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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被称为“金融奇才”，创造过日赚10亿美元的罕见历史记录；索罗斯被定义为“金融流氓”，只因凭借着诡异的做空手段令不少国家货币体系一度错乱坍塌；索罗斯被视为“金融舵手”，不经意的投资之举就会引来八方投资客的羊群般跟风；索罗斯被奉为“金融领袖”，因为他赚钱的同时也慷慨地为穷人花钱……也许正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多色的脸孔，当索罗斯日前放出将结束自己40多年对冲基金经理生涯的消息后，人们的心中才泛起了五味杂陈的滋味。
闯荡英美的犹太后裔
索罗斯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父母是犹太人。为了避免纳粹分子的追杀，律师出身的父亲通过贿赂官员为全家造了一批假身份证，并开始逃亡。直到两年后纳粹投降，索罗斯和家人才得以重返布达佩斯。对于这段经历，索罗斯后来称自己从生死危难中学会了两条至关重要的生存技巧：第一是不要害怕冒险，第二是冒险时不要押上全部家当。
回到布达佩斯一年不到，索罗斯就在父母的同意下离开了“死气沉沉”的匈牙利，开始只身闯天下。他先去了瑞士的伯尔尼，之后去了伦敦。在这座国际金融大都市中，索罗斯到饭店当过侍者，到农场当过农工，到果园收摘过苹果，在游泳池当过侍者，甚至干过家庭油漆工，但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他的贫困与孤独。不过，面对着生活的窘况，年轻的索罗斯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经过昼夜紧张的复习与精细的准备，19岁那年，索罗斯考取了伦敦经济学院。在这所许多英国青年朝思暮想的学堂中，索罗斯有幸师从当时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大学毕业后，索罗斯被一家名为辛哥尔＆弗雷德兰德的公司聘用，开始涉足金融业。一年之后，通过熟人的引见，索罗斯来到了美国纽约，在一家名为Ｆ·Ｍ·梅叶公司中当了一名套利交易员，同时从事欧洲证券的分析。在此期间，索罗斯发现由于德国安联保险公司购置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其股票售价与资产价值相比大打折扣，于是他建议人们购买安联公司的股票。摩根担保公司和德累福斯基金根据索罗斯的建议购买了大量安联公司的股票。结果如索罗斯所料，安联公司的股票价值翻了3倍，索罗斯因而名声大震。
小有名气的索罗斯很快被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看中。该公司先后创立了“首鹰”和“双鹰”离岸基金，交给索罗斯管理。其间，他准确地预言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市场（REIT）将经历一个繁荣、过度发展并最终崩溃的过程。他买了一些信托产品，并在市场过热时全部卖掉，结果大赚一笔。为此，索罗斯被擢升为公司研究部的主管，直至后来做到副总裁。
打败英格兰银行的“坏孩子”
1969年，已经39岁的索罗斯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他和另一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合作共同创立了索罗斯基金，启动资金1200万美元，出资人主要是境外投资者，从而避开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1979年公司成立十周年时，索罗斯基金改名为量子基金。
1992年年初，欧盟12个成员国签订了代表欧洲汇率体系新框架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规定西欧各国的货币不再盯住黄金或美元，而是相互盯住；每一种货币允许在一定的汇率范围内浮动，一旦超出了规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有责任通过买卖本国货币进行市场干预，使该国货币汇率稳定到规定的范围之内；在规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内，成员国的货币以德国马克为核心，并可以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的货币进行浮动。
加入欧洲汇率体系进而在新的经济联合体内张扬自己的政治地位与能量是当时英国政府几乎不二的决策方案，为此，英国不惜以1英镑兑2.95马克的高汇率作为代价在条约上签字。不过，索罗斯认定处于衰退中的英国无法维持1英镑兑换2.95马克的汇率水平，于是动用了100亿美元下赌注做空英镑购入马克，同时购入价值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并卖掉巨额的德国股票。他的这一举动招来更多的长期经营套汇的共同基金和跨国公司，他们就像一群饿狼，万事俱备静待猎物“入套”。
1992年9月中旬，危机终于爆发。当英国最终无法承受经济下挫的压力而向德国联邦银行提出降低利率的要求时，后者坚决地回绝了。情急之下的英格兰银行一天之内两次提高利率，使利率直达15％，收效甚微，英镑的汇率还是未能站在2.778的最低限上。在这场捍卫英镑的货币战争中，英国政府调动了高达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最终还是惨遭失败，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而索罗斯成为了这场英镑之战的最大赢家。据悉，在这场较量中，索罗斯一人动用了100亿美元，并且在9月15日那天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获取10亿美元的巨额利润，《经济学家》杂志称索罗斯是“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
