职只有三年时间，时间太短，且新任职公务员普遍还处于工作积极性较高的状态，没有公务员被辞退也属正常，不能因此否定制度设计，“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悬在头上，只是还没有落下来。”
在禹明看来，行政机关的绩效考核是个世界性难题，聘任制公务员也存在类似问题。禹明坦言，目前不少用人单位对聘任制公务员的考核方式与传统公务员一样，年终考核、同事互评，对于聘任制通过考核“能进能出”打了一些折扣。
“聘任制改革制度框架已经搭建完毕，但要真正实现打破铁饭碗、发挥‘鲶鱼效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禹明说，对于考核，现在需要的是各单位严格的执行力和社会的支持。
而对聘任制有切身体会的唐舸涵来说，聘任制比委任制多了一纸合同，但压力不可同日而语，“合同制下，我们是单位雇员，就算我将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只要犯了错，单位随时可以解聘我，不需要顾及人情面子，这就是市场机制下的契约精神。”
从官员到雇员，深圳市的公务员聘任制改革已走过六个年头。在深圳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了近三年的唐舸涵说：“说实话，报考时我都不知道是聘任制的，考上之后才知道要签合同。”
2013年以后，多个地方省、市宣布推行公务员聘任制试点。作为一项被视为撬动“铁饭碗”的改革，各地方路径不一、成效有别，收获掌声时也得到了一些“板砖”。
而在最早试水的深圳，不论改革参与者，还是改革的对象，都已在心态上波澜不惊、处之泰然。
25岁的唐舸涵现在是药监局7级行政执法类聘任制公务员，三年的工作经历，让她变得成熟干练，“父母可能有点担心聘任制公务员的稳定性，但我觉得这是件好事，给了我们双向选择的自由。”
体制内的“二等公民”？
曾有媒体报道，网络上有人将委任制和聘任制公务员拿出来做对比，从薪酬到晋升、从政治地位到养老，得出聘任制“完败”的结论。
结论的依据来自于一些若隐若现的“不公”：收入比委任制公务员低、不能做领导、还需要买保险。
“我没有过这种‘二等公民’的感受，干的活都一样。”深圳市水务局2010年入职的聘任制公务员梁辉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一种外界的误解，“工作内容一样，同级别的收入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养老保险和签合同。”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改革初期，的确有过此类争议。深圳首批聘任制公务员招考始于2007年，2009年进行了第二轮试水，两次共招录了53名聘任制公务员，大多是专业技术类职位和辅助性岗位。
即使是一些单位内部，最初还把聘任制当做合同工或临时雇员来看待。干同样的活，聘任制待遇比委任制待遇低，一些聘任制公务员对此表示了不满。
在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务员管理处副处长禹明看来，前两轮试水是改革的第一阶段，取得了成绩，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一时期，聘任制公务员范围比较小，未来职业发展通道不清晰，是个少数群体，久而久之就会感觉自己是临时工，是‘二等公民’。”禹明坦言，由于前景不清晰，待遇有差别，不少人积极性开始降低，一部分想法动摇的人，干脆再去考委任制公务员，希望挤进“铁饭碗”，“用人单位也有不满，感觉聘任制公务员不稳定，留不住人”。
面对双重困惑，从2010年开始，深圳市公务员聘任制改革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调整：聘任制公务员的范围“由点到面”铺开，所有新进公务员全部实行聘任制，化解聘任制公务员在待遇、上升通道和心态方面的“孤岛效应”。
其他地方的改革之路似乎也在走深圳早期曾经走过的路：福建厦门首批聘任的职位是园林局轨道交通建设高级职员、市政府外事办高级翻译等高级人才，广西首批聘任的是总经济师、总规划师、总会计师等职位……
“以我们的经验，改革初期不光要解决好眼前的待遇问题，还要解决好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通道问题，要考虑聘任制公务员和委任制公务员如何衔接。”禹明说。
养老和晋升
