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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西的小说总能给人独特的感觉。除去他小说的选材、审美等因素，他小说鲜明的语言风格更是其中的关键。语言风格经常被拿来作为作家成熟的标识，但并不是每一位作家都可以形成其独特的语言风格。文学语言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与主客观因素都有联系，就个人而言，也是由多种因素对作家本身进行影响的。独特的地域文化与环境、创作姿态、文学语言新思潮的影响等因素对东西小说语言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关键词：语言风格；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穆文瑞（1993.3-），男，汉族，河北邢台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01
作家的生存环境显然对其创作的影响巨大，而东西又是生活在风格环境与中原读者迥异的西南边境，带给读者不一样的阅读体验似乎理所当然。然而，东西曾把他的写作明确定位为“走出南方”，且南方的村落只是其小说中常出现的背景。东西的“谷里屯”显然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刘震云的新乡大榕树下迥异，少一些文化的承担，且看东西自述：“我们老田家的人是从外省迁徙到广西的汉族，已经过来好几代人了。因为是外来的汉族，所以住在高高的山上。山上立著二十多间歪歪斜斜的房子，生活着百来人口，养育着白来头（只）牲畜。我出生的时候这个地方叫谷里生产队，现在叫谷里屯。”[1]东西的故乡谷里屯显然是一个边缘化了的村庄，自然所承担的文化价值要大打折扣，当地人的“空间感”和“地理意识”显然也不会太高。东西作为一个出身偏远地区的作家，他的小说并不致力于表现出桂西地区的语言文化，恰恰是要摆脱这种身份给作家带来的不便，东西的做法便是将对话和语言简化。
很显然，这些对话适用于很多的乡村，但我们又知道桂西地域少数民族众多，方言更是五花八门，但在作家东西的小说中却是显现出一种平实与简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中常常感到故事发生在偏远地区，却又不得不承认这种背景的朦胧与模糊。东西曾这样自述：“但是无论是沈从文或者福克纳，他们都不是用南方的风景去打动读者。拨开他们像荒草一样的文字，你会看见一种被称为人性的东西慢慢地浮出来，抓住我们的心灵，使北方和南方一起感动。就这是为什么沈从文写湘西却能漂洋过海，福克纳写约克纳帕塔县却能在中国找到市场。心灵就像水，水与水相连。过去最远的一次心动，也许会在我们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地方产生最强烈的回响。”[2]从这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东西有意识地“慢慢地从南方的地域脱离出来，更多地去关照人们的心理活动”。当一个作家有意识地在小说中从自己的故乡里摆脱出来时，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摆脱故乡的语言。我们甚至可以说，东西的小说语言，就是他心目中的“空调机”。这正是桂西地域文化与环境对东西语言风格的影响，使急于摆脱这种身份的作家，在创作中必然大量使用简单平实的白话，否则，“走出南方”这样的想法很难实现。像东西这样摆脱地方语言，采用简单平实通用语言的做法而在文坛上取得成功，不能不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东西很多小说中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他的身边，比如《溺》，改写了一个在家乡发生的真实的少年溺亡故事，《肚子的记忆》中喝毒蘑菇的故事，也是其父真实经历过的。所以在，东西为了摆脱这种故事上的近，采用了一种语言上的远，远离故乡的语言，采用更能被接受，更通俗的白话。
东西小说的创作姿态很有趣，无论是《肚子的记忆》《后悔录》《篡改的命》《救命》，等作品，都采取叙事学中的“下位叙述”的独特视角。关于“下位”叙述者，主要是与“上位”叙述者相比较而言。“上位”叙述者主要是指“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叙事中叙述人和革命现实主义叙事中的叙述人。“下位”叙事则恰恰相反，它往往呈现为戏谑的、民间化的、戏俗的乃至低俗的姿态来叙述，故而称为“下位”叙述。[3]强迫读者进入叙述者荒诞的逻辑，更加凸显了叙述的荒诞，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东西小说语言风格的第二个特征：荒诞滑稽与作者本人的这种叙述姿态的关系，正是因为作者善于选择这种本身就充满荒诞力量的叙述者，这种独特的叙述视角，造成了小说荒诞滑稽的语言。两者是有必然联系的。在《篡改的命》中，众多的话语显然是充满讽刺意味地从下层人民口中说出的，如：
“如果你真出什么事儿，那我就把你父母接到县城，像赡养自己的父母一样赡养他们。我让他们有车有房，看得起病买得起保险，洗脚，下馆子，跳广场舞，让他们充分体会到制度的优越性”
这样的语言显然是出自特定的下层人民之口，这决定了这样语言的独特风格。此外，想要读者认同汪长尺去送掉汪大志，是一个难点，毕竟汪大志是汪长尺的心头肉，这一段也是整篇故事的高潮，是有关篡改的真正部分。小说为了让这种送子到仇人身边的故事真正地被读者接受，设置了大量荒诞的前奏，将故事引入高潮。
尽管仍有不足，东西在文学语言的探索之路上，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语言的独特性是东西文学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一个方面。除去本文所谈到的地域文化与环境、创作姿态、文学语言新思潮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本文在此不再探讨。
注释：
[1]东西：《壮族，我的第一个异质文化》，《谁看透了我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