袭击东南亚的“猎手”
与西方发达国家在1990年代初期正遭遇经济衰退的煎熬完全不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却出现奇迹般的增长。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却普遍出现了过度投机房地产、高估企业规模和市场需求等严重泡沫化现象。这种现象，自然没有逃过索罗斯的眼睛。
在东南亚各国中，泰国是当时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泰株紧盯美元，资本进出自由。不仅如此，泰国经济的“泡沫”最多，泰国银行则将外国流入的大量美元贷款移入到了房地产业，造成供求严重失衡，从而导致银行业大量的呆账、坏账，资产质量严重恶化。
就在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10家金融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的那一天，索罗斯策动套利基金经理开始大量抛售泰株，泰株变得风雨飘摇。尽管泰国中央银行前后共计调动了570亿美元试图拯救秦株，但在如狂潮般的国际投资资本的袭击下无济于事。而在泰铢贬值之后，索罗斯乘机大量吃进泰国货币和股票，他的这一行动又带动了一大批追随者陆续买进，于是泰铢和泰国股票随后飙升。仅此一役，泰国政府被国际投机家一下子卷走了40亿美元。
进攻泰株得逞之后，索罗斯进一步对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印尼盾发起冲击，最后包括新加坡元在内的东南亚货币全线失守。索罗斯等一度还对香港股市、汇市、期市进行大肆做空，但在香港金管局奋起抗击的情况下铩羽而归。时隔多年之后，索罗斯仍然否认自己是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去年，索罗斯在香港大学演讲时说：“我没有制造（亚洲金融危机）泡沫，我所做的只是加速了泡沫的爆破。”的确，抛开市场从纯道德的角度审视，索罗斯自然显得让人痛恨，然而，正像大型食肉类动物在自然生物链中有不可取代的功能一样,“金融大鳄”通常能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金融市场的缺陷，从这一层面上而言，索氏的投机又何尝不是对现代金融市场管理者的挑战。
“蹩脚的哲学家”
索罗斯不喜欢别人称他为金融投资家，而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哲学家。早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期，他就一直迷恋哲学，并谦虚地自称为“蹩脚的哲学家”。及至后来对外界谈到他的著作《金融炼金术》时更是直言不讳：我人倒下去后，哲学就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部分。
“反射性理论”可以看做是索罗斯的最主要哲学成就，也可以说是他哲学思想的基石。在《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索罗斯这样解释反射性概念：“我们试图理解世界，我们自己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而我们对世界不完全的理解在我们所参与的事件的形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思想与这些事件之间相互影响，这为两者都引入了不确定的因素。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把决策建立在已有的知识上，因为我们的行为很容易产生预料之外的结果。这两种影响相互助长，我把这种双向反馈机制称为‘反射性’。”不难看出，索罗斯所说的“反射性”实际就是人与事物之间的双向影响性。
循着“反射性”原理的认识路径，索罗斯认为，在金融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的认识并进而采取的行为，会对市场的运行状态产生影响，同时市场也会对参与者产生影响。正是由于这种相互影响（即反射性），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要比自然规律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索罗斯指出，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具有理性的，其运作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但现实是金融市场是动荡的、混乱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市场均衡，因为投资者的买入和卖出决策并不是建立在理想的假设基础之上，而是基于自己的预期。索罗斯指出，由于市场的运作是从事实到观念，再从观念到事实，一旦投资者的观念与事实之间的差距太大，无法得到自我纠正，市场就会处于剧烈的波动和不稳定的状态。投资者的赢利之道就在于能在混乱之中推断出即将发生的预料之外的情况，并逆潮流而动。
实际上，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索罗斯的“反射性理论”无法让人回避。与多数人将金融危机归咎于华尔街因贪婪导致的金融衍生品泛滥等不同，索罗斯认为它们只是诱导、外因。在最新出版的著作《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中，索罗斯指出，引发金融危机的超级泡沫是在过去25年中形成的，原因恰恰是参与者的行为和市场信息之间多层次的相互作用，这一观点可以看成是反身性理论的“升级版”。
