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岁上学，总是得第一名。不是全班第一，是全校第一。我的名字写在大红纸上，大红纸贴在高高的墙上。我从小受到老师的宠爱和同学的崇敬。经常有全班罚站我独坐的情形。初一时同学们就喊我“博士”；不到二十岁的大学生被称为“托翁”。这固然包含玩笑性质，可这玩笑并不是冲什么人都开的啊。其实我上学的诀窍很简单，就是“认真”二字。课前认真预习，课上认真听讲，课后认真复习和做作业。办事认真无疑是一种好品格，它使我吃了不少甜头。但我很快把这种好品格推到了它的反面。“认真”成了我的一种桎梏。比如，不认真做完作业我就不能安心干其他事，更不能去玩。我是个电影迷，但我总担心学校在星期六下午组织看电影，因为星期六下午作业肯定没有做完，电影也就肯定看不踏实。
　　耿直也无疑是一种好品格，但我也过于耿直，什么事都直来直去难免磕磕撞撞。
　　以我这样一种个性缺陷，又在“左”的路线时期长大，经历着过多的政治运动，心理的刺激和创伤可想而知。
　　大学毕业后，我就感到我特别过敏。别人不当回事的，我认为很重要或很严重，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1969年的一天，我去一所大学采访，碰上那里正在批斗所谓“现行反革命”：一位女学生忙于写大字报和大标语，几天没休息，昏昏沉沉中把一条标语组接错了，成了一条反动标语。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从此后，我写任何东西都要反复检查，生怕写错了，但越检查越不放心，以致几乎不敢写字。虽然我以极大的毅力进行克制，却付出了许多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尤其苦于终日里心情紧张。这种不放心的强迫观念和反复检查的强迫行为不断加重和扩展，发展到极其怕脏，特别怕尿。这自然与我从小过于讲卫生有关系，但这时的怕脏已不是担心得病，而是担心手脸没洗干净会妨碍眼睛看字而不小心写出反动标语来。于是我成天不停地洗呀洗呀，一次可以洗掉一块肥皂，一洗就是十来个小时。实在是苦不堪言。
　　为了治好强迫症，我遍访中西名医，却_二点效果也没有。1986年lO月，我反复考虑得出以下结论：一、这种病太痛苦，不堪忍受；二、这种病不可能治愈；三、既然自己成了废人，就没有必要再活在世上。于是有一天趁家中无人，我毅然吞下400片利眠宁。
　　我被抢救过来后不久，朋友们听说南京有个鲁龙光，便不由分说将我送到南京。当时正值鲁主任开办“疏导心理疗法”的集体治疗，我漫不经心地坐在百十号病友中间听讲，不料，越听越有昧，这些科学的正确的真实的可信的知识，竟是我前所未闻的，我仿佛从地狱门口看到了一线光明，立下决心，与鲁主任密切配合，认真领悟、刻苦实践，努力矫正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一周后，我写了一封数千言的长信向关心我的朋友们报告喜讯：我的顽症已经基本痊愈!我感到我简直如风凰涅磐，获得了再生，似乎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充满活力和朝气。曾经死死箍在我精神上心理上的那个“金箍”猝然断裂，“乒”然落地。从南京回家后的几个月里，我不断加深认识、反复进行实践，使认识与实践和谐地同步，终于使所有症状全部消失，完全恢复了健康。
　　而这，完全归功于鲁龙光主任。
　　科学考察发现，人类当代各种疾病中，因心理因素致病的占80％以上，且日益呈上升趋势，如神经官能症、精神病、高血压、心脏病，肠胃病等等。这类心身疾病光靠药物是无法根治的，必须结合心理治疗。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心理医疗相当发展，以美国言之，每年大约有l／3的美国人接受心理治疗，耗资可观。但仍有许多领域尚未获得突破性进展，如强迫症——就是我所患过的，一种患者甚多，极为痛苦的心理疾病——就被判为不治之症。
　　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心理医疗专家、主任医师鲁龙光一我的救命恩人——历三十年潜心科学研究、广泛社会调查和刻苦临床实践，率先取得突破。其首创的“疏导心理疗法”，已治愈包括强迫症在内的大量心理疾病和心身疾病患者，解除了他们的痛不欲生之苦，被国家授予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外医学界也惊为奇迹，我的亲身经历更证明其绝非虚妄。