[2]东西：《走出南方》，《谁看透了我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47页。
[3]郭宝亮：《“下位”叙述者及其声音——对新时期一类小说的叙述学考察》，《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2期。
关键词：语言风格；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穆文瑞（1993.3-），男，汉族，河北邢台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01
作家的生存环境显然对其创作的影响巨大，而东西又是生活在风格环境与中原读者迥异的西南边境，带给读者不一样的阅读体验似乎理所当然。然而，东西曾把他的写作明确定位为“走出南方”，且南方的村落只是其小说中常出现的背景。东西的“谷里屯”显然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刘震云的新乡大榕树下迥异，少一些文化的承担，且看东西自述：“我们老田家的人是从外省迁徙到广西的汉族，已经过来好几代人了。因为是外来的汉族，所以住在高高的山上。山上立著二十多间歪歪斜斜的房子，生活着百来人口，养育着白来头（只）牲畜。我出生的时候这个地方叫谷里生产队，现在叫谷里屯。”[1]东西的故乡谷里屯显然是一个边缘化了的村庄，自然所承担的文化价值要大打折扣，当地人的“空间感”和“地理意识”显然也不会太高。东西作为一个出身偏远地区的作家，他的小说并不致力于表现出桂西地区的语言文化，恰恰是要摆脱这种身份给作家带来的不便，东西的做法便是将对话和语言简化。
很显然，这些对话适用于很多的乡村，但我们又知道桂西地域少数民族众多，方言更是五花八门，但在作家东西的小说中却是显现出一种平实与简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中常常感到故事发生在偏远地区，却又不得不承认这种背景的朦胧与模糊。东西曾这样自述：“但是无论是沈从文或者福克纳，他们都不是用南方的风景去打动读者。拨开他们像荒草一样的文字，你会看见一种被称为人性的东西慢慢地浮出来，抓住我们的心灵，使北方和南方一起感动。就这是为什么沈从文写湘西却能漂洋过海，福克纳写约克纳帕塔县却能在中国找到市场。心灵就像水，水与水相连。过去最远的一次心动，也许会在我们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地方产生最强烈的回响。”[2]从这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东西有意识地“慢慢地从南方的地域脱离出来，更多地去关照人们的心理活动”。当一个作家有意识地在小说中从自己的故乡里摆脱出来时，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摆脱故乡的语言。我们甚至可以说，东西的小说语言，就是他心目中的“空调机”。这正是桂西地域文化与环境对东西语言风格的影响，使急于摆脱这种身份的作家，在创作中必然大量使用简单平实的白话，否则，“走出南方”这样的想法很难实现。像东西这样摆脱地方语言，采用简单平实通用语言的做法而在文坛上取得成功，不能不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东西很多小说中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他的身边，比如《溺》，改写了一个在家乡发生的真实的少年溺亡故事，《肚子的记忆》中喝毒蘑菇的故事，也是其父真实经历过的。所以在，东西为了摆脱这种故事上的近，采用了一种语言上的远，远离故乡的语言，采用更能被接受，更通俗的白话。
东西小说的创作姿态很有趣，无论是《肚子的记忆》《后悔录》《篡改的命》《救命》，等作品，都采取叙事学中的“下位叙述”的独特视角。关于“下位”叙述者，主要是与“上位”叙述者相比较而言。“上位”叙述者主要是指“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叙事中叙述人和革命现实主义叙事中的叙述人。“下位”叙事则恰恰相反，它往往呈现为戏谑的、民间化的、戏俗的乃至低俗的姿态来叙述，故而称为“下位”叙述。[3]强迫读者进入叙述者荒诞的逻辑，更加凸显了叙述的荒诞，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东西小说语言风格的第二个特征：荒诞滑稽与作者本人的这种叙述姿态的关系，正是因为作者善于选择这种本身就充满荒诞力量的叙述者，这种独特的叙述视角，造成了小说荒诞滑稽的语言。两者是有必然联系的。在《篡改的命》中，众多的话语显然是充满讽刺意味地从下层人民口中说出的，如：
“如果你真出什么事儿，那我就把你父母接到县城，像赡养自己的父母一样赡养他们。我让他们有车有房，看得起病买得起保险，洗脚，下馆子，跳广场舞，让他们充分体会到制度的优越性”
这样的语言显然是出自特定的下层人民之口，这决定了这样语言的独特风格。此外，想要读者认同汪长尺去送掉汪大志，是一个难点，毕竟汪大志是汪长尺的心头肉，这一段也是整篇故事的高潮，是有关篡改的真正部分。小说为了让这种送子到仇人身边的故事真正地被读者接受，设置了大量荒诞的前奏，将故事引入高潮。
尽管仍有不足，东西在文学语言的探索之路上，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语言的独特性是东西文学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一个方面。除去本文所谈到的地域文化与环境、创作姿态、文学语言新思潮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本文在此不再探讨。
注释：
[1]东西：《壮族，我的第一个异质文化》，《谁看透了我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
[2]东西：《走出南方》，《谁看透了我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47页。
[3]郭宝亮：《“下位”叙述者及其声音——对新时期一类小说的叙述学考察》，《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