倡导“开放社会”的慈善家
与华尔街的大亨完全不同，索罗斯没有游艇，出门也不坐高级轿车，更没有私人飞机，外出商务旅行都是乘普通民航飞机，招出租车，甚至搭巴士。多年来，他与投资者“同乘一条船”，没有从他所掌管的基金取出个人应得的利润提成。然而，索罗斯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慈善家，他说自己的兴趣就是为别人花钱。
他曾经为一项旨在对身患绝症者提供更有人情味和更实际治疗的“临终关怀”计划捐出1500万美元；为一笔对合法移民提供帮助的基金捐献了5000万美元。他甚至可以在一天之内掏出1亿美元，只要他对这个慈善项目感兴趣。资料表明，在过去的30年里，索罗斯为世界各地的慈善事业共掏出了80多亿美元。为国际人道主义事务提供资金援助和支持是索罗斯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他捐献了5000万美元的资金，用以在受战争破坏的萨拉热窝建造紧急供水系统。1996年，索罗斯给匈牙利的援助为1576.9万美元，超过了美国政府当年的1509.6万援款总额；而为了防止俄罗斯科学家在苏联解体之后为中东的独裁者服务，索罗斯承担了他们中接近1/3的人的年薪。另外，索罗斯还出资治疗俄罗斯监狱中流行的肺结核病，支持津巴布韦持不同政见者，在美国建立收容所等。
与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所从事的慈善事业有所不同，由于受自身哲学观念的支配，索罗斯的慈善之举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即他希望运用他的财富来“推行开放社会的价值观”，以促进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并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在索罗斯看来，处于封闭社会中的人们受专制主义所统治，很难有自由，他要把西方开放社会的观念随着他的金钱输入到他所认为的封闭的国家中。
为了有效推展自己的“开放社会”价值观，索罗斯在自己的祖国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在前苏联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在纽约建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目前，他设立的基金会在全世界有50多家分支机构，雇员超过1000人，俨然形成了一个索罗斯基金会网络。
与此同时，索罗斯还创建了中部欧洲大学、国际科学基金会和公共媒体研究所，每年的花费超过3亿美元。鉴于索罗斯在推进“开放社会”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特别授予了索罗斯名誉博士学位，同时意大利波伦亚大学将最高荣誉──Laurea Honoris Causa也加在了索罗斯的身上。
闯荡英美的犹太后裔
索罗斯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父母是犹太人。为了避免纳粹分子的追杀，律师出身的父亲通过贿赂官员为全家造了一批假身份证，并开始逃亡。直到两年后纳粹投降，索罗斯和家人才得以重返布达佩斯。对于这段经历，索罗斯后来称自己从生死危难中学会了两条至关重要的生存技巧：第一是不要害怕冒险，第二是冒险时不要押上全部家当。
回到布达佩斯一年不到，索罗斯就在父母的同意下离开了“死气沉沉”的匈牙利，开始只身闯天下。他先去了瑞士的伯尔尼，之后去了伦敦。在这座国际金融大都市中，索罗斯到饭店当过侍者，到农场当过农工，到果园收摘过苹果，在游泳池当过侍者，甚至干过家庭油漆工，但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他的贫困与孤独。不过，面对着生活的窘况，年轻的索罗斯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经过昼夜紧张的复习与精细的准备，19岁那年，索罗斯考取了伦敦经济学院。在这所许多英国青年朝思暮想的学堂中，索罗斯有幸师从当时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大学毕业后，索罗斯被一家名为辛哥尔＆弗雷德兰德的公司聘用，开始涉足金融业。一年之后，通过熟人的引见，索罗斯来到了美国纽约，在一家名为Ｆ·Ｍ·梅叶公司中当了一名套利交易员，同时从事欧洲证券的分析。在此期间，索罗斯发现由于德国安联保险公司购置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其股票售价与资产价值相比大打折扣，于是他建议人们购买安联公司的股票。摩根担保公司和德累福斯基金根据索罗斯的建议购买了大量安联公司的股票。结果如索罗斯所料，安联公司的股票价值翻了3倍，索罗斯因而名声大震。
小有名气的索罗斯很快被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看中。该公司先后创立了“首鹰”和“双鹰”离岸基金，交给索罗斯管理。其间，他准确地预言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市场（REIT）将经历一个繁荣、过度发展并最终崩溃的过程。他买了一些信托产品，并在市场过热时全部卖掉，结果大赚一笔。为此，索罗斯被擢升为公司研究部的主管，直至后来做到副总裁。
打败英格兰银行的“坏孩子”