养老和晋升是深圳市改革的最大动作，也是整个公务员聘任制改革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与传统委任制公务员不参与养老保险、财政全额支付退休金的方式不同，聘任制公务员在养老方面享受的是“社会养老保险 职业年金”制，即个人和财政各拿出月工资总额的8%和10%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同时，市财政每月按聘任制公务员月工资总额的8%为其缴纳职业年金，年金与其奖惩挂钩，退休时可一次性提取，正常离职时也可随人转移，但在因违法违纪被辞退时则会被收回。
“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的话，和委任制公务员相比有一些差别，但差别不大。”目前在深圳市水务局工作的梁辉强算了一笔账，按平均月薪1万元的水平来计算，每月8%的职业年金即800元，一年将近1万元，以30年工龄来计算，到退休时累积的职业年金是30余万元。
假设60岁退休，75岁去世，相当于每年可以领取职业年金2万多元，每月2000多元。再加上社保领取的养老金，参照目前企业的普遍标准，每月5000多元的水平，如此算来，聘任制公务员退休后，每月可以领取的退休金也在七八千元左右。“目前委任制公务员退休工资的替代率（退休金占在职时工资的比例），最高也就69.5%，通常是67.5%的水平。”
“这种养老模式其实也挺好的。”梁辉强说，前两年，水务局有一名处级干部选择去了企业，虽然年薪更高，但在社保方面却“净身出户”，“如果他是聘任制公务员，就能带着社保走，还能拿走职业年金，委任制公务员最大的问题是跟社会无法衔接。”
在改革的推动者看来，聘任制公务员“养老保险 职业年金”的模式，相对解决了公务员养老制内部不公的问题，更大的价值在于为公务员职业建立了一个能进能出的渠道，实现与企业和社会的接轨。
在晋升通道上，公务员分类改革和聘任制改革同步推进，所有公务员被分为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三个类别，以激励和实现各类公务员在各自的类别里有上升通道，而不必都去挤“当官”的独木桥。
以唐舸涵所属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为例，共设7个职级，每个级别之间，如同楼层一样，想要上升，需要迈过几个阶梯。“我现在还是7级，明年才可以升6级。升级的条件是工作时间至少满三年，且三年中有一次年度考核为优，否则就要满六年才能升级。”
“我们单位有29个编制，今年拿到年度考核优秀的全是3个聘任制公务员。”唐舸涵说，尽管如此，她仍觉得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应该在考核方面区别对待，适当加大行政执法类的评优比例，“评优对聘任制公务员来说太重要了，市直机关综合管理类公务员正常情况下七到八年就可以拿到主任科员的待遇，我们最起码要走十年以上。”
“聘任制公务员和委任制公务员，在同一个类别内部，晋升平台和方式完全相同。”禹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曾有媒体报道，聘任制公务员晋升慢，且某些领导岗位明确不用聘任制公务员，均属误传，“别说处级干部，就是局级干部，组织部门也没有对聘任制公务员设置特殊性规定。”
铁饭碗“牢不可破”？
打破铁饭碗是各方对聘任制改革的“厚望”，但即使在已试了六年的深圳，情况也远比想象中复杂。
据深圳市公布的数据，2007年以来，深圳的聘任公务员已超3000人，只有二十余位因自身意愿等原因主动辞职，2010年后大批入职的聘任制公务员尚无一人被辞退。
全部合格的结果引发社会对深圳改革“考核走过场”“一考定终身”“有人进无人出”等讨论。
禹明对此解释说，聘任制公务员大批入职只有三年时间，时间太短，且新任职公务员普遍还处于工作积极性较高的状态，没有公务员被辞退也属正常，不能因此否定制度设计，“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悬在头上，只是还没有落下来。”
在禹明看来，行政机关的绩效考核是个世界性难题，聘任制公务员也存在类似问题。禹明坦言，目前不少用人单位对聘任制公务员的考核方式与传统公务员一样，年终考核、同事互评，对于聘任制通过考核“能进能出”打了一些折扣。
“聘任制改革制度框架已经搭建完毕，但要真正实现打破铁饭碗、发挥‘鲶鱼效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禹明说，对于考核，现在需要的是各单位严格的执行力和社会的支持。
而对聘任制有切身体会的唐舸涵来说，聘任制比委任制多了一纸合同，但压力不可同日而语，“合同制下，我们是单位雇员，就算我将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只要犯了错，单位随时可以解聘我，不需要顾及人情面子，这就是市场机制下的契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