1969年，已经39岁的索罗斯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他和另一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合作共同创立了索罗斯基金，启动资金1200万美元，出资人主要是境外投资者，从而避开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1979年公司成立十周年时，索罗斯基金改名为量子基金。
1992年年初，欧盟12个成员国签订了代表欧洲汇率体系新框架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规定西欧各国的货币不再盯住黄金或美元，而是相互盯住；每一种货币允许在一定的汇率范围内浮动，一旦超出了规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有责任通过买卖本国货币进行市场干预，使该国货币汇率稳定到规定的范围之内；在规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内，成员国的货币以德国马克为核心，并可以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的货币进行浮动。
加入欧洲汇率体系进而在新的经济联合体内张扬自己的政治地位与能量是当时英国政府几乎不二的决策方案，为此，英国不惜以1英镑兑2.95马克的高汇率作为代价在条约上签字。不过，索罗斯认定处于衰退中的英国无法维持1英镑兑换2.95马克的汇率水平，于是动用了100亿美元下赌注做空英镑购入马克，同时购入价值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并卖掉巨额的德国股票。他的这一举动招来更多的长期经营套汇的共同基金和跨国公司，他们就像一群饿狼，万事俱备静待猎物“入套”。
1992年9月中旬，危机终于爆发。当英国最终无法承受经济下挫的压力而向德国联邦银行提出降低利率的要求时，后者坚决地回绝了。情急之下的英格兰银行一天之内两次提高利率，使利率直达15％，收效甚微，英镑的汇率还是未能站在2.778的最低限上。在这场捍卫英镑的货币战争中，英国政府调动了高达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最终还是惨遭失败，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而索罗斯成为了这场英镑之战的最大赢家。据悉，在这场较量中，索罗斯一人动用了100亿美元，并且在9月15日那天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获取10亿美元的巨额利润，《经济学家》杂志称索罗斯是“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
袭击东南亚的“猎手”
与西方发达国家在1990年代初期正遭遇经济衰退的煎熬完全不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却出现奇迹般的增长。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却普遍出现了过度投机房地产、高估企业规模和市场需求等严重泡沫化现象。这种现象，自然没有逃过索罗斯的眼睛。
在东南亚各国中，泰国是当时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泰株紧盯美元，资本进出自由。不仅如此，泰国经济的“泡沫”最多，泰国银行则将外国流入的大量美元贷款移入到了房地产业，造成供求严重失衡，从而导致银行业大量的呆账、坏账，资产质量严重恶化。
就在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10家金融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的那一天，索罗斯策动套利基金经理开始大量抛售泰株，泰株变得风雨飘摇。尽管泰国中央银行前后共计调动了570亿美元试图拯救秦株，但在如狂潮般的国际投资资本的袭击下无济于事。而在泰铢贬值之后，索罗斯乘机大量吃进泰国货币和股票，他的这一行动又带动了一大批追随者陆续买进，于是泰铢和泰国股票随后飙升。仅此一役，泰国政府被国际投机家一下子卷走了40亿美元。
进攻泰株得逞之后，索罗斯进一步对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印尼盾发起冲击，最后包括新加坡元在内的东南亚货币全线失守。索罗斯等一度还对香港股市、汇市、期市进行大肆做空，但在香港金管局奋起抗击的情况下铩羽而归。时隔多年之后，索罗斯仍然否认自己是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去年，索罗斯在香港大学演讲时说：“我没有制造（亚洲金融危机）泡沫，我所做的只是加速了泡沫的爆破。”的确，抛开市场从纯道德的角度审视，索罗斯自然显得让人痛恨，然而，正像大型食肉类动物在自然生物链中有不可取代的功能一样,“金融大鳄”通常能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金融市场的缺陷，从这一层面上而言，索氏的投机又何尝不是对现代金融市场管理者的挑战。
“蹩脚的哲学家”
索罗斯不喜欢别人称他为金融投资家，而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哲学家。早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期，他就一直迷恋哲学，并谦虚地自称为“蹩脚的哲学家”。及至后来对外界谈到他的著作《金融炼金术》时更是直言不讳：我人倒下去后，哲学就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部分。
“反射性理论”可以看做是索罗斯的最主要哲学成就，也可以说是他哲学思想的基石。在《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索罗斯这样解释反射性概念：“我们试图理解世界，我们自己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而我们对世界不完全的理解在我们所参与的事件的形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思想与这些事件之间相互影响，这为两者都引入了不确定的因素。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把决策建立在已有的知识上，因为我们的行为很容易产生预料之外的结果。这两种影响相互助长，我把这种双向反馈机制称为‘反射性’。”不难看出，索罗斯所说的“反射性”实际就是人与事物之间的双向影响性。
循着“反射性”原理的认识路径，索罗斯认为，在金融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的认识并进而采取的行为，会对市场的运行状态产生影响，同时市场也会对参与者产生影响。正是由于这种相互影响（即反射性），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要比自然规律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索罗斯指出，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具有理性的，其运作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但现实是金融市场是动荡的、混乱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市场均衡，因为投资者的买入和卖出决策并不是建立在理想的假设基础之上，而是基于自己的预期。索罗斯指出，由于市场的运作是从事实到观念，再从观念到事实，一旦投资者的观念与事实之间的差距太大，无法得到自我纠正，市场就会处于剧烈的波动和不稳定的状态。投资者的赢利之道就在于能在混乱之中推断出即将发生的预料之外的情况，并逆潮流而动。
实际上，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索罗斯的“反射性理论”无法让人回避。与多数人将金融危机归咎于华尔街因贪婪导致的金融衍生品泛滥等不同，索罗斯认为它们只是诱导、外因。在最新出版的著作《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中，索罗斯指出，引发金融危机的超级泡沫是在过去25年中形成的，原因恰恰是参与者的行为和市场信息之间多层次的相互作用，这一观点可以看成是反身性理论的“升级版”。
倡导“开放社会”的慈善家
与华尔街的大亨完全不同，索罗斯没有游艇，出门也不坐高级轿车，更没有私人飞机，外出商务旅行都是乘普通民航飞机，招出租车，甚至搭巴士。多年来，他与投资者“同乘一条船”，没有从他所掌管的基金取出个人应得的利润提成。然而，索罗斯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慈善家，他说自己的兴趣就是为别人花钱。
他曾经为一项旨在对身患绝症者提供更有人情味和更实际治疗的“临终关怀”计划捐出1500万美元；为一笔对合法移民提供帮助的基金捐献了5000万美元。他甚至可以在一天之内掏出1亿美元，只要他对这个慈善项目感兴趣。资料表明，在过去的30年里，索罗斯为世界各地的慈善事业共掏出了80多亿美元。为国际人道主义事务提供资金援助和支持是索罗斯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他捐献了5000万美元的资金，用以在受战争破坏的萨拉热窝建造紧急供水系统。1996年，索罗斯给匈牙利的援助为1576.9万美元，超过了美国政府当年的1509.6万援款总额；而为了防止俄罗斯科学家在苏联解体之后为中东的独裁者服务，索罗斯承担了他们中接近1/3的人的年薪。另外，索罗斯还出资治疗俄罗斯监狱中流行的肺结核病，支持津巴布韦持不同政见者，在美国建立收容所等。
与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所从事的慈善事业有所不同，由于受自身哲学观念的支配，索罗斯的慈善之举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即他希望运用他的财富来“推行开放社会的价值观”，以促进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并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在索罗斯看来，处于封闭社会中的人们受专制主义所统治，很难有自由，他要把西方开放社会的观念随着他的金钱输入到他所认为的封闭的国家中。
为了有效推展自己的“开放社会”价值观，索罗斯在自己的祖国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在前苏联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在纽约建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目前，他设立的基金会在全世界有50多家分支机构，雇员超过1000人，俨然形成了一个索罗斯基金会网络。
与此同时，索罗斯还创建了中部欧洲大学、国际科学基金会和公共媒体研究所，每年的花费超过3亿美元。鉴于索罗斯在推进“开放社会”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特别授予了索罗斯名誉博士学位，同时意大利波伦亚大学将最高荣誉──Laurea Honoris Causa也加在了索罗斯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